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克念
中国历史上，尤其从明代到民国，有许多著名的商业行帮。这些商帮一般都以商人的籍贯命名，比如晋商、徽商、洞庭商。经商者，在古代分为“行商”和“坐商”，前者为长途贩运者，后者为在地经销者。
一般而言，徽商以坐商为主，因此才有“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而洞庭商帮则以行商为主，所谓“翁少山衣被天下”，指的是晚明的洞庭东山商人翁少山将松江棉布贩运到了全国各地。从这个角度看，晋商可谓兼而有之，既是行商，也是坐商。
商帮，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即*片鸦**战争以后有个重大的事业转型，其产业特征愈发明显。有的商帮以向业界提供人才为主，比如洞庭商和镇扬帮——后者以镇江、扬中人为主，为钱庄提供职员；前者在上海租界开埠后，其子弟陆续进入洋行（和外资银行），成为买办的主力。
这样来看的话，晋商又是兼而有之。晋商精密而合理的管理体制，使得其机构既能为社会提供产品交易，又能为商界输出广泛的经营管理人才。
对于商帮又有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意思是徽商遍布天下，而论到业务层面的高端，则数得上洞庭商。
固然，洞庭山人在租界繁衍一百年间，担任了许多著名洋商，如汇丰、麦加利、沙逊的大买办，但以一向尊重皇权的中国人眼里，晋商显然要更加“钻天”——道光帝曾为日升昌票号题词“汇通天下”，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曾借宿大德通票号。晋商同朝廷一二品大员之间的政治、经济、金融、产业联系，则更为密切。
晋商如此卓越，而大时代大浪淘沙，和中国所有兴盛一时的商帮一样，终究湮灭于历史尘埃。除去鳞次栉比的高门大院和牌坊牌楼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在全新社会中我们对商帮的谈资确实是越来越少。
但晋商还是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因为其故事、逻辑和结果之间，贯穿着传统文化对商业事务和商业精神的理解，这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传统文化中能同现代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兼容互通的一部分。
晋商的缘起
作为晋商研究者，本文将探究晋商的传说起点、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些思考和信息汇聚在地图上，我们了解到，运城地区，是晋商真正的发源地。
运城有盐池。众所周知，食盐是人类饮食生活中的必需品，古代中国人，居于沿海者，煮海成盐，如今天的黄海沿岸的淮盐；居于盆地者，则汲取井水提取食盐，如今天四川自贡的井盐。而中国最古老的食盐产区，在山西南部运城地区的河东盐池。
因运城古称“潞村”，因此这儿的食盐被称为“潞盐”。这儿有可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传奇故事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河东盐池附近。既是产盐区，必有贩盐人。专家认为，“最早的中国商人应该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这是晋商缘起的传说起点。
到春秋时期，运城地区属于晋国疆域。由于晋文公重耳以商养民，因商强国，将贸易放在重要的国策地位，因此在当时，绛县商人的富庶和影响力，已经比拟王侯了。这些商人的代表在史书中赫赫有名，如*亡流**公子计然、芮城县人段干木、临猗县盐商猗顿。他们在山西运城的起家，可以称为晋商缘起的历史起点。
北宋雍熙三年（986），朝廷不再坚持食盐官营，开始实行“折中制”，也就是说商人为戍边将士运送粮草，而政府将食盐销售许可证——即“盐引”作为补偿。食盐“折中制”催生了中国好几个商业集团，其中当然包括晋商。或者更准确地说，晋商的雏形“河东盐商”就产生于此时。这也是晋商缘起的逻辑起点。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史上几乎所有的商帮，有密集史料记录和人物故事，甚至可以若隐若现窥探到这些商帮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时代，是明清。或许是因为史料缺乏，或许这也是事实，目前我们只能把商帮的事实起点确定为明初。
而上述论证，突出了运城地区对于晋商和山西的重要，也强调了晋商后来乘势成功的三大要诀，第一是有丰饶的物产得以贩运贸易；第二是国家政策对于商人的善意使得民间商业和国家财政的互相促进；第三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国退民进”，如将原本官营的食盐贩运让权于商人，使得一支或几支商帮异军突起，反哺社会。
总而言之，山西乃至中国商帮于古代形成的三个要素，我们可以用三句俗语或成语表达：
“物以稀为贵”；
“官商结合”；
“国退民进”。
宋元时代的河东盐商，使得晋商开始在历史中崭露头角。而山西丰饶的物产，如铁器和丝绸，也使得晋商有了多位面的贸易方向。
民间冶铁业方面，主要以供给官方的军需铁器为主，明初朝廷设立十三处冶铁所，山西就有五所。这些军械制造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渐渐渗透到民间，为晋商贩运到全国，主要销售农业铁器和造船用的铁钉。晋商在北京开设的第一家行商会馆“潞安会馆”，就是由长治的铁器商人开设的。
潞州、泽州的铁器著名，丝绸生产也是华北之冠，在明代就是朝廷贡品，到清初同俄国的贸易商品中，最初也以潞泽丝绸为主。
晋商地位真正的奠定，要到明朝中期，此时朝廷的盐业政策由“开中制”转向“折色制”，晋商敏锐而有力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明朝开国初年，商人需将粮草运送至边疆（明朝称作“九边”，即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等九座边防重镇），换取朝廷颁发的“盐引”，即食盐销售许可证，这叫作“开中制”，类似于北宋的“折中制”。
山西商人吃苦耐劳，地缘上临近“九边”的宣府、大同等地，因此在明初所有执行以粮食换盐引的商业团体中，晋商成了主要成员。在边疆地区，他们为了节约粮食运输成本，甚至还实行民间屯田制，招募*亡流**农民在边地垦荒，生产的粮食运送到九边，以换取盐引。
明初的盐业开中制实行了一百年，这百年时间正好锤炼出晋商两大特征，一个是熟悉食盐贸易，并在食盐贸易中产生了一批巨富；一个是晋商对于边境事务和边境贸易非常熟悉，明帝国当时和后来视为仇敌的蒙古人和女真人，都是晋商良好的贸易伙伴。
明初百年后，即弘治、正德年间，明帝国白银逐渐充裕，粮食调配能力也今非昔比，而且既无外患，又无内敌。如此，朝廷决定将纳粮开中变革为纳银开中，简而言之，晋商无须再运送粮草去九边，若还需要进行食盐贩运，则必须拿现银购买盐引。
这就是“开中制”向“折色制”的改革。这对晋商造成两大影响。对于早就因食盐贸易而巨富的商人来说，他们能够用巨资垄断盐引，世世代代以盐商为业；对于其他中小商人来说，既没资格竞拍到盐引，那只能专心从事早已熟悉的边境贸易，甚至向中亚、东北腹地开拓新的商路。
成为专业盐商的晋商汇聚于明代食盐交易中心淮扬，逐渐定居于此。比如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祖籍山西太原，他的家族是七代之前因食盐生意而迁居淮安府山阳县的。同这些大盐商相比，那些在边境从事长途贸易的中小型晋商，可能对历史进程更为重要。
隆庆四年（1571），宣大总督王崇古建议朝廷同蒙古（鞑靼俺答汗）和谈，开放边境贸易。如此，晋商的边贸就能安全合法。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当时任吏部侍郎，坚定地支持王崇古的开边贸易政策，并说服了内阁首辅高拱。
这一系列行为遭到了御史言官的强烈抗议，他们攻击内阁中“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所谓“势要”，指的是张四维、王崇古这对甥舅通过笼络首辅高拱把持了朝政；所谓“大商”，指的是王崇古的弟弟（也是张四维的舅父）和张四维的父亲，都是靠边贸获益的大商人。
这个攻击至少在事实上是正确的，王崇古、张四维都是山西运城蒲州人，两大家族确实是著名的晋商。议和、开边、贸易政策仍得以制订执行。高拱、张居正以后，张四维任内阁首辅，这项政策于是一直推行下去。
王崇古、张四维能够左右明帝国的开边贸易政策，象征着晋商因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而形成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并通过边境贸易，深刻地影响了日后历史的发展。
由晋商家族代理人策动的这场“隆庆和议”，是晋商完全成熟于时代的标记。
晋商改变中国
明帝国在批准晋商同蒙古展开边贸的同时，也优容、默许甚至鼓励晋商在辽东地区同女真人（即后来的满族人）进行贸易。晋商用铁器、丝绸、棉布、瓷器，向女真人交换内地所需的牛马、皮毛、人参。这就是著名的“辽东马市”。
有专家认为，这些同女真人贸易的晋商“在贸易中与女真人的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时女真人上层想向关内扩张，通过与晋商的交往了解了一些内地的情况”。清朝入关后，朝廷于顺治元年（1644）召见这些晋商中最大的八家进京，为感谢他们长期给予的物质和信息上的帮助，“隶内务府籍”。
他们就是民间俗称的“皇商”。这八大皇商以清廷的名义，垄断了北京经张家口到库伦一线的贸易事务。这是明清晋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这些作为“皇商”的晋商家族在雍正乾隆之际衰落了，但由他们开拓的对蒙古的贸易通道和金融事务，又对后来东北亚历史产生了影响。
雍正初年，清廷和俄国政府签订条约，开放中俄边境的小城恰克图作为中俄两国双边贸易的唯一口岸，中国的丝绸、棉布，俄国的皮草、毛料就通过这个小城进行交换。
晋商在明代就有着悠久的贩运贸易传统，如今边境一开，东主投资从汉口经祁县出张家口一直到恰克图的商路。这是中国贸易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只是场景换到了陆路，舟楫换成了骆驼。
以山西人为主的商队顶风冒雪，万里穿梭，越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对外贸易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恰克图市面上每年近千万两白银的总利润，也为晋商的成长发育带来了亮眼的经济基础。
穿越大漠的驼队还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繁荣。现在的包头在乾隆初年并非城市，只是山西省下辖萨拉齐厅区域内最靠近蒙古草原的一个驿站，往来恰克图的商旅大多在此休整。此地草料铺是千里之行的最后一个“加油站”，错过这一站，往后三四月的行程中再也采购不到粮草。
如此，包头就从小驿站渐渐升格成了小乡镇，人口有了两三千，许多垦荒的农民也逐渐就近住下开垦。
周围农产品产量形成规模后，以乔氏家族始祖乔贵发为代表的晋商，便在包头做起了使他成为巨富的农产品期货交易，当地俗称“买树梢”，即是开春就付给农民现银，定下了秋收时农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等秋收时候无论丰收还是歉收，农民一定要按照开春商定的价格和数额交粮。
所谓“买树梢”，春天在树梢上只见叶子和花朵，秋天的收成难以估计。此时付钱，若秋天果实丰收，则是买主大赚，若是果实稀少，则是买主大赔。这非常考验买主的意志和眼光，旁人也难以跟风。而乔贵发凭着自己卓越的判断力，从不失手，几年下来，成了巨富。
乾隆二十年（1755），乔贵发开设了商号“广盛公”，经营范围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生活必需品，以粮油绸布为主，兼营典当钱庄，是当地第一大商号。乔贵发此时“买树梢”失败，濒临破产，靠着其他晋商的帮助，三年才脱困。广盛公商号也因此同外人合资，改名为“复盛公”。至今此地还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
到咸丰年间，晋商的生存环境又发生巨大变化。山西商人最早在雍正年间开拓恰克图商路的时候，给俄国人带去的货物仅仅是丝绸和棉布，但俄国人却对晋商随身携带饮用的茶叶发生了兴趣，所以饮茶在俄国人之中渐渐由好奇变为时尚，由时尚变为必须。
其后的一百年间，茶叶在恰克图的交易量上涨了三百倍，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茶叶已经成为中俄贸易的最大宗，绸缎、棉布反而成了陪衬。
晋商投入巨资，在湖北蒲圻羊楼洞购置山地请当地乡民种植茶叶，再设立作坊制作砖茶。羊楼洞交通位置便捷，而且距离武昌这个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距离非常之近，方便资金、人才、物流的调动。所以没几年羊楼洞成了中南地区最大的茶叶生产和集散中心，人称“小汉口”。
第二次*片鸦**战争以后，清廷和俄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全面向俄国开放内地口岸，俄国茶叶商人也来到了湘鄂边界设立转运站，将茶叶由汉口经长江运至上海，再通过海路至天津，再走陆路通过恰克图回国。
走陆路的晋商则需要在一路上向六十余个关卡缴纳厘金，这样算下来，运送同样数额的茶叶，晋商缴纳的税费是俄商的十倍之多，丧失了竞争力。
如此，恰克图的山西商号陆续关闭，到1868年，从原来的一百二十家直线下降至四家，事实上已经全面崩溃。
恰克图的衰落使得俄国照会清廷，要求进入中国的北境腹地张家口设立领事馆和通商口岸。张家口和首都北京之间没有地理屏障，是朝廷控制内蒙的枢纽，当然不愿意给俄国人设立前哨站。所以朝廷允许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北上进入俄国直接贸易，过路的厘金全免。如此恰克图恢复了边贸枢纽的地位，俄国也就没有理由提出进驻张家口了。
得到政府支持的晋商如虎添翼，尽力将自己的贸易触角向俄国内地渗透。晋商向俄国进军的第一年即1869年，即销售茶叶十一万担，同年俄国商人自己运回国内的茶叶销量也是十一万担，晋商俄商打了个平手。较量到第三年即1871年，晋商的销售量已经是俄商的两倍之多。
在俄国境内进行茶叶贸易，许多晋商发现，付款的俄商支付的银票，总是来自山西那些赫赫有名的票号，比如道光年间就已经“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自恰克图经包头到祁县，许多晋商都有自己固定的驼队往来运输货物和银两，并有专门的保镖队伍。
这是开设票号的人力资源基础和物质金融基础。而开设票号，不仅能够赚取“汇水（即汇兑费用）”，还能够借别人汇款的时间差来放贷牟利。
1881年，乔氏家族第一间票号“大德恒”开张，这象徵着晋商集团从此渐渐将业务重心由茶叶转向了金融。而俄商在汉口、九江等地已经扎下根来，投资设立了蒸汽能源的制茶厂，将湖广地区运来的茶叶原料压制烘干成砖茶运回国内。产量之高是手工作坊为主的晋商所无法企及的。
1884年，乔氏家族结束茶叶生意，将大德兴茶叶行改组成大德通票号，从此全新走向金融之路。这在晋商集团中具有深刻的代表性，意味着晋商向金融业的整体转型。此后，俄商在本国的中国茶叶销售量高达六七十万担，而晋商的销售量只有几万担。两者相较，晋商完败。
后因一战爆发和十月革命，中国茶叶商在俄国有总额六十余万两的货款不能收回，比起他们，及时转型的晋商非常幸运。
晋商在时代中的衰落
就官商关系而言，晋商在明清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商业团体。明代，晋商代理人竟然可以是九边总督和内阁首辅；清代，晋商能够成为“皇商”北上开边贸易，到晚清竟然能接待皇太后，那些洋务重臣，明暗间多少同晋商都有经济金融关系。
因此，帝制倒台，晋商也随之衰落，这并不令人惊讶；就像三十年后租界被陆续收回，依附于租界洋行的洞庭商帮也随之没落一样。
1949年解放后，私有制于中国大陆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无论属于哪个行帮，私有金融业的整体垮台，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不过，在二十世纪初，传统金融业中有一股将传统金融字号（如钱庄、票号甚至典当行）改组成现代银行的风潮，不管是晋商、徽商，还是在上海经营钱庄的宁绍帮业者，似乎都没有成功的先例。
究其原因，则各有说法。陈光甫认为，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腐败，原因在于从业者“受镇江环境式之麻醉也”。“镇江式”是陈光甫自造的概念，他在日记中解释，这意思是“为领袖谨惕者少，思借地位而营私者多”。
陈光甫自己是镇江人，对于“镇扬帮”钱庄业者非常了解，其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所用干部也大多来自镇扬帮。
“为领袖谨惕者少，思借地位而营私者多”，与其说是陈光甫对镇扬帮的批评，不如说是他对传统金融业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这样素质的传统金融业，确实无法进化到现代银行业。
还有一个失败的例子，平遥的蔚丰厚票号于1916年改组为现代化的蔚丰商业银行，但四年后就破产了。后来主持此事的蔚丰厚票号大掌柜李宏龄将原因归咎为票号的内斗。而金融史家则认为，“真正使票号失败的，还是晋商所代表的山西人的保守与封闭”。
但，“保守与封闭”的晋商所创造的两个制度，却被宁绍帮商人在经营徽商钱庄的时候，于上海开花结果。
一个是职业经理人制度，也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东主投资商号，而经营管理则全权交给掌柜。研究者认为：
“到清嘉庆、道光年间，晋商的企业做大了，想全部自己亲自干也做不到。这就有了股份制，有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进入票号业之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了。此时，晋商中出现了职业经理人——大掌柜和主事一方的各地分号掌柜。”
发迹于苏州的徽商程氏家族在上海开设钱庄，学习晋商模式，于民国初年请宁绍帮钱业名人秦润卿为掌柜，而程氏子弟不得干预管理事务。
晋商开创的另一个制度先例，是创办票号联号，如“蔚字五联号”，这一方式也被程氏家族学会了，秦润卿管理的钱庄，就是“程氏三联号”。
程氏三联号是近代金融史中，唯一由传统钱庄成功进化到现代银行业的金融企业，我们可以说，是宁绍帮职业经理人学习了晋商的金融经验，把徽商在苏州开办的传统钱庄，在上海带入了全新的现代化境域。
传统的晋商和钱庄业者都失败了，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智慧、奋斗和伟大。
到民国时期，晋商固然已经奄奄一息，但仍有著名人物以自称晋商为自豪，他就是孔祥熙。
孔祥熙自1907年留学回国，到1926年任广东财政厅长，之间二十年，一方面在太谷县举办铭贤学校，另一方面则是四处经营。他固然出身贫寒，但许多晋商在发家前也都穷得身无立锥之地。孔祥熙在1907—1926，这二十年间的经营史，倒确实有着浓厚的晋商意味。
孔祥熙于1907年学成归国，回到了太谷老家创办铭贤学校。1911年，他五叔的独子因参加革命被清政府所杀，其他各房也人丁单薄，在这一代只剩下孔祥熙一个男丁，家族生意“广茂兴”和“晋丰泰”这两家商号也就交到了孔祥熙手上。他于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煤油专营。
清末百姓的照明主要是靠菜油和豆油点灯，光源暗淡却花费不小。当时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都试图在中国打开煤油经销市场，在各地寻找代理商。经过各方比较，孔祥熙去亚细亚公司投标，以二万五千英镑的保证金获得了壳牌煤油在山西全省的独家经销权。
当时二万五千英镑相当于四十万银元，是一笔巨款，孔祥熙手上的两家商号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他四处融资，尤其是他祖父的几个兄弟虽然票号已经歇业，但手上有足够的资本，他们同意出资设立祥记商行，孔祥熙有了资金支持。
壳牌煤油的经销手段灵活，不仅价格比菜油、豆油要便宜一半，还附送油灯和灯芯。因此没几年孔祥熙便因为这项专营权而成为太谷县首富。
既然攒了第一桶金，那么就到了孔祥熙施展财技的时候。他后来的投资除了煤油专营和两个传统商号以外，主要是贩运、地产和金融。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需要大量的铁砂。由于孔祥熙有美国留学经历，很轻易地说服在天津的美国采购商，要求他们支付价款三分之一的订金。拿到订金以后，孔祥熙以每吨一银元的价格去山西采购铁砂，然后以每吨一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商。
当时一美元差不多折合两三个银元，也就是说，美商支付给孔祥熙的七成余款就是毛利，而孔自己除了运费以外，几乎没有一分钱投资。
有了这笔钱，孔祥熙来到上海，打起了房地产主意。欧战爆发后，德国在华侨民担心中国对德开战，他们的资产会作为敌产被没收，于是抛售手上物业，被孔祥熙吸纳颇多。就拿孔氏整个三十年代在上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83号的住宅而言，几经转手而来，二十年内的价格涨了二十四倍。
孔祥熙金融投资眼光很好。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实收资本才八万元，不及一家普通钱庄。但孔氏非常看好现代银行业的前景以及陈光甫的能力，在上海银行第一次增资的时候毅然入股一万元，这使得他成为了上海银行的永久董事，并因银行业绩越来越好而分享了越来越多的红利。
在开设祥记商行经营煤油生意以后，为了保证融资的便利，他于1915年设立了裕华银行，这是华人金融界最早的民营现代化银行之一，但由于疏于管理，并没有带来什么效益。
孔祥熙以融资手段而获取专营权，进而倒卖铁砂，进而投身房地产和金融业，这简直是一条标准的晋商发家之路，至少明初以来，几乎所有晋商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但孔祥熙却在自己推行的法币改革中遭到重大损失。法币政策规定，法币和银元必须进行一比一的足额兑换。为了以身作则，孔祥熙在1935年将祥记商行支付给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专营保证金四十万银元换成了四十万法币。
几年后，日占区的汪伪政权命令法币不得通用，必须以二比一的比值兑换成汪伪政权发行的*币伪**中储券。身处日占区的亚细亚公司在胁迫之下，将孔祥熙的四十万法币保证金兑换成了二十万中储券。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规定，将以二百比一的比值来回收中储券，那么，孔祥熙这些钱只能折合成一千元法币。亚细亚公司倒也不好意思再收这些保证金，将其还到了孔祥熙手上。
三十多年前这些保证金能值二万五千英镑，如今呢？一千元法币只值得上两英镑。这一万多倍的跌幅，使得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在庞大残酷的时代面前，一切金融技巧都是那么渺小无力。这或许也是一个隐喻，晋商为何无力配合时代的进化，其原因也就呼之欲出了吧。
晋商，尤其是明清时代晋商，是中国商帮发展的最高端。一方面晋商能够接触到朝廷的最高端，另一方面晋商所制订的企业管理规则逐渐被其他商帮所借鉴。在历史的大潮中，虽然晋商没有完全向现代型企业转型，但他们还是留下许多经验教训和精神遗产，供后人学习和思考。
一个是“慎待相与”。这个传统字面上起源于乔家，一般看作是对外的经商之道。而事实上，慎待相与，不仅是乔家乃至晋商对生意对象和合作伙伴的态度，更是晋商的持家之道。
晋商将仆役佣人也算作是家人，给予很高的薪水，又非常尊重；对年老的佣人又养老送终。乔家虽然富可敌国，却从不倚势凌人，甚至狗咬了乞丐都有高额赔偿。
乔家得到的回报是，无论时代变幻，统治势力有什么敌意，乔家从未遭到家内外仆役村民的伤害，反过来，乡亲们对乔家还多有保护。中国世家大户很多，但坚持在家内外慎待相与的家族，并不多。
另一个特征，是依靠官府的政策进行贸易。这在其他商帮是没有的。晋商屡次根据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对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政策提出建议。
中国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力量微弱，不足以同外国资本相抗衡的时候，需要本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就像晚清中俄商人的茶叶之战，如果不是晋商提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商人的政策，当然清廷也采纳了这些政策，那么，晋商可能在咸丰年间就失败于商战了。
在晋商那里，“官商结合”是正面话语，民间资本和国家政策互相支持，相得益彰，一起抗击外国资本，为民族经济的振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