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有四*史大**家：陈垣、陈寅恪、吕思勉与钱穆。
要是接着问一句：这其中谁的学历最高？学历最高者恐怕是陈垣，前清秀才。当陈垣想再接再励向上考时，科举制度被取消了。
陈寅恪虽说没有学历（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陈有三个本科文凭），但毕竟在欧美大学间游学了十多年，已非吕、钱可比。
若是说四大家中学历最低者，恐怕非钱穆莫属。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但未毕业。
钱穆在曾做过小学教师十年，中学教师八年。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真正知道钱穆学术潜力的吕思勉，曾对钱穆说："君学可比朱子，余则如象山"。不难看出当年的老师对自己学生的推重。
但学历在学力功力面前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就说二十四史吧，总共有三千多卷、四千多万字，对一般人说，能读完这二十四史差不多就是个神话，但对于四*史大**家来说，只是个标配。尤为难得的是，吕思勉单二十四史据说就读了三遍，让人真是难以想象。
钱穆读书之多亦是相当惊人的。王国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清华的藏书有五万册，梁启超的饮冰室藏书有四万多册。钱穆在北京前后五年购书就有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他的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尝告其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就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
若是翻阅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三联版），就约略可以知道钱穆读书之多之广了。
在现代学界，钱穆一出场就相当不俗。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钱穆被顾颉刚推荐，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怎样的著作呢？
晚清以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派认为刘歆曾伪造群经，因有《新学伪经考》，此一观点绝不为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派的认同，两派争论的热火朝天，但康有为的观点直接启发了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史派。
并世两大顶尖高手打架，这个架真的不好拉。
钱穆要从根本上解决。他要终结了清末最有影响两大流派的学术纷争，使后来者在此一问题上再无打架之可能。你就能够想到钱穆在此一问题上的立意有多高远。
钱穆最后做到了，他列出二十八个论点，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当时读到《刘向歆父子年谱》论文时，胡适亦是赞叹不已。胡适后来对顾颉刚说，他不再"疑古"了，他要"信古"了。
谁能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扫地僧"，竟身藏如此绝世神功。
要挑战就挑战那个最强的高手。
钱穆在学术上要与两个人"对着干"，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先说梁启超。
梁启超写过的著作题目，钱穆一定也要写，而且要写出新境界。这是什么动机？这大概是"欲与天公试比高"吧。
梁启超是什么人？不世出的大才子，他能把传记《王安石》与《李鸿章》当散文写，他能把给蒋百里所写的序一不留神就写成一本书，他能把学术书写出很强的可读性，整个就是一个"天骨开张，精力弥满"状态。
但钱穆不怕。
梁启超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亦写出一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有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亦写出了具有自己心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晚年有《儒家哲学》，差不多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钱穆就有《中国思想史》。
梁启超以开拓与气象胜，钱穆以绵密与功力胜。
钱穆"对抗"胡适采用的则是另外一种方式。
胡适以疑古为基调、采用进化的观点认识历史，哪怕是胡适的"整理国故"，与钱穆的想法也并不相合。胡适在研究中欲以现代"方法"示人，替代"家法"，并且"要把金针度与人"；钱穆的民族史学则对历史怀着满满的"温情与敬意"，"且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钱穆想成为那个"定脚人"。
钱穆认为不能以"时代意见"凌驾于"历史意见"之上。
在诸子研究领域，胡适认为老子先于孔子；钱穆则力主孔子在前，老子在后，并在书信、文章及私下场合与胡适展开了全面的论争。
胡适写出杰出的著作《说儒》，实际上标志着胡适"疑古"立场的终结；钱穆同样不放过，马上就写了批评文章《驳胡适之说儒》；胡适与铃木大拙曾有过一番书札往复探讨禅学，钱穆即有《评胡适与铃木大拙讨论禅》，认为"胡适对中国禅学，并无内在了解"。
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说："胡适之，喜欢说俏皮话，亦不是真文学"，讽刺胡适"那个迷恋考据的人偏要迷恋冢中枯骨"。
钱穆心中有一"颜斶"，他把胡适比作"齐宣王"。
当年"颜斶"见"齐宣王"表现得特别有自尊，"颜斶"要"王前"，"齐宣王"要"斶前"。"颜斶"认为自己有理由在齐宣王面前骄傲，而"齐宣王"没有理由在士面前摆谱。
钱穆当年与名满天下的胡适相见时，尚藉藉无名，他们之间产生了小小的不愉快。钱穆心目中就产生了"颜斶"念头，谁想，"颜斶"与"齐宣王"关系模式就成为钱、胡一生关系的写照。
两位大师不能相互走近，奈何！
最能显示出钱穆"豪气"的是《学龠》中大文章《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这是钱穆最具豪气、才气与锋芒的一篇大文章。
厚积薄发的功底与高屋建瓴的气势，结合得相得益彰。钱穆就如同一个霸气的"检阅者"，绝不是金圣叹跟着施耐庵屁股后面注《水浒》，带着几分经生窥探"四书"的习气。
钱穆在此篇文章中所显现出的飞动气韵，绝似任公，但又比任公壁垒森严。
在晚清百年的历史大变局中，钱穆试图为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诸大师学术主张、学术思想与读书侧重定位，以此见时代演变、国族兴衰与知识者的心路历程等诸种消息。
写曾国藩时，钱穆特别提出"士大夫之学"概念，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关节，但已很少有人能做到。钱穆并且对康有为后来由"士大夫之学"转到"博士之学"深表惋惜。钱穆把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的"守约"主张，比作一个大商店，愈是"清盘大减价"，过客愈是怀疑，不愿光顾，结果只有关门大吉。
钱穆的学术与学术立场是不讨好的，他近乎偏执地逆风飞翔。
他认为研究历史眼中并不能只盯着政治，比政治更大的存在是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而这正是钱穆致力于研究的基本主题。
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不能因为"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同时钱穆要求研究者的"时代意见"不能大于"历史意见"，因为我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站在历史的峰顶。其实我们一没有站在历史巅峰的可能，二没有"审判"历史的资格，不管是高调狂妄还是低调狂妄，都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不应有的盲点与损失。
况且，我们真的比"历史"高明吗？
钱穆主张对中国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这让钱穆轻而易举地获得保守主义的"美名"，可以为各路诸侯理所当然地"拳打脚踢"。因为在他们看来，"温情和敬意"当然便是对中国传统的美化。
西南联大时期，有的教授公开在报纸上骂钱穆为"冥顽不灵"；直到七八十年代，李敖尚且骂钱穆是"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
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钱穆都应当当选，结果选出八十一人，并没有钱穆什么事。一九六八年七月，直到晚年，钱穆才以接近全票当选中研院院士。
如此看来，那种"自成一家"、逆风独行之路是不好走的。
什么是"豪杰"呢？
其实"豪杰"不是政治人物或江湖草莽人物的专属品。
朱子有个观点，"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也就是说，"豪杰"非常有可能也完全应该是个文化概念。
在韩愈看来，什么是"豪杰"？
"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伯夷论》）。韩愈把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都当成了"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
苏轼则认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留侯论》）。
如此看来，特立独行并且有"过人之节"，这是"豪杰"必备之条件。
钱穆不只把伯夷、孟子当作豪杰，并且认为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知识分子全带有豪杰气"（《中国知识分子》）。
梁启超在谈到《大同书》时，称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真可谓豪杰之士也"。
钱穆弟子严耕望，把钱穆放在超过司马光、不让司马迁的地位（《治史三书》），此一评价是否切当，且不予置评。但从中完全可以感受到新一代史家严耕望对自己老师的无限仰慕。
敢于挑战天下最顶尖的大问题、敢于同顶尖人物"对着干"、敢于同时代潮流"对着干"，把这个文凭最低、成就颇高的"扫地僧"钱穆，称之为"豪杰"，不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