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拙著《CLSH》之《元明清时期的茶陵武备漫谈》中的一部分。请读者朋友尊重我的著作版权。

前面引述的《六部成语•兵部•塘兵》注提到了“铺”：“比汛狭小曰塘，比塘狭小曰铺。”这一段注提示“铺”也是明清时期的州县地方驻军机构。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中记载说：“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顾炎武所说的“铺”即铺递，也叫递铺、铺司，也是明清时期的州县地方驻军机构。作为地方驻军机构，在唐代以后的古籍中，铺递与驿站并称，均系古代州县地方政府传递公文、投送信函和军事情报的机构，它的功能类似于现在的邮局、邮电所。驿站则兼有接待过境官员，为他们提供食宿、车马的功能。《古今韵会举要•陌韵》引《增韵》云：“驿，传舍也”，驿站是供行人休息食宿的地方。《说文解字斠诠•马部》解释“驿”字时说“置骑之所曰驿”，驿站是为行人换乘车马的地方。从《左传》等古籍记载来看，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设有驿站，当时叫“传舍”。铺递的设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元明清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关于元、明、清时期铺递、驿站的设置情况，古籍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元史》卷一百一《志第四十九•兵（四）》记载，元代“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明代，驿站与铺递的形式多样，彼此的分工较为细致、明确，叶子奇在《草木子》卷三下记载说驿站、铺递的主要功能是“传命，陆有马站，水有水站。州县凡十里立一铺。大事则遣使驰驿，起船马，有劄子；小事文书以铺兵传送。”

光绪版《湖南通志》卷八十《武备志三•驿传 铺递》之《故驿考》记载“茶陵州站，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置。国朝康熙元年（1662年）裁。”这样的记载表明明代，茶陵州设置有驿站。但是，翻阅嘉靖四年版《茶陵州志》、康熙三十三年版《茶陵州志》，我们找不到相关记载，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十四《武备•驿站》有关于驿站的记载，具体文字如下：

“明初，里长佥报客民殷实买马轮流差拨。隆庆间，亦照丁粮征银，雇募应差。万历二十四年，议裁减荷塘、郢东、均阳、潼口、鄢城，各驿夫马银优免，复设脚马额编二十匹，每匹岁编身价、草料、工食、正闰银两，兼派征银储库，招募诸民买马应差。至崇祯末年，兵贼交加，不论官民，槽厩匹无遗种。

国朝定鼎以来，将原额夫马银两或摘充兵饷，或改协长、善、阴、潭，或除荒征熟节年水旱，流抵减免不一。自康熙元年奉文将前项各驿夫马银俱改拨协，济沅州、怀化、善化、湘阴、湘潭各冲繁县驿。”

明代，茶陵州用轮流从各地殷实人家征收银两买马的方式驿站应差服役。隆庆年间（1567年至1572年），茶陵州政府改用比照丁银、田赋的标准征收专门资金——马银——的方式，招募民夫去驿站应差服役。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廷裁减荷塘、郢东、均阳、潼口、鄢城五个驿站，不再征收马银。从这一年开始，茶陵州通过税收的方式，每年筹集购买、喂养20匹马所需的专项资金，从民间租借马匹到指定的驿站应差服役。崇祯年间（1628年至1644年），受战乱影响，马匹征用频繁，茶陵州从政府到民间再也找不到一匹马。

上述两段引文的记载不一致：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的记载说明明代茶陵州境内并没有设置驿站；茶陵州通过向民间摊派及政府税收的方式筹集专项资金，雇请人力，租借畜力为指定的驿站应差服役。

清代，茶陵州赓续这种应差服役模式而有所变化，即：将征收而来的专项资金一部分交由茶陵卫充当军饷，一部分交由上级部门统筹支配，以弥补长沙、善化、湘阴、湘潭等县驿站的不足部分；这项资金会根据年成不同而确定是否征收、征收多少。康熙元年（1662年）之后，这笔专项资金交由长沙协调配由沅州、怀化、善化、湘阴、湘潭四县的驿站使用。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八《田赋•同治五年赋役细数》记载，茶陵州每年征收的专项资金的折合银两为1904两9钱8分，一部分用于调济安陆府丰乐驿、襄阳府汉江驿及鄢城驿、吕堰驿、荷塘驿临湘驿之用，另一部分要交由长沙府的递运所使用。这与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十四《武备•驿站》的记载也不一致，其中原因有待考证。

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茶陵州知州沈金润在给朝廷呈报的《茶陵州呈报咨询事宜清册》中说茶陵州“无驿站”，“额设铺司，分东西两路。东通江西莲花厅，从无铺递公文。西路通攸县，自州前总铺司起，十里至三口铺，十里至文坊铺，十里至寒婆铺，十里至黄石铺，十里至廖塘铺，十里至珠玑铺，交攸县界，现已奉文极力整顿，遵刻戳记交该铺司，遇有往来公文盖用戳记，填写到铺日时，随到随递，守取攸县斑竹铺收条，而珠玑铺收到斑竹铺递来公文亦给与收条，违者重责。又，黄石铺支分南路，十里至了尖铺往安仁，十里至牛路铺往酃县。”

茶陵州无驿站，这是沈金润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的，与光绪版《湖南通志》卷八十《武备志三•驿传 铺递》之《故驿考》的记载不尽一致。沈金润的这一段叙述引出了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茶陵州首次设立铺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嘉靖四年版《茶陵州志》卷上卷之八《公署•附铺舍》记载，明代茶陵州有13个铺递，即：州前总铺、山口铺、文坊铺、寒婆铺、黄石铺、廖堂铺、株溪铺（以上达攸县）、板桥铺、界桥铺、大乐铺、管塘铺、龚下铺（以上达永兴）、牛路铺（达酃县）。但没有载明铺递首设时间。

株洲本土学者彭雪开老师在简介茶陵历史上的驿道时有过这样的描述：“北宋时，茶陵设驿道。大约在北宋乾德年间（960～967）就设有递铺……也有另一种记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茶陵县内设驿站道2条……⑴”

按照彭老师的说法，大约从乾德年间（960～967），或者万历二十年（1596年）开始，茶陵境内就设有铺递。遗憾的是，乾德或者万历二十四年至清代之间，茶陵境内曾经设立了哪些铺递、茶陵境内驿道的分布情况如何，彭老师并没有做展开叙述。

按照彭老师的说法，茶陵首设铺递的时间大约是乾德年间（960～967），或者万历二十年（1596年）。遗憾的是，乾德年间至元代数百年间，茶陵境内曾经设立了哪些铺递、茶陵

⑴，引文见彭雪开老师著《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文丛之二•湘东地名文化纪事》（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33页。

境内驿道的分布情况如何，彭老师并没有做展开叙述。

第二，清代，茶陵州设立了哪些铺递？茶陵境内的驿道分布情况如何？对此，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十四《武备•铺递》是这样叙述的：“总铺（州治前）、山口铺、文坊铺、寒婆铺、黄石铺（左十里至衡州府安仁县界，右走蓼塘）、蓼塘铺、珠玑铺（北至攸县）、板桥铺（即头铺）、界桥铺、大乐铺、管塘铺、砻下铺（西至衡州府安仁县界）、牛路铺（南至衡洲府酃县界），共十三铺。”

关于茶陵境内的铺递及驿道，彭雪开老师是这样叙述的：茶陵“大约在北宋乾德年间（960～967）就设有递铺，分两道，北道从县城出发，经山口铺、文坊铺、寒婆铺、黄石铺、廖塘铺、珠玑铺，至攸县城90里；南道经头铺、界桥铺、大乐铺、管塘铺、砻下铺、肖家铺（文章桥）60里，至安仁县城60里。界首，古城肖家铺，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首设界首坊，由此得名界首。

不过，也有另一种记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茶陵县内设驿站道2条，北通攸县，西达安仁⑴。”

比较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十四《武备•铺递》、彭雪开老师及沈金润就“茶陵州设置的铺递及驿道分布情况”的叙述，不难发现三者之间的异同：

相同点：都提到了茶陵州有两条驿道。关于这两条驿道的地理方向表述不同，但是，路径的方向及其通达的目的地彼此一致。

不同点：一是相关的时间不尽相同。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十四《武备•铺递》与沈金润的《茶陵州呈报咨询事宜清册》叙述的是清代茶陵州设置的铺递，彭雪开老师叙述的是宋代至明代茶陵州设置的铺递，主要是宋代茶陵州设置的铺递。二是叙述的铺递数量、名称不尽相同。沈金润在《茶陵州呈报咨询事宜清册》中叙述到的铺递只有9个，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十四《武备•铺递》与彭雪开老师叙述的铺递都是13个。三是铺递联通的路径不完全相同。

第二，茶陵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铺递？前面已经引述了嘉靖四年版《茶陵州志》、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茶陵知州沈金润及彭雪开老师的相关记载，现在引述康熙三十三年版《茶陵州志》卷之九《公署志》中的相关记载：

“铺有十三，州前曰总铺；自山口、文坊、寒婆、黄石、蓼堂、株溪凡六铺达攸县；自板桥、界桥、大乐、管塘、砻下凡五铺达永兴；自牛路凡一铺达酃县。”

与“茶陵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铺递”这个话题有关，下面几个问题要补充叙述一下。

其一，一铺异名现象 这可能是受方音影响的结果，如：株溪铺与珠玑铺之“株溪”“珠玑”、龚下铺与砻下铺之“龚下”“砻下”在茶陵方音中读音相近；山口铺与三口铺之“山”与“三”、廖塘铺与蓼塘铺之“廖”与“蓼”，在茶陵方音中读音相同。《舆地纪胜》卷六十三《荆湖南路•茶陵军》记载茶陵境内有“韩婆桥”。“韩”“寒”的方言读音一样，由此推测，“寒婆铺”很可能是由“韩婆铺”演变而来的。

其二，铺递名称与数量多少不一 从宋代始设铺递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裁撤铺递，废除驿道，开办邮政，数百年之间，茶陵境内设置的铺递增减或转并，这是不同历史时期，茶陵铺递因时而变的直接反映。

其三，肖家铺及“头铺、界桥铺”与“板桥铺（即头铺）、界桥铺”及头铺、二铺、界桥铺、官铺，还有了尖铺与牛路铺的问题 比较上述文献记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西路通往攸县方向驿道上的铺递从设置的数量到铺递的名称、驿道联通的目的地大致没

⑴，引文见彭雪开老师著《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文丛之二•湘东地名文化纪事》（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33页。

有变化，而南路通往安仁县、酃县（今炎陵县）的铺递从设置的数量到铺递的名称、驿道联通的目的地变化十分明显。宋代，南路联通安仁县的最后一个铺递为肖家铺，无联通酃县（今炎陵县）的驿道、铺递，这可能与酃县尚未设置有直接关系。光绪十六年之前，南路驿道是经板桥铺（即头铺）、界桥铺、大乐铺、管塘铺到砻下铺联通安仁县，从总铺出发直达牛路铺联通酃县。光绪十六年则是废止南路一线的铺递，西路、南路驿道合并，由黄石铺分出两支，经尖铺联通安仁，经牛路铺联通酃县。这是光绪年间废铺递兴邮政的结果。

在描述南路驿道上的铺递时，上述文献出现了“头铺、界桥铺”与“板桥铺（即头铺）、界桥铺”两组铺递名称，这属于同铺异名现象。这两个递铺都在现在的下东街道境内，是铺递所在地地名。这两个地名引出了一个问题：除头铺（或板桥铺）、界桥铺之外，在下东街道，现在还有二铺、官铺两个地名，沿G320国道向安仁县一路南行，这四个带有“铺”字的地名排名顺序是头铺、二铺、界桥铺、官铺。这四个地名中的二铺、官铺是否也是铺递名字呢？在茶陵方言中，“头”字表述顺序时意思是“第一”，“头铺”即第一个铺递。依次类推，“二铺”即第二个铺递。这也是当地人对“二铺”之名得名原因的解释。其实，在茶陵方言中，“铺”既指铺递，还指店铺、火铺（即旅店、旅社），与此相关，旧时，茶陵民间以“铺”字给所在地命名。由此推测，作为地名，“二铺”不一定就是“第二个铺递”，也可能指其他铺。从二铺往南，在今下东街道境内，依次是官铺、界桥铺。界桥铺在下东街道官铺村境内，因临近界桥而得名。从界桥湾往北约1千米为官铺，系官铺村村部所在地，当地民间传说，官铺之名因清代茶陵人谭钟麟往广东韶关监考期间夜宿此地而得名，这个传说提示此地曾经有过递铺，但是，从笔者已知的信息来看，谭钟麟并没有派往韶关监考的经历。另外，此地离县城并不远，即使实有其事，谭钟麟也不可能夜宿于此。笔者推测，官铺之名，很可能是因为界桥铺改迁到此地而得名的。

其四，茶陵十三个铺递的现状 时过境迁，这13个铺递早已废而不存，有的荡然无影，有的还可以找到残迹。现在引述谭民政先生的相关叙述来说一说西路驿道铺递的现状⑴：

山口铺，即《徐霞客游记》中所说的“沙江铺”，今十八丘。

文坊铺，即徐霞客所言把七铺，在平水镇把集村，与把集关是一铺二名还是有先有后，或各有所指，待定。

寒婆铺，平水镇峰仙村麻婆铺组。

黄石铺，平水镇政府所在地。

蓼塘铺，平水镇石宝头村六塘铺组（徐霞客记作“丫塘铺”）。

珠玑铺，虎踞乡背冲村、虎踞收费站连接线入口处（嘉靖志作“株溪铺”）。

这些铺递遗迹不存。

南路驿道上的铺递，除大乐铺、肖家铺保存有残迹之外，其他铺递均遗迹不存，保留下来的只有地名；了尖铺、牛路铺的位置及其现状不明，有待考证。

大乐铺在枣园村窑里，留存有有屋基、土墙、门窗等残迹，门前是大乐桥，民间俗称“大铺桥”，在《舆地纪胜》卷六十三《荆湖南路•茶陵军》为“大乐桥”。管塘铺在官塘村原枣市粮站处。肖家铺在今界首镇老街附近，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度是界首公社政府所在地，现在还留存有地基、驿道等残迹。

第四，清代茶陵州铺递兵丁日常有哪些主要活动？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八《田赋•同治五年赋役细数》之条目“总铺、黄石二铺”“板桥、界桥、大乐、管塘四铺”记载，每个铺递都有一定数量的“徭编”“永冲”应差服役。清代茶陵知州沈金润在《茶陵州呈报

⑴，引述内容见谭民政《陪徐霞客游湖南》（201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之《茶陵驿铺》（全书第57页）。引文中所说的十八丘在今下东街道境内，“平水镇”“虎踞乡”指2015年12月茶陵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之前所设的平水镇、虎踞乡，从2016年元月开始平水镇、虎踞乡合并为虎踞镇。“嘉靖志”指嘉靖四年版《茶陵州志》。

咨询事宜清册》中叙述了三口铺（山口铺）、文坊铺、寒婆铺、黄石铺、廖塘铺（蓼塘铺或

廖堂铺）、珠玑铺（株溪铺）兵丁的日常活动，即：依照一定的程序，传递、收取来往于茶陵、攸县两个州县之间的公文，这与铺递的职责、功能一致。

同治九年版《茶陵州志》卷之十四《武备•铺递》中，有清代茶陵州铺递兵丁日常主要活动记载：“北水路交界低洲地方，夜与攸县文武员兑票会巡（每月一次）；东陆路交界关城塘、皮垇地方，日与江西莲花汛武员兑票会巡（每月二次）；南路路交界桥头岭地方，日与衡州府酃县文武员兑票会巡（每月二次）；东南陆路交界支木岭、弄心岭地方，日与江西永宁汛武员兑票会巡（每月二次）。以上各处均距州城八十里，其余交界地方系吏月会巡。”这与沈金润在《茶陵州呈报咨询事宜清册》叙述的茶陵汛士兵日常主要活动情况一致，与铺递传递公文、投送信函和军事情报的职责、功能不一致，是一种错误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