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先贤几千年前就已发现善恶与祸福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因果对应关系。《易传·文言传》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传·系辞下》云：“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尚书·伊训》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左传》云：“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善恶因果观念构筑了中华文化圣贤教育的根基，也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习惯风俗产生了久远深刻的影响。
人们相信，人行善会带来福报，人行恶会带来灾祸，所以就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敬畏感，主动自觉地为自己建立一套慎独自律的道德约束机制，形成一种劝善、惩恶的巨大精神力量，将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与道德伦理教化有机融合，端正身心，完善人格，达到弘扬传统文化正人心、厚风俗、教化人心的社会功用。
印光大师在《增广上·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中说：“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间圣人，烹凡炼圣之大冶洪炉。若最初不以因果是究，则通宗通教之后，尚或有错因果事。因果一错，则堕落有分，超升无由矣。且勿谓此理浅近而忽之，如来成正觉，众生堕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
印光大师对因果教育紧迫性、重要性、根本性的阐释可谓鞭辟入里，深刻通透，切中要害。“如来成正觉，众生堕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也必须先使众生明因果，知因果，信因果，才能使众生显良知，出迷途，达成育人树人达人的教育功效。
中华圣贤教育以伦理、道德、人格教育为主干，同时也以善恶因果教育为基石，伦理教育使人明白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角色，道德教育使人明白人在社会中要遵循的行为规范，人格教育使人明白人在社会中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果教育则使人明白宇宙间通行的天地至理、自然法则：人为什么要行善积德，为什么要止恶向善，人的祸福吉凶如何而来，人的命运将会走向何处？明了因果，从内心深处潜意识里不敢作恶，不愿作恶，圣贤教育的伦理、道德、人格教育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切实地理解圣贤教育的目的和功用。
民间三大圣经之一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云：“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身于天地之间。”又云：“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独，勿谓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动一静，神明鉴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况报应昭昭，不爽亳发。”既体现了儒家五伦纲常思想，也明确指出善恶因果，报应昭昭，不爽亳发，“善恶两途，祸福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
关帝在《降笔真经》中也指出：“一切贪残奸巧。还偿果报斤斤。最戒读书文士。并及官宦军民。弄手诓骗财物。辈辈嫖赌沦侵。比比争能争胜。往往越贱越贫。快快收心猛省。休休愈堕愈深。三生轮迴恶趣。千载唾骂难禁。”
善恶因果是宇宙自然规律，也是儒释道教共同崇奉的根本理念和思想。《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佛经云：“欲知过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人在世间所遭遇的一切，无论健康、疾病，富贵、贫贱，成功、失败，都绝非偶然。
深信因果者，心中常存敬畏，凡事慎独自律，谨小慎微，积极行善积德，广结善缘，不敢作恶，必然福有攸归，福报满满，常常能够化险为夷，转祸为福；不信因果者，心中无所忌惮，狂妄任性，残酷暴虐，手中权势越大，财富越多，所做的恶业就会越深，轻则违法乱纪，为非作歹，作奸犯科，重则荼毒百姓，祸害苍生，遗臭万年。
因此，印光大师一生都在极力提倡因果教育，在印光大师看来，因果教育乃是古往今来一切世间与出世间的圣贤们成圣证道后，教化度脱众生最为有效也最为根本的方式和方法。只有芸芸众生对善恶因果律有了清醒的认知和深切的信仰，才能真正从内心出发，行正道，修善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