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关于客体，可以这样认为：客体既是实体存在的主要形式，同时又颇为难于察觉。首先，客体具有其暂存性——当我们对某一事物进行思索之时，我们所见的事实仅仅是一种快速摄影的图像或某种暂时过程的瞬间凝固，这便构成了该客体的真实本质。
我们处理事物时喜欢把它们按时间切割成一块块横截面，把客体与构成其基础的暂存性撕裂开来，把它们雕凿成便于把握的共时性的条条块块。如果在时间上的真实情况是这样，那么人们对空间的处理也如出一辙：除非我们以某个“世界”为背景，除非我们已粗略地了解了某一套互为交织的功能与位置，否则就没有任何客体能够进入我们的视野。
正是这种以视角与关系构成的网络系统，纵横交织，深入到了事物的核心，从而成为判定和理解事物的真正基础。“世界” 正是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从来就不可能单纯地存在某种客体任何一点亟待理解的个别现实，都必须由一张巨大而纵横交织的要素之网包罗起来，都大致包含在这张网里，或者说（我们改变一下网的比喻），都必须以从未完全为我们的目光所确定的某种视野为背景。
世界并非是某种存在于空间的客体，这与它所包容的那些事物不同，人类的实践将它算计来算计去，使它绵延至今；这就是为什么对现象学而言，谈论“外部”世界是件奇怪之事，因为这似乎是说，原先就可能一直存在着一个没有人类（组织和支撑）的世界。但这种能够把握任何一种特殊事物的实证式的语境，其本身却永远是个难解之审美意识形态之谜，它像事物自身的前进运动一样，渐渐地消解于不确定之中。
这就导致了这种情况：我们在观察事物之时，不是直接地正视事物，而只是斜睨一眼而已。我们从来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因为事物一离开我们的视线便失却了踪迹，这意味着在任何实际的视野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无限可能的联系。我们能看见某一事物是因为它显现于我们面前；然而，原先促成这种显现的那些东西我们通常都看不到。
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些事物是如何出现、如何诉诸我们的理解力的？虽然我们所见所接触的客体都固有一种易于理解的特性，但由于这种特性并非是诸如颜色或音量那样的物质特性，因此我们无法轻易地对它加以认定；但是，事物究竟是如何为我们所认识，又何以显得非常便于把握呢，若简单地对事物加以判定，我们就抹掉了认识活动的神秘性。确实，事物对于我们不仅显得便于把握，而且还易于理解，至少是潜在性的，这就是说，人们可能想象得到，我们所把握的事物未必就是事物的实际。
倘使这世界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波兰科幻小说家S莱马的《太阳系》中深不可测的海洋那样一片漆黑，以致我们的话语和理解力都无能为力，那么事情将会怎样呢？倘若客体皆非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有规律的事物，而是被某种无法沟通的鸿沟与我们分隔开来的现象，那么又将如何？这究竟是一种闲极无聊的推测抑或只是因为我们患了某种健忘症的结果呢？这种健忘症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令人惊讶地对现实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把握，曾经在事实上对现实世界作了井井有条的处理。
对于这种事实究竟应如何解释呢？由于这类知识关系到我们生存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如我们无法弄懂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是否就不该在此费神去琢磨它?
我们之所以最终无法把握住某一客体，只是因为它可能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正如莱布尼兹所作的著名发问那样，为什么就非得让有（anything）而不让无（nothing）坦然存在？我们在厌倦和焦虑之时所想象和瞥见的都是一种无，但这种独特的有是如何取代那本该存在的无的呢？既然无实际上有必要存在，那么众多的有同样也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大概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以此观之，倘若客体的存在是极为偶然的，那么不管客体的显像是如何地充塞于天地，仿佛在否定客体存在的偶然性一样，人们是否还是无法以某种无的方式把握住它们？世上有没有什么实际存在过的、其生存有一定必然性的事物，会不同于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那些随手可扔的杂物? 上述这一切，无论是作为令人崇敬的思想，还是被当作神秘兮兮的胡言乱语，都是海德格尔以生涩的语言和总括的方式称之为存在（Being）的某些内容。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任何这类毫无虚饰的阐述显然都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与拓展：例如，在《论时间与存在》 中，海德格尔力图否定这样的看法：尽管存在与时间是“互为归属”和相辅相成的，但存在却是暂时的；在《关于国家之道的谈话》一文中，海德格尔扬弃了某种（仍属于形而上学的）空间视界的概念，进而涉及到了由此发展而来的“领域”观念。正如海德格尔以其刻意雕凿的晚期风格所扼要地指出那样：“领域的划分是对某种持久发展结果的一种聚合和重新界定。”
如果我们能够对存在高谈阔论，那么这至少对早期的海德格尔而言，是因为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实体存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它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发现自身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关涉到其他所有实体存在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它自身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此在生命存在的特殊方式，其本质以存在的形式呈现，它极为典型地活跃在人类的各个活动领域。在其自身可能性的现实化过程中，此在不由自主地证明了各种事物都围绕着它，都团结在它的周围；此在因此让各种存在之物都在它身边保持原状，解除它们的禁锢，使之得以自我显现，海德格尔将这种过程视为拓展存在的超然存在。承 袭于此的理解力首先决不是一种概念，即某一求知主体相对于某一可知客体（主体能够容纳它的显现）的概念。
对于此在而言，在获得任何这样的认识之前，它已经发现自身不断地以多种方式与其他事物进行着交流，包括用某种原始方法与它们沟通，采用某种实践性的定位或与事物相熟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构成了某种判断力，它为以往所有的知识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欲理性地或科学地把握某一事物，则有赖于与此在相关的事物的某种更为基本的效用；存在有各种意义，至少其中之一就是不论此在身为何物，它都让客体发生这种先在的效用，都以一种前理性、前认识的姿态去熟识和承认这些客体，把它们交付给此在。
你可能会以古典式的方式把真理认作是心灵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满足；要不是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就会惹出很多麻烦。这种主体和客体从何而来？如何真正地理解并把握它们？我们将它们互相加以比较的那套复杂的程序又是从何而来的？
海德格尔在《真理的本质》中论述道：真理作为一种命题，其自身必须依赖于对事物的某种深层的揭示，必须让现象在场，这种在场是此在超然存在的结果。我们可以断言某一事物预先假定了一种“开放性”的领域，此在与世界在这个领域中早已相聚在一块，若是它们原来就是永远不曾分离的整体，也可以说这种相聚从未发生过。此在是超然存在的自由漂移，超然存在发现自己总是无视其他实体的存在是一种确凿无疑的事实，而去追问它们的本真存在；正是这种超然存在展开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本体论差异”，我们可以由此区分生命与存在，弄明白后者是永远不能被前者耗尽的。
这仿佛是此在把自身定位在这两者之间的分野上，犹如一道嵌在那儿的缝隙，又好像两者之间的一种联系或“中介” 因此，存在是主客体相聚时的“空白地带”或领域，既非主体，亦非客体，但似乎也可说是它们彼此之间的自然效应。如果说存在从本质上决定了事物的本身，那么至少在早期的海德格尔看来，事物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远在我们获得任何关于事物的关键知识之前，事物就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相适应。
因此，存在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使我们与世界的交流成为可能，究竟是什么事情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并将不断地发生下去？此在自身特殊的生命力就在于理解存在，在于发现自身作为判断力实践工程的中介，永远居于判断力的中心。
由于这本来就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因而这是其他事物的一种生存形式，此在正是在这种与事物密切相关的形式中，促成了事物的自我显现。在这种标新立异的思想与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先验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类似。如果存在首先可理解为客体，那么它就与康德对世界的先验观念有着显豁的联系。
但它因此也与康德的美学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康德的美学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它认为心灵与世界之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默契，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所有特殊的认识活动的基础。海德格尔著名的“前理解”概念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即认为在所有无法避免的诠释循环之中，现象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先具有直觉式理解的可能，人们才可能对它加以把握——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回到了康德的审美惊愕，把世界看成是一种可以总体把握的事物。
只是海德格尔似乎把这种美学主张彻底地变成了本体论，从而使康德的审美感知力在此在的概念中变成了与周围世界息息相关的人类生成的不断定位，而在康德那里，虽然这种审美感知力已触及了所有已定形的知识，却仍然是认知活动的永恒前提。海德格尔在他论尼采的著作中，为康德的审美非功利性学说辩解，并将其移译成他自己思想的术语。“为了发现事物之美，"他论说道，“我们必须让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纯然以本来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展示出其自身的形状和价值，我们必须任由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保持其原来的风貌；我们必须允许并赋予它属于它的一切，以及属于我们的一切。”
康德的审美非功利性因此就成了海德格尔“存在”的同义词，康德的“美”也就成了客体在其本体论纯粹意义上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对海德格尔来说，“审美”是其最基本的结构；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缺乏的是这种摧枯拉朽的审美眼光，这也是他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对康德进行批判的部分内容。
本文摘选自特里伊格尔顿著作
《审美意识形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于歌
欢迎合作 | 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