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但喜欢看热闹，尤其是春天时候，除了春耕买种送粪，村里最热闹的事儿，就是很多操着南方口音的汉子用自行车驮来几编筐的鸭苗，然后婶子大娘们，便凑在一起挑选。
华北的农村，除了耕作的之外，还有很多“副业”，几乎家家都有鸡、鸭、鹅，有些人家还养点猪牛羊，饲养这些禽畜，既是庄稼人的活计、希望，同时也是一种乐趣。
与鸡、鹅不同，那时候的鸭苗，常常是“赊”的，也就是并不当面算账，春天赊出去的鸭苗，等到秋天能分出公母了，赊鸭人再来收账。来村里赊鸭的，也被称为赊鸭人。
那时候，我虽然还小，但也能从口音听出来——很多赊鸭人都是外地来的。据村里人说，干这行的基本都是从南方来的，不少都是河南人。
我好奇，便问父母，为啥？
父亲给我的答案，虽然记不清原话了，内容至今难忘：
如今想想这些话，钦佩的感觉不逊当年。
儿时问来的答案，或许并不准确，或者说还不完整。骑着二八大杠，托着鸭苗走村蹿巷，肯定是辛苦的。进鸭苗、赊鸭苗以及秋天时来收账，或许这是这些人一年活计中的一环，而其他时候，我们口中的赊鸭人，可能在不停地贩卖这种商品，亦或是在打零工。
有一点，我至今很遗憾，那就是因为年纪小，没能鼓起勇气问问赊鸭人——你为啥敢赊账？不怕秋后养鸭的不认账？
赊鸭的行当，在80年代蛮常见，90年代也有，但在我的印象里，至少我们村，赊鸭人越来越少了，后来基本绝迹了。
不过，关于赊鸭人及其背后的各种疑团，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
或许基于这一点，我慢慢养成了个习惯，在集市或路边买东西时，喜欢与商贩们攀谈闲扯，尤其是对于外地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如今，随着阅历不断加深，也渐渐理解了赊鸭人无奈。
改革开放初，很多人南下广东，而一些故土难离的人，则将视野放在了临近省份，想办法“开源”，因而借助着二八自行车，开启了四处奔波的生活。
通常，春天从老家出来往北走时，一些赊鸭人会带上当地特产，边走边卖，等卖得差不多了，也正赶上一些孵化场出苗，由于其中的一些人就开始贩鸡、鸭、鹅的幼苗。
不过，在禽类幼苗中，最难分清公母的，当属鸭子了，因而大家不敢轻易买。也正因如此，赊鸡、赊鹅的很少，而贩卖鸭苗的，多就采用赊账的方式了。
说到这，必须得聊聊养鸭者的顾虑了：
大家别看鸭子看着小，这东西可是天生的直肠子——能吃又能拉！
农村养家禽，喂得都是实打实的粮食，而目的就是秋天能下蛋，万一养了公的，可就只能吃肉了。从投喂粮食和出肉率的角度来看，公鸭子是最不划算的。
咱们常说一句话：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话放鸭子身上，也相当合适。有一年，家里进了批鸭苗卖，但销路不好，就留着自己养了。没想到，当这些鸭子长到一斤多时也忒能吃了，好像永动机一般，不停地吃啊吃……
正因如此，很多人不善于分清鸭苗的公母，就不愿意“冒险”。同样，为了多卖出鸭苗，赊鸭人便不得不采用赊的方式——春天赊给你鸭苗并保证是母鸭，等秋天来收钱，如果是公鸭，则分文不取。
事实上，这种经营方式也是一种无奈，具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这些赊鸭人把鸭苗赊出去，没有当即收钱，他们又靠什么维系经营呢？
其实，正如前面所讲的，赊鸭的行当，只是他们很多副业或临时买卖中的一项，而且仅仅是干那么一段时间，总共的价钱也不多，等过了卖禽苗的时候，就又去做别的营生了。
不过，要想干赊鸭这一行，必须得记忆力好，最起码秋天还能找到赊鸭的村子、胡同，否则就真成了“泼出去的鸭苗”了。
当然，80年代时，村里几乎也没啥太大的变化，人们也都很质朴，讲诚信，等秋收能看出公母，自然也就把钱付给赊鸭人了。不过，凡事也都有例外，真遇到买鸭者搬家或是不认账，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另外，有时候养鸭人一直等赊鸭人来收钱，却怎么也等不到，也是常有发生的。
说到这一点，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 赊鸭人真的不认路了，走的地方太多，没能找到，但这种情况很少；
- 赊鸭人老家有时或有了更好的行当，没有机会或是不值得特意跑去收账；
- 赊鸭人在奔波途中出了意外，再也不能前来收账。
事实上，80年代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单就“赊”这种经营方式来说，还有个很有趣的——赊刀人。其实，赊刀的营生与赊鸭相似，都是为了创收而做的小本买卖。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农村面貌日新月异，给赊鸭人、赊刀人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些小本买卖，收益也越来越少，渐渐地，也就没人再去干了。
如今，农村已经水泥砖房，甚至是小洋楼，不少人家也不再为了几个蛋而养家禽。与小时候相比，春天的乐趣越来越少了，赊鸭人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