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李俊
文／天下网商记者 陈梦凡
程虹端坐在沙发上，两手自然交叉放在腿上，后背挺直，面带微笑，调整坐姿的同时不忘提醒同事帮她看下镜头中的自己头发、姿态是否得体。她选择了一件蕾丝上衣作内搭，中和了黑色小西服和裤子带来的中性感。
媒体人出身的程虹在镜头面前收放自如，讲话条理清晰，给记者想要的内容的同时会确保“政治正确”、滴水不漏。
更多的时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要跟马云、王健林、柳传志、郭广昌等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大佬打交道。她善于用最适合的方式跟这些抽不出时间跟人闲谈的大佬沟通，也能带领30多人的团队给这些俱乐部成员“惊喜”。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从2006年创立至今已有十年。十年间，互联网高速发展，新的经济形态出现，新的世代成长起来，新兴企业势头正盛，老牌企业也经历着转型与变革，程虹与她所服务的企业家们共同见证着这些变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利用新的组织管理模式推动企业前进是管理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不久前，程虹接受《天下网商》的专访，分享了她在组织管理模式上的观察、思考与实践。
Q：您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下称CEC）的秘书长，这个工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A：我的工作就是管理俱乐部的秘书处。我要清楚这个组织的长期目标，也要清楚每天要做的日常工作，并且保证这些工作能够高效完成。
具体来说，我的工作要面对两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俱乐部成员，即50位CEC的理事——他们全是在中国白手起家创业的企业家，今天仍然在管理着自己的公司，并且这些公司都已经走到了行业数一数二的位置。第二部分是CEC秘书处30多人的团队，这个团队承担着俱乐部日常的工作，包括品牌塑造、组织活动、服务俱乐部成员等。
Q：这些年，移动互联网发展得非常快，您觉得5年前的办公环境跟现在的办公环境相比，有何变化？
A：去年我们搬了新的办公室，原因当然是觉得原来的办公室太狭小。虽然我们搬到了更大的办公室，但每个人工位的面积并没有扩大，反而可能缩小了一点。原因在于我们把传统办公室里的小格子都拿掉了。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张平的桌子，没有任何的隔断。
之所以会去取消那些格子，是受到了国外一些公司的启发。去年，我去澳大利亚的麦格理公司参观，我很惊讶。通常我们会认为金融机构、投行的工作是对私密性的要求非常高，他们应该恨不得都是独立的一间一间的办公室。可是我去到麦格理总部时，发现它整个的办公空间是敞开的，每个人只拥有一张桌子，没有隔断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
还有一个例子是英国的一家政府服务机构，叫伦敦投资促进室。我们当时借用伦敦投资促进室的办公室开了3天会。我坐在会议室，透过会议室的玻璃窗看外面的办公空间。我发现玻璃窗外面的几个工位，每天坐在那里办公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特别奇怪，到第3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他们的同事，“为什么你们一个工位上每天出现的人都不一样，你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机制？”
他们告诉我说因为伦敦的办公室租金很贵，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他们70个人共享40个办公的位置。如果你第二天需要在办公室工作，你需要提前在office的网站上来约工位，系统随机给安排空的工位给你。当然他们的基础服务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在任何的一个工位上都可以把工位的分机号码切换成自己固有的电话号码。
可以看到，无论是公司、政府机构还是像我们这样的非盈利组织，大家都在努力探索一种新型的组织方式，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方式，甚至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最初取消格子间的时候，有的同事并不能完全认同我，比如有些电话打起来会互相干扰，很不方便。我就把我所看到的外面的世界描述给他们，我说我们来试一试。
目前看来，这种开放的环境带给我们两个价值：第一是同事和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更近了，大家沟通起来非常方便。取消了格子，在视野所及范围之内，你可以跟所有的人面对面。
第二个好处就是我有机会把所有的办公桌都做成标件。我们会议室用的桌子和每个员工用的桌子是一样的。于是当我需要增加工位时，会议室的桌子可以随时拿出来用；会议室的桌子不够了，工位上的桌子也完全可以再拿到会议室去用。
Q：现如今的另一个趋势是移动办公。您怎么看？实践如何？
A：我觉得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工作，肯定是一个趋势，而且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好的探索。但至少就目前来看，我不觉得这种方式适合所有的工作，适合所有的人。对于一些自我管理能力不够或者是喜欢群居的人来说在家办公是不现实的。比如说我，我就喜欢周围有人跟我一起工作。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可能就想做做点心、泡泡茶。但是当我跟我的同事在一起，我就会非常专注于我的工作。但是有的人会很习惯一个人在家、客厅办公，这些地方随时可以变成他的办公室。
好消息是每一个人今天都有更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他可以选择他自己最喜欢和最适合的一种工作方式。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一个适合和不适合的问题。
我们目前还是基本要求大家要在一起工作的，这是工作性质要求的。如果这里是一个设计师工作室，我可能更愿意让大家在任何可以带来灵感的地方工作。但是我们是一个服务型的工作，其中有大量的工作是需要协同的，同事们在一起工作会有更高的效率。
Q：您觉得协同在未来会有怎么样的趋势，它现在还有哪些痛点需要解决？
A：协同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人具备不具备协同的能力，一个是组织流程的设计是不是有助于协同。
关于人的协同性，首先你要知道，未来的工作是需要很多创意以及经营的，未来的很多成功一定是在个体专业性的基础上做协同。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下，每个个体都要清楚自己不可能独立完成一个漂亮的工作，一定是需要360度协同的。不仅仅是愿意协同，而且必须要具备协同别人的能力。
第二个方面就是公司设置的组织管理模型，公司要知道今天在发生什么、自己需要什么、自己的团队更适应什么。我发现很多好的公司在组织管理模型的设计上已经有了一些变革，比如Facebook。
我去Facebook访问时，跟一位产品经理聊天，发现他实际上就是公司内部最小单元的CEO。他可以在公司内部去挖人，来做自己的项目。Facebook内部形成了一个有效、有序的HR市场，它能够保证内部的流动是良性的、没有冲突的。
这个小的CEO配置了团队之后开发了一个线上的产品，他可以自己把产品挂上网。那么每天那么多的产品经理上传那么多的产品，谁来评价这些产品是挂首页还是挂二级网页，谁来评价它的好坏，而且这个评价如何跟每个人的收入挂钩？这又是一套看不见的但依然在高效运转的系统。当我大概了解了这个流程之后，我觉得这种管理模式的创新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Q：是的，现在大家都会很推崇硅谷的一些管理方式，很多人觉得传统的科层制的管理方式已经非常落后了。
A：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那么明显的是与非，关键还是要看是否合适。对于硅谷的公司来讲，创造、创新是他们的灵魂，因而如何释放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看上去更符合人性的管理方法对这些公司是有效的。
可是对于另外一些规模已经比较大或者需要风险管控的公司来说，就需要不一样的管理方式。比如说银行，你很难想象任何一个产品经理都可以做一个金融服务的产品，然后自己把它放到窗口上去做销售。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采取何种管理方式，关键是要跟公司的的目标、业务形态相匹配。
Q：CEC秘书处是怎样的一种管理、协同模式，如何激励创新？
A：从2006年俱乐部创立开始，我找了第一个员工、第一个办公室，团队逐渐在扩大，我也在尝试各种管理方法：我们用过垂直评价，也用过360度评价，能试的东西我都试过。现在我们用的模式是“1+N”模式，同时评价体系也是“1+N”的，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这跟CEC秘书处的工作特点是直接相关的。我们有一些项目一年只有一次，比如年会、道农会、国际访问。我会对团队工作的要求很高，“要么NO.1，要么ONLY ONE”。在这个目标下，我需要我的团队成员有非常强的专业能力。但是你可以想像，如果他是某一方向上的专业高手，到这个平台来，一年却只能练手一次。这就变成了我们面临的管理上的矛盾：我希望找到最好的人，但这个地方能不能满足最好的人。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我告诉我的同事，我们应该是一个“1+N”的模式：A项目中你最擅长的部分是主要的，那你就是A项目负责人，你去领导十几位同事来做。但是当换到B项目，是别的同事是所擅长的，那这个A项目的负责人就会在B项目的team里做配角，协助负责人开展工作。
每个人都有做“1”的机会，每个人也都有能力去做别人的N。这个就是CEC秘书处倡导的一种工作机制。大家都还挺开心的。因为这样每天都很充实，也有机会去获得各种能力。
Q：CEC秘书处内部如何鼓励创新、做出给人惊喜的项目？
A：对于CEC秘书处的工作来讲，创新的问题尤其突出，原因是CEC的理事几乎是终身制的，你想象一下，一个平台服务的对象一直是这50个人。如果平台提供的服务一成不变，不能够有惊喜，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无趣。
我是很想团队能够一直创新，但是对于一个10年的团队来讲也确实有些困难。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尝试：邀请周边大学的在校生来实习。他们都是90后，零工作经验，偶尔还会给各个业务版块的负责人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是我跟同事们说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跟这样一群优秀的、有活力的年轻人一起工作——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创意、点子，有那么一个能被我们拿来用，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另外我们的团队文化也是鼓励创新。比如在头脑风暴的阶段，每个人都是拼命地做加法，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这个好主意今年会不会用光，等到明年再重复同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难超越今年？”每次都是穷尽一切方法去想新的东西。而且我发现很多好的创意还是团队里的老同事做出来的，大家都很享受漂亮地完成工作的感觉、被激励的感觉。
Q：CEC已经成立十年了，它给社会、给企业家带来了什么？
A：用10年来评价一个组织给一个国家、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有点太太。我觉得可能至少要再经过一个10年才能做一些梳理和总结的工作。
第一个10年，我们其实就是围绕着“企业家精神”做的，希望企业家精神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我相信在13亿人口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机会成为企业家，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成为企业家的啦啦队，给企业家一些掌声和鼓励，让那些极少数成为企业家的人发挥他们更大的价值和创造性。对企业家自己来说，他们所创造的商业成果越大，越跟他自己的得失没有关系。因为商业成果越大越属于这个社会、属于每一个人。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而要让社会达成这种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企业家来说，俱乐部给他们带去的应该是温暖，有像兄弟姐妹一样的朋友，大家相互关心。甚至会因为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让自己心里有一点点的安全感，因为毕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
Q：在您看来，这十年中国的女性企业家从数量和质量上是否有所提升？社会对她们的评价是不是有所变化？
A：我觉得数量和质量，都不是我太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在这个国家进步的过程当中，女性的幸福指数是不是在同步地增长，无论她是一位普通的职业女性，是女企业家，还是家庭主妇。
我的朋友当中，女性企业家确实多一些。女性企业家的不同首先在于她们已经彻底完成了财务自由，她们有的人去学习、去运动健身、去旅行，有的朋友去组建社团，有的朋友去做一些沟通的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工作，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恰当的方式来让自己更快乐。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我不太主张女性非要用某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来获得某种看似的公平和权力。这好像是太把自己的诉求强加于外部环境了，实际上女人应该对自己内在多一些要求。多给自己一些营养，给自己多一些宽容和让自己更好。
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的社会角色是什么，最终的目标就是作为一个有限生命体，在这100年中你是不是让你自己达到了最愉快、最好的状态，同时你是不是让所有认识你的人、和你交往过的人，因你的存在而更愉快。 （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