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文霞
吾师
我固执地认为，一个人如果迷恋上发呆、沉醉于往事的话，说明他确乎是老了。我即使在默然独坐时，也本能地抗拒回忆。我努力营造一种美人尚未迟暮的假象，这诚然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却充分暴露出一个奔五的人内心深处的恐慌。掩饰正说明不知所措，而逃避无疑是懦弱的代名词。
回忆需要勇气吗？是的。“吱呀”一声推开那扇横亘在昨天与今天之间的厚重的门，小心翼翼地张望。谁能保证，那珍藏了三十年的旧时光安然无恙？谁能保证，它们没有被岁月侵蚀，或者被肆意雕琢，改变了最初的模样？于我而言，悠悠往事就算是酿成了醇香的酒，也是令人失望的。我所要的，是真实的呈现和还原。我所珍视的，是它最初的样子。
这是不是意味着，往昔的岁月纵然有诸多遗憾，我还是想重新过一遍？
细说起来，我进平遥中学颇费了一番周折。1985年，我随转业的父亲回到故乡。说是故乡，其实早已生疏。离开时扎着小辫流着鼻涕在田野拾柴的小女孩，回来时已华丽转身，拥有了令人羡慕的城镇户口。尽管变成市民了，生活却依旧艰难。父亲当了二十多年兵，所得的安家费少得可怜。我们不得不在城郊租房。先在城南堡，后来搬到十九街。居无定所的一家人，像是漂在故乡的一条船，心也是漂着的。所以后来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回到故乡却还说着一口普通话时，我的回答是：我无法快速完成角色转换。就像一只无处可栖的蝴蝶，不停地扇动翅膀，在旁观者眼中，它是在炫耀翅膀的美丽，于它则何尝不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盘旋？
入学向来是棘手的事情，八十年代也一样。我的转学手续办得并不顺利。父亲刚从部队转到地方，不能自如地应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以为我从一所重点中学转到另一所重点中学名正言顺，不该有任何阻碍。殊不知，平遥中学的门槛很高，不是等闲之辈可以轻易迈入的。客观地说，北京十中是区重点，平遥中学是省重点，平中当初不肯张开怀抱接纳我也无可厚非。现在的我能理性地看待这事了，当初却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一个少年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跺着脚发誓：随便给我找个学校，我一定能凭自己的本事考到一中来！骨子里的倔强就这样蓬蓬勃勃地被激发出来。据说父亲无奈之下，拿着我的档案来到苗校长的办公室。档案袋里面有我小升初的成绩单和在十中第一学期的成绩单，还有我被评为北京市三好生的光辉记录。经过一番恳切的解释和激昂的争辩，最终苗校长被打动了。我带着北京娃的光环，坐到了127班的教室。
127和128是两个自费班，假如平中当年没有扩招这两个自费班，我的人生走向会不会改变呢？人生没有如果。命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那时的我绝对不会想到，我与平中的缘分才刚刚开始，至于这种缘分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延续，我无从知晓。
对于苗校长，我是万分感激的。我知道，另一个人也得益于苗校长的帮助。那个男生比我优秀得多。有些事情不必去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成绩证明，他没有看走眼。
我在平中上的第一堂课是数学课。一上课就来了个小测验。这哪里是小测验，分明是一百杀威棒。我记得是10道因式分解题。当时因为转学的事，我已耽误了不少课程，这部分内容完全是自学的。忐忑不安地把本子交上去，我像个赌徒似的对自己说：要么一百分，要么零分。不可思议的是，居然全蒙对了。题目后面，几行用红笔写的字赫然映入眼帘。字写得工工整整，算不得清秀。估计常老师的拥趸会跳出来说：你怎么能以“清秀”为标准，要求一个数学老师的字呢？何况还是一位玉树临风的男老师！据说常老师当年穿着一身红西装，从校园翩翩走过，迷倒不少女生。但愿她们看到这段文字后不会打我。
我没问过常老师，一个新转来的能考一百分的学生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估计还不错吧。我只记得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为了你心中的目标，努力奋斗！坦白地说，那时的我混混沌沌，没啥目标。日子还长着呢，未来太遥远了，远得看不到边际。如果让我重回昨天，估计我还会这么没心没肺地说。但老师那番催人奋进的激荡之言无形中给了我力量。在平中的几年，我谨遵师命，踏踏实实地学习，成绩还不错。“余虽不敏，然余诚矣。”总算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再见常老师是在北京。现在的他任教于赫赫有名的北京四中，是北京市优秀教师、金牌教师。忆及常老师对我的鼓励，我觉得，老师给学生教授知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引领。我们何其幸运，在年少无知时就有人语重心长地叮咛：人生除了向前，还要向上。更幸运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常老师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男神和励志的榜样。
我们那届初中有四个班，教室分作两排。127、128在前面一排。127班在外边，靠近一条青石小路。小路的另一边是绵延的高墙。高墙的中点处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垂花门。穿过垂花门，右首有一间低矮的平房，是老师们的办公室。窗户既小且低，从窗前走过，我们偶尔会向里面张望。看到的无非是一撂撂的作业本，没有什么新奇的发现。我不记得自己去过那间办公室。我不是课代表，不负责收作业、交作业。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埋头苦读，像个学习机器。没有人逼我，就是自己设定好了程序，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运行。有一种学生就是这样，心智成熟得早，自我管理能力强，不给老师制造什么麻烦。深受老师器重，跟老师却不怎么亲近。相反，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或者成绩忽上忽下的学生，让老师操碎了心，反倒跟老师成了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我很羡慕他们。这是后来的事，当时并不羡慕。当时的他们被虐得都生无可恋了吧？不是被叫到办公室谈心，就是被提溜到教室后面罚站。
记得有一次上晚自习，几个男生在教室后面站成一排，接受惩罚。不知是因为打架还是逃学，反正把老师气得够呛。127班的男生可不是省油的灯，很有点桀骜不驯，要降服他们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不太笔直地站着，挺着脖子与老师对峙，一肚子的不服气。老师呢，也不跟他们多费口舌，彼此心照不宣，很有默契。这样的节目经常上演，时间久了，女生们都习惯了，甚至懒得回头看一眼。现在想来，常老师跟安老师真是执着。对于自己所教的第一批弟子，他们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即使最愚顽的学生，也不肯放弃。他们或许是相信奇迹的，因为年轻，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有时难免用力过猛。用力过猛的时候，与其说他们在与学生较劲，不如说在与自己较劲。
安老师教物理，兼作我们的班主任。喜欢穿一套浅色的西装，上衣的纽扣从来不扣，走起路来清风吹动衣襟，丰神俊朗，飘逸出尘。安老师用他的睿智和高情商弥补了教学经验的不足，对于班级的管理无疑是成功的。三十年后，田亚峻博士回忆起初中生活，说有一次考试他没考好，安老师找他谈话：“这个成绩不是你的真实水平，你应该能考到班级前十名。”老师的话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一路攀登，成了我们班学历最高、在学术上最有建树的人。几十年前安老师就看出田博士是我们班的读书种子，真是独具慧眼，以后应该叫他安伯乐了。
孙老师戴着副眼镜，温文尔雅，诙谐幽默，未曾开言，笑意先在脸上绽放，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那时正与段老师谈恋爱，甜蜜的心正住在春天里。以幸福之眼观物，必定万物皆着染了幸福的色彩。记得他朗诵课文的语调抑扬顿挫，特别有感情，教室里充满快活的空气。我的作文有时会被当作范文朗读，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因而总盼望着上语文课。看到孙老师走进教室，走上讲台，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孙老师多才多艺，会拉二胡，在学校的元旦晚会上表演时技惊四座。拉的什么曲子浑然忘却了，不管什么曲子，都是有情之旋律。
遥想当年，安老师、常老师、孙老师，刚走出校门，满腔豪情，满怀诗意。在风吹流云中，在花开花落里，他们见证了我们的稚气，我们见证了他们的青春。
三位老师的年龄跟我们相差不多，既是严师，又似兄长。毕业后聚在一起，有同学端着酒杯，恭敬地称老师的夫人为“师娘”，即刻遭到大家的嘲笑：“我们叫嫂子，你却叫师娘！哈哈哈……”那位同学尴尬地瞪着我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跟其他几位较年长的老师就不敢这么随便了，其实他们也很可爱。
穿一身中山装的冯老师，用带有平遥味儿的发音教我们英语。讲到激动处，会情不自禁地踮一下脚尖。他没事就发一堆卷子给我们，让我们通过做题巩固基础知识。自习课上，捧着手刻的铅印卷子，一不小心，恼人的墨迹就会染黑手指及手掌。每当这时，就有同学忍不住小声地抱怨：这么多卷子，啥时候才能做完！抱怨的时候，我们未曾想过，老师在蜡纸上一笔一划刻印时，油墨是否沾染了他的双手和衣袖。老师从不抱怨。还是不停地刻啊印啊，乐此不疲。那时候的教学手段落后，没有磁带，没有幻灯，没有打印机，然而老师们都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以近乎虔诚之心教书育人。再也见不到那种手刻的卷子了。跟女儿唠叨这些陈年往事，她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惟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得，那些一笔一划刻印的卷子是有温度的，温暖得令人怀念。
音乐老师姓阮，平遥话读半边字，我们都叫他元老师。音乐教室在高台之上。后来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记忆的背叛似乎在提醒我，打算写点什么的时候就赶紧写，往事不是电影，摁个键就能看回放。记忆太不可靠了，说断片就断片了。
音乐教室外面的墙上，写着个大大的“魁”字。这个字深深镌刻在平中学子的记忆之中、生命之中、灵魂之中。谁写的？没人知道。存在多久了？没人知道。它静静地看着一拨拨人意气风发地走来，又看着他们或得意或黯然地离开。我们都是过客，它一直都在。平中迁走了，它还在。
我到平中不久，阮老师曾把我叫去，塞给我一对小镲，他用手指敲着讲桌，让我按照他敲击的节奏击打一遍。我顿时傻了眼。我的惶急，源自我的自知之明。毫无音乐天赋的我怔怔地抬起头，老师正满怀期望地看着我，想到要让他失望了，我急得汗涔涔下矣。老师大约觉得我是从北京回来的，见过大世面，有基本的音乐素养。没想到我天资驽钝，非可造之才。感谢老师没有把失望写在脸上，我的心里因而没有留下一点皱折。我对音乐依然热爱，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有什么关系，只要会欣赏就够了。
美术老师先后有两位。一位是邓光明老师，一位是何庆文老师。从邓老师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是一个人，不是八个人。邓老师对他十分推崇，说他的画作“诉尽平生云水心，尽是春花秋月语”。何老师说话声音不高，气力有些微弱。他会将学生们画得好的作品留存，以资鼓励。如果谁的画作没有发下来，那是很光荣的。我只有过一次这样的光荣。
我们那时候不懂，老师给予我们审美方面的启蒙，对于我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尽管只是朦胧地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但心灵仿佛挣脱了现实的樊笼，得享片刻诗意的栖居。
教政治的侯生安老师是侯继平的叔叔。他好像有严重的咽炎。他的教学是粗犷式的。当时的政治教材跟今天的政治教材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政治教材空疏有余，生动不足，一点都不接地气。无论谁来讲，都会让人昏昏欲睡。我总觉得那些时光是虚掷了。每当我在课堂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冷不防被老师叫起来。好在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自然难不住我。我滔滔不绝，对答如流。教科书式的回答让老师哑口无言，他面无表情地让我坐下，既不表扬，也不批评。
政治是中考必考科目，为了考试，我们还不敢太敷衍。生物就不同了。有一次上生物课，我躲在宿舍煮甜茶。刚把母亲为我带的烤得焦黄酥脆的馍馍片泡进甜茶里，宿舍的门忽然开了，岳老师神色冷峻地走了进来。他怎么知道我在宿舍？到今天仍是个谜。我有点心虚，可又不能不故作镇定。惶急中编了个借口，嗫嚅地搪塞着。老师没有多言，转身而去。应该说，那时候的老师对成绩好的学生是比较宽容的。后来的生物课，我再没逃过。
教历史的苏老师个子不高，微胖，会唱苏联歌曲。邵晓平对她的评价是“有贵族气质”。我不知道，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她，因何流落到平遥这个小县城来。她说话字正腔圆，板书刚劲有力。我那时候对历史毫无兴趣，成绩平平，未引起老师特别的关注。老师上课很少提问我，课下也没有什么交流。我有时会默默地看着她从教室旁边的青石小路走过。她提着个包，走得很慢，像是有一点疲惫。我不止一次用崇拜的目光追随她，她从未察觉。她沉静的神态、优雅的气质、踽踽独行的背影，在小县城里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她是那种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记得有一堂历史课，她念了一首苏轼的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我听得如痴如醉，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心灵的震颤。想必苏老师也是钟爱这首词的。面对人生的坎坷，她的豁达正与苏子相同。
小全是苏老师最得意的弟子。惊闻苏老师去世的噩耗，他写过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我想说的是：在无比单纯而艰苦的求学生涯，能受教于像苏老师这样有深厚学养、有高雅情趣、有人文情怀的老师，是我们的幸运。未能听到最器重的弟子吐出肝肺的一席话，是苏老师的遗憾。也许苏老师可以无憾——小舟从此逝，江海有余情。
依稀记得教室前面不甚开阔，有两棵树。树上的叶子四季常青。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叶子从来没有落过，一直绿着，青葱得可爱。
吾友
戴戴称我为“老郝”的时候，我才20出头。有一天，她不知道哪根筋跳动了一下，忽然对我说：老郝，你是一个天性豪放，后天受到压抑之人。她一语中的。我躲避着她犀利的眼神，却不得不承认，她对我的了解胜过我自己。
我确实是一个矛盾体。就拿初中生活来说吧，我的初中生活平静得没有一丝涟漪，但我着实羡慕那些野蛮生长的同学。羡慕他们逃了自习课去城墙上溜达；羡慕他们花费一下午的时光，去学校对面的工会院里看老汉汉们下棋；还有给爱慕的人写小纸条，或者给爱慕者旁边的人写纸条，义正辞严地警告：不许与你的同桌说话……这些经历我都没有。循规蹈矩的人，不可能做惊世骇俗的事。可是此刻，当我回首往事，我感到一点寂寞了。那些年少轻狂的举动，不正是生命力勃然喷发的表现吗？少年就该有少年的样子，正如春天就该有春天的样子。这是我在不复年少时才有的领悟。
除了入学时费了些周折，我的初中生活可谓一帆风顺。没有大声地哭过，也没有大声地笑过，有一点单调，有一点乏味，甚至还有一点点暮气。这暮气多半是装出来的。谁不知道，少年的忧愁是清浅的忧愁，少年的深沉是故作深沉呢。装，意味着活得不太真实。直到上了大学，我才将这讨厌的面具摘掉。幸运的是，它还能摘掉。
走在武大的樱花大道上，看一簇簇云霞恣意地在枝头开得烂熳；在月亮升起来的晚上，和室友坐在东湖边轻声地唱歌，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焕发出一点自由豪放的天性。我无法理解，昨日之我，为何在小小年纪要装得老成持重。是为了让父母高兴吧，因为父母喜欢安静听话的孩子。是因为陡然被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本能地保持着一种戒备吧，于是把自己包裹起来，不轻易让人看到我的心。或许，这些理由都不成立。那时的我，只是因为到了青春期，不敢叛逆，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自我封闭。
无论如何，我不愿女儿再像我一样，我对她基本上是放养。我并不希望她把冒险当快乐——我会告诉她荒唐亦须有度，也不希望她没来由地与我对着干，我只是希望她活得舒展一些，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不要在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就处处小心。尤其不要过早地学会揣度他人的心思和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纵然她想取悦的是世上最疼她的人。
教室旁边的青石小路，往南走，拐个弯，通向锅炉房和天桥。往北则直直地通向老教学楼和校门。小路与老教学楼之间有二三十级台阶。记忆中，我总是蹦蹦跳跳地跃上那些台阶。只有在特别沮丧的时候，才会低着头，老老实实地拾级而上。
我们在老教学楼里上过计算机课。上课前须郑重地换上干净的拖鞋。脚上是否还要套塑料袋我记不清了，总之认真得像举行一个仪式。计算机老师姓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好像姓王。人长得很精神，话不多，有理工男的严谨。及至熟悉起来，发现他其实和蔼可亲。“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那时候计算机尚未普及，能开设计算机课，说明学校领导在办学理念上极具前瞻性，也说明平中作为省重点，在设备和师资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惜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没有太用心地去学。始终只在门外，未入门内。
对老教学楼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楼西边的墙壁。墙上涂了黑色的涂料，成为一块大黑板。每年盛夏，高考之后，黑板上会陆续出现一些名字。录取院校紧跟在每个名字后面，挨挨挤挤，满满当当，占据整面墙壁。军校提前录取，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当属清华、北大、西安交大、复旦、北邮、哈工大的通知书来得早。清华、北大不易考，能跃过龙门者实属凤毛麟角，有的年份一个也没有。本省院校最沉得住气，快开学了通知书才姗姗而至。由于考取的人多，名字如长龙般排成一串，颇有气势，很能压得住阵脚。
我喜欢伫立在昏暗的楼道里，仰着头，盯着那面墙看，久久不愿离去。金榜题名者我基本不认识，也不知道我看个什么劲儿。夏天酷热难当，站在楼道里，顿觉“烦暑化清凉”。老教学楼位于沉降区，采光不太好，但黑板上的字是那么清晰，好像那是一面会发光的墙壁。
楼前有几株丁香树。十四五岁的年纪，尚不大懂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滋味，所以没太留意它们的存在。到了高中，那些令人欢喜也令人惆怅的丁香花才蓦然出现，蓦然盛开。
当年，跑校生们总是把自行车停放在老教学楼前。晚上9点来钟下了晚自习，快步走向存车处。人潮汹涌中，有时一下子就能精准地找到自己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的破单车；有时则需众里寻他千百度；有时找到了，被困在里面难以突围，悻悻地抱怨着，徒叹奈何。
天色已晚，家里又没人来接，我和小全、欣华常常结伴回家。小全那时候就有领袖气质。我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唯他马首是瞻。只要128班的小全往127班的教室门口一站，我和欣华就赶紧收拾东西。他什么也不必说，也不必喊我们的名字，他站在那里，就是一种号令。
我们骑着车出了东门，沿着城墙外的路往十九街的方向走。道路两旁没有路灯，古老的城墙隐没在夜色中。有时月光如水，照着我们单薄的身影，照出城墙模糊的轮廓；有时暗夜沉沉，我努力睁大眼睛，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着，战战兢兢地生怕骑到旁边的沟里。
有一回，我真的骑到了沟里。所幸摔得不重，只是滑落在沟沿。我狼狈不堪地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自行车像失蹄的老马，悲愤而无奈地斜躺在沟沿上，后面的车轮还在吱吱地转着。我一抬头，小全和欣华已来到身边。他们帮我扶好车子，关切地询问：“没事儿吧？”“没事儿！啥事儿也没有！”我大大咧咧地回答。他们本来在我前面，听到“哐当”一声，赶紧折回来找我。我们于是继续骑行在回家的路上。谁也不说话，四周黑魆魆的，在空旷的夜里，只听见自行车的链条一唱一和地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嘈杂的鸟鸣，像流水的欢歌，使四周显得愈发寂静。
东门外的路，是从家到学校最近的路。白天上学走的是同一条路，奇怪的是，因为一个人走，什么都不记得了。既没有杨柳依依，也不见城墙雄伟的身姿。连雾霭也没有，连朝霞也没有，没有寒暑，没有四季，惟余夜幕笼罩下，破旧自行车转动的声音，在记忆里回荡。
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开始住校了。不固定，根据天气和心情两头跑。再后来，大约是初三的时候，我和欣华住到了她父亲的办公室。在城隍庙街，离学校很近。我们下了晚自习，走几步就到了。院子不大，却很安静。屋宇狭小，却很温暖。叔叔下班时已将炉火封好，从来没有灭过。暖壶里有开水，茶壶里有热水。我俩吃点东西，洗漱，看书，聊会儿天，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欣华的父亲也是转业军人。相似的经历，让我俩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初中三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她心地善良，性情温婉。年纪比我小，却比我宽容、大度、善解人意。我俩从没有闹过别扭、起过争执。人间自是有情痴，至今仍有人对她念念不忘。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我是男生，我也会这样。
记得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有3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值日生负责打扫卫生，其他人则可以四处走走，放放风。127班的男生要么如狮子般独来独往，要么像野狼，呼朋引伴，铃声一响，呼啦一下就没了踪影。女生中，有一个人，也喜欢单独行动，那便是杜晓花。
那时的我十分争强好胜。转到127班的那个下午，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问出于好奇前来与我搭讪的梁峰：“你们班的第一名是谁？”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你们班”三个字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是话已撂在那儿，无法收回。
梁峰是个率真热情的人。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敢于大胆地假设，大胆地求证。当别的同学对初来乍到的我还没什么兴趣，或者还只是很有分寸地远观时，行动派的她已经跑到我身边，近距离地进行探究了。
通常，文青都有几分清高和做作，梁峰是个例外。那天下午，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班里的掌故，如数家珍。还连拉带拽，不由分说地把支晓俊推到我面前，隆重介绍：“这是我们班的大美人。”我一看，果然很美，惊艳了时光的美：明眸善睐，顾盼生辉。后来调整了座位，我恰好坐在支晓俊前面，曾转过身去很唐突地问她：“你妈妈是不是……”我支支吾吾地说不下去了，场面有点尴尬。“好看？”她在纸上写下两个字，用清澈的眼神问我。我快速地点点头。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是爸爸长得帅。我愣了愣，继而笑了。女孩子多半是崇拜父亲的，我相信她妈妈也一定气质出众。
前几天在班群里，跟梁峰有一段隔空对话。我说她是127班最特立独行的一个。敢爱敢恨，不计后果，不怕代价。我说：“勇敢固然勇敢，任性也真的任性。”她发来个笑脸：“好惭愧啊！”又补充道：“现实证明你是对的。”言下之意，她用勇敢撞了南墙，我用踏实换来安稳。
那天，我问梁峰，谁是127班的第一名。梁峰往前面几排指了指。我看到了晓花的背影。她的腰板挺得很直。
晓花绝非寻常女子。她性格刚毅，意志坚强。我的心理素质向来不行，一到考试就寝食难安。用平遥话说，就是“南瓜菜上不了排场”。当然，那时的我绝不肯承认。我母亲跟晓花的父亲同在货栈上班。母亲动辄拿我跟她比：“你看人家晓花……”我听得厌倦了，气呼呼地顶撞道：“她不就是考试那几天比我吃得多吗？这便算大将风度？”
我真正骇异起来是在以后。有一天中午，晓花到货栈的食堂吃饭。厨师忙着跟人说话，没有理她。她就自己拿起刀站到锅台边削面。她削破了手，一声不吭。大人们看见滴在锅台上的血，看看继续镇定地削面的晓花，着实唬慌了。那一年，她也就十四五岁吧。
我和晓花的关系比较微妙。我们经常互换着看日记，然而彼此心里似有一点隔膜。她的某一篇日记提到了我母亲。给我看时，她把名字涂了。我一看就明白。她知道我会明白，她还是涂了，还给我看。我总觉得那是母亲的错，不，应该说是我的错。如果我不告诉母亲，母亲又怎么会知道那件事呢？我没有守住晓花的秘密。我辜负了她的信任。
晓花的画相当出色。从未得过高人指点却画得有模有样。她是那样聪慧，有悟性又肯吃苦，自然学什么成什么。学画那些日子，她跟入定似的，一坐就是大半天。
初中时的晓花不大合群。可能是班里没人与她的思想在同一高度，或者她觉得努力做出合群的样子很累。她时常和她的影子做伴。她高昂着头，嘴角紧紧地抿着，独自在教室旁边的墙上打乒乓球。乒乒乓乓，白色的球被高高抛起，在令人晕眩的光影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撞到墙上，飞落下来，跳着寂寞的舞蹈。课间，她总是旁若无人地独自跟乒乓球玩儿。
30分钟宝贵的自由活动时间，我跟欣华、桂琴，结伴在校园里转悠，有时去大成殿，有时去篮球场，很自觉地将自己禁锢在校门之内。127班另一对坚如磐石的组合——闫杰和郭翠花，她俩会去哪儿，我不知道。感觉她们的脚步比我们走得远，活动半径比我们大。至少她们去过学校旁边的教堂，我们没去过。教堂的钟声似乎听过，听过没有呢？不甚分明。教堂的尖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有十字架吗？也不甚分明。
桂琴说话轻声细语，看似柔弱，其实不然。她若执拗起来，那是相当地执拗。前年正月，我因为张罗高中同学聚会而缺席了初中同学聚会。她大为不满。田博士也不太满意，我在拒绝的刹那从他的眼神里读出来了，然而一经我解释便原谅了，或者说装作原谅了。只有她，一直耿耿于怀。事后还发来短信揶揄道：大约初中同学在你心中的分量不如高中同学吧。意思是这个意思，原话很长，没有这么直截了当。
我知道，她是太想见到我了。
这些年来，大家劳燕分飞，难得一聚。偶尔打个电话，说的都是孩子的事。纯真岁月一去不返。然而我坚信，“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的同学情谊，沉沉地还在。天各一方，并不意味着友谊的终结，我们只是换了一种相处的方式：陪伴换成了思念，相守换成了铭记。
能记住的日子都是值得过的，都是有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