“全星际化”与全球化的背景
当我们观看《侠盗一号》，并且回顾之前的星战影片时，会赫然发现电影的时代背景是一个与我们所处的地球发展同步甚至超前的大星际的时代：宇宙中的银河共和国首府位于克洛桑，国家由共和国联合议会中来自各个星球的议员共同管理。共和国除了类似于维和部队的绝地武士团以及司法部队外，并没有自己的军事组织，只有各加盟国自己组织的军事力量，*队军**不被共和国管治。我们可以看到，银河共和国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共同体，而银河议会是共和国民主政治的根基。议会由共和国的各加盟国派议员组成，议会保护加盟国的利益，帮助共和国最高议长管治共和国。同时，议会是共和国的立法机关。
这种“全星际化”的背景与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何其相似，但是其发展的更为超前：譬如，整个银河共和国各国皆有高度的自治空间，各“加盟共和国”的国体、政治运行模式也不同，但是它们也在大银河共和国相对稳定和牢固的共和体制下各自存在和交互发展。同时，以往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也看到苏联、南联盟、欧共体、北约、华约等等迭代更替的国家和政治经济联盟在二战后都由于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经济需要处于不断地建立与瓦解过程中。
我们回到银河共和国，这个看上去和平繁荣的星际共和国在克隆人战争后，议会的权力开始下降。当勋爵达斯•西迪亚斯跻身了最高议会，出于其野心的膨胀，授意贸易联邦出兵和平星球纳布。银河共和国末期，共和国又产生了分离主义运动。达斯策划下组建了由数千个意图脱离共和国的星系组成的独立星际联邦，与共和国展开对抗，并最终爆发了全面战争。战争历时三年，几乎遍及银河系的所有星系。战争最终以银河共和国被改组、帕尔帕廷（其真正身份是达斯）称帝建立银河帝国而告终。
虽然帝国取代了之前的共和国，有人认为这是个人的野心取代了民主的共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银河帝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它包含了超过百万的成员国、超过五十万星球的殖民地、保护领土以及地方政权，包括了银河系大部分地区。在其政治经济意义上，仍然承担着之前银河共和国的使命。之前，共和国的权利机构——议会不再裁决政务，转由星区总督处理。但是国家军事、司法皆有所掌，尽管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帝国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向一个完整的、帝国形式的星际共同体转化并完成。但是，从星际各个国家的角度来讲，银河帝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大一统的政府取代了之前权力腐败严重的、松散的银河共和国。并且，前者继承后者“全星际化”的任务。
反殖民与后殖民的谵妄
在影片《侠盗一号》中，起义军在面对银河帝国的强大*队军**面前显得实力非常薄弱。同时，帝国建造了具有大规模*伤杀**实力的战斗空间站——死星。起义军由银河帝国的被压迫者与各殖民地武装联合组成。无论是《侠盗一号》还是《义军崛起》等等星球大战系列的电影，总充斥着一种反殖民的味道。
追述任何关于反殖民的文艺作品，无外乎通过两个维度：一个是挑战当局的意识形态，如《星球大战》系列当中，起义军对于银河帝国政权的抵抗，反对极权的压迫、可望恢复共和时期的民主、自由、博爱等等具有早期启蒙价值的理想；另外一个维度是直接揭露银河帝国殖民统治、残害百姓的事实，譬如《侠盗一号》中帝国*队军**任意*杀屠**科研人员以及制造毁灭星球的大规模*伤杀**性*器武**。这些影片中呈现的情节，其实都可以在现实当中找到原型，比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三帝国研发的毒气弹以及正在积极研发的核*器武**。
以后殖民文化理论来看，这部电影中民族国家、霸权意识的味道也颇浓。尽管起义军仍然是由各个星球、种族的成员联合构成，但是战争发动的根源中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以及压抑在各个主角心中“恢复共和”的复兴理想与乡愁无外乎统统纠结在变相的“后殖民情结”里。反殖民与后殖民这两种情结无疑构成了起义军舍身忘死抵抗帝国统治的谵妄。从银河帝国的视角看，起义军的行为无非是一种恐怖分子的*动暴**。
在《侠盗一号》中，各个主角在闹市当中与帝国*队军**展开巷战，破坏了地区正常的政治经济运行。在帝国当局和民众的角度，一切平民伤亡都在于起义军对帝国部队的袭击。这种袭击往往发生在殖民地，原因往往在于起义者站在本国或者本民族的角度对于殖民者的反抗。这类行为在殖民者的陈述当中往往被称为“恐怖袭击”，起义军亦被当局和该地区民众称为“恐怖分子”，但是在“后殖民情结”的情怀泛滥中，叙述中的一切交火都变得合理，事实中平民的伤亡也变得忽略不计。整部电影贯穿宇宙人间的全部战斗都像“反抗”与“*压镇**”这两个名词的呼喊者在一片反殖民和后殖民的谵妄中高声尖叫！
全球化的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里，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等方式使各个国家之间相互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各国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交往的不平均和摩擦。有些科技占据优势的国家提供技术，其他国家或提供原料，或提供人工劳动，以达到商品成本最大程度的降低。
在这个“后殖民”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从殖民模式转化到全球化的联动方式，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一次危机。但是在一些饱含“后殖民情结”的思想中，没有技术优势的国家，譬如第三世界国家，往往作为在这个时代的被变相殖民的受害者出现。这些国家本来无力开发本国的资源，需要技术强势的国家带来技术，共同开发资源，这样的行为往往被看作是当地资本的被掠夺，该国家当权者被视为*国卖**贼。该国家所提供的人力和资本成为当权者与霸权者相互牟利筹码，而该国家的人民又被戴上被殖民者、弱者的帽子，从而被书写、被怜悯、被文艺作品和政治文本素材化。尽管已经跳脱了殖民的年代，在某些国家的文化和艺术作品当中，充斥着大量的自我民族认同的元素，却忽略了本国的美学特征，以诸多元素堆垒的方式强行展现殖民伤痕，并以夸大本民族成果的行为强行将其他国家的成果纳入到本国的创造中。譬如中医、书法就往往被纳入某些国家的文化范畴当中。
在世界共同体和经济全球化中，往往不能纠结于到底是“东方学”还是“西方学”。二十世纪中后期，各种文学、哲学、政治学理论层出不穷，世界学术界一度百家争鸣，其影响力波及至今。诸多艺术形式与各种思潮联系紧密，但是套用一种理论无法驾驭全部。以女性主义为例，其核心观点对抗西方的“*具阳**霸权主义”，即一切以西方的、男性的话语霸权的理论。但是，在发展和运用以及传播的过程中，不适宜的阐释和任意的发展容易导致女性的阴道形象成为了倒转的“*具阳**”，导致“阴道霸权主义”的倾向。
同样，“后殖民情结”也具有保守性的色彩：原殖民地的文艺创作永远保留一种殖民伤感，作品或疾呼或呐喊或以头抢地，极尽狭隘的民族保守主义的感性之能事。这样的作品往往脱离支撑其理念的本意，跌入偏激和虚无的深渊。自从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高呼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口号已经一百多年，但是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并非后殖民的文化自信，真正的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是基于将本民族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之中，并抽离出自己独立的个性，让中国史亦是马克思曾经谈到的“世界史”风云鼓荡中的一部分。（作者：王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