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被误读的改革
崇祯初年，在京城的一家驿馆里，传出了男哭女叫的声音。当然，不是在玩闹，是真的在打架。不是男打女，是女打女，而事情的男主角，则是跪在一旁，像捣蒜一样磕头求饶。
打人的，是老婆。挨打的，是小情人。磕头的，是个官老爷，名叫毛羽健。
虽说打人不对，但毛羽健自知理亏。毕竟，他*养包**了小情人，对不起老婆在先。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场夫妻战争的闹剧，竟然导引出一出改革大戏，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甚至敲响了埋葬明王朝的丧钟。这是怎么回事？
一、福祸相倚
还要从毛羽健的发迹史说起。
天启二年（1622年），湖北籍的毛书生考取进士，踏上了做官之路，先后当过万县知县和巴县知县。这两个地方就在今天的重庆万州区和巴南区，虽说现在都是好地方，但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穷，交通也不便。不过，对于这么个没什么背景的穷书生来说，金榜题名之后就混了个七品官，还能在几年间实现一次平级轮岗，也算是很好的起步了。
这几年，毛羽健没闲着，工作很卖力，跟上级关系处理得也不错，得到赏识，获准调任云南道监察御史。这个差事不是在云南办公，而是在北京——待在朝廷的都察院里，分管云南片区的监察工作。虽还是七品官，但权力更大。
毛羽健为官正直，履职尽责，上来就把阮大铖等贪官弹劾了。可他有所不知，阮大铖是皇上身边红人魏忠贤的*党**羽。按说，监察御史的主要任务就是弹劾坏人，可到了魏忠贤这儿，弹劾坏人反倒成了罪过。毛羽健不仅因此丢了官，还被除了籍，在明朝职官序列里，再也没了一席之地。这就意味着，进士白考了。要想当官，一切从头再来。京城再无容身之地，他只好灰溜溜地回了老家。或许，闭门在家的几年，是他人生中最感窝囊的时光。
俗话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有时候利空出尽，利好就来了。就在他考中进士后的第六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死了，他的弟弟崇祯皇帝登基。紧接着，崇祯帝将魏忠贤赐死，阉*党**官员纷纷降职罢官，而原先被阉*党**打击陷害的官员，则被视为正义的化身，先后重出江湖。毛羽健也跟着沾了光，朝廷给他恢复了监察御史职务。他大摇大摆地回到京城，满面春风，踌躇满志，觉得碰到了明君，应该干一番大事业。
有时候，总把自己摆在成功者的位置上，也不见得是好事。扬眉吐气之后的毛羽健认为，繁忙的工作之余，应该“享受生活”了。于是，趁着糟糠之妻不在身边，他在京城*养包**了一个小情人。两个人出双入对，如胶似漆。
一切似乎既平静，又甜蜜。然而，突然有一天，这番平静和甜蜜的气氛被打破了。
原来，毛羽健的糟糠之妻温氏找上门来，见到小情人就是一顿胖揍，打个半死。毛羽健自知理亏，跪在地上一天一夜，祈求老婆大人高抬贵手。这位温夫人性情彪悍，估计毛羽健丢官赋闲的几年，没少受她数落。
好不容易过了这关，毛羽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婆怎么知道我在京城*养包**了情人，又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遥远的湖北老家赶到京城？他觉得，唯有快速通畅的驿道和每隔几十里设置的驿站能帮她。好啊，我的红颜美事，就是被这驿站给毁了。他恨得咬牙切齿，决心借助监察御史有资格给朝廷上书的机会，向皇帝奏请裁撤驿站。
他不光这么想，而且这么干了。
都察院的监察御史，本来也是皇帝用来限制相权的一个抓手，虽然其官阶不高，却可直接给皇帝上书，举报官员，臧否朝政，起到行政监督的作用。然而，毛羽健似乎在滥用职权。裁撤驿站的想法，从逻辑上就是强词夺理，从动机上纯粹以权谋私。
不过，在他写的奏疏里，还是把驿站的弊端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明史·毛羽健传》里这一段：
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
在明朝，驿站作为官府设立的机构，只有拿到兵部核发的“勘合”，也就是许可证，才能使用。兵部的“勘合”在任务完成后就要交回。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勘合”发出的多，交回的少，有些“勘合”就流传到民间，导致出现了许多冒用驿站设施服务的现象。这种情况增多后，既给官府惹麻烦，也给百姓添负担。因此，他建议将这些驿站就地裁撤。
那么，明末驿站的毛病究竟有多少？
二、问题成堆
明朝后期，驿站管理非常糟糕。有些驿站装潢得非常奢华，成了拉关系、求升官的场所；更多驿站年久失修，管理混乱。正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一份圣旨所说，“近年以来，驿递疲惫太甚，良由差役浩繁，加以包揽之徒，倚公侵费”。决策层意识到，驿站非改不可。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清官海瑞发现，驿站的最大难题是耗费巨大，地方官府苦不堪言。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竟然是明朝的财政支出科目里没有“差旅费”一项。
驿站名义上隶属兵部。过境官员凭兵部开具的文书，就可享受驿站提供的相应待遇。不过，兵部只开单子不拨款，驿站的招待费都是所在州县衙门自行承担。
明初，官僚机构较小，朱元璋管得很严，据说一品官出门，随行不得超过十人，行李不得超过两百斤。因此，这方面的开支不算多。到嘉靖年间，官僚机构膨胀，繁文缛节增多，官员出差频繁，接待开支骤增。有些官员出行，排场很大，车马随从，成群结队，驿站苦不堪言。一旦州县衙门接济不上，驿站就会难以维系，甚至逐渐荒废。
摆清问题后，海瑞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上策是“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复国初五马三驴之法”。明初，每个驿站只配五匹马、三头驴。路过的官员和信使，长途的骑马，短途的骑驴，够用即可。海瑞借恢复祖宗之法，简化问题，减轻州县负担。
中策是制定对过境官员的接待标准。凭证入住驿站，一切按规矩来，否则恕不接待。
下策是接待过境官员时不搞迎送仪式，管好必要的吃住即可。
海瑞的建议，核心精神就是节约开支。然而，这三个方案都冲击了官僚集团公物私用的便利，故被长期束之高阁。
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在海瑞建议的基础上，对驿站体系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他首先从限制特权入手，下令禁止非公滥用，禁止加派人手，禁止多吃多占，禁止摊派私费等。驿站的额外负担大幅减轻，送信效率显著提高，经费开支压缩了三分之一，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清驿递以恤民劳”，“小民欢呼歌诵（颂）”。
遗憾的是，张居正改革只推行了十年。他去世后，保守派借口“裁削过当”“累民贫民”，呼吁“宽驿站之禁”，把改革措施都给废除了。禁令没了，开支浩大的问题重新困扰各地的驿站。
萦绕明王朝两百多年的驿站问题，说白了还是官员待遇问题。由于正常薪酬低得可怜，官员们便把“以权谋私”看作理所应当的事，拼命消费公家财产。明王朝再家大业大，也禁不住几百年如一日的挥霍。到了崇祯初年，驿站真的成了朝廷的包袱。
裁撤驿站或许是迟早的事。只不过，毛羽健把这个问题提前搬了出来。
三、改革走偏
崇祯皇帝看完这篇奏章，犹豫再三，还是不敢把祖宗留下来的驿站制度说裁就裁。
毛羽健的奏疏白写了。
正巧，毛羽健有个在刑部做官的亲戚，名叫刘懋。他觉得毛羽健的建议有道理，便也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主张裁撤驿站。他的理由很明确：撤掉驿站可以给朝廷省出百万两白银，足以弥补军费亏空，并用于对后金的战争。
崇祯帝上台之初，就面临着后金可汗皇太极咄咄逼人的架势。袁崇焕虽然在宁远、锦州一线布防，挡住了皇太极的兵锋，但前线将士普遍欠发饷银，随时有可能哗变。朝廷并非有意赖着不给，而是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弥补军费亏空，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崇祯皇帝每天一睡醒，就要为这些钱发愁。
刘懋的建议点中了崇祯帝的命门，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在崇祯帝看来，裁撤驿站不仅能缓解钱荒，而且能根治驿站体系的积弊，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啊，还等什么？裁吧！
这一裁不得了，无数驿卒的饭碗就给砸了，其中包括一个人，名叫李自成。
他是陕西米脂人，出生于李继迁寨。传说寨里住的都是*党**项族人李继迁的后裔，而李继迁就是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的祖父。这么说来，李自成也算是名门之后。不过，这些老皇历，跟李自成本人的命运几乎没什么关系。
李自成是个苦命娃，父亲英年早逝，自己与母亲相依为命。李自成从小不爱读书，就喜欢舞枪弄棒。他当过兵，退伍后托关系进入银川驿站当了一名驿卒。虽然薪水不高，但也算在体制内，吃的是皇粮，旱涝保收，有时候承接迎送仪式，还能从中吃点回扣，日子过得不算差。照这样下去，他顶多当个驿丞，一辈子默默无闻，却也衣食无忧。
崇祯元年（1628年），毛羽健和刘懋的奏请，改变了李自成的命运。朝廷宣布裁撤驿站。就在这一年，李自成由于工作失误，丢了公文。上级正发愁裁谁合适，干脆就以这件事为借口，先把李自成给裁了。
铁饭碗没了，家里的生计也断了，李自成只好回老家。更关键的是，他还欠了一屁股债。就在这年冬天，举人艾诏把他告到了米脂县衙，理由就是李自成欠债不还。米脂知县晏子宾也不含糊，弄清案情后，直接将他“械而游于市”，带上刑具游街，还要处死。还好李自成命大，被亲戚保出来，捡了一条命。
李自成认为，倒霉事都是艾诏惹来的。于是就把这个艾诏给杀了。
没过多久，李自成又杀人了——他发现妻子跟别人通奸，于是把妻子杀了。
两条命案，震惊全县。倘若李自成落到官府手里，肯定是死路一条。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身陷绝境的李自成离开米脂，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很快就被提拔为把总。*队军**开拔，来到榆中（今兰州榆中县），由于欠发饷银，他就鼓动一批心怀怨恨的官兵发动兵变，杀死参将和知县，揭竿*反造**。又过了一年，他自忖势单力薄，就投靠了农民起义军里实力最强的“闯王”高迎祥。
高迎祥死后，李自成成为新的“闯王”，率军席卷中原，攻克北京，埋葬了明王朝。
那么毛羽健呢？裁撤驿站的奏请，并没有让他官升三级。不久，抗击后金有功的名将袁崇焕被诬陷谋反，下狱凌迟处死。毛羽健由于替他说过好话，被视同*党**羽，再次丢官，最后郁郁而终。
有人说，如果毛羽健不养小情人，或者他的老婆没有上门捉奸，或许他不会提裁撤驿站的建议，也就不会抢走李自成的饭碗，逼后者*反造**。有人说，即便李自成不反，也会有张自成、王自成等失业驿卒*反造**。历史，总是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替往复中，构建一个个奇特的轮回。
平心而论，崇祯帝的裁驿改革，“驿站所裁，才六十万，未足充军饷十一，而邮传益疲”，好比剜肉补疮，旧疮未愈，而新疮已经溃烂。这项改革本身，并没有给日渐枯竭的朝廷财政带来多大的利好。
最糟糕的当属驿卒。失业之后的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几乎无路可走，只好相约而行，上山为匪。正如左都御史唐世济所说，“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民”。裁撤驿站过猛引发的驿卒大量失业，以及参加起义，是将明末农民战争推向高潮，并最终*翻推**明王朝的重要原因。
当李自成步入承天门，享受胜利的欢呼之时，一定想不到，迫使他走上*反造**之路的，竟是一位七品监察御史养小三惹的祸。
当崇祯帝在万岁山上吊，留下遗诏渴望悲悯的同时，也肯定想不到，一个七品官养小情人的小事，竟然能让大明王朝这艘巨轮倾覆！
毛羽健与明王朝的故事告诫我们：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全面思考，慎重决策，防患未然，才是王道。
1644年，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迎来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全新时代。君相之争，也将在这个时代画上休止符。
这次不推荐书了，可以读读《明史》，尤其是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也就是《毛羽健传》。以下摘自《毛羽健传》：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元年由知县征授御史。好言事，首劾杨维垣八大罪及阮大铖反覆变幻状，二人遂被斥。
王师讨安邦彦久无功。羽健言：“贼巢在大方，黔其前门，蜀、遵、永其后户。由黔进兵，必渡陆广奇险，七昼夜抵大方，一夫当关，千人自废，王三善、蔡复一所以屡败也。遵义距大方三日程，而毕节止百余里平衍，从此进兵，何患不克？”因画上足兵措饷方略，并荐旧总督朱燮元、闵梦得等。帝即议行，后果平贼。已，陈驿递之害：“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帝即饬所司严加厘革，积困为苏。
当是之时，阉*党**既败，东林大盛。而朝端王永光阴阳闪烁，温体仁猾贼，周延儒回佞。言路新进标直之徒，尤竞抨击以为名高。体仁之讦钱谦益也，以科场旧事，延儒助之恶，且目攻己者为结*党**欺君，帝怒而为之罢会推矣。御史黄宗昌疏纠体仁热中枚卜，欲以“结*党**”二字破前此公论之不予，且箝后来言路之多口。羽健亦愤朋*党**之说，曰：“彼附逆诸奸既不可用，势不得不用诸奸摈斥之人。如以今之连袂登进者为相*党**而来，抑将以昔之鳞次削夺者为相*党**而去乎！陛下不识在朝诸臣与奸*党**诸臣之孰正孰邪，不观天启七年前与崇祯元年后之天下乎，孰危孰安？今日语太平则不足，语剔弊则有余，诸臣亦何负国家哉！一夫高张，辄疑举朝皆*党**，则株连蔓引，不且一网尽哉！”帝责羽健疑揣，而以前条陈驿递原之。
太常少卿谢升求巡抚于永光，永光长吏部，升当推蓟镇，畏而引病以避，后推太仆则不病。羽健劾升、永光朋比，宜并罪。永光召对文华殿，力诋羽健，请究主使之者。大学士韩爌曰：“究言官，非体也。”帝不从，已而宥之。一日，帝御文华殿，独召延儒语良久，事秘，举朝疑骇。羽健曰：“召见不以盈廷而以独侍；清问不以朝参而以燕闲。更漏已沉，阁门犹启。汉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责。羽健既积忤权要，其*党**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焕下狱，主事陆澄源以羽健尝疏誉崇焕，劾之，落职归，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