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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今天纪念唐山大地震时，我们是在纪念什么呢？”关于这些速写的研讨会上，有人这样问道。作者牛晓林也说不好，当年他画这些画出于一种记录的本能，没想过43年之后拿出来，竟能引起唐山方面的重视。速写简单甚至粗糙，唯一的解释是它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而当人们对过往的纪念交织着情感与细节，一段历史也就有了血肉。
大地震中的温柔一瞬
我是被这样一幅画打动的。画面是再简练不过的钢笔速写。寥寥几笔，一顶帐篷，前面一个炉子在烧水，一个小女孩神情专注地蹲在那看着。这张画的前一张画是一辆水车，地震之后，唐山的自来水全部断供，都要靠水车从外地拉来。那时是盛夏，在某一瞬间，你能感受到小女孩目光里水的珍贵。
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窦海云大姐也捧着这幅画看了半天，然后忽然笑了。1968年，窦海云也就6岁，她记忆里，帮大人看火、打水，是这个年龄的小孩子们在抗震期间唯一能参与的事。因为工作的原因，窦海云这些年接触了大量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史料，大多都是宏大叙事，要么就是歌颂，要么就是呈现苦难。 时间久了连她这样的亲历者也会忘记，大地震当中，原来是有这样的温柔一瞬的。
记忆的大门被打开，越来越多关于大地震的细节流淌出来。她甚至有些惊讶自己很多记忆竟然都是充满童稚的，比如她记得地震之后，因为物资紧缺，自己家附近凤凰山公园里的动物没办法继续饲养了，饲养员就把一些动物放了出来，任他们自生自灭。她和小伙伴们有过几次在街巷里追着长颈鹿跑的经历，算是给那个悲伤的夏日带来一丝温暖的回响。还有她家的震后简易房是用母亲单位唐山市展览馆的大展牌劈开了搭起来的，过去这么多年，她已经不大记得这房子是否透风、漏雨，倒是对每每抬头能看到的展牌上那几个大字记忆犹新。
《唐山大地震》剧照
这是区别于主流叙事的只属于她个人的大地震记忆。大地震当中，窦海云除了失去一位“大妈”（注：大伯的妻子），包括父母、奶奶、弟弟在内一家十几口人大都安然无恙，甚至住在楼房里的姥爷也因为起夜躲过一劫，这在唐山算是极个别的幸运案例。所以之后她很少主动和别人聊起地震，“因为地震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多负面的影响，面对别人的伤痛，总怕刺痛别人。”
时间久了，特别是对于窦家的下一代来说，她们家好像和没经历唐山大地震的人家也没什么不同。窦海云自己也在思考，以前讲起大地震，总是讲别人的故事多，自己的故事少，“因为觉得不典型。”女儿今年22岁，“对唐山大地震已经一点概念都没有了。”
所以她才觉得那幅画特别好，并且迫切地想找到这个边上用小字注明叫“桑小红”的小姑娘，她觉得年龄相仿的两个人肯定有聊不完的话题。除了桑小红，他手上还有一份大概20个人的名单，有的是老工人、老战士，有的是当年来唐山医疗队的医护工作者，都是这一组速写里记录的人物信息，她想把他们都找在一起。
对于窦海云来说，这不仅是市长亲自批复给唐山市方志办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她看到一个机会，一个让之前她已经意识到被“忽视”掉的记忆丰满起来的机会。
少有一起事件像唐山大地震一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叙述上有如此明显的不同。在最早的时候，说它是一场“人定胜天的伟大斗争”；上世纪80年代，钱刚那篇同名报告文学让人们认识到“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而在今天，通过一位画家的147幅速写，我们或许能够重新认识那个筋骨之下，角度更加多元，细节更加丰富的唐山。
被遗忘的记忆
如果不是正好有朋友说起美国最近的另一起地震，旅居美国的画家牛晓林大概也不会从家中找出来这两个笔记本“要给老朋友们看看”，自然也就不会被另一位唐山的朋友介绍给唐山市政府，还被邀请回唐山讨论是否有办展或出版的可能。这组速写原本已经被牛晓林遗忘在角落里很久了。
20多岁的时候，牛晓林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唐山大地震了，147幅速写是他在7天之内画出来的，“每天有无数的东西想要记录和表达。”
他本是一个局外人，1976年8月6号，地震后一周，他被领导派去唐山“走走看看，感受一下，为以后创作抗震救灾搜集些素材。”
地震爆发地唐山是当时整个华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作为一座自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工业化的城市，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桶机制水泥……唐山人津津乐道的数字是唐山用占我国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出占比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
窦海云记得小时候唐山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已经算是富足，“平时周周组织看电影、话剧，学校定期组织去青少年宫、动物园，每年秋天能吃上比两个手掌合起来还大的海螃蟹。”她记得大地震前两年，唐山刚开始组织新一轮的城市建设，“唐山过去大部分都是平房，新华道两旁建起来一排排楼房，当时大人都跟小孩讲说将来咱们都会搬进那样的楼房里住，小孩子们还都很羡慕。”
当时牛晓林对这些都没概念，因为不是直接去参与救援的，也不知道该带什么，带了根钢笔和一个笔记本就上路了。当他坐着拉物资的车，第一眼看到唐山的时候，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屏住了呼吸，这里已不存在什么城市，所有的房子都倒塌了，就像刚经历过战争一样……唐山平了。”
《唐山大地震》剧照
去唐山的时候，领导也没交代他去唐山究竟去获取什么素材，将来又要进行什么创作，他本来也不知道自己在现场除了帮忙还能做些什么，“但当时忽然就有了一种记录和表达的本能，”他说，“每天闭上眼，他脑海里全是那些死去的孩子、被扯弯的铁轨，还有碎成渣的房子。”
那时候也没什么人有照相机，他就想着靠纸和笔把看见的东西记下来。
同样是20多岁，龚林发和钟范英也以为自己不会忘记唐山。他们是上海龙华医院救援队的成员，地震当天，医院做了紧急动员，从各个科室抽调骨干力量，组织了一个15人的救援队，急赴唐山，“当天连家都没有回，我们是直接从单位去火车站坐一趟专列到天津，然后又从天津机场坐飞机降落在唐山。”
那时候龚林发22岁，是一位药剂师；钟范英24岁，是位护士。两个人都是医务工作者出身，对于灾难和生死的承受力要超过常人，他们印象更深的是巨大的救治压力。钟范英记得，当时她每照顾一个刚开始还要记录一下，后来很明显记不过来了，事后唐山方面的统计资料显示，1976年7月30日到9月24日，上海医疗队来唐人数达2005人，接待门诊22.1万人次。从7月30日上海医疗队到达灾区到8月22日抢救任务基本完成，上海医疗队共治疗伤员181768人次，做大小手术781例，接生37名婴儿。
这趟行程对两个人来说是紧张刺激而新鲜的，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搭火车和飞机，“又是如此光荣和艰巨的任务。”“在唐山呆了21天，那个时候感觉真的是挂念，回去的时候还是很不愿意走的。”1977年6月份，龚林发又主动申请来唐山参加第五批医疗救护队，在唐山呆了9个月，直到78年3月份才回去。
时间自有抚平一切的力量。这话在灾难来临时常被用以带给人慰藉，在平淡的日子里却又有另一重意思——当年曾经以为会记忆很久的唐山，其实渐渐淡忘了。
对于牛晓林，之后毛主席去世、*革文**结束、粉碎“*人帮四**”、改革开放……需要“宣传创作”的大事一件接着一件，而对于龚林发和钟范英，他们回到上海后也渐渐回归各自的生活。龚林发离开唐山的时候，唐山刚刚开始震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他想着过两年一定要回来看看，但也一直没有回来。
直到今年5月的一天，窦海云分别找到了龚林发和钟范英的家里，“当年在唐山有人给您画过一张画您还记得不？”问话是熟悉的唐山方言。但龚林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他今年已经65岁，头顶有些稀疏，是个精瘦的上海老头；画面里也是一个清瘦的男子，留着寸头，背个草帽，带个方框眼镜，书生气遮不住年轻——那个青年脸庞上还有棱角，喉结、指节都紧绷着。
“这是我吗？”龚林发还不太确定，接着他看到了旁边一行小字，“上海龙华医院医疗队，龚林发。”
我们为什么纪念
牛晓林在唐山画的第一幅画是一辆标语下的洒水车，接下来是救灾的飞机、吊车，还有解放军和医护工作者救灾的群像……某种程度上，这些符号和视角反应了那个时代对唐山大地震的认识。 人们对唐山大地震的记录，最早是以“抗震救灾”为主导的集体式的记忆。
这种叙事模式直到地震之后十年，1986年，才被钱刚那本报告文学作品《唐山大地震》所打破。他通过大量对普通人的采访，尽可能还原出一场灾难究竟能带给人多么深远持久的影响，也让大量的人意识到“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
窦海云的朋友老Q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剩下了3个弟弟妹妹，那年他17岁。之后实际上是他自己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但是随着三个弟弟妹妹长大。“你会越来越觉得他的压力和负担好像越来越重了似的，而且父母离世的缺憾对他来说就是没有办法弥补。”老Q后来信了佛，但是很多事情在窦海云看来，“没办法看开。”
在汶川大地震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大家有意识地进行心理干预，也有意识避免塑造英雄，加剧心理创伤。“但对于唐山大地震来说，这是一片空白，我们是过了二十多年才有意识去做这样的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心里就是一片废墟了。”同样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中国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董慧娟说。
《唐山大地震》剧照
一份上世纪90年代针对唐山大地震灾后心理状况的调研显示，有大约1%的地震灾民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地震孤儿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率高达23%。
所以在这些速写作品的研讨会上，董慧娟提了“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去揭伤疤吗？不是啊。”
她觉得虽然灾难的本质是灾难没错，但是在唐山大地震不断随着时代的语境被建构和解构的同时，有一些东西很珍贵的应该去纪念的东西可能反而被消解了，“比如那个时候的人，和人的精神。”
所谓“抗震精神”，这可能是随着时间流逝很多当代人所不能理解的地方。我之前去过多次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的唐山大地震纪念馆里，有一组唐山人民引以为豪的数字，震后第7天，第一批自行车组装完成；震后第10天，第一车煤产出；震后第20天，造出了第一台机车……
包括我在内，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怀疑这种成就的意义，觉得让处于悲伤中的人劳动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甚至将其归咎于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
但是在我在唐山采访的这些天，所有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人都告诉我，不是这样的。窦海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她家前面的一户人家，一儿一女，儿子被砸死在房间里，父亲在家哀嚎了两天，第三天被母亲赶回了单位上，“她就在门口骂孩子他爹，说你哭有什么用，哭能把儿子哭回来吗？”
在速写的后半部分，也就是地震后的第二个星期左右，街头有自行车流出现了，牛晓林的视角也越来越脱离宏大叙事，他画了炸油条的、剃头的，你能够看到城市里有了生活。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他们是‘英雄的唐山人民’。”牛晓林始终记得一个场景，当自救、互救如火如荼地在唐山街头展开时，你能看到有时候因为缺乏重型机械，人一时半会就不出来，这帮工人也不慌张，就在旁边的地上围个圈，大家在出谋划策，想办法解决问题，“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科学精神和道德情操的一群人。”
窦海云手上那份二十多人的名单，包括龚林发和钟范英在内，最终只找到3位，另一位老工人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见面。关于唐山大地震，有些事已经遗忘很久的，有些事乍一听上去甚至有些老套，但在一幅幅速写的细节里，很多人又把它从记忆之海里打捞了出来。
“43年了。”当每个人回忆起唐山大地震，它不是单一维度的，从历史里，你能看到时代的变化，也能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即使在大地震这种惨痛的历史事件里，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温柔乡”，在龚林发回忆他的唐山大地震时，最开心的一刻是他向我描述一场暴雨之后的时候——
“我们眼看着水一点点漫进帐篷，刚开始是担心手术能不能做；后来水漫进柜子，大家又担心药品往哪里放；再后来连床铺都淹了，大家这下彻底没办法了，然后我们队长说：‘我们来快乐一下，搞个赛诗会吧。’大家就都站在水里，会作诗的作诗，会作对子的作对子，搞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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