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要如何才能富强，从来就是从专家到庶民，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从大国到小国，全都关心的事情。思考与探索这个问题最好且必要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从来就是富强的国家作为对象来研究。举世滔滔，历史长河，能够勉强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恐怕只有中国，因为在人类长达30个世纪及中华民族长达3000年的历史中，也只有中国在前28个世纪综合国力始终都是全球第一。因而以中国作为对象，研究其中的道理，探索其中的奥秘，即为《中国学》。随着中国再度的崛起与复兴，有理由相信《中国学》势必成为21世纪全球的一门显学。
作为主角本身的中国，更有必要透彻地研究自己，使自己“苟日新，日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且，也通过对《中国学》的科学研究，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的优势与缺点，潜力与不足，一则化解不必要的“中国威胁论”，二则提供中国经验供各国参考，相互攻错，为全体人类社会文明的持续进步作出贡献。在这里，我很愿意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作一整理分析。
研究国家致富致强的鼻祖之一，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1776年出版巨著《国富论》，顾名思义，即知研究的即是国家的致富致强之道。这本书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点出了市场经济（机制）及此一机制必须得依附的产权条件——即私有产权制的无可取代的重要性。自亚当斯密以下，近240年来，所有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者以逻辑、几何、数学证明的，就是这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的20世纪历史，两大不同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制VS计划经济公有产权制）长达数十年的竞争及其结果，也为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作出了最好的注脚。但必须看到，亚当斯密虽贡献巨大，但他以《国富论》为名，意图显示国家致富致强之道尽在其中矣，看来还是未免托大了。因为从更广泛的视角观察与分析，市场机制及私有产权制只应是国家致富致强的“体制条件”，甚至还只是“体制条件”之一。所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多只能被视为是一个“一般”“国富论”中的一个特殊重要部分而已。一个更全面的、更一般的“国富理论”，以中国为例，至少包括了三个组成部分：
(一) 民族性。民族性很重要，全球七十多亿人口，民族细分可数以百计甚至千计，不同民族除了肤色、风俗、信仰等不同外，在勤奋、刻苦耐劳及聪明度等方面差异也很大，这一点不能太怪亚当斯密，因为他那个时代全球化程度不高，未及留意到不同民族的差异性及其对国家致富致强的重要影响，不足为异。但其实，这个因素太重要了。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除了勤奋、刻苦耐劳及相当聪明之外，还有一条几乎是“基因属性”的，即普遍的“见钱眼开”。此等民族性在中国人自己看来一点也不特殊，但却是一个国家经济潜力的根本，这只要略为比较一下散布在地球每一角落（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在当地的经济表现即一目了然。
但这样的民族性及连带的经济能量的释放必须有配套条件，即“体制”。
(二) 体制。这体制又包括了两大部分。一为经济体制，即亚当斯密揭橥的市场经济加私有产权制；二为政治体制，这一部分，以往学术界、政策界比较少从国家致富致强的角度来谈，而我认为从“比较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正是要正确了解中国，比较中国与一般国家的异同，绝不可忽略的部分，但容我先将“国富理论”的体系说明完毕，再回头来谈这一部分。
一般人包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大多不太清楚市场经济及私有产权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但其实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除极少数盐铁专卖外，基本上秉持的都是市场经济及私有产权制，这可以有《清明上河图》为证。
“民族性”与“体制”都是相对“静态”的概念。中国综合国力与文明所以可大可久可不断丰富，还有第三个条件，即——
(一) “天下主义”。相对于民族主义而言，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中的核心元素是体现在对异文化、异民族、异宗教、异风俗等的平等对待，充分包容及相互吸纳之上，此即“天下主义”，这也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奥秘。
介绍完了“国富理论”的一般体系，下周专谈其中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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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春燕 倪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