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那么，《三国演义》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在哪里？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里，不在战场里，而在人心中。
《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
《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一个人心险恶的时代；是一个各路战旗飞扬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数人头落地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又是一个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
这个时代是战乱的时代，其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关键不在于身具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身带无人可比的面具。面具决定一切。1917年李宗吾先生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李宗吾先生用彻底的语言说明《三国演义》中二雄的本质，倒是说到要害上了，这部经典所集中的诡术、权术、心术，真是又黑又厚。
中国的民间智慧产生了一个既朴素又深刻的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一民间真理启迪我们，人进入成年之后，不可走向“三国”。这是一种教人自救的智慧。中国文化系统虽有《三国演义》，但也有《道德经》，前者引导人们走向成熟的圆滑、成熟的世故，让你赢得全套的生存技巧与生存策略；后者呼唤你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让你拒绝世故与圆滑，放下一切心术与面具。两种文化，两种人生方向。民间智慧关于“老不看‘三国’”的提醒，实际上是心灵大方向的提示。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机谋、权谋、阴谋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国权术的各种形态。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突显一个“诡”字，所有的权术全是诡术。史书只说“春秋无义战”，但未说“三国无义战”。魏、蜀、吴的长期纷争，并不是正义的一方与非正义一方的决战。《三国演义》的作者站在“拥刘抑曹”的立场，认为刘备代表刘氏汉王朝的皇统正统，因此也认定他代表正义的一方，以为刘备系“天下为公”，未看到他的一己私心，所以极为美化刘备一方。但是在美化中，也暴出刘备的种种诡术。
如果把《三国演义》读作一部兵书，那么其诡诈尚可理解。因为孙子早就说过：“兵者，诡道也。”曹操曾对这一定义作注，说：“兵常无形，以诡诈为道。”以孙子为缘起，兵不厌诈，已成为公理。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便不择手段，特别是伪装、欺骗等手段。
可是，以《三国演义》开端，中国的诡术从军事进入政治，进而泛化到一切人际关系领域，到处是诡人诡士、诡舌诡言，在沙场上施行的是诡计、诡谋，在日常生活中则充满诡情、诡态。“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甚至进入政事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三国演义》的“诡”进入了婚事（如孙夫人孙尚香变成孙权与刘备争斗诡计的筹码）、情事（如貂蝉成为董卓、吕布的陷阱）、儿女事（如吕布把女儿作为和袁绍等交易的工具）。从高度上说，《三国演义》诡到宫廷的尖顶，从深度上说，《三国演义》诡到人性的最深处，从广度上说，诡到人人用计，不诡不能活。
诡术，其实就是骗术，就是伪装术。因此，《三国演义》展示一条规律，谁伪装得最巧妙，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表面上看，魏、蜀、吴三国是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诡术的较量，即骗术与伪装术的较量。论个体的力量，吕布力量最大，刘、关、张三人联手也打不过他，但是，他是大失败者，败在曹操手下，也败在刘备手下。临死之前，他才看透刘备的伪装（假朋友），可惜太晚了。论群体的力量，曹营大胜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但是，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差些丧命，曹操不是输于力量，而是输于诡计，他完全没有识破刘、孙联军的那么多诡计，不断上当。庞统的连环计、黄盖的苦肉计、周瑜的“离间计”（借蒋干而灭水军将领）等等，他全中计。曹操虽然也“诡”，但还是上了更“诡”者的当。可见，诡术诡计之高明，也是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
其实，曹操的诡术不如刘备，早在“煮酒论英雄”的情节中就显露出来了。刘备的一装再装，曹全然不觉。这段故事表明刘备的伪装术非同一般，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能成功地建立蜀国。不妨重温一下。
故事发生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本据小沛的刘备因吕布袭击而投奔曹营，被曹操任命为豫州牧。同年十月，他随曹东征，活捉吕布并杀了吕布，返回许昌后被提升为左将军。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参与了汉献帝的妻舅、车骑将军董承铲除曹操的阴谋，在天子手书的血字密诏上签字画押，并叮嘱董承“小心，切不可泄”。一面参与如此重大的反曹政治阴谋，一面却装得什么事也没有。为了骗过曹操的耳目，他特地在自己的寓所后辟一菜园，每天浇水施肥，一身汗水，对什么都不关心，惹得性急的关羽和张飞很不耐烦，他这样装倒是曹操一点也未提防。
有一天刘备正在菜园里，曹操派人把他请到府中，一见面，曹操说：“你在家中做了大好事”，刘备吓得面无血色。曹拉着刘走到后园，说“你学习种菜，真不容易”，果然没有看出种菜中的诡术。接着，他们便煮酒论道，酒半，突然电闪，见到乌云似龙，曹操便说起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可比当今英雄。”于是问起刘备：“谁是当今英雄？”接着，刘备的回答便是满篇“诡言”。他先是作谦卑状，说“我无知浅陋”，当曹操硬要他讲书屋讲坛时，他便装糊涂说：“淮南袁术，兵粮充足。”曹操反驳道：袁术不过是“凭先世荣耀，我早晚捉住他”。刘备立即改口，又装糊涂：“河北袁绍，今盘冀州……”曹又反驳道：“袁绍表面厉害，实际胆小，有谋无断，想干大事又惜生命，见小利而忘义。”刘备听后第三次装糊涂，开了“刘表、刘璋、张鲁、张绣”等一串名字。
曹操说这些不过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之后，刘备才认真地问英雄是“谁”？当曹操说“唯使君与操耳”时，他吓得魂不附体，连手里的筷子也拿不住而掉落地上。此时曹操竟看不出刘备的诡态，问道：“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刘备立即应以诡言：“孔圣人遇惊雷有所动”，终于逃过一场风险。
刘备最后这一句话，打的是“孔圣人”的牌子，这是刘备诡术的关键，也是了解刘备的钥匙。《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的大全，这些诡术包括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诡辩术等等，而刘备玩的是打着圣人面具的儒术，即扮演“仁君”，满口“仁义”，但谋取的是自己和集团私利的圣者诡术。
鲁迅于1934年写过《儒术》、《隔膜》等文，揭露儒术是一些士大夫的政治术和帝王的*治术统**。他引用宋代余阙的《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的话：“……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什么时候都可高人一等，即行的是虚伪的谋私利的儒术，收到的却是“仁君”、“仁臣”等一片礼赞之声的“儒効”。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隔膜》中讲到，清朝帝王的*治术统**也是打着古训的旗号满口仁义的儒术，结果一部分臣民上了当，断了头。刘备在打江山的过程中用的也是“爱民如子”、“兄弟仁义”一套儒术，结果吕布、刘表、刘璋一个一个都上了当，或丢头颅或丢城池。鲁迅说这种利用祖宗成法的奥秘没有人来说明。
其实，庄子早就道破这奥秘乃是一种诡术。庄子在《徐无鬼》篇第十二节说：“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善。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必见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庄子这里指出仁义包含着爱与利，可惜真正愿意付出的爱少，而通过仁义之名谋取“利”的则很多。因为，借仁义之名的行为，便造成虚伪（无诚），义旗本身也成为“禽贪者”的工具。庄子真是一针见血。
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刘备对刘璋所讲的“义”，完全如庄子所言。刘璋系益州牧，乃四川一方诸侯，因面临曹操、张鲁的双重压力，加上自身禀性懦弱，早就想借重同宗兄弟刘备的力量。而当时他的属下大夫张松到北方曹营说项失败后，到南方却受到刘备隆重款待，有感于知遇之恩，张松便献上蜀中地图，请刘备“长驱西指”，入主西川，他与法正、孟达等两位心腹契友可做内应。刘备听到张松的大计后，口头上虽说：“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嘴上还含着同宗之义，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也对张松感激到极点，并向张松作了许诺：“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张松投靠刘备后返回四川便实施其计划，劝说刘璋请刘备相助，曰：“荆州刘皇叔，与主公同宗，仁慈宽厚，有长者风。赤壁鏖兵之战，操闻之而胆裂，何况张鲁乎？主公何不遣使结好，使为外援，可以拒曹操、张鲁乎？”刘璋倒是老实，经张松一说就中计，连忙应允，曰：“吾亦有此心久矣。”并派张松推荐的法正、孟达作为使者前往荆州请兵入川。
倒是刘璋的幕僚黄权、王累等一眼看清事态的严重而全力阻挠，尤其是王累，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撕下刘备的面具：“……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况刘备世之枭雄，先事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
王累说的是实话，刘备口里讲的是“义”，心里却是“术”。但刘璋不听，仍然相信刘备同宗之义的真实，驳王累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夺我基业？”并立即令法正带上他的书信前住荆州。书信言词殷切，完全相信刘备系“真仁义”：“……璋闻‘吉凶相救，患难相扶’，朋友当然，况宗族乎？今张鲁在北，旦夕兴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义，即日兴师，剿灭狂寇，永为唇齿，自有重酬。”此后，刘备便率军入川，步步为营，开始时刘备还带仁义面具。到了摊牌时刻便翻脸不认人，借钱粮军马不足而发难：“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効命乎？”有了借口，便采纳庞统之计，开始图谋成都，后又因张松暴露事件，与刘璋决裂，便大举进军攻下涪关，直逼成都。所谓“手足之义”也全埋葬于惨烈的腥风血雨之中。在庆功的宴会上，庞统和刘备两人都喝得醉醺醺，酒后吐真言，他们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玄德酒酣，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庞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第六十二回）
庞统说的是真话，伐人之国，非仁义之师；占了便宜还要庆功作乐，非仁义之举，这恰恰打中了刘备的痛处。刘备满口仁义，可是，吃掉刘璋却大背同宗之仁、兄弟之义，这种不仁不义的背叛行为偏偏被自己的军师说破，这哪能受得了。他除了把自己比作武王伐纣的仁义之师以*慰自**之外，就是一反温柔敦厚的脾气，竟把庞统赶出宴席。
按照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兵者乃不祥之器，如果不得不用兵，而且取得胜利，也不应当高兴庆功作乐，而应当以丧礼的形式悲哀地面对，这才算是仁义之师，但刘备不是这样，一打下涪关这一战略要地，就设宴劳军，乐而酩酊大醉。庞统在酒后无意中撕下刘备的“仁义”面具，不能不使刘备作出强烈反应。
整个征西歼灭刘璋的过程，可以看到庄子所说的“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乃是真理。刘备的仁义，也只是以仁义之名谋取霸业之实。庄子所说的“无诚”二字，放到刘备身上极为贴切。刘璋把无诚当有诚，上的正是刘备柔术、仁术的大当。说曹操是不仁不义之“贼”，而刘备征西的仁义何在？说是“贼天下”太重了些，但说他的仁义不过是一种诡术，一种掩盖霸业野心的权谋，绝不过分。我们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的大全，正是它不仅包括刚性的露骨的曹操式的法术，也包括柔性的伪善的刘备式的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