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白马寺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时期。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他们带着两位印度僧人和一批经书和佛像回到洛阳。汉明帝于是下令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安置两位印度名僧和储藏他们带来的经像等物品。白马寺因此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发源地。
佛教在中国形成气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从魏至隋的360余年间，先后有30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西晋灭亡后，中国陷入了大分裂状态。北方地区先后存在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总称“北朝”。东晋灭亡后，南方地区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总称“南朝”。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能够给人心灵藉慰的佛教于是找到了生存土壤，从而得以快速发展。东晋时期，皇帝带头信佛，门阀世族崇佛成风。南朝梁武帝不仅尊佛教为国教，而且三次舍身出家为僧，当时仅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至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阶段。
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阶段
不过，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也曾遭遇过不少挫折。影响较大的佛难事件就有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以及后周世宗灭佛，统称为“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由于这四次佛难都是由皇帝亲自发动并付诸实施，对佛教的打击极大，所以佛教界至今耿耿于怀，刻骨铭心。
实际上，除了这四次佛难，佛教在南朝刘宋时期也曾出现过一次危机。因僧人慧琳所作《白黑论》（又名《均善论》、《均圣论》），引发的“白黑之争”，对佛教的冲击不亚于四次佛难。而且，“白黑之争”试图颠覆佛教的基本理论，比采取强制手段灭佛，更具有釜底抽薪的意味。因为，人们信仰佛教，主要是相信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地狱天堂等思想，以求来世幸福。如果这个基本理论被*翻推**，那么佛教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
佛教的六道轮回图
慧琳是南朝刘宋时僧人，俗姓刘，秦郡（今陕西）人，少年时出家于建业（今南京）彭城寺，为名僧道渊的弟子。史籍中说他学通内外，诸经及老庄皆精通，说话风趣幽默，尤其擅长著书立说，所以极受当时的皇帝宋文帝赏识。元嘉年间，慧琳参与朝廷机要，权势显赫，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慧琳虽为僧人，却对佛教基本理论持怀疑态度。元嘉十年（433年），他推出代表作《白黑论》，针对当时佛教与反佛教双方争执的根本问题，假设白学先生（代表儒、道）与黑学先生（代表佛教）相互辩论，对于佛教的基本理论进行批评、讽刺。他认为佛教的天堂地狱之说，纯粹是为了引诱、威吓民众。他还揭露寺院僧侣追求豪华、结*党**营私。所以他主张废除鬼神之说，多做修利迁善之事。慧琳作为佛门“异端”，遭到了当时大多数僧侣的排斥，但由于得到宋文帝的庇护，最终没有被驱逐出僧团。
《白黑论》传到湖南后，得到了时任衡阳内史何承天的追捧。何承天是刘宋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东海郯城（今山东郯城）人，西晋右卫将军何伦的侄孙。史籍中说他性情刚愎，博学强记，精通儒家、道道诸学。他创立的《元嘉历》，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还擅长音律，发明了一种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何承天曾担任尚书祠部郎、南蛮长史、尚书殿中郎等职，元嘉九年（432年）出任衡阳内史，故称“何衡阳”。何承天读了《白黑论》，十分赞同慧琳的观点。然后写了一篇《达性论》，站在儒家立场，跟着批判佛教。
北京天坛神乐署里的何承天雕塑
当时，刘宋著名的山水画家、佛教居士宗炳正漫游至南岳衡山。何承天便将《白黑论》也送给宗炳一份。宗炳是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27岁时前往庐山东林寺拜佛教净土宗始祖慧远为师，不久因他的哥哥、南平太守宗臧逼他回老家，被迫离开庐山，后隐居江陵。尽管宗炳在庐山时间很短，后来仍被列为“东林寺十八高贤”之一。宗炳看了《白黑论》之后，觉得这是大是大非问题，随即与何承天展开论战。
宗炳写了一篇《答何衡阳书》，寄给何承天。信中主要表达了几个观点：第一，不是只有佛教信奉神明，中国的老子、庄子也说有神明。第二，天地之外、冥冥之中的事情很深奥，不能简单粗暴地去否定。第三，中国古代哲人也阐述过万物皆空的道理。第四，对于“佛教宣扬无欲，可人们信佛却是为了满足欲望”的说法，是对佛法的极大诬陷。
何承天收到宗炳的回复后，写了一篇《答宗居士释均善论》，维护自己的立场。主要观点有：第一，反对佛教高于中国孔老之说。第二，反对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论。第三，佛祖是虚构出来的。
宗炳不甘示弱，又作《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反击，申明自己的观点：第一，相信佛法是真实的。第二，坚持神不灭论。第三，佛祖神通广大，但邪恶之人是无缘得见的。第四，以儒道为代表价值观，造成了父子相疑、兄弟相残等诸多乱象，不如佛教高明。
何衡阳集
就在何承天与宗炳论战之际，刘宋著名文学家、时任永嘉太守颜延之也参与到了其中。颜延之是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于门阀世家。史籍中说他居陋室，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与当时的文学家谢灵运并称“颜谢”。颜延之信奉佛教，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僧人有交往，包括慧琳。想必是为了顾全情面，颜延之没有直接针对慧琳的《白黑论》，而是猛批何承天的《达性论》。他前后写了《释何衡阳达性论》、《重释何衡阳达性论》、《又释何衡阳达性论》三篇文章，与何承天往复论争。何承天亦作《报应问》反驳。
在皇权社会，宗教论争通常都是由皇帝决定输赢，“白黑之争”自然也不例外。值得佛教界庆幸的是，当时的皇帝宋文帝比较开明，对佛教比较宽容。他的裁判结果是：“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意思是说，若能使天下人都信仰佛教，那我也成了太平天子，有什么不好呢？当然，皇帝并不是信仰佛教，他只是把佛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
一场佛教理论危机就此化解，“白黑之争”也就成了一场著名的口水仗。（文/谢志东）
何承天浮雕
【参考文献】
1、李思《魏晋南北朝南岳佛道教研究》
2、徐孙铭、王传宗《湖南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