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1875年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奏折。其中心议题是请求为将来光绪帝的皇子承继同治帝为嗣，颁立铁券，永不更易。
广安建议召开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进行讨论。他先是恭维说，慈禧选择光绪帝作为咸丰帝的继承人乃是：
"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神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
"计之完全，未有过于此者"。
看起来，广安完全肯定了慈禧的做法，但他笔锋一转，便建议颁立铁券，以防变化。广安的真实用意是对慈禧立光绪帝表示不满，唯恐慈禧以后再生花样，想用铁券限制慈禧。
慈禧本来心中有鬼，担心人们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不曾想冒出这么个不懂事的劳什子，竟然倡议讨论，是可忍，孰也可忍？慈禧立即颁一懿旨，称他"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广安著传旨申饬"，教训教训广安，其他想要发难的人便也老实了。
就这样，便压下了关于立嗣的种种议论。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过了四年，即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1879年4月25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随同吏部参加祭礼时服毒自尽了。这在当时是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吴可读自尽时，遗有存封的密折一匣，遗书嘱咐转呈吏部代递。吴可读密折内称："……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咸丰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同治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降以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
吴可读为什么自尽呢？原来仍然是为了立嗣。
他在遗留的这个密折里说，两宫太后为咸丰帝立子，而没有为同治帝立嗣，是"一误再误"。要求两宫太后明降懿旨，将来大统仍归同治帝。这是在为同治帝立嗣的问题上公开而勇敢地指责慈禧，可谓空谷足音，难能可贵。除了已经自杀的吴可读，谁还敢对滥施淫威的慈禧妄置一辞呢？吴可读要求再明降一旨，申明将来大统仍归同治帝的嗣子。他之所以"昧死具陈"，其目的盖原于此。
吴可读画像
吴可读认为慈禧破坏了清朝的祖制，他是在向慈禧发难。这个愚执的吴可读！针对吴可读的死谏，慈禧不能装聋作哑，必须直接面对。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立即明降懿旨，予以回应，旨曰：
"钦奉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吏部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经降旨，即是此意。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面对挑战，慈禧不像上次采取简单的压服方法，而是变换招数。她想借众人之口为自己辩护。她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她要控制舆论。她立刻降一懿旨，说明吴可读此奏没有什么新意，同以前我所降的懿旨没有区别，我也"即是此意"。这是在暗示大臣们上奏应该如何措辞。又命王、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讨论吴可读原折，提出妥善处理办法。
四月初一日，有关官员分赴内阁阅看吴折，并进行了讨论，然后分别上了奏折。
礼亲王世铎奏，吴可读根本没有理解领会慈禧以前所降懿旨，"未能细心仰体"。并说其实吴折所要求的做法，慈禧的懿旨早已指明了。吴可读的奏折纯属妄议。他认为吴折"毋庸置议"，不必理他。
大学士徐桐、翁同龢、潘祖荫奏，吴可读预定大统的说法是不可行的。因为"我朝家法，不建储贰"，即清代祖制不准公开预定皇位继承人。这是祖宗遗训，应万世恪守。你吴可读的死谏是在破坏祖宗家法。侍读学士宝廷奏折认为，吴可读"神智脊乱"，即精神不正常，不可能正确理解慈禧原懿旨的含义，所以才有此一举。
国子监司业张之洞奏折认为，吴可读坚持生子即定为同治帝之嗣，"将类建储"，即同建储很相似，而这是我朝家法所不容的。立储是"大戒"，是不可行的。
张之洞
侍读学士黄体芳、御史李瑞菜也上了奏折，内容与前大同小异。这些奏折，对慈禧是一片赞扬声，对吴可读是一片斥责声。舆论一边倒。慈禧暗自得意，于是在四月初十日降一懿旨，毫不客气地指出：
"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又说，将来光绪帝诞生皇子，光绪帝本人会慎重选择，"绩承统绪"的。何用你吴可读聒噪？但是你这个七品小官为此事自尽，"孤忠可悯"，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吧！
慈禧利用王公大臣们的奏折控制了整个舆论。权力便是舆论。这既为她选择光绪帝作为继承人制造了理论根据，又为以后确定光绪帝的继承人埋下了伏笔，可谓一箭双雕。
《慈禧外纪》对吴可读之尸谏极尽赞美："其功不可没也。盖其死也，实根于忠勇之天性，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血气之勇，士君子道光之勇也。其光明之怀，信道之笃，实令人叹仰不止。"
吴可读反对慈禧之独裁专横固然是可嘉的，但平心而论，他所维护的仍然是封建的传统，从现在的角度看，他的举动是可笑、可悲、可怜的！
翁同龢
载湉即位后，乖觉的王公大臣们早已洞悉慈禧的心思。他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吁恳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于是，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便一起上奏，哀哀恳求两宫垂帘听政。
第二天，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1875年1月14日），两宫颁旨，痛快地答应了实行垂帘听政。旨曰：
"览王、大臣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唯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无所秉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钦此。"
慈禧认为垂帘是"一时权宜"，但皇帝年幼，不垂帘又不行，只能勉强答应。等到小皇帝长大成人，典学有成后，再归还政权。垂帘是慈禧的愿望，愿望要实现了，她又扭呢起来。
这是两宫，即慈禧的第二次垂帘听政。第一次是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二年（1873)，两宫太后实行垂帘。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一书的大事。醇亲王奕譞经深思熟虑，于十二月初六日进一奏折。内称他突然听到择定亲生儿子载湉为嗣皇帝，仓促间昏迷过去，被抬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为此，他正式提出辞职。
儿时的光绪
七天之后，两宫正式批准奕譞辞去一切差使。奕譞如愿以偿，达到了目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奕譞是很有政治预见性的。
两宫二度垂帘后，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处基本上没有变化。
光绪元年（1875）军机处由五人组成，即恭亲王奕䜣、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协办大学士宝黎、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工部尚书李鸿藻。
这个班子与辛酉*变政**后的班子比较，基本班底没有变动。除同治四年(1865)，慈禧褫夺奕䜣的议政王职外，其他的人事变动，均属自然减员性质，没有大风波。这个班子是较有威望，较有能力，较有效率的。
清朝的内阁居一切官署之首，内阁的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是文臣最高的荣称。
大学士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兼殿、阁及六部尚书衔。殿三个：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阁三个：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从一品。
大学士名次是分先后的。恽毓鼎在《澄斋日记》记道："大学士名次先后，以殿阁为序：首保和殿，次文华殿，次武英殿，次文渊阁，次东阁，次体仁阁。保和殿不常设。文华自李（李鸿章）、荣（荣禄）二文忠逝后，亦不设。现以仁和（王文韶）居武英为首辅，内阁公事皆秉承焉。不分满汉，东阁即内阁也。以其在太和门之东，故名。"
军机大臣沈桂芬
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有点类似现在国务院的国务委员。
二度垂帘的慈禧需要的是稳定。政局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因此，她没有变动原来的军机处。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慈禧的明智之举。慈禧对这个班子大体上是信任的。
稗官野史不负责任的描写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似乎慈禧早就对小皇帝载湉极尽虐待之能事，不让他吃饱，不让他穿暖，不让他玩好。慈禧对他横眉立目，冷若冰霜，残酷至极。
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梁启超的《戊戌*变政**记》。他在这本书里专门设立一章，即"西后虐待皇上情形"，指斥慈禧残酷虐待小时候的光绪帝。他引用的据说是义烈宦官寇连材的笔记，借此揭露慈禧。笔记说：
"中国数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即登极，登极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醇亲王之夫人，皇上之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唯西后一人。然西后骄侈淫逸，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皇上每日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虽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皆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饱。有时欲令御膳房易一馔品，膳房必须奏明西后，西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西后待皇上无不疾言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威积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据梁启超说，以上内容出自寇连材的笔记。梁启超没有说明这个笔记出自何处，又是怎样辗转到他的手里。我们只知道，只有梁启超一个人说看到了寇的笔记，这显然是一个孤证。我们还知道，梁启超在《戊戌*变政**记》里为戊戌六君子分别立传。在他们的传的后面附录《烈宦寇连材传》。而说到寇连材上书事，则说到全折共十条，但梁只说了三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三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其余数条，言者不甚能详之。大率人人不敢开口之言"。
不管怎么说，充其量梁启超只知道这三条。但这三条是真的吗？光绪帝的师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稣，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1896年4月9日）日记中记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
军机大臣文祥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96年4月8日）的日记中记道："本月十六日有奏事处太监寇联才（连材）条陈十事，奉旨即行正法，究不知所言何事也？前日闻之裕寿帅云。"
翁同穌、王文韶都是处于宫廷上层的亲信重臣，连他们也不清楚寇连材因何被杀，所言何事，说明当时的高级官员的圈内人对此事也是冥蒙不清。既然如此，梁启超又怎么能得到上书的原件，知道其内容呢？
事实上，近年来历史学者戚其章撰文披露了《寇连材死谏折》，揭示了寇连材上书的全部内容。而这个《死谏折》的内容，同梁启超所说的那个上书的内容迥然不同。由此，我们只能得出梁启超的说法是来自传闻，是没有根据的。
既然上书的内容是来自传闻，我们就有根据怀疑梁启超所说的寇连材笔记的真实性。因为那个笔记也只是梁启超个人说的，是得不到佐证的一个孤证。所以，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笔记内容的真实性了。
其实，笔记所述的内容，如细加体味是不难发现其破绽的。虽然戊戌*变政**后慈禧苛待光绪帝，但不能由此推断慈禧一定在光绪帝幼时使苛待他。
这里可以引用军机大臣瞿鸿禨（ji）直接听到的慈禧的一段话，来了解慈禧对幼时的光绪帝的态度：
外间疑我母子不如初乎？试思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日我**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
小皇帝载湉是受到慈禧宠爱的。她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也在精神上塑造他。她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小皇帝成长的特殊环境。她命令为小皇帝配备的太监必须是老成持重的。慈禧的御前女官德龄在其所著《瀛台泣血记》里写道：
"论到光绪的日常生活，倒也并不怎么简单。每天早上，差不多在六点钟的光景，他总要醒了。他一醒是马上要喊起来的，于是王商便忙着赶进去给他穿上衣服，端洗脸水，侍候他梳洗。除了王商以外，另外有两个太监，也是一般会替他这样照料着的。大概他们三个人自己先分好了班，每隔几天这样轮流当差的。光绪在身之后，第一件使他高兴的事，就是看那些小太监们替他忙着准备早膳。而当他们在一路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总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和顺。平常日子，他多半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长袍，上面罩着一件淡红色的比甲。这件比甲是很长的，从肩上一直要罩到脚尖。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子的围帽，帽顶上有一颗用丝带打就的结子。结子下面，还披着许多像流苏一样的红线，帽子上也有花纹绣着，那是许多金色的长寿字。在当初，普通人的帽子上也是绝对不准用一些金色或黄色的，只有皇上才可以。不过在皇上所穿的便服上，也不大用黄色或金色，只有逢到什么大典时候所穿的礼服上，才用这两种颜色为主。在他这一顶帽儿上，前部的正中，还有一颗很大的珍珠缀着，也是平常人所不常有的。他足上穿的是一双黑缎做的小靴，底是白的，就是所谓'粉底朝靴'了。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替他穿好衣服之后，他差不多总是来不及再梳洗，便急着要吃他的早餐了。他的早餐也是很丰富的。除掉那个照例有的一百样小菜之外，还有许多乳酪、小米粥和松饼之类，给他准备着。只要他一坐下，便可以独自大模大样地吃起来了。虽然他只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孩子，但一切侍候他的人是决不敢随便放肆一些的。不但这样，他们还随时提醒着光绪，使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位万岁爷，万岁爷的餐桌上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坐上去的。"
军机大臣宝鋆
德龄因在慈禧身边任御前女官两年多，备受宠信。她在宫中同光绪帝有过多次直接接触。她目睹了光绪帝现在的生活，也会耳闻到光绪帝幼时的生活。因此，她的记载便有了一定的价值。她所说的幼年光绪帝的生活完全是一个真正皇帝的生活，有太监的躬腰侍候，有独享的华贵衣冠，有丰盛的百样菜肴。我们完全看不到他受虐待的影子。
真不知梁启超的那个寇连材的笔记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身为伯母兼姨妈的慈禧对侄子加外甥的载湉，从小就关怀备至，爱护有加，是合乎常理的。反之，说慈禧对小皇帝载湉处心积虑地加以虐待和*害迫**，则是悖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