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卫东
1963年至1966年，我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学上初中，属于初中的＂老三届＂。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我心中忘不了那不寻常的母校。
说我的母校不寻常，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的来历就不寻常。
建国后，我国需要开发、生产电子产品。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在前苏联和东德的帮助下，于北京市东郊的酒仙桥、大山子地区建设了一批无线电厂、有线电厂、电子管厂，号称＂电子城＂，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硅谷＂。
同时，在两个地区建设了大量的职工宿舍楼，还有医院、商场等配套设施。
从全国各地抽调来大批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入工厂投入工作。
他们的子弟需要上学，而当时两个地区只有一个＂九十四中＂，学校还不大，容纳不下陆续迁来的学生。
在这个背景下，由国家投资，于1963年在酒仙桥建设成了朝阳区最大的酒仙桥中学。
酒仙桥中学的教学楼是四层，但在楼正门的顶上多建了一层，作为音乐教室。楼内有很多宽敞明亮的教室，宽大的黑板镶嵌在墙上，课桌课椅都是崭新结实的。
物理试验室、化学试验室里有很多高精度的显微镜、实验器等先进设备。国家舍得为我们花钱，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
教学楼后边有篮球场、木马跳箱、单杠双杠、跳高跳远用的沙坑等等。我们学校坚持搞＂德、智、体＂全面发展。
母校的硬件好，软件更好。从校领导到各科的老师，都是市教育局从全市各中学选拔的优秀中、老年教师，还有从师范大学等院校刚毕业的青年教师。
吴校长五十多岁，为人处事严谨稳重，平时很少讲话，但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的水平甚高，就连最不喜欢听说教的调皮捣蛋学生，都能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讲话。
全毅教导主任是上过战场的*队军**转业干部，身穿绿军装、头戴将校泥军帽，腰板挺拔、十分威风。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经常在各个教室、操场食堂巡视，把学校管理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
说我的母校不寻常，还因为学生的组成不寻常。别的学校都是招的本地学生，而我们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用的是各地的方言土语。说起话来非常热闹，上课时老师一提问，回答问题的学生们南腔北调，互相听不懂，尤其是轮到我发言，那就更逗了。
我是天津出生、天津长大的，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全家人来到北京。当老师提问我时，我满口浓重的天津话，就象是说相声，把同学们逗得前仰后合、哈哈大笑，就连平时严肃的老师都笑得弯下了腰、流出了眼泪。
后来学校规定：进校门以后一律不准说方言，都要说普通话，这才止住了扰乱学习秩序的＂相声大会＂。
同学们大部分是工人子弟，少部分来自当地居民和农村。但同学之间从不互相排斥、从不拉帮结派，彼此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关系非常融洽。
我着重介绍两位对我起决定作用的老师。
一位是语文老师姚国亮，30多岁。他的父亲是印尼华侨，在印尼是个富商，姚老师出于爱国，放弃了优越的富家子弟生活，毅然回到祖国，投身教育事业，来到我校担任语文老师。
他是个饱学之士，满腹经纶。他对我很好，经常给我＂吃小灶＂，星期天他邀我去他家，他家里书架上排满了书，我一进去就两眼放光。姚老师给我讲解文学知识，向我传授写作方法，借给我古今中外的名著，使我更加热爱文学、热爱写作。
历史老师姓戚，50多岁。他讲课别具一格、独具匠心。他进教室从来不带教科书，总是空手而来。他讲历史课就象是说评书，把枯燥的历史事件讲解得有声有色、把历史人物描述得活灵活现。有几个平时最烦上历史课的学生，每逢他讲课，都精神起来，竖着耳朵一听到底。每当下课的铃声响起，戚老师的最后一句刚好结束，可见他讲课的功力之深。
说我的母校不寻常，还因为它出了两位名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
出名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杨延文（1939～2019），他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我校担任美术教师。他当我们班主任时24岁，他是国宝级画家吴冠中的高徒。
杨老师那时很瘦，戴个近*眼镜视**，为人和善，从不训人，他把我们班的同学们管理得非常好，各科成绩都很优秀。
后来我离开学校参军后，给同学写信时打听杨老师，同学告诉我说：“杨老师现在可不得了，成了国家一级美术师，已经调离我们学校了。”
几年后我才知道：杨延文老师在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还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央文史馆员，后来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出名的学生是罗京（1961～2009），他出生于北京市朝阳区，曾在酒仙桥中学上过高中，后来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在中央电视台当主持人、播音员，担任新闻编辑部副科长，后来还担任*共中***七大十**代表。
由于生源不断增加，酒仙桥中学扩大了，有了＂酒一中＂和＂酒二中＂。
如今，我的母校已成为朝阳区教研中心的附属学校，成为区教研及课堂教学示范基地。
我的母校为祖国建设出了力、立了功：它接纳并培育了无数工人子弟，使电子城的职工们能够安心地为祖国建设工作增砖添瓦；它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人才，为祖国繁荣昌盛增加了光辉的色彩。
我为母校的成长和成功喝彩！
我深深地怀念我成长的摇篮。
我将永远铭记那不寻常的母校～酒仙桥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