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个月都有关于卫生健康的纪念日，人们对于卫生健康的关注也一年四季都不会改换。
过去，如艾泽利诺·玛依（EzzelinoMagli）笔下1924年的上海黄包车夫：“用亚当的手帕撸鼻涕。”这位意大利医生说得委婉，亚当连块遮*处私**的布都没有，他的手帕就是手。那么，上海人的卫生习惯又是从哪来的？当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自己生出来。就说手帕，据我观察：在上世纪70年代前生人，凡是随身携带上海人叫作“绢头”的手帕，多是上过幼儿园的。
母亲说，幼儿园给我的一个卫生习惯，就是回家一一检查家人：“手?过伐？”直到今天，自己不仅饭前便后?，摸过钞票?，进办公室和回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肥皂?手。
环境对人默默地改变，已经是有很长很长时间。
从揩布看厨房卫生
1943年，上海一家杂志题为《家政：厨房卫生》文章写到：厨房卫生是家庭卫生的重要部分，厨房间里要备抹布四方：“一方抹桌，一方抹锅子，应有两方是抹碗的”。这“抹布”是外省的说法，它就是上海人的“揩布”；这布用来擦拭物品。“方”则是数量，等同于“块”。
老上海厨房间这四块揩布，传递的信息明晰：上海人是讲究卫生的，至少是注意卫生。都说病从口入，厨房卫生马虎不得。
厨房间里的四块揩布，除揩台子揩锅子，为什么?碗需要两块揩布呢？我猜：其中一块是湿洗，带水?碗；另一块是干洗，把?过的碗揩干。这一?碗流程有点眼熟，老外就是按这程序做的。上海人如此操作也没啥奇怪，开埠后的上海生活，早已中西交织了。就像在上海人的厨房里，总是拿得出辣酱油的，而且是LOGO有只雄鸡的泰康牌；也多少会有瓶沙司，梅林牌的。
上世纪40年代，上海人厨房间的揩布标配是4块，环顾家里的厨房，揩布已不止4块。它们的分工，与老底子一样的有2块；一块?碗和锅子，还有一块揩厨房的灶台和工作台。与过去不同的有3块，一块揩餐桌，一块揩冰箱内部，一块揩手。加起来，总共5块。再配2块化纤材料的百洁布，以补布质揩布所清洁不了的。
打我有记忆起，家里厨房间另一项重要工作延续至今；在我自立门户后，仍然继承。这就是吃饭前要“荡饭碗”，用开水烫碗筷、调羹、碟子等。而且不会一碗水“荡”到底，如果要荡的东西多了，就会重换开水。水没了一定的温度，就失去了杀菌作用。
《家政：厨房卫生》一文，除对厨房间揩布数量有要求，还提出厨房卫生达标的其他基本配置：“一、厨房中需有防蝇之设备，不可缺少纱窗和纱门；二、清洁之菜橱一只，悬挂或放在通空气处，菜橱内清洁且要分类放置……”那时，家有冰箱是凤毛麟角。烧好的菜，吃剩的饭菜，统统放在菜橱里。菜橱门是纱门，不用木板，而是木栅栏加塑料窗纱；便于通风。小的菜橱是依墙悬吊，大的是上部菜橱下半部放厨房杂物。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家庭普及冰箱后，这些菜橱才退出上海人的厨房间。
公厕：先有私有，后有公有
说完进口道出口。在城市，出门在外离不开公共厕所。有研究者认为，人有内急，能忍受的时间约在7到15分钟。要在这段时间里能找到公厕，就要求城市有数量充足、布局合理的公厕。
据《周礼》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公共厕所就出现在道路旁。“上厕为城上厕，溷则城下积不洁之处。”（《墨子·备城门》）城市诞生公厕是社会和生产发展的结果，由于人们在公共场所的活动时间增多变长；同时，并有维护公共环境的共同要求及社会公德和文明水平的提高。
晚清的上海华界有公厕，但是私有公厕，而不是租界那样的公有公厕。1883年（清光绪九年），上海城老北门至小东门，沿城壕有私人露天坑厕43座。而在19世纪50年代，私有公厕多设在茶馆；方便之门不只是面向店内茶客，过路者也能免费使用。
店家的慷慨是有道理的。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其实，凡地里长的，哪个离得开它。上海城里城外无不集粪营利，居然还有拉客拉屎的事儿发生。中学时，读反映上海农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其中就有生产队抢粪打架的情节。
1909年（清宣统元年）11月17日。在上海有公有公厕几乎近半世纪后，华界有了第一座公有公厕，在南市的侯家路。
1931年，上海市政府下令不准新建私人营业性售纸公厕。但公有公厕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私有的反而越禁越多。1936年，市卫生局对私有公厕分类登记，不符合要求的予以取缔。对有设厕所必要而尚无公有公厕的地方，暂时准予设立，但必须改善设备、做好卫生、售纸费不宜过高并缴税。
到1946年，《私人兴建公厕办法》出台，但擅建的私有公厕仍然很多。有的私有公厕和厕主已被拆和拘留数次，依然野火烧不尽。在警察执法时，竟有厕主联合保甲长及工厂和商店业主与之对抗。
反观公有公厕是成长艰难。早在1928年，上海市卫生局规划两年内建公有公厕55座。到已过N个两年的1935年，所建公厕还不到规划的三分之一。到1945年底，市区227座公厕中，公有公厕128个，99座私有公厕占43.6%。两年后，私有公厕扩至66.3%。至1949年初，市内登记的私有公厕235座，仍占公厕总数的64%。
为改变公有公厕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公厕开始承包和招标。上海首开公有公厕承包经营在1917年，为法租界的老西门菜场公有公厕；售纸收费保洁等由王荣记专人负责。为期5年，每月交承包费银圆5块。由此，承包风也吹进华界。1923年，华界南市南码头等4座公厕由王鼎文承包3年，承包费350银圆。五年后，华界进行全市招标，每个公厕承包期10年，最低标额30万元。到20世纪30年代，又出台《上海市招商承办全市公厕暨清洁所及经理清洁规则》。承包有利可图，而且不薄。利出自两块：一是粪便。二是卖草纸。有位李镜龙的国军连长，因薪水不能养家而退伍。后得到粪业大王马鸿记关照，租小东门十六铺鱼行公厕后脱贫致富。另一个包下上海倒马桶的“大粪大王”王永康，还在跑马厅玩起了马；他的赛马均以Grand命名，有GrandWinner和GrandGuard等；确实伟大。
“除四害”
“除四害”之起与抗美援朝相关。1952年初，美国在朝鲜北部和我东北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那时，父亲所在的志愿军60师，一文工队员枕头下发现死鼠。于是，驻地*锁封**，不得下山，直到警报解除。
毛主席发出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之后，凡援引毛主席关于卫生的教导都用此文，只是不用最后“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这一句。
1956年，按中央要求，上海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四害”纳入创建卫生城的内容之一。
起初，“四害”是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之后，其中的麻雀被臭虫代替；再后来，臭虫又换成“小强”蟑螂。此后就固定未变，即：老鼠、苍蝇、蚊子、蟑螂。有研究者告知：全世界已发现的252种病菌病毒，“四害”携带114种。
老鼠列“四害”之首，人人喊打。
上海自1952年起，每年开展定期突击灭鼠，当年就捕鼠33万多只。老鼠非常狡猾，捉过老鼠的鼠笼鼠夹，就是开水反复浇烫，想抓住第二只是基本无望。当时，多以油条拌磷化锌毒鼠，不幸发生儿童误食中毒。据《上海卫生志》：“1963年发生40起、55人中毒，其中死亡1人。同年改以工具灭鼠为主”。到1984年，推广人畜无害的新药“溴敌隆”。上世纪90年代，我虽只住虹口一年，还去药房买新式*器武**捕鼠粘纸。
上海第一个无鼠害单位是上海港，于1984年诞生。1986年，普陀区成为上海第一个“无鼠害区”。1990年，上海获全国“灭鼠先进城区”并得1万元奖金。此前的1988年，上海成为全国首批灭臭虫达标城市。
在“四害”中，人们时常与之战斗的是蚊蝇。弄堂里有民谣：“六月里的瘌痢真苦恼，蚊子苍蝇都来咬。”瘌痢就是瘌痢头，头发脱落而秃。其六月里的苦恼是易招蚊蝇，而且光秃秃无以防范。其实，这样的苦恼不仅仅是瘌痢头。
早在1920年，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就摄制《驱灭蚊蝇》卫生科教片，为全国最早的灭蚊蝇科教片。
驱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用苍蝇拍扑打。特别在苍蝇最活跃猖狂的夏天，代表月亮太阳消灭你。常见外公顶着烈日，在弄堂口垃圾箱旁拍苍蝇；他是里弄小组长，要带头。那时，还用鱼肚肠和尾巴勾来苍蝇扑杀。后来发明的诱杀紫外灯和粘蝇纸，也用此法。那股子腥味苍蝇们趋之若鹜。想起1956年，外宾参观易引蝇的祥德路肠衣加工厂和上海水产公司鱼市场，未见苍蝇，深感惊奇。
小时候，一到夏天，所在的茂南居委会是三日两头搞消灭蚊蝇的爱国卫生运动。消灭蚊子，脸盆里涂肥皂，然后一手拿着脸盆东捞西捞。不明就里的，还以为在与空气作战。
除了往阴沟和积水等容易滋生蚊子的地方打药水，统一熏蚊子的场面更显壮观。从居委领来六六粉、滴滴涕，洒在废纸上，然后放在簸箕或破脸盆里烧。放室内熏，就要关好门窗，人到室外。同时也放置室外的花园树丛、弄堂角落里。一声令下，室内室外，前后弄堂统一行动，烟雾腾腾的一片；人只能到淮海路荡马路去。现在，这样的场面是见不到了。
这些天，楼下还有蚊子。挠着发痒的红肿块，喃喃自语：“绿化好了。生态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