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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法语：Findesiècle）不仅指代世代交替的区间，一般指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也指代一种忧郁的文学艺术精神。
此时期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发展的新艺术运动（ArtNouveau）是一场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装饰艺术”运动，主张运用高度程式化的自然元素来组构作品；跨越了众多艺术领域，如建筑、家具、平面设计、服装、绘画等等。新艺术运动成为了对抗工业时期流行已久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审美革命”先锋。
新艺术运动与浮世绘
19世纪末西方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政治或心理危机中文化的反思同样包含了对未知未来的憧憬，艺术界也开始对新艺术风格充满期待，人们期待美好未来和完美世界随着20世纪一同出现。一如同时代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的音乐作品——既代表着被迷惑的过去，也代表着即将到来的理想未来。
如上述多方思想体系的冲击与交汇，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也深刻影响了艺术领域，19世纪的欧洲一度刮起“东方热”，日本装饰在欧洲颇为流行，艺术家也纷纷模仿与学习。
1851年，龚古尔兄弟（Edmond&JulesdeGoncourt）在《日记》中对装饰有日本美术品的沙龙进行了描写，同样喜好东方美的艺术家与艺术史学家在西方土地上让东方美学生根发芽，并焕发出新的生机。许多作品中的东方被描绘成色彩斑斓的云端、梦幻又真实，而非刻板的东方印象，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一种东方主义心态。
随着西方与亚洲贸易往来愈来愈密切以及亚洲殖民地的建设，东西方宗教也开始了交融更迭，其中神智学会16是促进西方现代化和亚洲殖民地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重要团体，强调“个人经验”的思想也逐渐和圣经的权威发生冲突。
东西方相互之间的想象与误读成就了东西方文化、思想、美学的碰撞与交融。不仅仅是印象派，对于世纪之交茁壮发展的新艺术运动来说，浮世绘作为日本平民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的外在展现形式，可谓最接近大众生活，最能反映民风民俗。
因此从题材方面来看，其中歌颂女性美感以及人物风景志（名所绘）类别的浮世绘版画给与了新艺术运动很大启迪，更多的描绘精美华丽的人物和物体作品开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从技术材料方面来看，尽管我们无从得知在伦敦世博会和巴黎世博会日本把传统美术工艺带给世界之前，欧洲人是否明白传统水印木刻技法以及水性颜料的应用，但是从印象派的绘画表现来看，欧洲已经开始尝试使画面颜色变得透亮。
在同时期的东方大陆上，对于孕妇题材的描绘并没有刻板印象中的拘泥与含蓄，相反在日本以及中国医学和艺术表现更偏向于前文提及的德国画家普遍使用的探视式绘画。例如日本19世纪产科训练人偶作为非正规的医学模型，最大的作用是教导接生婆接生，也是misemono的杂耍娱乐表演的道具之一，对普通百姓也有教学指导作用。
分离主义与新的美学趣味
现代艺术与思想为这个自我意识越发强烈的年代为世界重塑了理念，艺术形式与创作元素在新艺术运动中发生变革。19世纪初的维也纳为当时的自由主义提供了足够的发展土壤，维也纳大学学科的也有了新发展。
1897年成立的维也纳分离派是应时代而生的产物,分离派(secession)的名称来源于古罗马词:secessio,分离派刊物《神圣的春天》(VerSacrum)刊名也是来源于古罗马的习俗，即在民族危难之际的第二年春天将年轻人献祭。拥有反叛精神的分离派成员通过开放维也纳，从而接近开放的艺术，“维也纳一一一个艺术的城市,这个非常小镇终于成为一个大城市,一个真正的新维也纳!”
维也纳分离派将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印象派以及各学科的理念解构融合，尽管涵盖的内容很多元，但也因为缺乏明确的体系与主旨而被当时的艺术史学家忽视。克里姆特作为分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艺术探索体现在为分离派所作的插图、海报等作品中，并在分离派艺术群体中得到响应。
克里姆特的作品常常引来各种争议，有一些作品甚至被纳粹烧毁，展出的作品也有时被撤下，不过就绘画技法而言并不算离经叛道，功底深厚的绘画技巧加上强烈的装饰图案和金箔的使用使得克里姆特的画作既是艺术品又是工艺品;他作品的主题更是艺术界争论的导火索，传达出世纪转折期间维也纳知识分子的美学趣味。
克里姆特笔下的孕妇
对于世纪末的艺术家而言，敢于将“孕妇”、“力比多”摆上高位歌颂并非易事，其重要承受的社会舆论压力不可小觑，克里姆特他们创作出一幅幅经典，司时也在讲述着审查制度和为之牺牲的故事。克里姆特作为新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用木炭条和婆金的色彩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交错纠结的梦境，画中的人物仿佛流动的清水诉说着各自的故事。
由于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一些政客坚持民族纯洁性的概念，开始主导公众辩论和政治文化。不断传播的*力暴**威胁(受外国影响的统治)加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化，特别是针对犹太人，他们成了奥地利社会“退化”的主要替罪羊。
然而，被认同为犹太教并不局限于宗教或种族分类:根据维也纳哲学家奥托·韦宁格(ttoWeininger)的说法，“现代性精神是犹太的”，而现代艺术是一种“犹太艺术”，因为它是国际性的，而不是纯粹根植于奥地利或日耳曼人的影响。
维也纳现代主义成为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激进右翼的恶意攻击的目标，因为它与自由政治、犹太观众和赞助人以及不礼貌的性表达有联系，现代主义美学被视为所有激进右翼敌人的盟友，它与有关疾病的话语交织在一起，而由于犹太赞助人经常委托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画肖像，克里姆特不可避免地被归类为犹太教，是“德国人民的叛徒”和“犹太人奴隶”。
作为先锋的分离派艺术家决心用一种自由的、公然的*行为性**表达”的方式来面对保守派观众，这挑战了维也纳对性的虚伪态度。克里姆特并没有把自己从当代的辩论中孤立出来，而是以非常微妙但又非常尖锐的方式传播政治议程。
他的艺术作品经常遭到严厉的批评和尖刻的评论，当然也引起了观众热烈的关注与讨论尽管前人学者对于克里姆特笔下的女性形象已经有了丰富的分析，但怀孕作为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作为对那个时代社会焦虑的象征性再现，怀孕的身体成为了意识形态冲突的战场:克利姆特拒绝一个由理性主导的社会，提出了一个女性乌托邦，在那里人类可以找到救赎。
克林格与席勒笔下的孕妇
马克斯·克林格（MaxKlinger）1857年生于莱比锡，在卡尔斯鲁厄的大公爵巴登艺术学校接受培训，之后于1875年进入卡尔·古索领导的柏林皇家艺术学院。1878年，克林格（Klinger）在柏林第52届学院展览会上首次展出时就引起了轰动。
他展示了一系列的蚀刻版画，标题为：《发现手套时的幻想》，源自一场梦境，他图解了弗洛伊德对于恋物的研究结果，“手套”成为他追求浪漫理想的象征，这是色情拜物教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1884年创作的的《ALife》和1887年的《ALove,Opus（Ⅰ~X）》中，他熟练地将多种凹版介质（如浅色、干点和蚀刻）整合到一个印版中，其中他最擅长硬蜡蚀刻技法，干脆利落的线条让作品更加清晰深邃，从而产生非凡的形式和色调品质。
男子裤子的深浅与女性头发的深浅相似，可能是用红粉的遮盖让女子的衣物成为画面中最浅的亮色，进而成为画面的中心。《ALove,Opus》系列作品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女性从相信爱情到堕入卖淫的故事，一切都从怀孕后发生质变：怀孕、被遗弃、被社会排斥、堕入城市生活的深处，并被冷漠的上流社会嘲笑。
在19世纪末期的欧洲，这算得上对未婚先孕的警示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思考。克林格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将卖淫作为社会问题，并揭露社会对这一主题的虚伪态度和不公正处理的德国艺术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报纸，大量刊登着自尽的新闻报道，正如沃尔伯加·佩吉特（WalburgaPaget）回忆录上所记道：“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点点不顺心的事情，就会让他们选择自尽。似乎维也纳有一种自尽的风气”，对艺术家而言，末日气息让他们更加敏感。
埃贡·席勒（EgonSchiele）作品中充斥的“极度病态”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普遍不安,只有全力表现生与死、爱与欲、恐惧和绝望才能缓解心中的痛苦和压抑以及自身存在的意义。
席勒笔下的孕妇似乎总与死神作伴，象征稳定和中立的褐色将女人包围，腹部周围橘色的衣物在褐色和肉色的衬托下显得更为温暖鲜亮，也是宗教界较为青睐的宣传色，整幅画面显得和谐安静，不易造成视觉疲劳。画面中死神与孕妇一同依靠在迷雾之中，除却色彩基调的暗示，孕妇面部安详中透露出的凝重表情提示了观者孕妇的担忧。
作为男性艺术家，席勒对于女性的凝视其实是带有自我审视的，作品中常常带有身体形象和随后的自我表现，这和席勒早期生活的两个形成性事件有很大关联，一是他母亲的过早离世，二是他四个兄弟姐妹的死亡，特别是他父亲死于梅毒，席勒期望成为自我创造者来取代缺乏养育的母亲。
维也纳分离派从其形成过程和艺术理念来说，都是通过对前一代艺术家的分离和否定来寻找并肯定自己的艺术定位，是对美的再造。席勒1922年创作的石版画《躺卧的女人》以版画为媒介探索了他的典型流派，裸体和心理穿透性肖像。
席勒在短暂的艺术生涯创作了许多种类的艺术作品，但仅有17幅版画，但仍然可以看出版画与其他画种所不同的、独有的肌理感和艺术魅力。例如这张《躺卧的女人》，运用素描的方式勾勒出彷徨无措的女人扭曲却饱含美感的姿态，融入了艺术家对于女性的人文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