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保留些老物件
或是一张发黄的照片
或是一页褪色的书签
……
它记忆着我们生活的轨迹
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发展
我的箱底压着三个旧工作证，我试着对三个工作证作一番“考古”分析，它们可以见证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建社过程。折射当时湖南的文化出版环境和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气候。
湖南省文化直属系统工作证
第一个工作证的封皮是红通通的，印刷着金字，一派文化大革命的气象。封面文字的排版样式也典型的“*革文**”式，像横幅一样的单位名，被粗犷的“工作证”三字像立柱一样支撑着，“工作证”三字明显是手工设计，当时没有电脑设计和照相字库之类，凡数“美术字”一律要手写，在大学美术专业都有手写艺术字的课程，我当美术编辑，就是从封面美术字的设计和制作开始，一个封面设计的成败，往往看封面美术字设计的艺术水平高低。
美术编辑
设计美术字
本工作证的单位是“湖南省直属文化系统”，其关键词是“直属”和“系统”。不要小看“直属”二字，“省直属”是高于“长沙市”和其他地区的单位的称谓，它是一种等级的区分，在中国是一种荣耀和地位的象征。至今如果是中央直属单位那就更不得了，历届全国美展“中央直属”单位的入选作品就比其他省市多。再说“系统”，这是一个有较强*革文**印记的单位表述，当时与此通用的还有“文化战线”、“文化口”之类的说法，现在很难看到用这样一个名词称呼一个单位。“文化系统”还明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1976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散、合并、撤消的诸如各种剧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文化馆、文化艺术杂志社，包括新闻图片社、湖南画报社等等都在这一大“系统”之中。我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证件号”是“第3828号”，湖南人民出版社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人，这是全系统的排序。可见当时省直属文化系统的在职人员之多。
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证
翻开工作证，可以看到“单位”一栏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证单位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这里提供二个确切的信息，一，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末期的工作证，“革命委员会”是“*革文**”时期特殊的、带有极强意识形态的单位名称，一般由解放军代表，*反造**派代表和老干部代表“三结合”而组成。凡数带有“革命委员会”印记的物品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二是说明湖南人民出版社是一个正处级单位，受文化局管辑，美术编辑室只是其中的一个科室，担任着有限的美术出版任务。如果说摄影图片算成是重要的美术出版物，当时担任美术图片出版重任的是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同级的湖南新闻图片社，当时受印刷制版技术的限制，摄影图片的大量印制发行的任务是由新闻图片社承担的，当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党**的代表大会和毛*东泽**语录“最高指示”的视觉图像宣传的任务，除开报纸画报的出版，就是黑白新闻照片的“图片出版”，当时新闻图片社出版发行的黑白图片贴满了全省城乡的大小宣传栏。
图书新闻发布会
1976年是新闻图片社事业的最高潮，有关毛*东泽**主席逝世的新闻图片无论批次和每批的数量都达到新闻图片社生产的饱和，工人们要日夜加班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需要。新闻图片社在视觉图片出版物上的巨大成绩，至今还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加以总结。在“发证日期”一栏，填写的是“1976年9月21日”，这是我从湖南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报到的日期。当时分配到孟秉坤领导的“美术编辑室”。当时的人民出版社，有三个与美术有关的科室，另二个分别是“少儿读物编辑室”和“书籍装帧设计室”。“美术编辑室”除老孟以外，还有叶建森、陈秀全、谭尔康，卢叶子诸位老师。
湖南省出版局工作证
第二个工作证的封面，依旧是红底金字，革命单位的底色是长旧的留在政府部门的证件之上。封面上的单位是“湖南省出版局”，这是简称。在“工作证”内页有全称，为“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发证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五日”。197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在这一年中“改革开放”大门刚刚开启，百业待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迎来了空前的大发展。出版界内涌动着改革发展的热潮，不时听说外省的出版社，有的改称为“出版总社”，有的改称为“出版局”。197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终于随着历史的大潮，升格为“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当时的出版局只是软件的升级，硬件还是人民出版社的底子。这可从我的“证件号码”“湘出证字第91号”，可以看出。一个“美编室”的小编辑竟排在百名之内，可见当时省出版局的人数之少。
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工作证
工作证中有“职别”一栏，填的是“编辑”，说明你从事的工作。当时还没有“职称”一说，未说明你的学术或工作级别。在出版系统有“职称”是1978年以后的事了。记得当时全国第一次搞职称评定，全省的报社、出版社、期刊杂志编辑单位的从业人员，从1966年来，十多年间各类大学毕业到新闻出版系统或宣传部门从事编辑工作的几百名考生，个个都十分兴奋。谭凯军当时考了个出版知识全省第一，政治全省第二，语文知识全省第十二，总分名列全省“三甲”，参加工作不到三年，破格被评上中级职称“编辑”。那时年轻，喜形于色，没有一点“君子”风范，现在想起来都令人汗颜。我说的“君子”是那种宠辱不惊、温文尔雅、心胸宽阔之人，当时美术编辑部的五位同事都有这种风范。
湖南美术出版社工作证
第三个工作证是少有的鲜蓝绿色，这种鲜艳漂亮的工作证颜色，在1982年那个年代还是少有的。或多或少看到美术出版社自许对艺术的期待和对颜色的喜好，恰当地体现了美术出版社在省出版局众多兄弟出版社中不同一般的个性，活泼、阳光、青春和一点点叛逆。
在封面文字的排版，前面二个工作证中看重的是单位，单位名称放在“工作证”三字的上方，而美术出版社的工作证，则突出了“工作证”三字，似乎更明确的突出了绿色小本本的性质，而不是太注重单位，这在封面设计上来说是不是显得更专业一点？封面设计是吴越中社长把个关的，而工作证内文的填写，会明显看到当时人事部门的素质。当时美术出版社的填证人，明显在文化素质和编辑知识方面比省文化局和省出版局人事处的同事们要稍逊一筹。这可从好几个地方比较得出来，在“职别”一栏，省出版局填的是“编辑”，美术出版社是空白，看来不知道“职别”是何物。在出生年月一栏，美术出版社简化为“49年3月”，省出版局是“1949年3月”懂不懂出版规范，立下可见。在“发证日期”一栏，省出版局填得工工整整，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五日”，美术出版社则简化为“82年7月”，其工作的细致程度和认真程度也相差甚远。在美术出版社的“证件号码”是73号，这说明当时美术出版社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今天在全国要找一个七八十人的专业美术出版社也是很难的，这间接说明湖南美术出版社是由新闻图片社、湖南画报社、美术编辑室三大部分组成。
我这美术编辑室的小编辑排在第73位，说明在美术社的人事部门还是按照老规矩在填写工作证，新闻图片社的工作证肯定是先填写的。排名不分先后，却可以看出一种工作的习惯和传统的次序，同时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从外面来的美术编辑室几个人在社里的心理位置。
工作证内页
从出版社升格到出版局，原来各个专业编辑室都依次升格为出版社，例如“科技编辑室”升格为“科技出版社”，“少儿读物编辑室”升格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社”等等，而且绝大多数原编辑室的科室主任都升级为副社长或总编，比老孟同志年轻得多的编辑都如此。唯一例外的是孟秉坤同志，在编辑室主任一级中是公认的资深编辑，老*产党共**员，但在成立美术出版社的时候，老孟仍旧是编辑室主任。我私下里为其鸣不平，老孟总是淡淡一笑。老孟是个“苦命人”，一辈子没穿过皮鞋，带过手表，一辈子步行上班。每天中午在食堂买二份饭，一样的菜，到办公室后则把自己那份菜中的肉片委数挑出来，放到他那一位有精神病的儿子碗中。我是他的下级，是个新手，他每次布置的任务，我只要完成，他都会说很好。然后再下班以后，一页一页为我改正和校对。我设计封面写的美术字，几乎每次老孟都会用放大镜将那些转弯抹角之处用墨色或*粉白**修正。老孟是那种暗地帮人改正错误的领导，绝不会暗地里压制年青人。老孟的逝世是湖南美术出版社的一件大事，每想及此，我仍旧热泪盈眶。湖南美术出版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就是因为有许多像老孟这样的好同事、好领导。
三个工作证的“考古”分析还可细化，我总是好奇那些“证件号码”挨着我“73”号前后的同事，是老孟？还是叶建森老师，谭尔康老师？还是卢叶子老师或陈秀全老师？我是随这几位老师同从展览馆路搬到人民路，共同参与组建湖南美术出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最后，还有一个细节要考证一下，三个工作证的主人都是谭凯军，那是我的本名。我是1986年调到广州美术学院以笔名“谭天”行世。叫我谭天的大部分是广东的朋友，而叫我“谭凯军”的则一定是我湖南的朋友。可以这样辨别朋友，真是好开心。
文 / 谭天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原湖南美术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本文写于2010年
祝湖南美术出版社三十九周年生日快乐！
未来路上，继续与美为伴！
「记事」版块全新上线
“我”视角的时代故事讲述
敬请期待
右边祝你和我一样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