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评判这些好人时，记住他们生活处境的可怕劣势是明智的。他们事实上是伪装成文明人的野蛮人。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大帝被称为“罗马皇帝”，但他们与真正的罗马皇帝（比如奥古斯都或马可·奥勒留）相去甚远，其差别就如上刚果的“国王”温巴温巴相比受过高度教养的瑞典或丹麦统治者一样。他们是生活在辉煌的废墟中、却没有分享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所摧毁的文明之光的野人。他们愚昧无知。他们对一个今天十二岁男孩知道的几乎所有事实都一无所知。他们不得不去单单一本书中寻找所有的信息。那就是圣经。但是圣经中影响人类历史的精华部分是新约中那些教导我们爱、善和宽容的伟大道德教训的篇章。作为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几何学和所有其他学科的手册，这本可敬的书并不完全可靠。十二世纪，第二本书被加入中世纪的图书馆。这是一本伟大的实用知识百科全书，由基督之前四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编写。为什么基督教会愿意给予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如此崇高的荣誉，却因为异教教义谴责所有其他希腊哲学家，我还真不清楚。但仅次于圣经，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唯一可靠的教师，他的著作可以被安全地交到真正的基督徒手中。
他的著作以某种迂回的方式传到了欧洲。它们从希腊去了亚历山大。公元七世纪，征服埃及的伊斯兰教徒将它们从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它们跟随穆斯林*队军**进入西班牙，伟大的斯塔吉拉人（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的斯塔吉拉人）的哲学在科尔多瓦的摩尔人大学被教授。然后，阿拉伯文本被跨越比利牛斯山脉接受通识教育的基督徒学生翻译成拉丁文，这本名著的这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最终在西北欧的不同学校被教授。这个版本不甚清晰，但这使得它更为有趣。
在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帮助下，中世纪最杰出的人们现在开始着手解释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与上帝所表达的意志之间的关系。这些杰出的人们，所谓的训诂学者或经院学者，确实才智过人，但他们的信息完全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实际观察。如果他们想讲授鲟鱼或毛虫，他们会阅读旧约、新约和亚里士多德，并将这些好书关于毛虫和鲟鱼的内容全部讲给学生。他们不会走出去，到附近的河流去抓一条鲟鱼。他们不会离开图书馆，到后院去抓几只毛毛虫，观察这些动物，在它们天然的巢穴周围研究它们。即使是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著名学者，也没有探究巴勒斯坦的鲟鱼和马其顿的毛虫是否与西欧的鲟鱼和毛虫有所区别。
当偶尔像罗杰·培根（Roger Bacon）这样格外好奇的人出现在学者委员会中，开始用放大镜和有趣的小望远镜做实验，真的把鲟鱼和毛毛虫拽进讲堂，证明它们不同于旧约和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生物的时候，学者们摇了摇他们尊贵的头。培根在走极端。当他敢于暗示一个小时的实际观察强过研究亚里士多德十年，而就那个著名希腊人的著作所产生的益处来说，还不如不被翻译的时候，学者们来到治安部门说，“这个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他希望我们学习希腊文来阅读原版的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他不满足于我们的拉丁-阿拉伯文译本，既然它已经满足了我们忠实的人民几百年来的需要？为什么他对鱼的内脏和昆虫的内脏如此好奇？他大概是个邪恶的巫师，妄图用他的黑魔法来破坏既定的秩序。”他们为自己的事业辩护得如此出色，以至于受到惊吓的和平卫士们十多年里禁止培根写一个字。当他重新开始研究时，他吸取了教训。他用一种奇怪的密码写书，这使得他的同时代人无法阅读它们。随着教会更加不顾一切地试图阻止人们提出会导致怀疑或不忠的问题，这种手法变得见怪不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