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初夏：上线前10个月）
任何商业计划都无法在与真实客户碰撞的过程中存活。所以，关键是要让你的想法尽快和现实亲密接触。
逆转：视频光盘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克里斯蒂娜、特讨论了各种想法，和里德就这些想法展开争论。在驾车往返于斯科茨谷市和森尼韦尔市的途中，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创意在我那辆沃尔沃的底板上慢慢化为灰烬。我开始泄气了。
我不记得我们最初是怎么了解到DVD的。可能是克里斯蒂娜在做市场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这项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技术。我之前在英泰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卡恩是家庭影院技术怪才，他可能在普雷的办公室里提到过。也可能是我在报纸上读到过——1997年，DVD正在旧金山和其他6个城市进行市场测试。
但我猜测当时应该是从里德那里了解到的。他真的会阅读所有寄到普雷公司的免费科技期刊。于我而言，这些期刊只会堆在我办公室的角落里积灰。在网上视频租赁的想法破灭之后，他有一次和我抱怨音像店收了他一笔过高的滞纳金。他心里一直想着电影，邮寄电影是我仅有的几个能引他注意的想法之一。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没有在哪个书架上看到过一张DVD。
在1997年以前，DVD只在日本销售。所以即便你找到了一张影碟，也没有办法*放播**，因为你在美国买不到DVD*放播**机。而LD则比DVD容易找得多。
即便到1997年3月1日，第一批DVD*放播**机开始在美国试销时，要买DVD还是只能去日本。直到3月19日，美国才有DVD发行，而仅有的几部电影也并不是热门的最新影片，而是《热带雨林》《动画大师》《非洲：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之类的片子。一周后，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第一次大规模发行了一批电影，总共32部。
录像格式的历史非常引人入胜，限于本书篇幅，在此不做赘述。但从根本上说，所有人，从电影公司、视频*放播**器制造商、大型音像连锁店到电脑公司，都希望尽力避免VHS与Betamax[1]大战的重演。在这场大战中，两种相互竞争的技术在市场上展开了殊死搏斗，不仅把消费者弄得一头雾水，也让录像机（VCR）的使用推迟了许多年。况且，除了影迷和收藏家，其实也没人真的喜欢几年前就已经推出的那种激光视盘，它不仅占地方，而且价格不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多种相互竞争的技术都处于研发阶段中，而且它们全都是激光唱片（CD）那样的尺寸。
请注意这一点：激光唱片那样的尺寸。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一张CD要比VHS录像带小得多，也轻得多。事实上，我突然意识到它或许轻巧到可以被装进一张标准的商业信封里，仅需一枚32美分的邮票便可邮寄。它与邮寄VHS录像带所需的笨重纸箱以及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高昂的运费相比，可谓大相径庭。
[1] Betamax是由日本索尼公司研制开发供盒式录像机系统使用的一种磁带格式，它在与更便宜的VHS系统的竞争中失利，最终被市场淘汰。——译者注
邮寄DVD？
克里斯蒂娜做了一些调研，发现电影公司和制造商正计划将DVD作为收藏品进行定价，一张光盘的价格在15~25美元。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迥然不同。当时，面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音像店，电影公司纷纷抬高了录像带的定价。电影公司一发现钱都被录像带租赁店赚走了（谋利的方式就是采购VHS录像带，再租出去成百上千次。这是最高法院依据“首次销售原则”[1]确立的权利），就立马决定，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把VHS录像带的价格抬高到足以从租金收入中夺回它们“应得的那部分”的程度。虽然知道这样抬高价格就意味着放弃个人消费者的市场，但它们觉得这么做是值得的，因为大多数人只愿意租电影看，并不想买。
电影公司已经从这个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它们希望DVD能像CD一样，成为可收藏的消费品。它们推断，如果DVD的价格足够低，顾客就不会再去租电影，而是像买CD音乐专辑一样去购买电影光盘。电影公司设想的场景是，顾客会在自己家中的架子上摆满电影光盘，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中间租赁商。
在库存配备和物流运输的成本都变低的情况下，如果DVD成为一种流行的格式（但其实可能性不大），那么邮寄电影似乎就是可行的。随着图书、音乐、宠物食品等其他主要门类的商品逐渐转移到线上，电影租赁（该行业每年带来的收入高达80亿美元）就成了一个诱人的目标。把赌注押在DVD上是有风险的，但这也可能成为我们最终攻破这一门类的方法。在整个市场都被VHS录像带租赁占领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实现邮寄DVD租赁，还能在短期内独占这个通过邮寄方式租赁视频的细分市场。
邮寄VHS录像带的想法已经胎死腹中，但邮寄DVD或许可行。
这时候，我要是能找到一张DVD就好了。
[1] “首次销售原则”指，根据《美国版权法》合法生产的特定复制品或者录音制品的所有者，有权不经版权所有人授权而出售或者处置该复制件或录音制品。——译者注
亲手试验想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幻想过当一名邮递员。在加州待了几年之后，这个梦想已经成了我和洛琳之间反复提及的一个笑话。每当我厌倦了办公室政治，或者担心从初创企业、融资到泡沫的永无休止的盛衰周期时，我们俩就会坐在屋后的露天平台上，喝着葡萄酒，想象我们在别处的另一种生活，想象那条未选择的路。我或许会在蒙大拿州西北部一个小镇做邮递员，她负责在家里教育孩子，在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晚上5点，我们会一起做饭。再也没有危机，再也不用通宵熬夜，再也不用周末去办公室加班，再也不用出差，再也不用在凌晨3点起床，只为了记下那些把我从酣睡中唤醒的想法。
这些幻想的一部分，是渴望拥有一种节奏更慢、更简单的生活，是渴望摆脱单调枯燥的工作。拥有一份下班后就可以抛诸脑后的工作自有其诱人之处。我相信，于洛琳而言，这种对简单生活的幻想也同样动人心弦。多年来，她一直容忍着我的心不在焉。每每有关工作的想法突然浮现，我哪怕话说了一半也会思绪游移。她说完话，常常需要等两三秒，待我把注意力从自己的思路中拉回现实才能回答她。对此，她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种简单生活的诱人之处也体现在经济方面。硅谷不仅是全美房价最高的地段之一，其他方面的成本也极其高昂。尽管我在早期创业过程中已经攒了不少钱，我们当时的工资也足够维持生计，但我们总感觉，我们再怎么竭尽全力地向前奔跑，也仅仅只够维持在原地不动而已。我和洛琳坐在门廊上，双双陷入了长时间的幻想以及与之伴随的经济现实之中：卖掉现在住的房子，再加上积蓄，我们可以在蒙大拿州买一栋豪宅。我差不多到40岁就可以退休了。哪怕只有一份兼职的邮差工作，我们也可以过得相当滋润……
但如同所有求之不得的渴望一样，我们对闲云野鹤般崭新生活的美好憧憬最好还是不要变成现实。如果我真的住到蒙大拿州的康登市去，每天只有靠投递邮件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太过清闲，那么我可能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令邮差愤怒发狂的*力暴**事件。
事实上，我喜欢麻烦。我喜欢每天都有一个问题摆在我面前，喜欢有问题让我深思熟虑，让我开动脑筋加以解决。
那年夏天，我常去圣克鲁斯中心太平洋大道尽头一家名叫“露露木匠的店”的咖啡馆。我和里德每周都会在那里吃一两次早餐，再开车去上班。我们俩通常坐在室外人行道边的座位上，背对着咖啡馆敞开的大窗户，看着街对面的圣克鲁斯邮局，它宛若教堂般庄严地耸立在太平洋大道上。
圣克鲁斯邮局气势恢宏，有很多根支柱，是一栋迷人的老式建筑。它有着花岗岩和砂岩建成的外墙，以及光亮的瓷砖地板。门厅里都是邮政信箱，信箱的黄铜把手有点儿生锈了。1997年，我已经不怎么写信了。那时我在科技行业，行业内盛行写电子邮件。但是看着人们在邮局门口进进出出，我也油然生出提笔写信的欲望。这让我回想起我作为“垃圾邮件大王”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我每周要发出几千封——不，是几十万封——邮件。
这让我又一次想要邮寄东西。
我的眼睛盯着自己面前的那杯卡布奇诺，咖啡表面用奶泡雕出了树叶形状的拉花。“邮寄DVD”这个想法的推介词是克里斯蒂娜和特帮我构思的，我已经跟里德讲了30分钟了。“这样吧，我们不妨试一试，寄一张CD到你家。如果CD损坏了，我们就知道这个想法永远不可行。如果CD寄到了，那你星期二晚上就有东西可听了。”
里德盯着我的眼神让我有点儿坐立不安。那是星期一的早晨8点，他可能4点就醒了，已经喝过一杯双倍的浓缩咖啡了。此刻他又喝完了半杯普通咖啡。他已经提醒过我好几次，我们俩都没有真正见过一张DVD光盘。
而我呢？我兴奋得像只小鸟。我也起得很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正在“汽船航道”[1]冲浪。但即使过了几个小时，在陆地上喝着咖啡，我也能看到眼前这个最新的想法刚刚开始从地平线上显现，远远看去隐隐约约仿佛波浪一般腾起。现在要判断我们能否驾驭这浪涛还为时过早，但无论如何，最好的策略还是先移动就位。
里德感觉到了我的坐立不安。“好吧，好吧，快把你的烤饼吃完。”
我们沿街走到了太平洋大道上的一家名叫“罗格斯”的二手唱片店。我们在门口一直等到该店开门营业。当然，它还没有DVD出售，但我们觉得一张CD也差不多。我买了一张二手的《佩茜·克莱恩[2]精选集》——就算这个想法不成功，至少这张唱片也有人愿意听。几分钟的时间内，里德负责把唱片从CD盒子里取出来，而我则钻进了名为“纸张视觉”的办公用品商店去找信封。为了寄一件东西而买下一整盒信封似乎挺蠢的，所以我就买了一张贺卡。那张贺卡的封面上画着一只柳条篮，里面有两只小狗，上面写着“生日快乐”。贺卡自带了一张粉色的信封。里德去邮局把他的地址印在了信封上，我则通过自动售货机用硬币买了一枚32美分的邮票。
CD装进去了，邮票也贴上去了。我舔了舔信封的封口，吻了一下以求好运，然后就把它丢进了写着“只收本地邮件”的破旧铜制标牌下面的插槽里。
[1] “汽船航道”是美国加州圣克鲁斯著名的冲浪地点。——译者注
[2] 佩茜·克莱恩，美*歌国**手，被誉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天后”。——译者注
测试成功
说到运气：好几个月之后，当尝试创业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后，我跑去参观了一趟圣克鲁斯邮局。彼时，公司的发展顺风顺水，虽然尚未正式上线，但相比早期那段在17号公路上一边驾驶丰田亚洲龙，一边否决各种创意的时光，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实际上线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所以我决定亲自看看我们的DVD究竟是如何通过邮局进行运输的，以便我们调整快递包装的设计。
当我经过信件投递口背后沾了污渍的筐子，经过装载区和收发室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圣克鲁斯的邮政局长解释说，他现在描述的路线和9个月前我们的粉色信封所经历的路线是一模一样的：从邮票到信箱投递口，从分类到装袋，最终由运货卡车送到里德的邮箱。我原本想象的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高速运行，哪怕是最坚固的样品也能被这个系统摧毁。或者，如果信件在这里仍然安然无恙的话，我本以为这些信件会被送到圣何塞市附近一个更大的机构，在那里进行分拣和处理，再被送回圣克鲁斯进行投递。但我看到的却是更人性化的流程。信件经过手工分拣后被立即分发，本地邮件直接发送给司机。这是一个惊人的快速而低调的过程。
“全美各地都是这样的流程吗？”我问。
邮政局长当着我的面大笑起来。“当然不是，这是本地邮件的流程。所有寄往外地的邮件都会用卡车运到圣何塞，在那里进行分拣。”
“那么照你说的，如果我把一张光秃秃的CD装在信封里寄到别的地方，那么它就会破裂、损坏或者被刮花？”
“很有可能。”
我们是幸运的，我想。
这被称为“假阳性”，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幸运”。如果我们通过其他邮局投递，或者如果里德住在加州的洛斯盖多斯或者萨拉托加，那么我们寄的CD可能已经被毁了。如果我们把它寄到我在斯科茨谷的家，而不是他在圣克鲁斯的家，那张CD可能就没法完好无损地被送达了。那我也就不会写这本书了。不过，也许我还会写书，但那就是关于洗发水的了。
然而，就在我们寄出CD的第二天早上，就在我们的粉色信封消失在投递口后不到24个小时，我在斯科茨谷的一个停车场遇到了里德。他掏出了信封，里面是一张完好无损的CD。
“寄到了。”他说。
“谢天谢地。”
从零开始建立库存
再见了，定制冲浪板。再见了，个性化棒球棒。
我想，当那张CD被安全送达时，我和里德都已经心知肚明，我们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意。克里斯蒂娜和特的所有反对意见，包括关于周转时间和便利因素的顾虑依然存在。但如果寄一张DVD只要花32美分，买一张DVD只要花20美元，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中看到了机会。
我、克里斯蒂娜和特发现，DVD和VHS录像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电影库存的规模。即便在美国可以买到DVD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多电影可供选择。到1997年年中，DVD格式仍然只有大约125部电影。但VHS格式的电影却有成千上万部。
当我给克里斯蒂娜看CD时，她问道：“所以思路是，我们早点儿打入市场？抢在音像店前面赢得先机，然后建立更多的库存？”
我点了点头，说：“更准确地说是‘从零开始建立库存’。目前拥有DVD*放播**机的人很少，所以距离音像店开始销售DVD还需要一段时间。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可以一家独大，根本没有对手。”
“这也许可以弥补电影的滞后，”特说，“如果大家无论如何在商店里都买不到DVD，那他们也不会太介意多等一段时间。”
克里斯蒂娜眉头紧锁，但我看得出她的立场开始动摇了。
“好吧，有人真的看过DVD吗？”
最初的股权模式
我们的创意已经有了，现在只需要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
在创办一家公司时，你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让其他人坚定地相信一个想法。你必须让你未来的员工、投资者、商业伙伴和董事会成员相信，你的想法值得他们投入金钱、声誉和时间。在当今世界，你可以通过提前证明你产品的价值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建一个网站或者制作一个原型，你可以把产品打造出来，可以测出流量或者预售销量等。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你去找潜在投资者时，你摊开手掌，有数字来证明你想做的这件事非但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而且已经实际存在并且取得成效了。
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儿子大学毕业后离开家，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搬到了旧金山市，打算创办一家新公司。在比从我们在斯科茨谷市的住所到旧金山的车程还要短的时间内，他就在广场空间[1]上建了一个网站，到在线支付服务商Stripe上开了一个信用账户，使用谷歌广告联盟（AdSense）购买了一些网页横幅广告，还在网站优化软件供应商Optimizely上建立了一些基于云计算的分析工具来测量结果。他完成这一切只用了一个周末。
他们测试的其中一个想法就是邮递洗发水。我还能说什么呢？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把历史的时钟拨回1997年，那时你光靠演示文稿（PPT）就可以筹集200万美元。事实上，你别无他法。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与时代特征有关。1997年，没有Squarespace，没有Stripe，没有谷歌广告联盟，没有Optimizely，也没有云计算。如果你想建立一个网站，那你就必须依靠工程师和程序员，还必须有服务器来支持页面，你得想办法接受信用卡支付，你必须自己做分析。别说一个周末了，6个月都不一定能搞定。
你需要资金，需要花钱雇人、租场地、买设备……需要支撑到你能证明自己的想法有价值的那一刻，直到你能真正筹集第一笔可观的资金。
这是个悖论：你没法向投资者证明你的想法行得通，除非他们给你提供资金来证明你的想法行得通。
你必须说服他们支持你的想法。
但在你接受第一笔钱，卖出第一份股票份额之前，你必须在上面加上一个美元符号。这叫作估值。你得想出一个数字来：你的想法值多少钱。
一般来讲，当有人说“嘿，有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想法！”，那往往是一件好事。
但在硅谷，百万美元也算不上多。
网飞目前的市值大概是1500亿美元[2]。但在1997年，我和里德决定，这项知识产权——邮寄DVD的想法，加上我和他一起创业这件事——一共价值300万美元。不算太多，但似乎也足够了。足以让人认真对待，但又不至于多到没人愿意拿钱去冒险。
我们估计，公司起步需要200万美元：上线网站需要100万美元，在筹集下一轮资金的同时经营网站还需要100万美元。我们需要一个天使投资人。幸运的是，我们都认识一个人选：里德本人。
里德想成为我们的天使投资人，因为即使他要离开硅谷去投身教育事业，他也想找到一种与硅谷保持联系的方式。资助我们就成了他保持创业感觉的方式。这让他得以继续沉浸在他所热爱的创业文化中。创办、经营小企业给了他生活的秩序、意义和乐趣。我想，他可能害怕在进入教育领域后会失去这些。作为我们公司的天使投资人，他可以建立一种安全网，那可以把他拉回那个他熟悉且游刃有余的世界里。他纯粹是害怕错失良机，就这么简单。
我决定不投入金钱。首先，我刚刚有了第三个孩子——儿子亨特。其次，和里德不同的是，我会为这个项目贡献很多时间和精力。
我的风险是我投入的时间。里德的风险是他投入的金钱。
但由于我一开始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实际上我改变了我的持股比例。要明白这背后的原因，你就需要略微了解一下创业公司是如何筹集资金的。这里会涉及数学知识，请保持耐心。
如前文所述，我和里德认为网飞（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加一个想法）的价值是300万美元。为便于计算，假设网飞一开始的股票份额为600万股，每股价值50美分，每股股票都代表股东对公司拥有一个基本单位的所有权。在第一天，公司只有我和里德两个股东，我们把公司一分为二，各获得300万股，也就是网飞公司50%的股份。如果此后什么变化都没有，而我仍然拥有网飞50%的股份，那我现在的生活就会变得有点儿不一样。前文提到过，网飞现在的市值大概是1500亿美元，坐拥其中半壁江山应该能给我带来不错的改变。
但随后出现了一个名叫“稀释”的变化。
请记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还是只有两个人加一个想法。之后我们需要建立网站、招聘员工、租办公室、买白板笔（我真的很喜欢白板笔），所以我们需要钱。里德愿意出资，但他必须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回报，于是我们就卖给他股票。我们不是把已有的股票卖给他，而是要创造新的股票再卖给他。既然我们已经规定了每股价值50美分，那么我们就得卖给里德400万股以换取他200万美元的出资。
所以此刻大家都很满意。我们现在拥有一家价值500万美元的公司：公司的资产包括这个想法（我们对它的估值是300万美元），以及200万美元现金。但现在所有权发生了变化。我仍然持有300万股，但因为现在总共有1000万股，所以我的持股比例从50%减少为30%。与此同时，里德的股权增加了，他现在拥有700万股：最初因想法获得的300万股，加上他投资换来的400万股。
里德持有的股份从50%变成了70%，所以我们现在是股份三七开的合伙人。
这一点没有对我造成困扰。股权稀释是创业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错，我的持股比例确实从50%降到了30%，但我更愿意持有一家有充足资金来实现目标的公司的30%的股份，而不是一家手头没有现金的公司的50%的股份。
我能否尝试与里德进行对半投资，以保持五五开的合伙人关系呢？当然可以。这就是所谓的“按比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但我不像里德那么有钱，我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另外，与他不同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每分每秒几乎都要花在让我们的想法落地上。此外，我认为把自己的大量资金投入这个项目会影响我承担其他类型风险的能力。如果我损失的不仅仅是我的工作，还很可能会损失100万美元，那我就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采取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大胆举措了，而这些举措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
[1] 广场空间（Squarespace）是一个网络发布平台，用户可以通过预先构建的模板或拖放功能轻松设计网站。——译者注
[2] 这本书英文原版出版时间为2019年。——编者注
人才与商业计划书
在硅谷，技术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一家不知名的初创公司是很难吸引顶尖员工的。但是，多亏普雷公司的收购交易，里德在业界有了影响力。短短几天之内，他就让我们与埃里克·迈耶取得了联系。法国人埃里克貌似木偶，举止疯狂。网飞发展初期有一支古怪的运营团队，团队成员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埃里克后来就成了这支团队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后来担任网飞的首席技术官。埃里克在职业生涯早期与里德共事过，我们和埃里克取得联系的时候，他正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担任高级职务。我知道要说服像埃里克这样富有才华（而且拿着高薪）的软件开发人员加入我们这群散兵游勇，着实需要费一番口舌，所以我一拿到他的电话号码就立刻打了过去。
与此同时，我需要写一份接近商业计划书的材料。注意，我用了“接近”这个词，因为我从未打算真的写出一份商业计划书来。大多数商业计划书都囊括了详尽的上市策略，对营业收入和支出的详细预测，以及对市场份额的乐观预测，但在我看来，这种计划纯属浪费时间。从创业开始的那一刻起，计划就过时了，然后你就会意识到当初所有的期望有多么离谱。
事实上，任何商业计划都无法在与真实客户碰撞的过程中存活。所以，关键是要让你的想法尽快和现实亲密接触。
但我们仍需思考应该从哪里着手，在这方面，我全靠克里斯蒂娜。我们在我办公室的白板前待了好长时间，试图想象出在线视频商店的模样。克里斯蒂娜手工绘制了网站的每一页，一丝不苟地勾勒出每一样内容的摆放位置，包括DVD封面图、故事梗概和订购信息。有了初始的团队成员之后，我立马就开始寻找合适的办公场所，或者至少要找个让大家可以面对面讨论的会议室。我家那条街上的最佳西方（Best Western）酒店是我最中意的，会议室的租金是一周250美元。
20世纪90年代的硅谷
我的描述也许让你觉得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确实很快，只用了短短几周的时间，我们就将一堆模糊的想法转为半清晰的行动计划了。但20世纪90年代末的硅谷有一个特点：一切都很快。
我并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就很慢，不完全是这样，但90年代的进展更加迅猛。整个硅谷笼罩在一种工程驱动的文化之中，所以一切都以事物建造的最快速度在进行。在我于80年代工作过的博兰国际公司，企业园区的建筑通常是工程师坐在顶层带窗的办公室里，其他人坐在下面的楼层里。这种设计强化了一种等级观念：工程师处于金字塔尖，而其他人都在为他们服务。与这种等级制度相伴而生的就是古板保守的观念。一切改变都必须严格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到90年代中期，情况已经有所转变。杰夫·贝佐斯在亚马逊公司的成功已经向我们表明，引领未来进步的不仅仅是更强大的硬件或者更富创新的软件，还有互联网本身。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来销售商品。互联网就是未来。
互联网是不可预测的。互联网的创新不是在企业园区集中进行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变化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展开。1995年，你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一本书，上面罗列了当时现存的网站，大约25000个，这本书不到100页。到1997年3月，当我和里德驾车翻过圣克鲁斯山，在上班路上进行头脑风暴时，世界上已经有了大约30万个网站。到1997年年底，网站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万个，用户的数量也已经增至一亿。事实上，并不只有我们在探索利用互联*赚网**钱的新方法。有成千上万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在寻找正确的角度、正确的产品、正确的方式来利用这种全新的媒介。
我听说有人把硅谷的90年代中后期称为“非理性兴奋时代”。我赞同对“兴奋”的表述。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最具颠覆性的技术，谁不会为之兴奋呢？
但真的“非理性”吗？不完全是。我们在互联网时代之初的激动之情完全是理性的。我们正处在一片开阔的绿色田野的边缘，这片田野既没有被犁过，也没有种过任何庄稼。若你多与企业家、工程师谈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他们向你描述的内容简直就像直接出自刘易斯和克拉克（Lewis and Clark）的远征[1]日记。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伟大远征前夕的拓荒者。这里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分给每一个人。
[1] 这次远征是美国首次横越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