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王倬的“倬”，是大和显著的意思，王倬说起来很算个人才。
王倬是辽宁辽阳人，父亲王景槐做过国民*党**的少将专员，早先家里阔过。他妈张可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宁养贼子，不养痴儿。”所以就把王倬养得真有点“大”了。
王倬在东北大学经济系上学的时候，就想做点大事，他看好了办杂志发财，心里想着每期卖个十万二十万份，肯定能发。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的创刊号成了终刊号，连老本都赔进去了。
1948年，王倬大学毕业，去北平，到特刑庭看守所做了一个多月的会计，觉得有点憋屈。
当时解放军势如破竹，胜利在即，于是王倬就决定投身革命。
他先报名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然后报名参军了。
可是这后面，抗美援朝来了，有危险，王倬又做了逃兵。
他伪造路条，从陕西逃回北京，凭着经济系大学生的身份，毛遂自荐进了中国进出口公司，然后又于1952年9月，调入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王倬没有被发现，还有了一份好工作，这本来已经很幸运，但是他觉得一个小职员的人生，实在没意思。
王倬那时候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他上班经过一位教授家，看到人家是独门独院，非常羡慕。再想到大干部工资高，有车坐，就更不平衡。
只是王倬觉得他做官、做教授的可能性不大，最现实的还是找门路发财。
所以王倬就拿出家里的金戒指，对好朋友王元泽说，你去西北把它卖了，然后买银元，咱们来回倒腾银元，一定发财。
结果这个王元泽很不靠谱，他不但没赚到钱，还把金戒指当旅游费了。
王倬不服，他觉得自己能伪造路条，能帮哥们伪造介绍信上户口，为什么就不能伪造人民币、火车票什么的呢？
王倬说干就干，他还真画出来印出来了。
这玩意儿多好啊！无本万利，来钱最快。
可是王倬弄完了，自己看看也觉得不像，没敢用。
这以后，国家鼓励科技发明，有大奖励，王倬终于把心思用到正道上了。
他叫王倬，必须搞大的，所以他就准备攻克世界三大科技难题之一，发明一个“永动机”。
王倬那阵子为了科学真是废寝忘食，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还真搞出来了。
王倬在那一刻好兴奋，他觉得拿个诺贝尔奖一定没问题。但是他的科技成果报上去，科学院说，永动机是异想天开，不可能有的东西，别折腾了。
王倬这一下是真受打击了，他发财无门，又不甘平庸，于是就终于想到了古今中外最流行的一个偏门——骗术！
王倬是文化人，实干家，人家要干就认真干。所以王倬接下来，就拿出发明永动机的劲头，开始刻苦钻研骗术。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一律深入研究。
1960年，王倬36岁了，没想到，他这一年还真发了大财，都轰动全国了。
但是很可惜，王倬的日子也到头了。
二 一个苦练书法的*子骗**
1960年2月的一天，王倬去单位上班，看到处长拿着一位中央*长首**的字条到部委办事，灵感忽然来了。
*长首**的字条上没有任何公章，但是却一路畅通无阻；*长首**用的纸张也不是特制，哪里都可以搞到——这难道不是一条捷径？
王倬从小就练习书法，模仿字迹对他不是难事，王倬当时一想到这个，立刻肾上腺素飙升。
但是王倬一直是王倬，他始终要干大的，所以他脑洞打开后，直接就想到了周总理的签名。
王倬在外贸出口局，经常能见到总理的批示，他也知道总理的批示来了，下面总是无条件执行，因此王倬从那天起，就走着坐着，都在临摹总理的笔迹。
那时候，毛主席、周总理的题词每个地方都有，王倬材料丰富，他只需要日夜苦练就行，所以王倬没多久，就能以假乱真了。
那么接下来，他就要苦练伪造公章的技术，设计、打磨具体计划了，这就像练升级一样。
三月中旬，王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开始正式行动。
他去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去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去街道借来刻字钢板，从外贸部找来国务院来函的旧信封、公文纸，只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基础准备。
王倬是直奔着钱去的，也就是伪造总理批条，去银行提一笔钱。这个行动的所有细节当然要策划周密。
首先，他得有个合理的理由，不然总理不可能批示。
当时*藏西**刚刚完成改革，*藏西**天天上报纸，全国人民对于“*藏西**工委”这类名称都不陌生，所以王倬伪造的总理签名公函就是这个样子: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藏西**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
为什么要加上毛主席呢？
因为总理批示已经分量够足，再加上毛主席就更加不容怀疑。这叫双保险。
为什么是15-20万呢？
因为不是巨款，用不着总理批示。下级转达主席意思，向总理请示，都会拟定多个方案，有活动空间，以便总理定夺，这样才符合惯例。
那么王倬接下来，在公函上模仿总理批示20万，并做出以下要求，就很像那么回事了: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藏西**工委宗教事务部)。
但是王倬这些话也不是随便说的。
为什么用旧票？因为新票有号码，还可能是连号，花出去会露馅。
为什么要包装好看，晚七点必须送到？这其实与上面的晚九点举行活动，以及有中外记者参加拍录是配套的。
活动重大，当然要捆好看，但捆好是为了王倬拿走方便。
而时间点，王倬就更做了充分考虑。
首先，王倬必须下午行动，五点多送去公函，把交款时间设定在七点。
因为五点多送去公函，显得是针对晚上活动的临时决定、紧急批示，会给人紧张感，有点问题会比较合理。那时离下班时间已经很短，银行办事会比较草率疏忽。
而七点送钱去民族饭店的工作人员也会急着下班，不会特别仔细，发现王倬有什么疑点。
其实王倬选择3月18日，也是有讲究的。
王倬本来17日就完成所有准备，可17日是星期四，外贸部晚上要例行学习，王倬如果不去，后面就可能成为嫌疑。
而19日星期六下午，也是很多单位的学习时间，这天去提款会很显眼。而且周末傍晚对银行业务会有一定影响，如果时间耽搁久了，就容易出麻烦。
所以王倬选择3月18日星期五，就成了必然。
只不过国家民委在民族饭店后面办公，*藏西**工委的人到北京来，住在民族饭店倒是合理，而“*藏西**工委宗教事务所”这个称谓，真是王倬编出来的。
这家伙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很容易联想出这个称谓。
总而言之，王倬为了行骗也算心思缜密了。那么他的办法好不好使呢？他这么缜密又怎么会被人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呢？
三 王倬在行动
3月18日下午，王倬还是照常上班了。
大约三点半，王倬去了处长那里，说他妈最近身体不大好，他可不可以请假带他妈去趟医院。
这样的事处长当然支持，所以四点钟，王倬离开单位，回了家。
王倬回家时他妈正在做饭，王倬进屋换了一身很高档的衣服，这是为了出演一个大人物。
王倬走的时候，带了一个手提包，里面放了根绳子，那是为了捆钞票用。
他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十元一张的二十万有多少。
王倬回来的时候他妈问，你怎么回来这么早？王倬说有事。
王倬走的时候他妈问，怎么又要出去？王倬还是说有事。
王倬5点30分骑自行车到达西交民巷，又等了10分钟，才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大门。
王倬把伪造的国务院公函送到传达室，那个信封上面有“速送”、“限五点四十分前送到”等字样，落款是“总理办公室”。
他是卡着点来的。
王倬离开后，去民族文化宫礼堂存了自行车，就拎着提包混进了民族饭店。他那时候特别紧张，就怕警察已经在等着他。
此时是6点20分左右，王倬伪装出领导气派，去总服务台，给人民银行打了个催促电话。放下电话后，王倬觉得对方没有异常。
王倬接下来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打算用车把钱运回家。可是西单、西四两边都说太忙，没车派。
于是王倬就坐下来等。
这时候，银行可就忙了。
王倬伪造的公函送到秘书室，办事员一看是国务院急件，立刻送到行长办公室。
当时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拆开一看，是总理亲笔批示，既着急又疑虑。
总理的字迹她很熟悉，但是这种做法却违反常规，因为总理一般不会给总行发函。可是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耽误大事可了不得。
于是秘书先给发行局打电话传达任务，要他们半小时内，必须按要求准备好二十万现钞，然后就去找值班领导，向总行计划研究局的王副局长汇报。
王副局长看了批示也很疑惑，这么大一笔钱，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而行长秘书则提醒他说，时间快来不及了。
这时候，王倬的电话来了，王副局长接完电话说，总理办公室来电话催了，我马上让发行局火速送款！
这两个人的疑虑都是一闪而过。
王副局长一催，发行局立刻派人去北京分行提款，他们十万火急装好，又十万火急开车驰向民族饭店。
天那时候已经黑了，发行局朱科长等三人抬着两个*麻大**袋进入饭店，见到“赵全一”，总算松了口气。
双方见面，赵全一表扬了他们几句，并出示了“总理办公室专用介绍信”，上面写着:
兹介绍*藏西**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
赵全一然后给朱科长打了个收条。
赵全一很随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就算完事，朱科长说，是不是该加盖公章？
赵全一说，介绍信上不是有吗？你们把介绍信带回去吧。任务紧急，总不能现在回去给你们盖章。
于是朱科长他们也就不再坚持，终于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离开了。
四 王倬带了两麻袋钱回家
银行的人走了，王倬再次打电话要车，还是没有。他说他是国务院的，那边说，你国务院有的是车，跑我们这边要什么车？
王倬没办法，只好让人帮他看着两麻袋“重要文件”，出去雇三轮。可是他雇到的时候，想起来了，雇车会暴露行踪。
王倬赶紧离开，去取回自行车，骑回来，在饭店服务员的帮助下，把两个麻袋一边一个，放到车后座上。
他现在知道二十万有多少了，那是二百多斤。
王倬好不容易回到家，他妈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开会去了。
晚上十点半，王倬等他妈和孩子睡了（妻子不在家，二人关系不好），才悄悄把麻袋搬进西屋，分开隐藏。
没想到，他忙活的时候，他妈过来了，又问，你干什么呢？
王倬有点瞒不住了，就说，我给您借来点钱。
他妈说多少？几百？
王倬说不止。
他妈说那是几千？
王倬说，不止几千几万。
他妈急了，你穷疯了吗？想死吗？
王倬说，没办法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怎么来的，反正以后不用跟着我受穷了。
可是那之后，王倬一天轻松的日子没过，他妈也每天心惊肉跳。王倬把衣服、工具等都处理、烧掉，也还是没法安心。
3月23日，王倬下班回家，他妈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到处乱瞅。
王倬立刻知道坏了，他说那准是公安局的人！于是他和他妈，就开始认真藏钱。
可是王倬藏来藏去，觉得藏哪都不行，只有全部处理掉才能安全。因此他从27日开始，就每天晚上把钱放煤球炉子里烧。
烧之前给了他妈100块说:妈，这点您拿着过日子，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孝顺您了。
王倬他妈一听就哭了，王倬看他妈那么伤心，也哭了。那一百块，他妈到底一分都没敢花。
然而，王倬的炉子太小，王倬接连烧了两个晚上，也就烧了二千多块。
王倬没办法了，只好求他妈:妈，白天我上班，您关起门来烧。就好像他费劲搞来这么多钱，是为了烧掉似的。这真是太讽刺了。
30日，王倬见只靠烧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另想办法。他去西屋挖个坑，把大部分钱埋进去，在上面放了一堆煤球。
然而那时候，警察已经每天在他家外面监视了，王倬直到被捕，也不知道警察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他锁定。
五 北京群众不好惹
中行按照“总理批示”送去二十万巨款后，总理办公室按理应该很快有所交代，但是几天过去，总理办公室没有任何回复。
中行的人一开始觉得总理很忙，不好催问太急，可是他们总得知道怎么入账，不能老这么挂着，于是五六天后，他们就终于打电话问了一下。
当时已经快到下班时间，在西花厅值班的是秘书赵炜，赵炜一听总理办公室派人提现金就觉得不可能，立刻说，我们最近没收到类似文件，你们马上把批件送来。
中行的人急了，说他确实有总理亲笔签名，而且也确实是总理办公室的信笺啊！
赵炜想，这就更离谱了，总理从来不会给什么人写条子去银行取现金，这也不符合程序。总理遇到这样的事，一般都是先批给当时的财政部长*先念李**。
她马上问，钱给了吗？
中行说给了。
赵炜也急了，她说，坏了，八成是*子骗**，我马上去汇报。
赵炜去办公室主任那里报告完，主任又汇报给总理，果然没有此事。
那是60年，全国遭灾，六亿人民在挨饿，总理愤怒了，当即指示:“请公安部马上追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损失。”
赵炜再回去通知中行方面，她听到对方的声音在打颤。
两方面核实完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就去报了案。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参加会议，他的发言被紧急电话打断。总理办公室通知他，要他亲自挂帅，立刻组织力量破案。
总理这次真的限时了，就给十天时间。
杨奇清早先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后来是著名的破案高手，他立刻开始了行动。
几乎在当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就全部得到消息，行动起来。
所有人都在谈论二十万，每个人买东西找钞票，都会认真看看钱有没有可疑之处。所有人都知道了罪犯的特征，小学生上学时碰到穿灰大衣的都会顾不得上学，先去秘密跟踪。
谁跟罪犯特征有点像，都会被邻居指指戳戳，弄得很不自在。有灰大衣、藏青色中山装的，都不敢再穿了，有的人还被当成嫌疑人举报，遭到调查。那绝对是天罗地网。
可是公安局审查了一些人后，发现都不是，最后只能跟人赔礼道歉。他们那几天接到的线索多如牛毛，却没有一条接近疑犯。他们倒是顺手破获了很多旧案。
时间在流逝，公安人员很着急，但是技术部门却很快就有了重大突破。
王倬自以为的周密，在技术人员面前是豆腐渣。
六 专家面前没有完美的作案
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技术部门在3月24日下午，就汇总了“赵全一”留下的所有犯罪证据，开始做技术分析。
他们经过连日连夜的奋战，很快汇总了以下要点:
1，所有笔迹都出自一人之手。
2，罪犯使用的牛皮纸信封确实是国务院所用的旧信封。信封有二次封口痕迹，信封上的字有涂改。这说明罪犯有接触这类信封的条件，
3，国家从1956年起，正式将公文由直排改为横排，罪犯所用中缝带“鱼尾纹”的纸张，从此不再在市面上发行，只有国家机关内部还在使用。
这个发现曾经让办案人员吃了一惊:罪犯难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4，罪犯熟悉公文格式和专门用语，从字迹、行文等方面看，文化水平较高。
5，罪犯用了“赵全一”的名字，很可能是以前用过。他在收条上误写了“赵金一”，很可能习惯于写“金”字。
这加上他用了“￥”字，而“币”字用的又是特殊笔法（一般是一撇下一个“巾”字，他是“人”字下一个“巾”字），这都说明他有财会职业的书写习惯。
6，罪犯用的信纸虽然是普通信纸，但市面上没有销售，肯定是机关内部定制信纸。
当时纸张不够用，单位一般都会按照定制加印，这种信纸具有鉴别特征。
7，种种迹象表明，罪犯不是普通人，他应该是内部人员，尤其可能在中央机关科室工作，那么3月18日下午，他必须请过假。
……
这些其实已经足够了，因为技术部门每有发现，侦查员就会依据线索展开调查。
信纸既然是机关定制，所以他们就去了国家档案馆。
结果，他们发现这种信纸是外贸部定制。
嫌疑人既然可能在外贸部，那么侦查人员当然要根据各种线索、特征搜索嫌疑对象，比如财会人员、请假者、文化程度、体貌特征符合者等等，于是怀疑名单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了一个。
那个人叫王倬。
侦查人员再针对王倬一查，哈，这个人用过“赵全一”的化名，他以前伪造假介绍信给朋友上户口，用的也是“赵全一”这个名字。看来他是真喜欢“赵全一”。
侦查人员再查，“赵全一”的笔迹跟王倬完全相符……
这之后，“赵全一”的模拟画像也送来了，大家拿着王倬的照片一比对:这不是一张底片“洗”出来的吗？
有趣的是，这之后，有关疑犯的确切线索也接踵而至。
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说: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人，年龄、相貌都跟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他坐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亲眼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
跟王倬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也来了，他说我怀疑王倬好几天了，我发现他那天根本没带他母亲去医院。排查中，外贸局让所有人写几个字，王倬也躲躲闪闪。
然后，王倬的其他同事也纷纷举报，说王倬这阵子太不正常了，跟有病似的。
你跟他开玩笑，说老王，你的眼睛可不算大啊！（疑犯特征之一）他就火了，非要拉我去找领导。我们跟他说什么话，都可能被他听错、误解，然后大发脾气。你说他算过十万二十万的数字，他会听成是他骗过十万二十万……
侦查人员这时候已经轻松多了，听了这些话都哈哈大笑起来。
七 法网恢恢
公安部门完全确定王倬，是在4月3日，那时候刚好快到破案期限。
但是专案组并没有立刻抓人。
他们其实很早就怀疑到王倬，进行了布控，但到现在也不想立刻抓捕。
因为二十万巨款不知去向，专案组怕打草惊蛇。另外，他们那时候还不能确定王倬是单人作案，还是同伙作案。
蹲点人员是由北京市局刑侦处处长刘汉臣亲自率领的，那里的片警郝继民也加入进来。当时还有个小笑话。
侦查员在李广桥街附近活动，有位李大爷警惕性很高，他拉住郝继民说，这里不是公园，又不是礼拜天，怎么一对儿一对儿搞对象的人在这转悠？我看很不正常。
郝继民连忙对李大爷说:“不碍事，您放心回家歇着去吧！”
侦查员对王倬家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细致到每时每刻都有记录，王倬家烧东西被侦查员发现，刘汉臣处长立刻命令去收集煤灰、纸灰。
不久后，鉴定科科长刘云启明确确定，大量灰烬正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市局闵局长就下达了抓捕令。
这个迹象说明钱藏在王倬家里，如果他再烧下去，对国家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抓捕行动确定在4月4日深夜零点，行动人员突入王倬家，在被窝里把王倬抓住。
王倬当时拼命挣扎，拒不认罪，还辱骂行动队员。张可民则扑到儿子身上大哭，说侦查员欺负平民百姓，乱抓人。
王倬被带走后，王倬他妈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一动不动，问什么也不回答。侦查员查找赃款很费了些工夫。
但是屋子就那么大，侦查员也不是吃素的，天亮后，他们终于发现痕迹，在西屋地下找到了赃款。
地下挖开时，张可民被带到坑边，老太太吓哭了，说:“可别把我埋里边呀！”王倬面对铁证，也再无话可说。
二十万在那时是天文数字，王倬犯罪情节严重，所以于1960年7月28日，被判处死刑。
王倬的母亲张可民犯有窝赃、包庇罪，情节也挺严重，当时人们都认为张可民会被从严惩处，但总理有不同意见。
总理说: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我建议还是不要重判，押押就算了。
所以张可民虽然被判刑十五年，但实际上服刑三年就提前释放了。她出狱后回了东北老家。
而王倬妻子因为不知情，没有受到牵连，她在王倬被处决后改嫁了。她在那个院子里一直生活到1993年，直到*迁拆**。
这场惊天大案到此真正成了历史。
• END •
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