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静染
龚静染，作家，现居成都。主要作品：散文随笔集《桥滩记》《河山有灵——岷峨记》《我们的小城》，诗集《整个世界慢慢灰暗下来》，非虚构作品《昨日的边城》，长篇小说《浮华如盐》《纸》等。
抗战前期《宜山会语》讲学时的马一浮
1935年5月，马一浮得知祖父马楚材的坟找到后，他给四川庆符县（今宜宾高县）县长戴宝蓀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保护好墓地。并在兴奋之余突生奇想，觉得既然祖坟都能够找到，也许就能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于是他另写了一张“寻表弟何茂桢”的启事，请戴县长代为寻找。
马一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这就得从头说起。
马一浮祖籍浙江会稽东墅长塘乡（今属上虞市），但他出生于成都西府街，这条街因为在成都府的衙门所在地正府街的西边而得名。当年他的父亲马廷培入川很早，初入*场官**那段时间，大概就曾在这条街上住过。后来马廷培逐渐被重用，先做潼川府通判，后改任仁寿县知县，这是光绪十三年（1886）的事。
那时马一浮才四岁，取名叫福田，即以耕作为本之意，父母期望他成为品性优良的耕读人家子弟。而马一浮这个名字是他后来自己改的，意自《楞严经》中“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而这个名字有阅尽沧桑之意，甚至有人认为有黄老意味，其由来大概同他早年连续遭遇人生之不幸有关。
马一浮有三个姐姐，三姐仅大他一岁，在他7岁时夭折，母亲在他11岁时去世，二姐在他18岁时去世，父亲在他19岁时去世，也就是说他在20岁以前父母、两个姐姐均已离世。而在他20岁那年，马一浮正好在上海做事，突然得到妻子湯仪病危的电告，连夜赶回绍兴，次日五更到家，而妻子已经“陈尸在堂”。马一浮在这月写下了“马浮之未来，其状貌又当变而为厉鬼”的字句，他的内心经历如何的悲痛可想而知，死亡的接踵而至，也让他的人生更加哀伤、惨淡和虚空。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曾经当过两淮盐运使、浙江咨议局议长、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等要职，是清末民初政商界的实力派。其思想也相当开明，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曾任命汤寿潜为交通部长，后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担当了解救政府财政之急的重任。汤寿潜对马一浮视之如子，看到他在妻子死后十多年中都未有再娶，便一直想把三女琳芝许配给他，“终继二姓之好”。马一浮也认可了这个想法，但汤琳芝身体非常不好，直到香消玉殒也没有完成这桩婚事。
整个家庭命运多舛，难道是有不吉渊薮在左右？马一浮母亲何定珠出生于望族，对马一浮的教育甚多，在她去世前的一天，发生过一件事情。那天，她指着庭院里的菊花要儿子作一首五律，马一浮应口而答：“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其母听后大喜，认为孩子是可造之材，必有文墨前途，但也喜中有忧：“菊之为物如高人逸士，虽有文采而生于晚秋，不遇春夏之气。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马一浮全集》第六册）马一浮在60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常为母亲的这段话感慨，而他确如晚秋之菊一样，没有得到过春风沐浴和夏露润泽。
1934年，噩耗再度传来，马一浮的大姐明壁去世。他在大恸中写道：“乃今而后，予天属之亲顿尽，其于斯世，真为畸零之人矣。”一家人只剩下他一人，而膝下又无子女，孤苦而终的阴影将他深深埋在了人生的黑暗之中。此时，马一浮感到了在余生中要活下去，需要亲朋的相偎，依赖求助之心顿生，“残年疾病怀兄弟，世路艰危仗友生。”（《答赵纶士见慰》）也就在这样的心思下，人到中年的马一浮想起了远在四川的表弟何茂桢，因为他是马一浮唯一可能存世的亲人了。
何茂桢是马一浮的三舅之子，他的三舅何稚逸一生在*场官**沉浮，人生经历丰富，马一浮是对其极为敬重的。1909年何稚逸被贬，郁郁不得志，马一浮专门进京劝慰，还陪他同登庐山游览散心。此间，马一浮曾跟他谈到过自己的治学理想：“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言于将绝。”（《致何稚逸》）那一年马一浮才23岁，意气风发，立下了人生的宏远之志。值得一提的是，后人研究马一浮，也多从他与何稚逸的这封信中来分析他早期思想的形成时期。
后来何稚逸到拉萨任大清驻*藏西**节度使，但遇到大清王朝倾覆之际，因同僚中有人起心*取盗**布达拉宫宝藏，想趁乱中捞上一把，他极力阻止，竟然招来杀身之祸。被杀的还有何稚逸的长子（何茂桢的哥哥），而何茂桢当时尚幼，被母亲带着侥幸逃脱。悲剧发生后，马一浮从此与三舅家失去了联系，这是1912年发生的事，当时马一浮26岁。不久又传来消息，他的二舅也先在1910年死在贵州，母亲的两个兄弟均已去世，且二舅没有子嗣，唯一剩下的就是何茂桢了。
马一浮发出“寻表弟何茂桢启事”是在1935年，时隔23年之久，能找到三舅家后人吗？
两年后的1937年4月，何茂桢突然出现在了杭州，他是看到寻人启事后寻到此地的。马一浮大喜过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表弟，让他在亲人相继离去的悲痛中有了一点安慰，“舍表弟远来相就，足慰迟暮之感。”
何茂桢在父亲被害前尚小，但家庭从此遭难，出生于诗书世家的他竟然没有能念成书，马一浮不禁为之惋惜。他的怜悯之心顿生，想把表弟留在身边，“惜其少更患难，不免失学，但气质甚佳，与之语亦颇能领会少分，吾外家世世有文，弟于彼属望颇深。”（马一浮1937年5月31日给熊十力的信）
但当时正值抗战初期，杭州岌岌可危，日机不时在杭州空中出现，生命随时可能受到威胁，何茂桢没有待多久便回了四川。
但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一年之后，马一浮居然到四川办复性书院，落地乐山乌尤寺，何茂桢自然就来到了马一浮身边。当时马一浮初来乍到，琐碎杂事都是由何茂桢为之张罗，他最早住在乐山城外武圣祠就是何茂桢安排的。而后来何茂桢就一直在复性书院做事，书院的日常冗务大多由他来操办，如买油购粮、修缮房舍、渡舟捎信、接来送往等。确实，书院少不得这样一个人，而这一切都缘于马一浮三年前的寻亲。
其实，马一浮寻找亲人，主要是他的家族与四川有不浅的渊源，里面有很长的一段故事可讲。当年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在四川做过官，马一浮的祖父马楚材在咸丰十一年（1861）任仁寿县典史，他有女无子，便将其弟的长子（系马廷培的亲哥，也即是马一浮的先伯父）过继于他;后来云南发生李蓝之乱，危及四川，马楚材应召到川滇交界一带平叛，“竭力守御，历时五月，卒以寇势猖獗，见危授命。先伯父德馨，相从战阵，亦以身殉。”（马一浮《呈庆符县政府》）马楚材和其子二人均亡后，埋在当时的庆符县，同治元年（1862）清廷特谕“于其殉难地方建立专祠”。但道阻时艰，后由马一浮的父亲马廷培把专祠修在了仁寿，这也是马廷培得到荫功，授其从九品候补当上仁寿县知县后的事。马廷培为官有政声，离开仁寿时，“县民刻石颂其德，拥舆泣送。”（丁敬涵《马一浮交往录》）
这段经历若要更为清晰，不妨将马大成的文章《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家史补订》中的一段列在下面作为补充：
马楚材，字兰舫，任四川仁寿县廷尉，赠盐运使知事，其有女无子，继其弟尚坤公长子丙鑫（字德兴）为嗣。咸丰辛酉（1861），其与德兴被匪寇蓝大顺俘获，不屈挖心而死，清廷褒扬，均授朝议大夫。为褒奖其功绩，清廷又驰书浙江求嗣者，尚坤公另一子廷培依序为后，承继为嗣。廷培，字德培，号冠臣，承继入川，初任四川叙州府佐幕，不久擢为四川潼川府通判，后调四川仁寿县知县。
在仁寿时马一浮虽然尚幼，但这段经历还隐约记得一些。他印象中最深的是老师何虚舟，马一浮当时曾跟着姐姐在他的门下受教，“读唐诗，多成诵”。马一浮从小聪慧过人，何虚舟曾经问他最喜歡哪句诗，他答的是李商隐《北青萝》中的“茅屋访孤僧”一句。何虚舟大诧，觉得这孩子身上有衲僧之气，而此事在后面得以印证，其孤绝人生实在是命中注定，连马一浮自己在年老时都不得不承认“虽不为僧，实同方外”。马一浮到6岁返回浙江上虞，但童年的记忆犹如烙印，影响终生，他在17岁（1900年）得知恩师何虚舟去世时，说过“十年来，两姐均逝，何师亦亡，追忆儿时，为之凄极”的话。其实，这正是他一直挂念四川并多次产生入蜀生活的缘由，也是他在抗战军兴之时选择到四川创办复性书院的动因之一，“入蜀之志，怀之已久”。
入蜀后有一件事曾牵动过马一浮的心。1943年5月，仁寿县有个叫徐子静的人，写信向马一浮询问过其祖父马楚材的“兰舫公祠堂事”，想“拟闻于当局，以便恢复祠祀”（丁敬涵《马一浮交往录》）。马一浮便把当年的祠堂碑记给了对方，又把1935年为寻找何茂桢而给庆符县保护祖坟的函文一并交给了徐子静。此事又搅动了多年前的往事。
马一浮祖父死后是就近埋在了四川高县，专祠则在仁寿县，是他父亲在任时“捐廉俸立之”。此祠于光绪十三年（1887）落成，“购置祠田一处，在县属白果湾，折合水田十三亩六分有奇。又田中有屋一院，载粮二钱五厘。所有丈册文契俱交仓学局士董克知等保管经理，计入岁入，以为春秋二祭及当年香灯与岁修之需。”（马一浮《仁寿县先祖专祠碑记诸文跋》）只是时过境迁已经荒圮了。但他对此事还是非常看重的，虽说“此事兴废，系于贵邑*意民**”，但又说“贵邑耆老，或犹有不忘故烈，欲存敦历末俗之意者，似可量宜以告之耳”。当时马一浮已经名声在外，能给他的祖上树碑立传自然是件好事，而他常言“生长于蜀，蜀中尚有丘墓，亲故不乏”也有了可靠的依据。
也许是对亲情的渴望，马一浮为家族做过不少事情。如他整理马氏历代名人诗文，对马氏中卓有成就的人才搜寻在册，编撰有《马纪》《马氏艺略》《马氏遗文》《马家诗传》《马氏乐府》《马氏稽灵渊》等，分门别类，极为周详。当然，马一浮与四川实在是有冥冥中的相连，祖坟在蜀，父亲在川的宦游经历，自己在乐山长达八年的书院岁月，让马一浮家族在四川有了三代人的记忆。抗战胜利后，马一浮萌生东归之意，1946年3月31日，他在最后告别乐山后乘船归乡，“途经叙府时留一宿，往南岸坝观祖坟。”（《马一浮全集》第六册）从此亲缘了断，而这也是他对四川的最后告别。
1933年，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三人在杭州灵隐寺相聚，被人称为当代三大儒的“鹅湖之会”。1939年复性书院的创办，马一浮和熊十力又汇到了一起，后来梁漱溟到乐山见马一浮时，熊十力却已离开，他们三人再也没有出现“鹅湖之会”的时光了。
在可考的文字记录中，马熊相识是在1929年夏天，当时两人有个共同的学生乌以凤，就是他从中牵线，促成两人的相见。1929年5、6月，乌以凤到杭州，熊十力正住在西湖广化寺，他便跟着马一浮去拜访，“二先生相见甚欢”。这应该是两人的相识之始，但也就是在这次相见中，虽然相见甚欢，但在谈论中已有不同之见，“极论常变之理，熊先生主变，马先生则主变中有常。”“宗旨未尽相合”，两人的分歧由此可见端倪。
马一浮致熊十力信札
之后，两人往还渐多，友谊日增，常常相互嘘寒问暖，如马一浮在1930年1月15日给熊十力的信中，就对熊的身体格外关心，“来书云‘前日觉有头眩，因念葱白恐未宜过服，以其太辛散也。水肿既消，诸药似可酌量暂停，一意静养为上。”他们彼此之间也常常为对方的事情出谋划策，如在1930年9月1日的信中，马一浮就对熊十力的新书出版上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尊稿如决计用仿宋印，自以在沪就中华付印为便……杭地印刷业不如上海，非特仿宋无有，如用普通字，只能用四号字作本文，以六号字作注……”当得知在印刷上颇为曲折后，又在9月5日的信中说道：“通常制纸板另须算费，制成后又须有安顿处，第二次铸板但省排工、校对，而铸费自比排版为贵。虽一劳永逸，但费用上并不能减省……在印书期间且宜宽以居之耳。”
这一期间，两人书信来往非常多，“连得三书，言皆深切。”（马一浮1930年9月8日给熊十力的信）“两书均至。”（马一浮1930年10月7日给熊十力的信）等等。而两人所谈皆为学术与思想，中国两位儒学大师在交流上从无间断，过从也日见密切。当然，也少不了谈到讲学之事，儒家的传道精神在他们身上犹如幽暗的火种在燃烧。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已经对清静致学极为不利，战火已经烧到了他们的身边，马一浮从桐庐避寇到乡间，熊十力则回到湖北黄冈老家，流离失所的日子接踵而至。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马一浮在1938年1月9日给熊十力的信中仍然表明了自己的讲学理想，“吾曹虽颠沛流离，但令此种智不断，此道终有明行之时。”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马一浮认为要“存绝学于末运，挟仁道于衰微”，他要为学术而奔走。而且，他还提出在乱世中讲学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场所，旧时书院的讲学方式只是一种奢想，以抗战形势而言，移动讲学仍然不失为一种机动的传道之途，“讲学在今日，岂复有定所？弟谓无时无地无人皆可随宜为说，若避地之计，直是徒然，我能往，寇亦能往。”
就在这个时候，创办书院的机会居然出现了。事情来由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几经转折找到马一浮，邀请他到浙江大学作“国学讲座”，这是马一浮正式走进校园讲学的开始，而受抗战形势影响，他也随着浙大的迁移而到了江西泰和和广西宜山。就在迁往宜山期间，创办书院一事有了进展，“书院动议，前由毅成、百闵来电，具道教部之意，有‘名义章制候尊裁语。礼无不答，故临行仓猝草一简章与之。”（马一浮1938年11月24日给熊十力的信）寿毅成、刘百闵是马一浮的学生，两人均较有活动能量，社会交往频繁，对书院事非常热心，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复性书院最早的倡议者。但是，马一浮并不相信这件事能成，持怀疑态度，“逆料此时断无实现可能，事后亦遂置之。”只不过学生们已经着手开始张罗，并希望他早日赴重庆。
刘百闵
对于书院，马一浮其实并非不想办，而是感到非己之力能为之。其实他对书院有不少想法，如在书院地址上，他认为佛学之盛与寺庙有关，“出入之盛，儒家实有逊色，丛林制度，实可取法。”无疑，他心中的书院形象是有参照的，也就是应该如寺庙一样有个庄严所在，后来复性书院最终定在乐山乌尤寺，可以说是同他的这一思想相关的。在具体选址上，马一浮提出“须不受军事影响，交通不致于间阻，供给不致缺乏，尤以地方治安可以保证为要”。虽然马一浮觉得在当时办书院掣肘颇多，但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弟亦不惜一行，为先圣留一脉法乳，为后来贤哲作先驱。”（马一浮1938年11月24日给熊十力的信）
实际上，马一浮在最后到乐山去之前，都是踌躇不前的，一则是经费从何而来，二则是抗战形势不断在恶化，三是他与熊十力的意见开始出现分歧。
经费的问题在寿毅成、刘百闵等人的运作下，得到了“当局”的认可，政府愿意作为列名创议人，由教育部按月补助经费，保证书院的正常开支。经费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能否持续保证书院的经营，此是后话。
在形势方面却不容乐观，马一浮在1938年12月给熊十力的信中就写道：“日来消息大恶，广州已陷，武汉益岌岌旦暮间……书院事益可束阁矣。”复性书院最后落到乐山创办，也是基于世局的考虑。乐山当时已经成为了抗战大后方，是南迁、西迁的机构、法团、企业最多的地方之一，如武汉大學、四川大学、盐务总局、故宫博物院*物文**、永利化学公司、岷江电厂、黄海化工研究社等均陆续迁到乐山境内。当时，马一浮就想把书院建在四川，“若在四川，鄙意或就嘉定、眉州等处选之。”（1938年10月23日给张立民信）而且他仍然觉得落在寺庙中为佳，“若峨眉、青城等山有寺观可租赁，作为临时用，亦可。”而后来复性书院选在乌尤寺，无疑是选到了一个清静又安全的山水胜地，跟马一浮之前的丛林之想竟然完全吻合，基本得到了他认可的“治安无虞，交通无阻，供给无乏，山水形胜，气候适宜”的要求。
马一浮、何茂桢与复性书院同人合影
但第三个问题却有人为因素，且是由第一个问题连带而来。马一浮认为书院是纯粹的学问机构，不应该受制于外来因素影响，政府可赞助经费，但不能接受其资助，“若请求开办费，请求补助经费，此与普通私立学校无异。须经彼批准，须按月领取，则明系奴属性质，事体乃大不侔。”（1938年9月29日给张立民的信）他认为两者的性质有天壤之别，且不能妥协，“并非倨傲，妄自尊大。以儒者立事，不可轻言请求。”但熊十力认为政府还是比较开明的，人家已经明确表态是一切听由自主，不从中插手，“在今日固已难能”，所以虽是官方资助，但书院仍然是自由的，而关键是没有经费办学就是一句空话。
在众人的极力说服下，马一浮基本同意熊十力的意见，这才有了复性书院的诞生。应该说在抗战形势下，百物腾贵，财政异常困难，国民政府还拿出一些钱来扶持民间办学，且是传统学术，说明在其阵营中有不少人是知道其重要价值的，也是想保留中华文明的火种的，他们认同文化不亡则国家仍有希望。而从这点来看，马熊二人并无本质上的思想鸿沟，他们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化的坚守而已。
但马熊的矛盾从运筹之始就逐渐多了起来。如在学员的出路上，涉及到了办学到底有何用的问题。马一浮认为书院不是现代学制下的学校，而是穷究经术义理之所，是淡泊之地，非利禄之途。而熊十力则主张学以致用，要做经世之学，应该考虑到学习的丰富性，所以在办学规模、学科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均提出了一些建议，而两人的想法不尽一致，难免有隙。在1939年7月10日的一封信中，两人的矛盾愈加激烈，熊讥之办学理念是开历史倒车，而马一浮辩道：“弟非欲教人做枯僧高士，但欲先立夫其大者，必须将利欲染污习气净除一番，方可还其廓然虚明之体。”
马一浮的固执来自他根深蒂固的思想底线，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复性书院困难重重，师生星散，他也认为“书院意义不特一般社会不识，董会诸公亦至今不能尽识。廿八年冬，熊先生曾持异议，欲变为国立文哲学院，仆不为动”。“今之学校，犹昔之科举。自唐宋以来，士子无不应科举者。子弟有志入学，亦何足为病？但由儒术不明，故令学校、科举同为俗学，汩没人才，此后之为教者所宜知反耳。”（1944年给张立民的信）
不过，马一浮也有自己的苦闷，深知观点的不相容，所以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复性书院开办前夕的1939年5月22日，他给学生王星贤的信中说道：“书院之成与不成，于道无所加损，于吾亦无所加损也。人生聚散本属无常，佛氏归之缘业，儒家安于义命，俱不由私意安排得来，只好随缘随分。”显然，他的这段话是有所指的，而那时正是马一浮同熊十力争执最多的时期。意见相左，让熊十力准备奔西南联大而弃书院，马一浮则言明“书院立场，不可改易”，熊十力则斥之“狭隘”，两人的言语*药火**味也越来越大。
但在办院之初，熊十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一浮仍然想力争他到乐山来助阵，“平生相知之深，莫如兄者，兄犹弃之，吾复何望？”又说：“嘉定生活较成、渝并不为高。”最后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若弟意犹可回者，愿仍如前约，溯江早来。渝嘉间轮船已可直达。此间居处虽未必安适，若以长途汽车入滇，恐亦不胜劳顿。即乘飞机空行，亦不免震荡。恐皆非兄体所宜，幸深察之。
言语之恳切不能不让人感动。1939年7月20日，马一浮收到熊十力的信，答应前来。马一浮大喜过望，速回信道：“昨晚得兄飞示，允于旧历六月望前首途，为之喜而不寐。馆舍一切，已嘱二三子速为预备。日来水涨，舟行益利，愿速驾，勿再淹留。濒行盼以电告，须示船名。俾可迎候。相见在迩，不胜引领伫望之情。”
其实，在学识上马、熊二人是惺惺相惜的，且有诸多共通之处，程千帆先生在《读蠲戏斋诗杂记》一文中就评价过两人的为学：“先生之学，博通内外，贯综古今，遍究宋明诸儒之所得，而归其本于孔子仁恕之得，以知性始，以尽性终。虽论及极尽精微之处，或与并世诸名宿熊子真十力辈不无异同，然期于淑世拯乱，宏扬吾华古代文化之优良传统则一。”
但熊十力到了复性书院后，两人的关系并没有缓和，而是更加激化，在一同的生活中又无端生出诸多矛盾来。实际上，两人的性情大异是他们相处最大的障碍，钱穆对两人都非常熟悉，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經有过回忆，可作参考：
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
当时，熊十力被安排到乌尤山下的戴家院子住，生活不方便，也比较寂寞，心中闷闷不乐。但直接引发两人闹翻的是8月19日这天，日机突然轰炸乐山，熊十力还住在城里，他的住宅被焚，左足受轻伤。当时马一浮正在忙着其他事情，以为他“跛而能履”，能够自己应付，所以对之“未尽调护之力”，致使熊十力大为忿然。
其实，更重要的是熊十力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尊重，马一浮非常固执，基本不听其言语，甚至说出了“今只能维持现状，弟亦无词以留兄”的话，两人由争执转为怨谤。1939年9月1日，这是复性书院的开讲日，本来是个隆重的日子，自然也有喜悦之气，但熊十力只匆匆讲了一堂课即从此罢讲，后不久就拂袖离开了复性书院，两人分手时竟然没有一声道别。马一浮除了黯然以对外，也对熊十力颇有微词：“兄杂毒入心，弟之诚不足以格之，亦深引以为戚。”
1947年7月29日，熊十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过这段往事：“绍兴马君谨守程、朱，颂其精华，亦吸其糟粕。在川时有复性书院一段关系。论教法各异，竟以亲交而成水火。”（《熊十力全集》第八卷·附录）他用水火不相容来形容同马一浮的那段关系，可谓介怀之深。
关于这一段，马一浮后来颇为自咎，也非常失落，为之怅然。毕竟失去了一个老朋友，而复性书院才刚刚开办，熊十力和贺昌群都先后离开了，不免落寞。1939年11月5日，马一浮给熊十力的信中写道：“兄去后空山寂寥，幸有敬兄（沈敬仲，时任复性书院副院长）可与共语。霜寒风急，益令人难为怀也。”
乌尤寺下有一个小河沟，外与岷江相连，当地人称之为麻浩。浩是古蜀语，小渔港的意思。有名的麻浩崖墓就在这里，早在东汉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的频繁活动。马一浮到了这里后，将此地称为濠上，其实是浩之误。但“濠上”一词，典出《庄子集释》，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谈及水中之鱼是否知乐的话题，濠上便有了自得其乐之地的意思，不知道马一浮是否有借此引申之意？
1939年6月，马一浮第一次由重庆到乌尤山考察时，一眼就看上了这里，不再作他选。在他看来这里是办学的最佳处，确有濠上之意，后来他居住的地方就建在乌尤山下、麻浩河边，并将之取名为濠上草堂，“乌尤山下有小溪日麻濠，书院借地就溪边构屋数椽，因得暂憩，以濠上草堂名之。”
濠上草堂处在山水形胜之地，古寺幽静，林木葳蕤，雀鸟相鸣，这些都颇为接近马一浮心中的理想书院。这一时期在他的诗中有“溪山行处有，云月自为邻”“劫后双筇杖，花前一组袍”等句子，完全是抖落风尘在此作长久栖息的恬适心态。而就在如此幽静的环境中，马一浮写道：“弟意但欲得一二真正学子，伏处山谷，暗然自修，无声无臭，不涉丝毫功利之习，庶不失古人之用心。”（1940年4月2日给钟山的信）
但刚到不久，马一浮的烦恼就来了。1939年8月19日，乐山被日机疯狂轰炸，整个城市被炸去四分之一，从此乐山成为了一个不再安全的地方，经常传来报警声，跑警报成为常态。当时马一浮还没有迁居到乌尤山，而是暂居在城里，但人心惶惶，日夜无安。“近来月夜往往闻警，露坐竟夕，为之不宁。”（1939年9月3日马一浮给屈映光的信）为此，他还写过一首《闻警夜起望月用茶字韵》的诗：
夜半频闻里巷哗，开门推案落灯花。
相逢尽道依蛮窟，不寐非关嗜苦茶。
拔宅计虚怜智士，御风术好误兵家。
老夫观物心无碍，独坐空阶望月寒。
乐山被炸后，作为一院之长，马一浮首先想到的是药物，他要考虑的事情可谓是事无巨细。1939年9月20日，马一浮希望屈映光能够代为采购一些药物，以备不时之需。他在信中写道：“书院师生及执事员役，现已达四十余人，不能不为疾病不时之备。值嘉定炸后，时疫流行，尤须防虑。但城内中西药肆俱焚毁一空，无从得药。”
战争的影响是一方面，而复性书院还未开讲就面临了炮火的威胁，这仿佛也预示了它艰难的办学之路。应该说在开办之后，很多问题才慢慢暴露出来。首先是生源，来者寥寥，且在应试后让马一浮看来大多不合格。复性书院确非普通的学校，对传统文化须有一定底子的人才可能入门，当初马一浮的初衷是开门办学，来者不拒，贺昌群、熊十力都曾经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异议，但马一浮并没有听信，这也是后来贺、熊离去的原因之一。而事实证明，马一浮这一想法确实是太过理想化了，后来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之前的想法有失误，“今时根器下劣者多，又习气深厚，难为解脱。每苦书问酬答之烦，虽与方便饶益，其实劳而少功。”
其次是老师的聘请上也颇为困难，为此马一浮四处请人，费了不少心思。如他在1940年6月8日给钟山的信中就写道：“可以任学校之师者，尚不乏人，可以为书院之师者，实难其选。”后面他在信中又写道：“山寺临江，林木蓊翳，且多岩穴，可避飞鸢。”这里的飞鸢指的日军轰炸机，不是风筝，虽有洞穴可钻，但也实属无奈。
1940年4月21日，马一浮给正在乐山武汉大学的钱穆写信，请他到复性书院来讲学，他在历数了书院荒陋、学人寥落之种种不堪后，表达了“欲使得近当世显学，稍被闻熏之益”的愿望，恳请钱穆亲临濠上，“法雨所霑，足令草木生色，其为幸滋大。”但这件事让钱穆颇感意外，在马一浮心中能掂得起分量的人不多，他能够放下架子求人实属不易，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津津有味地回忆了这段往事：
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诸教授绝少来往。武汉大学学生邀其讲演，亦见拒。又不允武大学生去书院听讲。及是，闻一浮来邀余，皆大诧怪。余告一浮：“闻复性书院讲学，禁谈政治。倘余去，拟择政治为题，不知能蒙见许否？”一浮问：“先生讲政治大义云何，愿先闻一二。”余告以：“国人竞诟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制专**。余窃欲辨其诬。”一浮大喜曰：“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敬愿破例，参末座，恭聆鸿议。”遂约定。
及讲演之日，一浮尽邀书院听讲者，全部出席。武汉大学有数学生请旁听，亦不拒。一浮先发言：“今日乃书院讲学以来开未有之先例，钱先生所谈乃关历史上政治问题，诸生闻所未闻，惟当静默恭听，不许于讲完后发问。”盖向例，讲毕必有一番讨论也。
但书院的经营实在是惨淡，学员稀少，经费短缺，不到两年时间，就彻底放弃讲学，专事刻书。1943年11月1日，马一浮在给杨樵谷的信中写道：“承询书院近况，无可为言。往时虽有少数学人，俱已星散。近年来稍事刻书，亦以费绌难支。”刻书之事实属无奈，书院之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实，至少脱离了讲学书院也是不完整的，但刻书对学术的保存与传播却有薪火相传的作用。
马一浮为杨樵谷书 十一言联
但刻书也是困难重重。随着物价飞涨、经济枯窘，刻书的人工费不断在涨，在《复性书院日记》中可以看到，1940年9月18日，“刻字工人要求待遇从优，并未通知院方，遽尔怠工一日。”*工罢**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书院就贴出一告示：“刻字快或精者，于每万字原定工赀四十元外，加奖五元，兼之者十元。”也就是说，虽然涨了，但每万字最多还只有50元。但从这次涨工费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1940年11月“写、刻万字工价百七十五元”，3个月内涨了3倍。到1942年9月“每万字四百元”，再到1943年7月增加至“每万字壹仟贰佰元”，而到1943年11月，“刻工自本月起增加工资，每万字定为一千九百元”，也就是在短短4年中，刻费竟然增加了10倍还多。
通货膨胀如此之烈，货币形同废纸，看来刻书也持续不下去了。但此时的情况是书可以不刻，人要果腹，而书院已经快要无以为炊了。马一浮在无奈之下，想到了鬻字，也就是替人写字换钱，但开出的润格毕竟有辱斯文，清高和脸面通通无济于事，为了裹腹马一浮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复性书院落到如此地步，并不是經营不善，而是抗战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马一浮给吴敬生的信中不无悲愤地写道：“鬻字乃不得已而为之，今刻书既无望，捐款亦无济，然相从犹十数口，不能任其饥饿，则亦唯有赖鬻字以暂维之，至于力竭而止。”
1943年是复性书院最为艰难的一年，马一浮萌生去意，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去主讲一职，他写道：“于今五年，无补德化，始以学人寥落，讲习多疏;继复承助刻书，剞劂亦乏。长此坐误，深懼虚糜。唯有仰恳允其辞去主讲名义，并请饬下董事会另聘贤者主持，另谋善道。”
没有想到信一出去，马上就得到了回应。1943年9月14日，他就“收到盐务总局缪剑霜先生捐助刻赀万元”（《复性书院日记》）;仅仅一月之隔的10月19日，他又收到一笔意外的捐助，“收到蒋先生捐助刻赀五万元”，蒋先生显然是认认真真读了他的信，体恤他的苦衷了;而又过8天的10月27日，他又得到一个更为踏实的消息：“允照原单函粮食部，自七月起拨米。”有了钱和米，让复性书院的生存之忧暂时得以缓解。其实，在此时的中国有很多人正处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文化之重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也未完全失去，既无枪炮之利，也无米粮之实的传统学术却甚于了它们，这又不得不让人感叹。
然而，马一浮却并不理会这样的优待。1944年，他在给张立民的信中说：“至去年不得已而接受粮部实米，虽可稍资一部分刻费，而书院降为一领米机构，仆从此不得不力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信奉的办学须得要有自由之精神，不受权贵、金钱的诱惑。早在1938年他就给张立民说过：“经费一层，不能依赖政府。”不受嗟来之食本是一种骨气，但肉体毕竟有局限，在怀着不甘成为“一领米机构”的复杂心情下，马一浮难免不感到寂寥。所以他想到既然如此，不如辞去不干，他不想随波逐流。
早在1936年的时候，马一浮生病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可能得了胃癌，他便给熊十力写了封信：“兵祸又作，何处得安居？弟病医者言是胃癌，只得数年活，委心任运而已。寂寥之感，亘古如斯，亦不足置念。老而安死，理之常也。”马一浮对生死看得很淡，却对文化的坚守看得很重，这也注定了他的孤寂。
取消讲学之后，濠上的马一浮更多是著书立说。跟随他的是他的几个忠心耿耿的学生，如张立民、王星贤、王准等为他打点琐碎之事，他的生活过得比较清淡。这一期间，他也写了大量的诗，全部收录进了《避寇集》和《蠲戏斋诗编年集》中，数量达到了700多首，平均一年近百首，每月写诗10首左右，题材内容都非常丰富，而这些诗作也反映了他的山居生活和思想。
马一浮同他的学生詹允明（前排右二）等合影
1942年中秋这天，马一浮同他的学生吴敬生、詹允明、张立民、王星贤到濠上观月，但恰巧这天没有看到月亮，颇为扫兴。本来希望在寂寞的山居生活中得到一点即兴的喜乐，但没有想到天地混沌，竟无一月之明以舒心，由此也引发了他对人生的一番感叹。他在《壬午中秋邀敬生允明立民星贤集濠上看月月不出而遇雨作此自解并示诸子》中写道：
人生百年驹过隙，几年能见中秋月。
友朋况在乱离中，寸田尺宅皆沦没。
劫火大千坏不尽，清光三五圆更阙。
澄江一道净如练，虏骑千群气终墨。
去年独坐观天根，今年朋来探月窟。
日中见斗等丰蔀，大山出云每飘忽。
白衣苍狗翻手异，赤眚青盲竞何别。
“白衣苍狗翻手异，赤眚青盲竟何别”，说的是人世的飘渺，本来创办书院有人世的功德，而现实的冰凉又让人产生出世的解脱，人世与出世或许就只有一月之隔。复性书院在乐山共八个春秋，马一浮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少，大的如为书院撑船的船夫患急症，他亲自“登船投药，终无转机”，眼睁睁看着他身亡;小到马一浮遭遇偷盗，居室中“失窃铜痰盂二件”。应该说，入蜀这八年是马一浮隐于濠上静心治学的重要阶段，也是学问得以为世人认识的显露之时。他一生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就在此期间，人物的汇聚、思想的碰撞、命运的周折、世事的缠绕，似乎都集中到了乌尤山下那个小小的濠上草堂，而这似乎可从马一浮一时之兴的诗句中看到不少。
马一浮在濠上草堂书房
乐山处在岷峨之地上，大山大河，复性书院无疑是落在了一个好地方，正如马一浮在《即事》中写的“地载风霆气，江流日夜声。楼开云自入，花开眼初明”。然而，他的身影却是“寂默支床卧，逍遥曳杖行”，山川之浩大与个体之微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首诗中，“支床卧”“曳杖行”有中国古典山水画中的意境，高山远 林，人在其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符号。但却是他常常在诗中调遣的词汇，如在《废言篇》一诗中几乎有相同的场景，只是心境略有不同而已，后者的思绪似乎更为静默、温和：
隐几听鸣籁，闭门见山翠。
扶行畿屐穿，静卧一塌置。
而在《山居遣怀》中，诗句则有些许激越，表达了他寓居乐山，隐于山林中并非是闲人一个，虽然时运局蹙，但“不作山僧粥饭谋”，他的心中自有清涟回荡。
不作山僧粥饭谋，尚余小屋傍林丘。
青松翠竹常遮眼，薄瓦疏檐可盖头。
案有残雪忘隽味，门回江水当溪流。
当年锦石支床卧，何必凌云载酒游！
但日日身处山水之中，他就乐而无忧了吗？好像并非如此，马一浮对山水之游还有自己的看法。如他在《厌山》中就写道：“昔因游山，居处多不适，当谓名山可游而不可居。自以为当今居山稍久，又颇厌之。乃觉好山只宜看而不必游，及身在山中，便失其趣。云兴霞蔚，从复可观：恶木险崖，亦败人意。居山更为拙事，徒费经营，极少受用。俗人望之若仙，不知其为苦道也。”这是他山居八年的真实想法，此席话其实非只厌山，也是对庸常之厌。游与居，是生命的两种状态，居久思游，游久思居，人的一生總在不停的变动中。在复性书院成立之初的“开讲日”中，马一浮的第一句话就是“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他此处讲的仍然是天下之道。但变中有冷暖，世道人心总会在一个小小的变字面前颤抖，“浮云终日变，薄酒不堪斟！”（马一浮《花朝》）
丰子恺在濠上写有一首《癸未蜀游杂诗四首·乐山访濠上草堂》，其中有“蜀道原无阻，灵山信不遥。草堂春寂寂，茶灶夜迢迢”的诗句，是不是又找到了当年在桐庐时的感觉了呢？时过境迁，也许只徒留一些回忆罢了。后来丰子恺为马一浮留下了一千元的香烟供养费，但马一浮将之“转充刻赀”，丰子恺的钱是沿途靠卖画来的，患难中的真情取代了温馨闲适的感觉。
1945年初，日军发动新的进攻，形势又呈严峻之势。4月，马一浮到相隔几十里的犍为清溪镇考察，想万一战争打到四川，能够有一个退避的场地。为什么要选择清溪镇呢？因为此处紧靠岷江，又是马边河的出口，可以沿河进入小凉山区，在过去被视为蛮夷之地。但不到四个月，形势又大转，日本宣布投降，这一想法始废。
1945年9月1日，也就在举世关注的东京湾受降仪式的头一天，马一浮的濠上草堂遭遇洪水侵袭，他被迫搬到乌尤寺尔雅台。当然，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被水潦为困了。
而就在此时，在濠上待了七、八年之后，马一浮也有些思乡了。1945年初秋，马一浮在田间行走，突然听到了大雁的叫声，岁时之感油然而生。“偶行田间，值雁过，闻老农相语云：‘鸣雁已来，又催人下麦矣！喜其语类陌上花开，天然隽永。夫候雁自鸣，何关种麦，而老农感之，雁何德焉！物理之妙，在初不相涉而冥应无穷，是非俗情之所察也。”（《闻雁》）
其实，他是闻雁而思归了。从1946年开始，马一浮就在准备*员复**东迁的事情，实际上他在1945年底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求照顾，“书院书籍、板片及同人家属，应随众东迁……可否仰恳饬下所司，指拨舟船，特予免费输送。”但当时的情况是所有的南迁的机构、人员都在急着东还，马一浮显然有些书生意气，所以在1946年1月10*他日**给杨樵谷的信中就写道：“东迁之计犹是望空祈祷，未知何日得上归船。”
2019年1月，笔者到乐山市档案馆查找复性书院相关档案资料，但馆藏资料极为稀缺，仅仅看到一件函件，而这个函件恰巧就是关于复性书院东还的。这是一封复性书院给“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的专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书院现拟东迁，由乐山雇船两艘至重庆，随带书籍板片壹百箱行李，同人暨眷属人口叁拾人同时出发，请给予证明书壹份，所有经过地方，仰沿途军警免验放行，并请饬水上警察加以保护。
这封函的时间是1946年3月12日，看得出东还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复性书院的所有人都已经归心似箭了。
这一期间，马一浮有几首诗特别能够反映他欲去之时的复杂心情，如《曉》：“晓色临窗易，归心破梦先。鸣桡来枕上，知有下江船。”又如《将去乌尤留别赵香宋先生》：“离堆别后琅王干长，他日重来扫石床。”再如《乡书询归期尚需喟然有作》：“有生俱是客，无屋强言归。空谷逢人少，寥天慕鸟飞。”
复性书院离开乐山的时间是3月31日，马一浮在诗中写道：“辞君一棹下渝州，未见江南已白头。二月春风吹锦水，岸花樯燕送行舟。”（《将发嘉州留别蔷庵》）离开乐山后，船在宜宾停留一宿，他专门到南岸坝看了祖坟，第二天才到了重庆。在重庆停留了近二十天，于4月21日“搭乘军事委员会包机”飞往上海，这里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受优待的，他写给蒋介石的信起了作用。接着他再由上海到杭州，住在西湖葛阴山庄，这便是新的复性书院所在地。至此，马一浮在四川乐山长达八年的峥嵘岁月宣告结束。
1948年春于复性书院，前排左四起依次为马一浮和熊十力
复性书院一直延续到了1948年底，后改为了图书馆，名字始不复存在。在后面的一段时间里，主要的工作是整理在乐山时期的一些学术成就，并刊刻成书。1947年夏，由张立民辑录的《濠上杂著》出版，这就是乐山复性书院时期重要作品的呈现。
1948年春，熊十力突然出现在了葛阴山庄，老友相见分外欣喜，马
一浮与他已经有十年时间未见面了。这十年中各自的变化都很大，马一浮已经66岁，而熊十力也64岁，过了耳顺之年，两人是否都相互敞开了胸怀，为当年的一点不快往事而一笑泯恩仇呢？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身体不敌岁月以外，两人在精神气节上的变化甚少，傲骨铮铮，兀自独立，不愧是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而马一浮留给人们的形象颇为独特，长须飘飘，仪态优雅，正如钱穆所言：“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
纪念马一浮诞辰140周年：个真实的马一浮——各界人士眼中的国学大师（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