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生活：简•雅各布斯传
第十六章 白宫午餐会
“亲爱的，来场九分钟的美好对谈”
在《死与生》引发的旋风之后，简的朋友与相识、她的专业和个人经验、她每日和每周特有的节奏，全都改变了。简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写道，她于1961年初回归《建筑论坛》大约一年之后，“他们全对我失去了耐心（而我也山穷水尽）”。1简知会了新上任的编辑彼得·克莱克，说她预计5月底离职。从现在开始，简就是自个儿的老板，依循自己的规划，主要为自己负责。从某个角度而言，她的日常生活变得更狭隘，再也没有杂志社同事带来的养分；但另一方面，这种生活也变得更加宽广，不再局限于哈德逊街与洛克菲勒中心。在1964年的日志中，简提到几场与老友像是柯克夫妇、哈斯克尔夫妇的晚餐聚会，她也出席了在康莫多雷酒店（Hotel Commodore）温莎宴会厅举办的希尔曼奖(1)的颁奖晚宴，并与女性主义作家贝蒂·弗里丹会面；在记事本的最后，她记着激进的社运组织者索尔·阿林斯基(2)以及纽约市长约翰·林赛的电话。简并和约翰·霍特(3)见面，而霍特1964年的畅销书《孩子为何失败》（How Children Fail）必然引起她的深切共鸣。当时，简正踏上全美与世界的舞台，使她写作分心的事，不仅包括纽约西村的抗争行动，还有几年前她几乎无法想象的机遇与生命经验。
1963年，已经在1962年着手将《死与生》翻译成日文的建筑师黑川纪章(4)从东京写信给简。他充满敬意地写道，简的论述“清楚明晰，连我们日本人都能理解”，但黑川仍需要厘清几个地方。2例如，简在书中指出街灯吓阻犯罪的效果有限，“街灯就像俗话常说的那颗投掷在荒野的石头，因为无人听见，也就引不起回响”。也就是说，她以诘问的方式提问：如果没有人盯着街灯看，它还有作用吗？黑川问：“‘那颗石头’是什么？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还是（它是）谚语？”此外，黑川也想知道什么是地板滚球(5)场，以及谁是占据费城华盛顿广场的“异类”。
对于黑川提出的这些语言文化差异上的疑问，简提供了几个建议。而关于“异类”的解释，她在1963年7月的回信中说明：“‘异类’就是一群有别于‘正常’的人，通常是指在性的方面；我在书中用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一些同性恋者，他们被认为有侵略性，可能使‘正常人’不悦，甚至惧怕。”
当然，黑川的最终译本还是有误译之处，例如他将美国人所说的“抢劫”（mugging）这种街头犯罪译为“过度行为”（overacting）；把可以在洛克菲勒中心买到的糖霜饼干（frosted pastry）译成了“冷冻派皮”（frozen pie shell）。3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英国出版商由于考量到当地读者，对书的标题持保留态度，于是请简提供其他书名作候选。简在1962年3月的回信中写道：“我一直在考虑像‘歪斜计划’（Plans Agley）或者‘街道的秘密’（Secrets of the Streets）这样的书名，但总觉得有点糟。除非有其他原因，不然最好还是沿用美国的书名吧。”4
他们照办了。
早在1962年春天，《死与生》即被列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所的教材。1963年春天，哈佛大学有一门课“城市环境的视觉评估”（Visual Evaluation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的期中考试，便是根据简的著作规划的。5
“我要跟你说个天大的好消息！”简在1964年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利兹·卡朋特（Liz Carpenter）从白宫打来电话，正式邀请她与第一夫人约翰逊女士(6)共进午餐。简写道：“我跟鲍勃说，你听到这件事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一定是：‘简该穿什么去赴宴啊？’我猜对了吧？不过，这也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我猜我得弄件洋装来，反正我本来就需要。”6
以简在几年后谈起这件事的说法，当时她被告知：“亲爱的，约翰逊女士很乐意用九分钟的时间，和你进行一场关于城市美化的美好对谈。”7简回复说，她也很乐意聊九分钟，但不是关于城市美化。午餐时间定在1964年6月16日，地点是白宫东翼，活动名称是“第五届女性行动者午餐会”（Fifth Monthly Women Doers Luncheon）。简在活动中谈到“我们亟需特色、便利性、视觉享受与活力”，她将这一切加总成“宜人”，8而这必须透过让一切充满活力才能达致。为了力求宜人，人们必须维持清洁、进行修缮、施作园艺——也就是维护，这些工作并非一味花费资金。然而，这些日子以来，各城市觉得拆除并花大笔钱建置崭新、庞大之物较为容易，然而这“剪除了好的，带来坏的；抛下美丽，引入丑陋；摒弃多产，选择贫瘠”。简宣告，城市已经因为资金的增长使得自身愈加贫乏。
简后来说：“我想和她们说些有内容的事，而非一大堆关于郁金香的启发和意义。”9
1964年冬末，在位于简家附近的街区、曾作为反对城市更新抗争总部的狮王酒吧老板莱昂·塞德尔（Leon Seidel）把简拦下来，要她非听他说话不可。塞德尔的一个摄影朋友受到《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的委托，要拍摄许多对母子的照片。这位摄影师是41岁的黛安·阿勃丝(7)，当时她事业仍在起飞阶段，曾经获得古根海姆奖，并在当地大学任教；要等到几年之后她才会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首次大型个展。10塞德尔告诉简，接到《时尚先生》的案子可是一件大事，是否同意让阿勃丝替她拍照？简回答说，当然可以。
显然，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阿勃丝并非普通的、视觉世界的“客观”记录者。她后来以拍摄巨人、侏儒、怪胎而闻名，她将这些人物刻意安排在奇特的构图中，并觉得如此一来将展露出超乎被拍摄人物或观众可能想象到的事物。简与儿子奈德的人物照也是如此。简回忆道：“她非常专注而且深思熟虑，花很多力气把事情变成确切符合她想要的样子。”阿勃丝一度请简回家拿雨衣。简说：“她叫我扣上所有的扣子，之后她看了我们一会儿，决定让我戴上手套。”阿勃丝完全不在乎当时天气还没冷到需要戴手套的地步。
阿勃丝请这对母子到哈德逊街房子的小后院里进行拍摄。“这是个艰巨的工作，我们的双脚一定得完全那样、手臂一定得完全这样。”最后，阿勃丝开始用相机对着他们，拍了一系列的照片。
如果你期待简在照片上显得更好看，那就免了。简只记得自己觉得被控制和剥削。阿勃丝命令道：“扣起来，然后盖起来。”吩咐简在镜头前分毫不差地依照命令摆姿势，而她几乎像被雨衣绑了起来，看起来十分寒酸而尴尬。奈德面向简，手臂绕着她的肩膀，两个人被安排在一片木篱笆前拍照。依照家庭快照的标准，这完全是一场灾难。
当然，这本来就不是家庭照，而是“艺术”。
黑曜石时期
“你知道的，”简离开《论坛》杂志社的时候写给新任编辑彼得·布莱克的信中表示，她决定离开并非因为对杂志社不满，“是我迫不及待想开始着手写其他的东西，特别是写另外一本关于城市的书。”11
这本书就是1969年出版的《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
不过显然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简的未来计划尚未底定。在1962年初，任职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吉尔帕特里克和简会谈之后，觉得她会有兴趣在次年夏天完成一本童书，接着将“她最棒的精力全都投注在一项……公民行动的研究上”。12她的确在多年之后完成了一本童书，但是“公民行动研究”——不论它到底是什么——却从来都没有实现。
几年之后，简在和友人罗伯塔·布兰德斯·格拉茨的一次交谈中，如此说明《城市经济》的缘起：
在撰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时候，我清楚地了解到：如果城市经济衰退，那么便只有死路一条。倘若经济失能，无论城市拥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壮观庙宇、美丽风景、美好的人等等，都没有用。如果一个聚落确实具有活跃的经济，而且能够维持下去，几乎所有其他的事都可能发生。13
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活跃的经济，则任何事都不可能实现。
若是如此，是什么促成了健全的城市经济呢？
情况很可能是：简正在远离曾经提供给她丰富素材并且使她处女作如此备受瞩目的街道和人行道，转而投身于经济学（“恶”名昭彰的“沉闷的科学”）这个抽象的领域，踏入它令人恐怖的供需曲线和边际效益的世界里。
事实上，如果将简的新书视为《死与生》的续作会更为适切。她的新书着墨于整体人类社会的诞生与衰亡、衰落与兴起、腐败与前进。为何有些城市衰退，而其他城市则欣欣向荣？简曾经说：“你可以说，困惑着我的就是这个关于‘诞生与衰亡’的问题。”14的确，那从以前就一直困惑着她，甚至可以上溯到她父亲极力要她盯着、仔细看的那棵树。“生活就是目的本身。”她曾在《死与生》中引述小奥立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这段话。15有段时期，她将这本新书称为《城市与劳动：城市成长的经济法则》（Cities and Work：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ity Growth），背后的灵感是来自她
对于大城市之坚韧存在所怀抱的欣喜而敬重的好奇心。大城市毕竟是最持久的聚落。它们比先后隶属的不同国家与历任政府存在得更久。它们也比看似组成大城市的一连串机关、企业与人群更为持久。它们在经历侵略、革命、硬件破坏与悲惨境况之后仍存续下来。16
她可能也特别提过，即使是广岛和德累斯顿都以各自的方式复苏。另一方面，她也见证了斯克兰顿的凋零，近距离目击北卡罗来纳州希金斯可悲经济生活的片段。她体验过纽约的街道生活、经济生活、公众生活以及各种大风大浪。这些经历萦绕着她，使她念念不忘。
在新书的一个草稿版本中，简写道：“最基本的点却是最惊人的。没有造成停滞的原因，没有导致贫穷的理由。只有成长的起因。”17简在其中可能也以物理中最受重视和确立的定理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来阐释：如果让每件事物单独存在，则它们都将分崩离析。它们不必崩坏，也并不总是会崩坏，但是若无外界注入的新鲜能量，则它必然崩坏；衰退是自然的，而复苏与成长需要鲜活的能量。斯克兰顿的停滞与希金斯的贫穷是万物的自然天性，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解释了时空中这些时刻的萌芽与蓬勃发展？其中包括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80年代的芝加哥、近乎整个19世纪的伦敦，以及硅谷与今日中国的某些地区。
一开始，她的新书几乎毫无进展。根据她后来的计算，西村的抗争总共花费了她两年的时间。《死与生》的成功为她带来了机会、诱惑与邀请，可这几乎致使她荒废写作。她在1962年8月写给布朗大学副校长约翰·埃尔门多夫（John Elmendorf）的信中提到，她着实无法接受在下一个学年担任评议会成员的邀请。“我必须停止演讲，开始工作了。”她当时已经有两场演说要准备，而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从中解脱”。她写道：“在我吸收知识与进一步思考之前，我能做的只是不断地重复，这令我难以忍受、十分累人。”18
在接下来的9月，她写信给日本的译者——建筑师黑川纪章。黑川曾经建议，对于日本读者来说，照片可以有效辅助文字。没问题——简回复，但如果他需要她收集照片的话，则没办法做到。“我的写书进度严重落后，可我一定要完成这本新书，所以不可能有空寻找合适的照片。”19几年内，她写了数十封信哀求人们不要请她出席座谈会、演讲、写前言，或是任何她觉得很冗长的事务——尽管在某些状况中，这些事情其实毫不冗长乏味，但仍会使她无法专心写作。
同样，在简于1964年写给母亲提到白宫午餐会邀请的那封信中，她也提到：“我的新书写作还在进行当中。已经有了一些进度，但实在不容易。有时我不禁纳闷，自己怎么会趟进这浑水！”20
至少就部分而言，这“浑水”可说是《死与生》招致的。这本书的成功引领简进入了全新的人生境界。在1961年10月的出版庆祝派对后，查德伯恩·吉尔帕特里克写信给简，说他与妻子在派对上很开心，简回信：“我当然也很开心，这场派对令我终生难忘。”21她怎么可能忘记那几个月里降临在她身上的一切？我们可以从简的写作题材追溯她的写作生涯：从她在少女时期所写关于女童子军、黑胡子海盗的诗，到其政治宣传作品中所瞥见的美国生活，再到于《建筑论坛》所写的医院与学校建筑，等等。《死与生》代表了她写作上的巨大改变，不是主题的改变，而是类型。如今她写的是书，而且几乎只以书的形式写作。她以往发表意见时都是透过中等篇幅的文章，例如她为《时尚》或《建筑论坛》所写的那些，但从今而后，简·雅各布斯大抵都以著作的形式传达她费心思考的一切题材。结束在《建筑论坛》最后一年的任职，她前半段生涯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如今，她只专注在鸿篇巨制上。在1992年版的《死与生》前言中，她写道：“显然，这本书对我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并且引领我进入往后一生的工作。”
她也开始用更长的周期来书写，花上数年而非几个星期或几天的时间深入挖掘，致力在庞大的构想中不断摸索与挣扎，并在五年或十年以后完成一本书。短文、写给编辑的信、公开声明等其他文章——在外界眼中这或许只不过是多“写”一点东西，但对现在的简而言都会搅扰她的心绪，令她分心。在1963年9月，简回信给做出版策划的年轻朋友大卫·古林（David Gurin）。大卫建议节选简在撰写的著作的部分内容，登在他当时编辑的刊物上，简回应道：不了，谢谢。“我必须用一本完整而缜密的书的角度来思考和写作。”22写书——长篇大论、一气呵成的书，一本接着一本，一年接着一年，这就是她“往后一生的工作”。
在书写未来将成为《城市经济》的稿子时，简无法准确掌握进度，写起来断断续续的。她在1966年3月3日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写道：“我的速度仍然极为缓慢，我深感挫折和苦恼。但我仍会把它完成。我现在的情况是想出了新点子、妥善安插，一边也把之前的想法各安其位，而不是把它们全都混在锅炉里搅和、沸腾、生出更多的疑惑，像这样永无止境的悲剧。”23在简酝酿新书构想过后四年，她去信给爱泼斯坦：“它几乎和我当初想象且兴奋地和你还有我自己说的，完全不同。”她在信中附上书的目录，包含三个部分、十二个章节。简写道：“我不认为还会有所异动，所以，你现在可以对于书会成为什么样子有个大略的概念了。”
简之后当然还是做了更动，但她此时已经达到了某种出色的定论，她将贯彻始终地依循这个定论来论述，而且也已经将它阐发到一定的程度，她并就此写了一篇摘要，让杰森与他的妻子芭芭拉试读。身为《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编辑的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sptein）回信给简，说这个摘要“太棒了”，她有意在《纽约书评》上刊登。24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先有城市，后有农村》（“Cities First，Rural Development Later”），25后来成为《城市经济》的第一章。简在文中创造出全然虚拟的城市，称为“新厄西笛恩”(8) 。很久以前，人类靠狩猎与采集维生。他们以小团体的形式群居、猎杀动物、采集坚果与莓果，仰赖野外收集的资源生存。这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维生方式。到了一万或一万二千年以前——学界对这个数字大抵有共识——人类开始豢养动物、栽种和采收作物。这带来农业的物产，而故事继续推展下去，人类于是发展出稳固和定居的社群，并随之发展手工艺、分工、建立愈趋复杂的社会组织，最终创造了城市。简而言之：先有农业才有城市发展。
然而，简并不这么认为。她在《城市经济》里写道：“我们对于城市以及整体经济发展的理解，已经被‘以农为主’的教条扭曲。相对地，我想论证的是，这种教条就像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一样古怪。”后者主张诸如腐肉里的蛆是凭空长出来的。这就是简所谓的“前达尔文时代知识史的遗绪”。简意图提出对立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可能会令一些人觉得“激进到令人不安”：城市比一切更早形成，而农业是从城市中发展出来的。
为了阐述这个想法，她首先在自己脑海想象出“新厄西笛恩”这座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邻近真实存在的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城市，并将它展现给读者。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几年前发现了加泰土丘遗迹。而至于“黑曜石”，想当然耳是指在火山内所形成的坚硬、漆黑的玻璃。这种玻璃某方面具有最足以媲美钢铁的坚硬度，远古人类用它来制作最锐利的切割用具，如刀、箭头及矛头。由于它闪亮光滑，人类也用它制作镜子。这种矿材的交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 000年以前，发生在小型聚落的各狩猎团体之间。在简建构的该地历史中，其中的一个小型聚落后来发展成新生的城市——新厄西笛恩。
在篇幅一共二十页的手稿中，我们得以见证这座城市的成长。人口攀升、居民的手工艺技术愈加纯熟。来自远方的商人造访新厄西笛恩，用来自他们狩猎社群的货品向当地居民交换黑曜石。同样地，来自新厄西笛恩的商人用这种火山生成的矿物到各地去交易铜矿、贝壳与颜料。这些对内或向外的交易项目包含了不易腐败的食物，特别是牲畜以及硬实种子。不久之后，人们开始豢养一部分牲畜。此外，人们也种植没有被立即食用的植物种子，起初是不经意的，最后则是耐心而仔细地灌溉。在当地居民的悉心照料下，混种、交叉配种以及变种的作物带来更优质丰厚的粮食，比野外采集来的更好。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座日益蓬勃的城市中，相对安全、被保护完善的地区里。“繁荣是先决条件，虽然时间也是必要的，可光是时间本身，并不足以孕育栽培型谷物。”繁荣与时间的双重影响，造就了农业在新厄西笛恩的开展。
唯新厄西笛恩的建立先于一切发展。
简也表明，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铜矿、来自靠海定居社群的贝类交易也适合纳入这个故事。不过无论如何，她的核心概念始终围绕着“城市是农业的基础”的立论。当然，她写的不只是农业、不只是城市，而更是关于经济成长的起伏。
特艺彩色的梦
1967年初，50岁的简受邀至德国汉诺威与英国伦敦演讲，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离开北美洲。这场为期大约一个月的欧洲旅行显示她是个积极的游客，写给家人的信则证明了她的述说天分。甚且可能不止于此：她看起来自在惬意，仿佛远离了写书的要求而在欧洲度假，这也使她能更自由畅谈放眼所及的事物。她的记述并非明信片上乏味的只字片语，而是实地报道与回忆的吉光片羽，构成了简在新背景中新鲜生动的写照。26
她写到自己如何应付陌生的外币，英国女生穿的短裙，一家由芬兰建筑师设计、有伸到建筑主体以外的日光室的大型医院——这引起了她担任医院建筑师的丈夫的注意。她也写到丹麦很整洁，草木被修整得整齐美观：“我们家打扫后的客厅看起来很像丹麦。”27她在一间俱乐部看到丹麦人多么热爱爵士乐，但是感叹“那些跳舞的人太冷静、缺乏创意，而且太扭捏。我真希望他们看看一些美国人耍猴戏”。她造访了很多地方，和许多人晤面，显然也很想家。她在阿姆斯特丹写给鲍勃、奈德和女儿玛丽的信中说（吉姆当时在外地上大学）：“我希望你们有收到我的信。我时常想到你们。”28抵达伦敦时，她欢欣雀跃地写道，她与纽约的家人将只有五个小时而非六个小时的时差。
1月25日，欧洲之旅大约过了一周之际，她在朝向威尼斯的火车上写了一封长信给家人。她已经在汉诺威演说完了，觉得经历战争*躏蹂**的汉诺威被重建得很好，相对地，法兰克福则令她震惊：“肮脏、俗艳、丑陋，看起来就很糟。”29简认为只有重建的歌德故居能稍稍扳回一城，她在故居内的音乐和游戏室看到早期的钢琴、时钟及西洋棋盘。“只要你心血来潮，几乎可以在整间屋子的任何地方下起棋来！”30在从法兰克福飞往米兰的飞机上，她第一次目睹了阿尔卑斯山。“白雪皑皑、狂野壮丽、令人惊叹：山峰、河谷、冰河，最后是瑞士与意大利接壤处的湖泊。”简写道。31但米兰当时正被大雾深锁，因此他们必须在热那亚降落，而她写信的此刻正在近乎无人的头等火车车厢中，横躺在三个座位上，往威尼斯前进。
在隔天早上，她在饭店安顿好，在房内用完早餐后喝咖啡，回想着凌晨抵达的情景：她从浓雾中出现，“恰好足以大为提高神秘感与美感”。32在里亚托桥下车后，脚夫用头顶着简的行李，护送她跨越威尼斯，前往饭店。“穿越街道，一路上十分迷人，周围尽是一片静谧与浓雾。穿越令人屏息的巷弄、阶梯、桥梁、广场、隐秘角落所构筑之迷宫，只有猫寓居其中。”
她已经在城里享受过白天的时光。她写道，“我昨天大部分时光都在街上散步”，比起传说中的运河，她更喜欢街道，她的脚步“几乎停不下来”。之后，黑夜降临，“城市重新恢复成只有猫与浓雾的世界，街上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大都边走边唱歌。这座城市美到几乎让人心碎。”
两天后她抵达巴黎，这次只写了一封给玛丽的信，向她道谢：“亲爱的，那封信很贴心。我很高兴收到它，而且读了不下十次。”33简在信中向玛丽描述一条沿河的街道，街上有人贩卖小鸟、金鱼与乌龟。“这条街绵延了好几个街区，整条路就像一家欢乐的大型宠物店。我还看到一栋有彩绘玻璃的教堂，非常美，置身其中就像置身在宝石中。”简也承诺要保留每一个造访过的国家的硬币，她会请吉姆在每个硬币上钻洞，串成项链或者手环。
一个星期后，简终于抵达伦敦。她参加了伦敦市的徒步参观行程，参观了伦敦塔，随后去了“其中一家顶级而著名的俱乐部喝酒”。34那是一间男士俱乐部，“在星期五的大约一个小时里”特别向女士敞开大门，“这个激进的措施，竟然是一项为期五年的实验”。她的确参观了当中的包厢，“简直是座宫殿，真是隐秘的藏身之地”，但是她没看见任何俱乐部成员，“显然他们在每周的‘实验时段’都把里面清空了，俱乐部里除了服务员之外，只有比尔和我是活生生的人”。
2月7日，简在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议上进行了这趟行程的最后一场演说。那场演说简直就像《城市经济》的进行式，先睹为快，35题目是“某些城市如何走向繁荣？”。简指出，繁荣的方式之一是“为了（城市里）某一个市场生产、进而供给外界的人”的一项产品或服务。一个切题的案例是：伦敦卡纳比街（Carnaby Street）上的服装裁缝长年以来只为当地人服务，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却跃升为全球时尚和个性的指标。像这样从纯然在地逐渐趋向外销市场的转变，代表了迈向经济蓬勃的途径之一。
这就是她的最后一场演说。她在演说结束的次日晚上写道：“终于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才真的觉得在放假，再也不用演讲了。”简在信末附注：“鲍勃，回答你的问题：我几乎要受不了了。我梦见你，还是特艺彩色(9)的全彩画面——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36
在接近威尔士边界的切斯特时，简在稍加游览并与市长茶叙之后，写信给家人，抱怨又一个与城市规划师共度的无聊夜晚：“这群大谈他们的新城镇云云的人不可思议地令人厌倦。我真希望他们让我静一静。”37这对她构成一个恼人的问题，她在隔天搭火车前往爱丁堡的途中，下定决心要加以解决。那天晚上，她落脚的屋内虽然寒冷，不过一股烈火和床头的热水壶驱散了寒意，她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她的解决方式单纯就是“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清静就好”。隔天傍晚，她开始施展自己的计策：“我主导对话，不让城市规划的话题超过三十秒。”38接着她就在卓越的苏格兰现代主义建筑师——伟大的罗伯特·马修爵士（Sir Robert Matthew）面前，打了漂亮的一场胜仗。罗伯特爵士“对我嫉恶如仇……下定决心要跟我捉对厮杀”。他点燃引信、刺激她，而简却转而谈起“北卡罗来纳州希金斯的有趣故事”来作为回应，这一招犹如魔法般奏效了。“我觉得罗伯特爵士很可能因此恼羞成怒，但我就是乐在其中。这会是我此后沿用的策略。幸好我能从自己的故事中找乐子。”
她继续写道，自己大都成功避开了参观沉闷建筑的计划和评价学生作品的行程。虽然她还必须出席几场鸡尾酒派对与晚宴，但仍然腾出空当，在爱丁堡参观了一下——特别是参观这里的壮观城堡，她将之形容为“繁复而美妙，城楼中还有城楼，还有一个又一个的军事要冲”，整座雄伟的古迹“巧妙地融进它坐落其上的累累巨石”。39简也参观了风笛店，与乐器制作者谈论制作风笛所用的木材，在一小时的谈话里，隔壁房间持续传来风笛课练习的乐声。
时值2月9日。她不久即前往格拉斯哥，接着在13日前往贝尔法斯特（Belfast），14日抵达都柏林。在远离家园并在伟大的欧洲城市里待了将近一个月后，简于16日下午6点45分返抵纽约。
(1)希尔曼奖（Hillman Award）：由希尔曼基金会（Sidney Hillman Foundation）设立，以美国著名劳工领袖西德尼·希尔曼命名，授予那些“为了公众利益而追求社会正义和公共政策的记者、作家及公众人物”。
(2)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09—1972）：美国社区组织家、作家，被认为是现代居民组织的创始人，专注改善美国各地贫困社区的生活条件。知名著作有《激进者守则》（Rules for Radicals）。
(3)约翰·霍特（John Holt，1923—1985）：美国教育家，倡导家庭教育。
(4)黑川纪章（1934—2007）：日本著名建筑师，20世纪60年代日本建筑界“新陈代谢运动”发起人之一，代表建筑作品有位于东京的中银胶囊大楼、国立新美术馆等。
(5)又称“硬地滚球”，原本是古希腊的一种投掷游戏，经过修正后，成为一种使用极少的肢体动作，运用策略和技巧的运动，1984年被列入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
(6)约翰逊女士（“Lady” Bird Johnson）：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妻子，自肯尼迪总统被刺后，于1963年至1969年担任美国第一夫人，她以透过提倡广植花卉树木和减少路边大型广告牌，以促进美化国内公路、城市面貌而闻名。
(7)黛安·阿勃丝（Dianne Arbus，1923—1971）：美国摄影师，多拍摄人物照，她镜头下的人物多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气质。
(8)新厄西笛恩（New Obsidian）：Obsidian意指“黑曜石”，在此因作为地名而考虑音译，并采用译者梁永安的译名，见繁体中文版《与珍·雅各边走边聊城市经济学：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温床》（早安财经，2016）。本书中如有引用《城市经济》的句子，时而以此版本为参照。——译注
(9)特艺彩色（technicolor）：20世纪初发展出来的早期彩*电影色**技术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