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威（Rodaway）有效地详细阐述了“感官地理”，把对身体、感官和空间的分析联系在一起。除了西美尔强调的感官的社会性特征外，罗德威还指出感官也是空间性的。每种感官都在对人们进行空间定位、感受他们与空间的关系，以及鉴赏他们对特定微观和宏观环境的性质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此外，与每一种*能官**相关的比喻也证实了这种*能官**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比如与视觉相关的比喻：我们常用“我们洞见”来表达我们理解了某件事；有人要是不能理解某个话题就会被称作是“盲视”；有远见的领导者是“有先见之明的”；而知识分子能够“照亮”或者“将光亮予以”一个特别的主题。相反，那些不能弄明白某问题的人则停留在“黑暗中”。
罗德威进一步指出有五种不同的方式将各种*能官**相互联系而产生感官环境：*能官**间的协作；不同*能官**间的等级系统，比如大部分西方近代史中的视觉*能官**；一种*能官**跟随另一种*能官**的次序；在另一种*能官**起作用之前必须遇到的某一特定*能官**的起始效应；某种*能官**与对其似乎产生恰当反应的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视 觉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 西方文化中的感官等级系统将视觉放在头等位置，这是各种发展的结果。这些发展包括中世纪建筑的新教会风格，这种风格让更多光线穿过色彩明亮的彩色玻璃。中世纪对光和色彩的迷恋还可以从纹章学的逐步发展中看出，这种纹章学被看作是代表骑士身份和忠贞的复杂的视觉代码。15世纪，线性透视画法使得三维空间可以在两维画板上展示出来。另外就是光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流行在豪华房子和后来的城市商店里的镜子的喜爱。还包括拥有华美长袍和精美法庭的“引人注目”的城市法律系统的产生。
最重要的是印刷机的发明，削减了口感和听觉的势力，增强了对书面文字、图片和地图的视觉感知。杰伊（Jay）总结了视觉*能官**在西方文化中大范围扩散的重要性：“随着现代科学的产生，印刷业的古登堡革命和艾伯丁对绘画中透视性的强调，视觉在现代担任了有影响力的角色。”同样，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指出：“当我们的时代回溯到口头和听觉模式时，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过去的很多世纪里，视觉比喻和模型被人们不加批评地接受”；他还说：一个东西要成为真实的就必须是看得见的。
关于视觉感官，西美尔提出了重要的两点：第一，眼睛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学成就”。相互对视影响个体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西美尔把这个称为最直接、“最单纯”的互动。正是人与人之间的注视（我们现在叫做“目光交流”）产生出特别亲密的片刻。这是因为，“一个人在不给予的同时不可能通过眼睛得到”；这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时“最为完整的互动”。注视得到回应，这产生于脸部表情意义。我们在人身上看到的是他们的持久部分，“生命的历史和……自然的永恒天赋”。相反地，耳朵和鼻子不会互动—他们只索取而不给予。
这种目光交流的亲密行为的都市表达最先始于19 世纪的巴黎，恋人们在马路两旁的咖啡馆里享用“公开的隐私”（Berman，1983）。这种亲密行为又在无名的城市居民和游人的往来如梭中增强了，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回赠恋人般的眼神。他们被包裹在独特的面对面的亲密氛围内，四周围绕着他们的是城市生活的匆忙、节奏和无名。
第二，西美尔强调只有视觉才能拥有和占据，而我们听到的都是已经过去的，提供不了任何可供我们拥有的财产。视觉使人们不仅拥有他人，还拥有不同环境。它使我们可以远距离地控制世界，将分离与掌握结合起来。通过寻求距离得到从熙熙攘攘的日常城市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合适的“视野”。
摄影术的发展是这种占有力量的最佳见证。亚当总结说：“照相机的镜头可以被看作是视觉的最终实现：单目、中性、独立、脱离实体，在一段距离之外审视这个世界，将世界定格于其特性，用一种绝对的方式把观察者同被观察物分离。”
因此，摄影术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表意实践，它复制了一组支配性的图像，同时隐藏了它的构造特征。它也使围绕城市活动的过程得以成形。因此，摄影实践加强了视觉凝视的支配地位，这包括城市里男性对女性身体景观的视觉凝视。相反地，伊里格瑞认为，对于女性而言“对注视的投资在女性中不像在男性中那样享有特权。比起其他感官，眼睛将事物客观化然后驾驭。它始于一段距离，并保持一段距离”。
此外，在从印刷机转向电子再现模式，从照相机转向数码图像的流通中，视觉越来越被中间化了。这种转化滋生于19 世纪的“感官分离”运动，尤其是视觉和触觉、听觉的分离。视觉的自治化使得视觉经验的量化和同质化成为可能。许多视觉性的物体开始在城市里流通，包括商品、镜子、厚玻璃窗、明信片、照片，等等。这些物体显示了一种视觉迷恋，其中可视外观和外表特征取代了魔法和精神性，映出城市里大批的消费过客。
在20 世纪的城市，视觉在行使其日常效力过程中成为最有力的现代禁闭系统的同谋者。“相距、控制、客体化—这种*窥偷**狂似的窥视通过视觉化来实现监控，这种视觉化是与被看对象成为牺牲品结合在一起的”。有人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监视社会”，甚至当我们自由地在购物中心闲逛，或是在乡间漫游时也一样。维瑞里欧特别强调了视频监视技巧在改变当代城市形态学以及现在由此产生公众必须给予这些监视制度委托和信任中的异常重要作用。有人计算出来当某人走过一个大购物中心时他会被镜头捕捉到20次。这种闭路电视技巧的惊人之处就是它们的普遍性，正像孩子们在娱乐厅或者家用电脑上打电子游戏一样常见。
因此，城市既为视觉而神魂颠倒，也极力贬低视觉。这种矛盾心理可以从围绕旅游产生的不同话语反映出来。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景观社会，因为城市已经被转化成了各种各样可以采集的景观。另一方面，是对不同城镇的纯粹观光客们的毁谤。我们嘲笑那些仅是放任视觉的人。这些观光客对环境人文地理的欣赏被认为是肤浅的。很多人常常为单纯的观光感到难堪。视觉不被看作是各种感官中最高贵的，而被认为是最肤浅的，是妨碍了我们的真实体验的，真实体验应用到其他的感官，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使自己沉浸在场景/ 景物中。
对观光者的批评在看似比原物更“真实”的“虚拟现实”分析中达到了极端。视觉沦落为有限的一组特征，然后被夸张化并开始支配其他感官。虚拟现实场所的特征是它有不回应或者不欢迎观看者的外表。视觉被景观最直接显著的方面所吸引，比方说迪斯尼世界主干道正面。在这种虚拟现实的地方没有被体验到的是一种不同的视觉—巴洛克样式。它与对晦涩、难以解读、不可破译性的强烈爱好有关。杰伊试图赞美“巴洛克视觉体验中令人眼花缭乱、迷惑、心醉的过剩图像……反对笛卡儿传统的单目几何化……巴洛克自觉着迷于表面和内部的矛盾，因而蔑视一切想要将视觉空间的多样性简化成一个联贯本质的尝试”。他指出，巴洛克设计企图像一些狂欢节和节日庆典一样加入所有感官。在一定程度上，这与森尼特对“中立化城市”的批判相呼应，这类城市是建立在惶恐于与陌生人进行各种感官的社会接触这一基础上的。森尼特主张在当代城市发展中对无次序、矛盾和不确定进行积极利用。
同样地，女权主义者指出，专注于视觉过度强调了外观、形象和表面。伊里格瑞提出，在西方文化中“视觉相对于嗅觉、味觉、触觉、听觉的优势地位导致了身体关系的贫乏。从视觉开始占主导地位的那一刻起，身体就丧失了它的物质性”。这是强调视觉把身体简化为外表，将身体的多重知觉边缘化，使身体和它周围环境的关系变得贫瘠。同时，视觉还过度强调了男性试图控制女性身体的企图，尤其是他们用色情图片来实现的窥阴癖好。相反地，女性主义意识更少地强调视觉的支配作用，而是试图用一种圆满的方式将所有感官结合起来，并不企图控制“他者”。其他作者还特别强调了听觉传统在女*生活性**中—尤其是在社交味浓重的城市地区—对说、听、讲故事、融入亲密详细谈话、闲扯和使用“发出声音”这个比喻都有重要意义。
嗅觉和触觉
现在我将讨论其他的感官以及它们同视觉的复杂关系。首先让我们看看19 世纪的英国城市。1838 年，英国国会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提出，在伦敦有大块的地区没有街道穿过，最底层阶级的人们因而不能被他们的“受到过比较良好教育的邻居们”所观察和影响。恩格斯注意到工业城市的社会生态系统如何使得“富有的绅士淑女们看不到与他们的财富和奢侈互补的痛苦和肮脏”。据称如果能被中上层阶级看到，这些“底层”阶级就能得到大大提高。相似的情况有巴黎的重建，通过使用第二帝国壮观的林荫大道替代中世纪的街道规划，使巴黎的可视性得到巨大提高。
在英国，可视性越来越被认为是在新城市里管理下层社会的中心。当这个“他者”阶层见于19 世纪英国的大量城市时，上层社会尽一切可能不去接触他们（当然，除了*女妓**和家庭佣人以外，他们被认为是能被上层阶级碰触的）。“传染”和“污染”的概念是上层阶级理解19 世纪城市生活的比喻。随着公共场所的“混杂”越来越不可避免，上中层阶级努力地避免碰触具有潜在污染性的“他者”，这个“危险阶级”。
反过来，这也从维多利亚民房建筑的发展反映出来，这种建筑是为控制身体流动，使佣人们远离家庭的“楼下”，成人远离保育室中的婴孩，男孩远离女孩而设计的。正如同时代的一个人所说，“民宅里有两种‘循环’流……首先是主人和他朋友的活动，出现在最显眼、最优雅、最易接近的线路上，然后是仆人、工匠和其他为这个家提供服务的所有人的‘流通’，这种流通应当以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并且是最谨慎的方式发生”。
更通常地，上层阶级主要是试图站在自己的阳台上时凝视他者。在19 世纪的生活和文学中，阳台开始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场所，一个人可以凝视但不会被碰触到，可以介入但却远离群体。这是最早的用可视性城市替代可触性城市的例子之一。根据本雅明所说，当观察者“细察人群”时，阳台就显示了他相对于人群的优越。后来开始于19 世纪80 年代芝加哥的摩天楼的发展，也使那些在摩天楼里的人可以在注视下面的人群的同时，远离人群的气味并避免和他们的可能接触。在芝加哥躲避肉类加工工业的气味刺激了摩天大楼的修建。
相类似地，当代旅游巴士可以使人在人群中鸟瞰人群，却不属于人群一分子，安全地观看下面的人群，却避免了人群的湿热、气味和碰触。就像在屏幕上观看景色一样，因为巴士玻璃窗带来的凝视帝国将声音、噪音和污染性的碰触都排除了。
因此，视觉通过一系列物体和技术，比方说阳台、摩天楼和空调巴士，实现了对危险性嗅觉的统治。
嗅觉因此在19 世纪西方城市的文化建设中有重大意义，它界定了城市的不自然。斯塔列布拉斯和怀特指出，19 世纪中叶“城市……作为气味仍然继续侵犯资产阶级的私有身体和家庭。主要是嗅觉激怒了社会改革家们，因为嗅觉同触觉一样，代表厌恶，它弥漫四处，无形地存在，很难被管制”。臭味、下水道、老鼠、疯子在大城市里对19 世纪阶级关系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随后，在20 世纪30 年代，乔治・奥威尔注意到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充斥着强烈的气味。
因为19 世纪的上层社会不准提及自己下半身的功能，他们就越来越多地谈到“他者”的低级生活，及其存在的危险性和吸引力，包括贫民窟的臭味、拾破烂的人、*女妓**、下水道、老鼠的危险性、楼下、跪着的女仆，等等。19 世纪英国城市的上层阶级经历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城市的方式”，其中嗅觉起了关键作用。死亡、疯狂和腐烂的气味被认为在工业城市永远存在。人们认为，巴黎有一种独特的“贫穷臭气”。那些显然被限制在19 世纪城市生活中的人公开声明了他们对于“户外空气”，也就是没有城市气的空气的喜爱。
列斐伏尔更普遍地提出，不同空间的产生主要是和嗅觉相关联的。他说，“‘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亲密关系的地方肯定是嗅觉世界和他们的居住处”。嗅觉似乎提供一种与环境更直接、更少预谋的相遇；它不能被打开或者关闭。它激发对周围城镇风光的直接感觉。图安提出嗅觉的直接性和视觉的抽象复合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种检查嗅觉的方式是就不同的“嗅觉地段”而言的，它们组织调动人们对特定地方的感觉（包括人们所称的不同美食养生的“嗅觉地段”）。这个概念显示了嗅觉是如何在空间上被排列，如何与地点相关的。嗅觉对于激起人们对某一特定地方的回忆特别重要，一般是因为某些物体和它们特有的气味被认为是存在于特定地点的。尽管我们不能叫得出某一特别气味，嗅觉对帮助我们产生和保持对某一特别地方或经历的感觉仍然很重要。它能同时生成反感和吸引力，同样，它对构建和保持社会品味的主要区别起了主要的作用。
罗德威将同地点发生关系过程中嗅觉的威力总结为“对存在或者穿过某个特定空间的气味的感知，也许会有不同的强度，这种对气味的感知将会停留一会儿然后消散，它将一种气味区别于另一种气味，将某些味道同导致形成地方感和对特*地征**点的感觉的那些特定事物、组织、情形和感情联系起来”。托妮・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中写道：
秋夜，城里某些地方，从湖边（苏必利尔湖）来的风将一丝甜味刮到海边。有如糖姜或是浮着暗红丁香花的甜冰茶的味道……香料的浓香让你想起东方和条纹帐篷……这两个人……可以闻到空气的味道，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姜。两人都认为这是自由、公正、奢侈或者复仇的味道。
西美尔指出，嗅觉是一种特别的“分离感觉”，传送厌恶多过吸引。他提到了“嗅觉的不可容忍性”，并举例说，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正是产生于他们气味的不同。更广泛意义上，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臭气”造成了对社会团结的威胁。这一点在20 世纪当家居卫生被大肆引进时就更加明显了，从而增强了建立在嗅觉基础上的社会和道德优越感的阶级态度。气味的恶名一直是阶层形成的基础，是西美尔所称的“由嗅觉引起的无法克服的厌恶感”带来的结果。
通过与其他感官比较，现代社会明显贬低了嗅觉。前现代社会的很大特征是对嗅觉的区分（参见克拉森、豪威兹和施诺特，1994 年关于古典世界里气味的重要性的阐述）。现代社会明显地厌恶强烈的气味，并出现了各种技术、物体和手法来试图排除气味，净化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包括公共卫生系统的发展，它使水同污水系统分离，将下水道装在地面下，使之远离人们的鼻子和眼睛。肉体的功能和活动在家庭中开始占据“合适的地位”；它们空间性地愈加互相区别，并建立在对各种体内和管道内液体的控制和调节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水与污水分开输送后，人们可以更频繁地洗澡了；沐浴和淋浴技术发展了，并开始在家里享有“合适的空间”。没有异味成为个人和公共卫生干净的象征。室内设计的发展也以把动物和相关气味排除在外作为目标。
更普遍地，鲍曼（Bauman）指出“现代性向气味宣战。气味在现代性建立的拥有完美秩序的闪亮神殿中没有立足之地”。对鲍曼来说，现代性试图通过建立感官不能被侵犯的控制地带来中立化嗅觉。分区制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那些计划者们也承认恶心的气味实际上是城市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垃圾场、污水处理厂、肉食加工厂、工业车间等等都是难闻气味集中的地方，为了隔离它们，基本上是把它们修建在城市边缘地区。民用建筑将气味控制在家里的特定区域而发展起来，比方说后院和厕所。在现代性中，与嗅觉的战争在纳粹时代到达了极端，犹太人常被叫做是“臭气熏天的”，他们的所谓的体味同身体及道德的腐败联系在一起。
但是嗅觉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能官**，因为它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嗅觉揭露了现代性的虚假；根据拉图尔的观点，它显示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现代过。现代企图建立一个纯粹理性秩序的计划，被不断逃避控制和规则的腐烂的气味破坏了。因此，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尽管纳粹分子拼命想要通过清除弥漫着死尸恶臭的集中营来掩盖恶行，“奥斯维辛的恶臭”却仍清除不掉。鲍曼承认腐烂有“一种甜味”，对不屈服于完全净化和控制的现代世界施加报复。
各种不同物体，尤其是人体散发出气味的方式导致了不同混合物，比方说污水系统、卫生观念、家居建筑新话语和技术的社会重要性和力量。更通常地，罗德里克指出，尽管在房屋和公寓里有各种各样的发臭物（比方说下水道、脏水、煤气以及危险的电流和开水），现代性却已试图将它们限制在各种管道内。当然，总是有流动物质从这些管道里渗漏出来入侵“家里”的威胁，就好比说血液不留在血管里一样。妇女在家里的许多工作就是专门负责处理这些肮脏的液体，这有一点类似于格罗兹将女性的身体描绘成“泄漏、无法控制、渗漏的液体；它无形地流动；有粘性、诱惑力和神秘感”。只有当渗漏无法被控制时男性才登场，正是男人们沿着房屋管道爬行，去清洁和修理在天花板上或是墙壁后面隔离脏东西和危险物的管子。
结 论
本文探讨了视觉和嗅觉在建立19 世纪和20 世纪城市的进化空间性中自我成形和革新的方式。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也会对听觉作类似的分析，听觉也像嗅觉一样不能被打开或关闭。据西美尔说“耳朵是十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器官，它只获取而不给予”。在当代城市出现了口头文化的复兴，穆萨克音乐、喇叭、黑人*破爆**音乐、电话铃声、交通、手机、*交性**谈热线，等等，都反映了这种复兴。我也会进一步分析触觉。我注意到城市是如何演变来避免卡内蒂所说的来自“来历不明者的碰触”，用光芒四射的城市来取代触觉城市。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人们有必要在人群中穿梭，在一种交互接触中不断碰人与被碰。不像那些看人而不被看的观察者，碰人者也总是被碰者。
援引感官挑战了我们对城市生活的很多理解。在解释那些受制于轮椅的人的微空间性时，马西指出了不同感官的重要意义：“除了视觉，还有其他感官感受到的当地风景。试着想象—构思—一个声音和触觉的城市，一个用所有感官感知的城市。”
苏颦 译，都岚岚 校，节选自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 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