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四，《海街日记》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重映。忘记抢票时间的我，失去了与是枝裕和在影院相见的机会。最近，刚好收到了一篇关于是枝裕和的稿件，感受到了一份关于文字的心动感。
这位姑娘的写作需要浅浅深深缓缓慢慢地去看，文学性与作者感十足，让人看到凡尘之处一份可贵的天真与自觉。在纠结一番后，还是决定抛弃所谓结构、所谓规则，让这位作者的全部心思与感受完整地与大家见面。
所以，也因为Ta。我们决定开始收录一些作者意味的稿件，在这个无聊的世界里，希望遇到那些宝贵的个人观影经验与深刻感受，欢迎大家邮件来扰。
希望你会喜欢今日的作者：小王
在《海街日记》中“观看”丧失、“讲述”联结
《海街日记》是导演「是枝裕和」的作品。
家庭、亲情、海、烟花、梅子酒在是枝裕和的故事里、镜头下，一连串关“生”之实在感切切实实地呈现在观者眼前。
海风和潮水夹着沙拍打着岸，借由空气这种介质，如此，有如缅怀逝者的悲恸。
临海古都镰仓，顺山而成的小镇，三姐妹一起住在一间老旧的房子里。 父亲和情人出走，母亲将三个小孩丢给外婆。外婆去世后，三姐妹继承了外婆的历史悠久的大房子，在这间老旧的房子陪伴下长大、工作，贯穿整部电影的是三场葬礼。
影片开始，是父亲的葬礼。但三姐妹对于对于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参加葬礼时，只觉得这是一件“沉重”的事，没有更多悲伤的情绪。
葬礼上，三姐妹见到了她们同父异母的妹妹铃，铃是父亲第二任妻子的女儿。在父亲的陪伴下长大，在父亲生病的日子里，一直照顾着父亲。
比起三姐妹，铃有着更多关于爸爸的记忆，但铃对爸爸的情感是复杂的。爸爸大概是三姐妹所说的：虽然爸爸是个“失败”的人，但说不定是一个温柔的人呢。因而，对于逝去的爸爸，难免有着说不清的情感……
葬礼结束，三姐妹邀请铃搬去镰仓一起住。四姐妹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铃的记忆、三姐妹的记忆，因爸爸而发生联结、交融。记忆间的交融，像风遇上铃铛，自然而清脆地发出情感的应答。
第二次的葬礼，是外婆的吊丧。第三次的葬礼，是镇上海猫食堂老板娘的葬礼。三次葬礼之间，主题是丧失与联结。
人的丧失，以葬礼这种仪式作为表现、寄托。但电影中还隐匿着大大小小的丧失，不仅与人分别，某个住所也会丧失——外婆的祖屋、食堂老板娘的奶奶给她留下的食堂。甚至，连某种自然赋予我们的能力也会丧失——生命晚期，爸爸和食堂老板娘仅有模糊的视力。
而作为观者的我们，同样，早早地，经历了或大或小的丧失。玩具、书本、宠物、或者是某种抽象之物——青春、自由、国家或是一段关系。这些丧失，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告知、仪式。
电影，带着我们重新“观看”那些丧失；好的电影则任观者投射，在故事当中找到自己。丧失那些亲密的重要他人时，我们的哀伤甚至无法进入语言系统，该如何向他人说明我的哀伤都有所缺失。
应该如何想象这样一种哀伤？若要尽力地说明，请想象一番，我们的出生便是一篇长篇小说的开端，小说冗长不已，甚至没有主线。可我们依然希望在自己的文体当中得出某种生命的原则、意义一般的东西。
我们的故事里逐渐出现了很多人物，占据相当大一部分篇幅的便可称得上是生命中的重要他人，那些重要他人的出现使我们的文体丰盈而轻快地向前滚动，故事逐渐称得上有了脉络并富有情感，按照着某种韵律节奏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某个时刻，故事中某些重要的角色悄然消失于纸上。故事戛然而止。作为“小说家”的我们，不知故事走向何处。而作为主人公的我们，失去了故事的“主题”，也即意义一般的东西。我们为何会因为生命中的某个客体丧失了自身故事的“主题”、“意义”？我们不应该是自身命运的主人公？我们不应该是靠着我们自身构建起这全部生命的意义？
可以说，我们失去的是那个人的“眼睛”、通过那个人的体验所获知的关于我们自己的这部分。因丧失某个对象而感到痛苦，是由于一切都指向有关其自身的丧失，有关其自身意义的丧失，个人的生命故事的戛然而止，我们丧失对于作为主人公的我们自身的确认。他们像一面生命的镜子。
当我们丧失了这面镜子、来自他人的某种确认时，怀疑就像雨后的蚯蚓从潮湿的泥土中相继钻出，一点点地松动着长久以来生命信念的土壤——我还能拥有这样爱别人的能力吗？我还能如此信任一个人吗？我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吗？我还能像从前那样在某个人面前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个体？我还可以忘记以前的故事，重新开始吗？……
“哀悼者必须将力比多从逝者身上撤离，生者需要觉察与逝者的联结，并切断此联结，把过去投放于逝者的心理能量释放，转向新的对象，并升华到其他的生活领域中，在心理上逐步与逝者分离。 如果生者的心理能量难以转移，就会形成延迟、夸大或者病态的复杂哀伤。”
——《哀悼与忧郁》
但我们真的能够切断联结吗？同时，心理上逐步与丧失的客体分离又何以可能？
在不同文化下，尤其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丧者会使用多种方式与逝者保持持续的、内在的联结，逝者依然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场”。逝者以不同的方式“在场”，同样体现在了文化的象征之中。梁祝化蝶，既是双方逝去的象征，又作为一种世人爱情信念的象征，在世人的生活中“在场”。
杨德昌导演的《一一》里，外婆的去世时出现的蝴蝶，是枝裕和导演的另一部作品《步履不停》中，母亲在儿子的忌日失神般想要抓住的蝴蝶。蝴蝶在东亚文化当中，象征着亡灵。逝者已逝，但是他们又在作为生者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场”，我们也许会愿意相信亡灵寄托在另一种生命之上。
逝者的思想、我们对于逝者的怀念、内疚或是愤怒在生者的生活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场”，在生者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延续。
电影中，“气味”和“味道”成为与逝者交流的通道。海猫食堂里出售的沙丁鱼面包盒，是爸爸留给铃特别的味觉情感记忆；外婆留下的和服，仔细闻，柔软的棉布间也许还留有外婆的味道；咖喱鱼糕的香气、梅子酒的味道，在三姐妹身上依然延续着。
还有，大姐依旧常常说着外婆的口头禅：”活着的东西都是很费力气的。”烟火大会则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成为大家共同的联结。
像是......隧道一般！
借由气味、味道、物件或是人，我们遁入记忆与情感的隧道，与丧失的客体重新相遇、对话。而隧道乃是我们自身的创造，当我们把故事重新讲述一遍又一遍时，隧道随着语言、感官的记忆向前延伸、构造形成。
而故事再讲一遍，哀伤也许并不因此而消失。我们无法否认，“节哀”难以实现。哀伤也并不是一个需要“处理”的过程，它是一种关系的“凭证”，恰如其分地证明了彼此生命中深厚的羁绊，这样的哀伤不是危及生命意义的痛。
电影中也表现了这种通过再次叙事、重构丧失意义、重新建构联结的过程，就如三姐妹常常向铃说的那句话——“铃，什么时候，和我们讲讲爸爸的事吧”。
在这一个个重新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邀请丧失的客体，重新体验有关我们自身那部分的丧失，并且再次拥有这一部分，你得以通过对方的眼睛看到关于你自身身份认同的面相。
如此，我们也许能在丧失当中避免自身的丧失。因而，哀伤的结束不在于切断与逝者的联系，而在于以不同于生前的方式在内心“安置”逝者，即与逝者重新建立联系。
影片里，最让我动容的是，大姐和铃，沿着小径，走到山腰，远望着镰仓的海。
去喊：
“爸爸，你个笨蛋”
“妈妈，你个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