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难熬的日子便是生病时。
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冒，一感起冒来就要喉咙痛，随之而来的就是发烧，这一过程以月为单位，不断循环。
生长在大院里的孩子，常是不知医院为何物的，所有的头疼脑热都会在卫生室里一一化解。两间连在一起的小屋，砖墙、木梁、瓦顶，孤零零地建在路边空地上，一间用作诊室与药室，另一间则是摆满床的病房。说是病房，其实主要用途只有一个，那就是供病人输液。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两间小屋的常客。
那时我不过五六岁，一旦看到体温计的水银柱攀升到写着38的那条线后面，就知道又要挨针了。少则三天，多则一周，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就要在那间终年不见太阳的小屋中度过。针是已经打惯了的。爬上小铁架床，掀开泛着药味儿的被子，找一个针眼较少的手背，等护士阿姨把细细的针头叮进血管，*插抽**两下，回血，贴好胶布固定，感受到凉凉的液体逐渐带走手背和手腕的温度，漫长等待的一天便正式开始。
周末还算比较有趣。病房里常常挤满了人：一直哭个不停的婴儿，眼神中满溢出惊恐，一针下去便开始嚎啕的孩子，以及眼底透出惧意，不敢直视针头穿透皮肤那一瞬的大人。老木门吱嘎作响，护士进进出出，挂在墙上的大黑脑壳电视机里放着《猫和老鼠》，汤姆猫每次被锤扁时大家就一起笑起来。
但更多的时候，整间屋子就只有我一个，小小地蜷在长长的床上，露出烧得通红的脸，眼巴巴地看着药液一滴滴坠下来，高高挑起的玻璃瓶中那条分界线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挪向终点。烧得迷糊时，一天就这样睡过去，精神好的时候，就带上一两本画书翻翻，或者抱着我的小蓝收音机听磁带里讲故事。书总是那些书，没翻开就能看到每页的图画，故事也总是那些故事，听完上句就能接出下句，慢慢地也就厌了。于是开始玩儿磁带，把里面的长条条一点点抽出来，再一圈圈转回去，熬到护士端着铝制托盘叮叮当当地进来，开始配下一瓶药。我最喜欢掰开安剖瓶时那一声清脆的声响，然后是把药液抽进针筒的声音，注入玻璃瓶的声音，长长的输液管另一端的塑料尖头与玻璃瓶的橡胶封口摩擦的咯吱声，玻璃瓶与铁架子碰撞的叮叮声……然后又是无尽的等待。就这样循环往复，一天与另一天之间毫无区别。
不知道是第几百个这样的日子，我从病床上一觉醒来，用眼神一遍遍地摩挲头顶斑驳木梁之间交错的光影，构建起想象中的画面来打发时间。将枕得酸痛的头向房间尽头侧时，目光不期然间与窗外的那个身影相遇。我们对视五秒，他趴到了窗边——是个与我年纪一般大的孩子。
只觉得他长得好白，白到鼻头泛着点微红，耳朵也在春日午后的阳光下透出些粉色，动作轻轻巧巧，伶俐又有精神的样子。窗外是个废弃的小巷，死胡同，生着些杂草，堆着些砖块，一堵灰墙占据了窗内的所有视野，平日里不曾有人进出。我之前从未在院里见过他，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风轻摇着窗外的草叶，阳光流转，从一侧迁移到另一侧，我们互相看着，不说话，安静而美好。
自此以后，每个在病床上静静等待的日子，他都会来到窗边。日子还是一样循环往复，我们一个在窗内，一个在窗外，做着自己的事，时不时对视一眼，将两个世界的时光编织到一起。没人先开口，互相之间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却莫名地觉得踏实。
他似乎相当怕生，每次护士进出房间，或者爸妈下班来接我，他就躲了起来。人多的周末自然是不出现的，平日里有其他病人时，他就从窗边探一个乱蓬蓬毛茸茸的脑袋出来，看到别人就缩了回去。仿佛一个仅我可见的秘密。我常常在窗台上放些零食——一袋饼干、几片面包或一根火腿肠，他总是在我看不见的时候拿走吃掉，一会儿又趴回窗边，嘴角沾着点碎屑。我们心照不宣，不曾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
就这样，从春天到了冬天。
那年的冬天，病房里总是人满为患。他还是每次都会来，瑟缩着探个头出来，乱蓬蓬的小脑袋被风吹得更乱了，脸也常常脏兮兮的。没有其他人注意到他，但我总能一眼看到。
春天将近时，莫名下了一场大雪。雪停后，气温骤降，我大病一场，烧得厉害。那几天恰巧没有其他病人，我百无聊赖，每天盯着窗外等待他的出现。银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细碎的雪沫卷出风的形状，冰凌从屋檐顶逐渐向下生长着。
但他没有出现。
窗外没有他的足迹，没有一丝一毫他来过的痕迹，平整的雪面未曾有谁来过。
他再也没有出现。
雪化后便是春天。我的体弱多病似乎随着地上的雪一起消散，再也没有了踪迹。在路上碰到护士阿姨，她笑着向我打招呼：“好久不见，感冒也知道你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自觉消失了嘛。以后可不要再在病房里出现啦。”
是啊，到秋天就该上学去了。
他呢？他会在哪里呢？我问爸爸。
“不知道啊，我没见过那只小白猫呢，不过之前这场雪怕是太冷了些……”
（作者：高煜）
——鱼糕（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