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立温州第一医院建院100周年之际，思绪万千，联想浮翩，一医亦是吾开启中医人生之旅的第一站。因人在海外，不能到场庆贺，特将以前写的有关温一医的文章再发一次，重现先贤当年风采，以示敬意。
忆先父黄问羹二、三事
先父黄曾爕，字问羹(1895-1976)。原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公元189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瑞安声势显赫、比户书声的黄氏家族。先祖黄哲人和清兵部侍郎黄体芳之父黄吉人是亲兄弟。到我先祖父（也是中医）那代，家道败落已经一贫如洗了。父亲十八岁(1913 年)毕业于瑞安旧制中学，本想找一个小学老师的岗位挣钱来帮助家庭生活。适有表兄唐翼甫先生从日本山口县高等商业学校寒假返温，问及父亲的处境。他劝父亲同他赴日，投考五校官费。父亲以家庭经济情况向他明言，他立即为父亲设法凑了壹佰圆(当时中国洋壹佰圆可以换贰佰六十圆)作为赴日路费及预备期生活费。
父亲先去投考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1913.11-1915.1），后入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深造（1916.2-1922.2）。毕业后到千叶病院内科做研究工（1922.4-1923.8）。在日本留学接近十年。学成归国在山东公立医学专科学校任内科、儿科教授。1925 年7 月，父亲送亲眷返籍。当时，温州省立中学校长金荣轩先生知道后，劝告他说：“你，黄问羹，留日学医就得回家乡为老百姓治病服务才对。”当时温州瓯海医院（温州第一医院前身）董事长吴璧华也劝止留温，聘他为瓯海医院内科主任，不久任院长。在职8 年，他招引各方英才，增聘医师，配备护士，初步为瓯海医院建立了一支比较完整的医疗技术团队。增设医疗服务项目，组织义诊，积极扩大医院的社会影响，使业务得到发展，经济收入增加。在此基础上，他主持扩建医院院舍，添置外科器械，建造了手术室，扩充了床位，增设化验检查项目，还将自己的一架德国产的显微镜(在当时价值不菲)捐赠給医院。使瓯海医院成为温州地区最有实力和社会名气的医院。1932 年，出于当时社会压力以及官署的矛盾，被迫辞去院长职务。民国22 年（1933），医院移交給永嘉协济善堂管理，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杭州开业，创办“长生医院”。后又在温州合办“平安医院”。其间先任在国立浙江大学医务处处长（1933.2-1934.8）、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内科儿科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主任（1935.2—1938.8）、江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内科儿科教授（1939.2-1941.2）、国立英士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1944.2-1944.6）。解放后受聘于温州第一医院任副院长兼内科主任，并一度兼温州卫生学校校长。他从医50 餘年，熟练内、儿科诊疗工作，精通日、英、德三国外文。著有《内科学》，《儿科学》等医学专著。医术精湛，工作热情，一丝不苟，名望甚高。在防治血丝虫病流行时，不顾自己已60 多岁高龄，亲自深入贫困山区开展防治工作，受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赞许。他曾任温州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52 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6 年转为农工民主*党**，任该*党**市委组织部长。同年加入中国*产党共**。曾任市科普协会医学组主任委员，市卫生工作协会中医中药学术研究会主任委员。1952 年林镜平成功施行全省第一例开颅手术。于是，当时社会上流传温州第一医院“外科有林镜平的手术刀，内科有黄问羹的听诊器”,足见盛誉极高。
父亲治学开明，从善如流，虽然他已经是很有名的西医。但他对中医药有很大的兴趣，对针灸更赞叹不已。在1957 年中医政策贯彻时，还翻译日本的皇汉医学文章给大家参考。在第一医院中医科开办过日文课。但由于当时社会推崇俄文，没有历史远见。因此没有坚持下来。父亲说：“我一定出一个儿子去学习中医”。于是我的中医生涯就开始于父亲支持祖国医学的愿望。父亲还担任了市卫生工作协会中医中药学术研究会主任委员。和很多的老中医有很深的交情。所以他们都愿意把他们的经验和绝活毫无保留的传给我。尤其在*革文**期间，我又得到金慎之先生，白仲英先生等的爱护培养，因他们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了，不能看病，他们都把病人介绍给我，并在幕后指导我用药，把他们的经验传给我。他们的苦口婆心讲解，至今仍历历在目，使我终身受益。这一切都是托我父亲和他们的交情所赐。
父亲一生做人正直，正如他的坐相。他到老都是正襟危坐，从不东弯西倒。他走路很快，爱吃红烧肉，一生几乎没有病。我记得他仅仅因胆囊炎和颈部囊肿动手术住了几天医院。他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开会时他总是先到等别人，没有让别人等他。他说这样做，一是对别人的尊重，二是不浪费别人的时间，时间比金钱贵。他的钟表总是快一刻钟，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早到先生”。在那人妖颠倒、斯文扫地、知识当垃圾的十年*革文***乱动**时期，父亲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动反**学术权威被批斗，人格受到了*辱侮**。他总是讲：“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 。所幸他做人正直，人缘极好，那些好心肠的清洁工和医务人员都在暗地里保卫他这老院长，使他安然地渡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好处。那时父亲总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脸上流露出漠然的神色。亦只有那时，他才有时间和我们讲起他那流逝的往事。他说他不迷信，但是他说他一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遇到三个算命先生，都说他只有六十八岁的阳寿，结果他活到八十二岁。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去找他的第一个算命先生，这就是第一医院药局主任王英(他也是留学日本的,懂算命之术)。王英就告诉他：“在算命之术里，有常也有变。你人做好，老天会给你老人家加寿的”。父亲说，有一年温州流行乙脑，到晚上医院的东边空地总有贫苦的人把病重的小孩抛在那里。他立即在那里搭草棚进行抢救，活人无数。我的堂姐黄宗英的弟弟黄宗汉在少年时得脑炎也是父亲给治好的，故有他母亲要他拜父亲为亲爷一说。还有他告诉我们，他在杭州行医时，有一次一个车夫得了肺炎，高烧不退，需要打盘尼西林（青霉素），那时盘尼西林比黄金还贵，车夫没有钱，父亲就自己出钱给他付药费。车夫还是不能留下来治疗，因为他的家人还等他拉车挣钱养活。.于是父亲就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除留下自家里用的钱，其他的钱都给车夫了。他说大概就是一些功德让他添寿了。他一生资助了不少的学生和病人。有趣的是有一次，隔壁邻居的一个小孩欺骗父亲说‘自己没有钱去念书，要去*血卖**交学费’，父亲马上就给他钱，叫他不要去*血卖**。事后大家告诉他‘这个小孩是欺骗你的’，他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凡是有病人慕名而来请他看病，他就马上一改脸上漠然的神色，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仅仅用听筒与他的双手检查，得出结果与放射科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他那精湛的检查手法，到老还是那么的精粹，令人赞叹不已，不愧是日本千叶的高材生。六十年代，我的堂姐黄宗英与她的丈夫赵丹来温州看父亲。亲戚那么多年没有见面，理应先亲热一番。那知父亲的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令宗英姐一生难忘。多年后，宗英姐告诉我，“叔叔说的是：‘小妹，你的脖子有点粗，你要去查查甲状腺。’”宗英姐说以后我有机会写有关医生的文章，一定要把叔叔那种敬业的精神写入她的文章中。父亲还告诉我们在江西医学院当教授时，曾经给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先生的老婆和儿子看过病，蒋经国很欣赏他，并问他是否得意？父亲书生习气十足，安分守己，并没有奢求提携。记得我母亲有趣地告诉我，有一次蒋经国先生的儿子有病请他。他慌了连听筒掉在地下，象牙的耳塞也跌破了。温州沦陷时，日伪*动反**势力多次游说父亲为其效力，均遭到婉言拒绝。特别是有一次，也是留日的陈公博（汪精卫手下第二号人物）因父亲治好他的肺病，他要我父亲出山帮他。说穿了也就是说要我父亲当汉奸，我父亲当然没有理会他。在抗战期间，大概在１９４２到１９４５年间，父亲为了避开日本人的纠缠（因父亲会说日语），宁愿用竹笼盛着药，雇一个挑夫挑着，行医于温州、瑞安乡间为老百姓看病，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父亲总是那么的温和可亲，不发脾气，做人低调。他资助了不少人，培养了不少人，但他从来不提这些事。记得温州医学院眼科缪天荣教授在送葬我父亲的时候告诉我，他也是我父亲的学生。但父亲从来不提，他教导我们要爱祖国、爱人民。如今我亦老年，每当在异国他乡想起他老人家的教诲时，我总是热泪盈眶，不能自禁。我觉得我应该把我得到的一切还给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为它的强盛添砖加瓦，以告慰他老人家与各位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