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是一个社会生存眼光很差的人，上世纪70年代末期读高中时，我没有远大理想，只是为上学而读书，根本没有流行语 “知识改变命运”所说的那种意识。就如我的母亲直到临终也未坐过火车一样，从小学到中学，我没有离开过比古浪县土门公社辖域更远的地方：东面我到过双槽火车站，西面我到过永丰堡二中农场，最南面到过祁连山里我们队的孙家湾，最北面到过二墩子火车站。由于实行高度的集体经济，当时的土门街也一派萧条景象。居住在山前平川里的我们，比起山区来的学生来，生活条件自然比较优越；比起土门街附近的学生来，由于种的地较多，家中的口粮也相对宽裕些，不像他们那样节俭。于是，我们将山区来的学生叫做“山里帮”，把土门街附近的学生叫“街里帮”或“街上油渣子”，以此来区别和他们的不同。因此，我不知道城市的模样，不知道居住在城市到底有何好处，只觉得我所在的村子很亲切，母亲做的家常饭很合口。至于考上大学或中专后能干什么、能使自己的命运改变多少、城乡到底有多大差别……我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和思考，加之自己天性贪玩，又遇上和自己同一类型的一位张姓学生（暂隐其名），常拉我挖空心思地去干一些偷校园杏子、捉弄同学之类的事情，使我俩很快结成了一对令老师头痛的捣蛋鬼！姑且说这样一件事来证明：1979年，离高考大约一个月的自习课时，张同学拿出一副扑克摔在桌上大叫：“是男子汉的就来玩扑克！”因那时土门子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永丰堡村有一家人，夫妻打架后，妻子叫来娘家人评理，他吓得钻在地窖里不敢出来。妻子娘家人对着窖口喊：“有本事你出来！”他躲在地窖中仍嘴硬：“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我们常拿“永丰堡的男子汉”来讥讽一些干事懦弱的同学。故张同学一号召，为表现我不是胆怯的人，就第一个积极响应……诸如此类的事，那时我不知道参加了多少！以至于其他学生干了什么坏事，老师查起来，总要朝我和张同学头上想。这就牵扯到了我很难启齿、但却饱受冤枉的一件事：79年高考那一年，我们到学校农场劳动，当时我所在的4班在农场的北边干活，其他班在场部及附近干活。中午休息时，不知是哪些学生把场部院子里一条地埂上种得所有西葫芦上，用指甲刻画了跟今天幼儿园小朋友画的“太阳”一样的图案（中间两个圆圈、外边一些放射状线），但当时却被同学们约定俗成为女人的阴部。那时学校办有教师食堂，老师们想想吃这葫芦时的恶心状，一个个气冲斗牛！校长下令查找乱划葫芦的学生，但有个学生（我至今不知是谁），不知是嫉妒我学习成绩好还是讨厌我平常捣乱影响了他的学习，就私下告密葫芦上的图案是我的杰作。于是，愤怒的校长决定要处分我，班主任段老师见状极力替我开脱，说今年就要高考，这娃极有可能考中，如果背上处分，将严重影响其前途，建议让我做深刻检查。校长斟酌再三，只好同意这意见。之后，段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对我严厉地批评教育。回想起来，我在学校里干过的坏事如果被老师追查，自己都能在第一时间毫不遮掩地全盘承认，颇有种“不打自招”的软蛋样，以至于工作后领导曾提出让我入*党**，我自思不能像江姐那样宁死不屈，就未敢写申请。但这件事我确实没有干过，自然坚决否认。最后，段老师恩威并施，逼我违心地写了一份检查，他又做些润色，才将这件事压住。我知道段老师是为我好，有意要保护我，但我确实没干过这事，而当时处于劣势只能就范。
那时对高考家长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我们是自带行李在古浪一中铺着麦草的教室地上几十人一起睡觉，加之古浪峡的气候早晚很凉，我又患有慢性肠炎，一换水土肚子就不舒服，起了几次夜后把自己弄感冒了，当时也不知道啥地方买药，坚持着考完后输了一个星期的液才好。就这样，我毫无思想准备、懵懵懂懂地带病参加了第一次高考预选及高考，因那年参加高考就不能参加中专考试，最后，我以总分12分之差名落孙山。
1980年，复读了一年的我明白了些事理，又参加了一次高考，虽然学习成绩比上年大增，可我是一个自我约束能力很差的人，考试的前一天黄昏，我禁不住同学撺掇，一起去一中后面比赛爬山，到山顶后脱了衣服受凉感冒，发烧39.5度，导致第二天上午考砸了自己很擅长的数学，中午父亲从乡下赶到，马上领我去医院打了退烧针，但下午的政治考试时仍头昏脑胀，背下的东西记不起来，也未考好；第三天病情转好，发挥正常，才使自己的分数上了二本线。这年，教育部对考试进行了改革，高考和中专考试虽分步进行，但考生可参加完高考后再参加中专的招生考试。高考结束后，我们休息了两三天，又参加了中专考试，父亲吸取教训陪我考试，感冒也完全好了，结果数学考得99分（卷面不洁扣去1分）！其他理化合考92分，政治88.5分，最低的语文85分，考得总分364.5分（满分400分，此成绩单我保留着，一直珍藏到现在）。据段老师讲，当时武威地区总分360分以上仅11人，我所在的学校占两人（另一人现为厦门大学教授）。
报志愿时，金川公司当工人的哥哥建议我不上一般的二本，让我报当时在武威地区仅招生两人的上海铁路学校，我父亲不同意，说一个农村的娃娃，连到武威都辨不清东南西北，到上海不放心，就报甘农大吧，有啥事到黄羊镇也方便些，于是，我成了甘肃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毕业后，自忖不是搞行政的料，就主动要求去从事业务工作，被分配到所在地区的农技推广部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农民宣传示范和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一干就是一辈子。
回想起来，我两年高考中竟然两次患感冒，从而未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固然与古浪的气候和当时的生活条件有一定瓜葛，但更主要与我的顽皮习气脱不了干系。人生，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赶不上将永处落后位置；小时候的每一步放纵，都将落下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