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海军一路向南，侵占了珠海三灶岛。

为了储蓄后备力量，日军从当地遴选出20多名青年，组成青年团，接受基础学科与日语的训练。

这群中国年轻人被迫为日本人“打苦工”——在日军医院做翻译、做防疫员、去慰安所消毒、为“*安妇慰**”体检或防治性病……

“没有办法，不服从就会被杀。”

他们既是侵华日军历史中的受害者，同时又被迫成为加害者的‘助手’。

在罪人日记和受害者叙述之外，他们为“*安妇慰**”制度的全貌，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搜狐极昼工作室采访了这群年近百岁的老人，聆听了他们的讲述。

慰安所里的中国“帮工”

钟泉96岁了，衰老已经毫无悬念地占领了他的身体。

几年前的那次白内障手术也没能挽回视力，他的眼睛看不清楚了，身边要常备一支放大镜。耳朵也不好使了，别人凑近大吼，他好像没有听见，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只有一些词，能激活他的记忆，“*安妇慰**”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前，16岁的钟泉以另一种方式卷入了那段历史。

1937年，日本海军一路向南，侵占了珠海三灶岛。为了储蓄后备力量，日军从当地遴选出20多名青年，组成青年团，接受基础学科与日语的训练，钟泉是其中一员。

尽管他并不愿意，但不会日语，就没有工作，只能做苦力。

他在日军医院当过翻译、防疫员，作为替补医护人员，去慰安所消毒，参与“*安妇慰**”体检与性病防治工作。

“没有办法，不服从就会被杀。”钟泉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在三灶岛上，至少四位在世老人曾为慰安所服务。

91岁的谭贵爵在慰安所食堂做过杂役，为“*安妇慰**”代笔写信。还有村民曾在慰安所里打扫、烧水、拔木板上的铁钉。

当年，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见证了那段历史。

这些故事，在八十年后击中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丽菲。2019年3月25日，作为中国“*安妇慰**”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与三名研究生组成调查小组，赴三灶岛调研。

如果在罪人日记和受害者叙述之外，还存在第三种见证的话，或许就是钟泉这群人。

“像钟泉老人这样，既是侵华日军历史中的受害者，同时，在一个被迫的环境下，又是加害者的‘助手’，这样的两重身份，（在过去的调研中）是很少的。”陈丽菲说，他们的讲述，为了解“*安妇慰**”制度的全貌，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96岁的钟泉眼睛看不清了，他需要借助放大镜来阅读。王彦入 摄

必须使用避孕套

一栋不起眼的灰色砖墙建筑隐匿在成片的岭南民宅里，远处飘来的施工噪音，让这里的傍晚显得更为安静。

偶有游客驻足参观、拍照，停留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八十年前，这里是岛上最喧嚣的地方，上年纪的人习惯称之为日本兵的“酒吧”。

酒吧供应酒水，还可以点牛排和炒面。酒足饭饱后，日本军人购一张票，钻进后面高低不一的民宅，排队入房，每个房间都有编号。

这就是日军在岛上设立的第二处慰安所——“上表村”慰安所。其中一处被征用的老宅，如今早已坍塌，青苔爬上墙面，屋里长满野草。

对于普通村民来说，墙里的世界曾经隐秘而充满禁忌。

但钟泉在里面工作了四年左右。

18岁前后，他成为日军医务助手，定期为“*安妇慰**”体检，一周一次。

在他的记忆中，她们按照地域划分，“广州9个，台湾10个，朝鲜10个，香港也是10个”。

三灶岛一年四季湿度较高，气温变化剧烈，加上医疗设施欠缺，结核、疟疾等各种传染病肆虐。

为防止疫情发生，每天上午八点，作为防疫员的钟泉背着消毒箱，左手手臂别一个十字袖章，开始喷杀虫害。街面、水沟、日军办公室，都在消毒范围内，也包括慰安所附近的排污道。

1941年，日军攻打香港，从三灶撤出一部分兵力，医务室只留下一位医生，钟泉被升职为医生助理，“他教我怎么打针，怎么处理伤口，降体温的时候吃什么药，发冷的时候吃什么药。”

他开始为“*安妇慰**”看病，工资也由之前的每月7.5元翻倍为15元。

每周，领班将“*安妇慰**”送到医院，等候在检查室外，排队接受体检。领班多为台湾人或本地人，会日文，负责管理。钟泉记得，“*安妇慰**”坐得很高，他一手拿“鸭嘴”扩张器，一手持放大镜，为她们检查。

他与她们的唯一交流停留在询问与用药间，几十年过去，她们的名字仍刻在记忆里。

他握着记号笔，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流白带，谢瑞琼；发热，黄玫瑰。随后指着前者介绍，“检查有问题，要休息一个礼拜，给她吃药。”停顿一下，抬起头，继续介绍后者，“发烧也不能做，要打针，打葡萄糖水。”

“那方面，日本人管理得很严格”，钟泉说。

每周体检完，医生会发一包消毒粉，她们带回去，每次清洗*体下**时，舀一勺粉，倒进医生配发的罐子，再混合1000毫升的温水，搅匀。罐子里有一根长长的管子，消毒水顺着管子流下来，她们自行清洗灭菌。

钟泉回忆，管理“*安妇慰**”的领班，每周要来医务室领取避孕套。

“（日本人）必须戴，查到谁没戴，要严重处分的。”

谭贵爵曾在慰安所当杂役，帮忙烧水，当年，他才十几岁。

有时候，他在慰安所玩儿，看到地上的避孕套，以为是气球，就捡起来吹着玩儿。

一次，钟泉记得，一位日本兵被验到“小小的梅毒”，医生先把他打了一顿，再进行治疗，治完后，又打了一顿，并警告他，“不能再去找*安妇慰**，再去的话，就杀头。”

这套严格的卫生制度，既针对“*安妇慰**”，也适用于日本兵。

一旦检查出性病，立即隔离。

即使如此，后来解密的日军资料显示，岛上发现过至少13名性病病患。

“他们倒不是在乎*安妇慰**的健康，是怕感染了日本人，影响作战。”钟泉说。

隐身于一片民宅里的军人*会集**所旧址，后面的民宅曾被征用为慰安所。王彦入 摄

飞机、麻将与“情书”

日军飞机在三灶上空出现，是1937年12月6日的早晨，传单从天空中飘下来，轰鸣声引起了村民注意，“当时很怕啊，大家都跑到山上躲起来。”谭贵爵回忆，当年，他只有10岁。

400多名日军分乘3艘舰艇进入三灶。第二年，数千日军再次登陆。

三灶岛位于珠江入海口西南部，日军在华南地区还没有地面航空基地，他们打算在岛上修建*用军**机场，作为“海军第六航空基地”。

噩梦由此开端。

1938年春，岛上一位*片鸦**吸食者突犯毒瘾，偷走了邻居藏在屋里的美国枪，想要变卖买*片鸦**。

逃跑时，他碰上了日本哨兵，被当场击毙。

随后，日军开始大范围搜捕。

谭贵爵所在村庄，16岁以上的男丁，都接到通知，要去训话。

谭贵爵听人说，被抓走的男丁，“一个捆一个，像拉牛一样，一前一后”。

沙滩上，挖出一排大坑，他们被反绑双手，跪在坑边，扫射后，倒入坑里，一批接一批。谭贵爵的父亲就在其中。

反抗会招致进一步的*杀屠**。

那年4月上旬，游击队杀了3个日军士兵。日军认为，岛上有居民暗中接应，图谋叛变，立刻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

1938年4月12日至14日，三灶36个村庄、3200多座房屋、160多艘渔船被焚毁，2000多人惨遭杀戮。

后来登岛的日本“农业移民团”移民回忆，无法忘记村落附近草丛里堆积如山的被斩首的中国人的头盖骨。

当地一位在*杀屠**中失去亲人的老人，至今不看抗战电视剧，“怕勾起以前的感觉”。

12岁的李义兴是少有的幸运儿。

几轮*杀屠**，李家共有6人被杀害，李义兴被前面的尸体压倒在地，逃过一劫。

他与幸存的母亲、两个妹妹躲进山里，藏了四十天。日军搜山时，年仅一岁的妹妹因饥饿啼哭不止，为不暴露藏身之处，母亲一狠心，将她掐死。

活下来的人也难逃厄运。

一天，谭贵爵与几个邻居坐在屋里闲聊，门外狗叫，引来几个日本工兵。他们看见了谭贵爵和坐在一旁的女孩阿容，他们将阿容推进里屋。

谭贵爵听到阿容哭喊，“阿婆，我好痛啊”。

没人敢上前阻止。“你忍一忍呐！”阿婆朝里屋喊。

两三年后，谭贵爵听说，阿容嫁到外村，身体一直不好，日本投降没几年，便去世了，一辈子没有生育。

日军占领三灶后，开始建设机场，不少老人被征为劳力，搬运，敲石头。

还成立了“兴亚第二国民学校”，教授日文、体操、音乐、算术，实行奴化教育。谭贵爵正值入学年龄，在这里读了六年书。

第二年春天，第一家慰安所建成，一座旧式洋房，兼具食堂与浴室的功能，后面几座高低不一的民宅，是“*安妇慰**”的住所与工作间。

“榻榻米的房间约有一、二十间。白天下士官兵在规定的时间外出，准士官以上则夜间在此消遣。”

谭贵爵日文学校的老师——台湾人罗时雍在回忆录里记载，店里最初有十多个日本女人，每天至少要满足数百名军人的需要。

晚上十点左右，时常能看到一些准士官一副不悦的样子在楼下的屋门外大声叫嚷：

“给钱还不行吗，我们要玩女人！”

阿翠被“劫”来三灶时，二十三四岁，后来在慰安所当杂役的村民曾丁莲记得，她白白净净的，过耳中发，穿一身唐装，“好漂亮的”。

阿翠的父母是漂在海上的渔民，打渔时，她从香港海域被抓到了三灶岛。

1941年前后，日军在岛上设了第二处慰安所。阿翠便在此服务。

慰安所有士兵把守、专人管理，没人逃跑。

休假时间，经日军许可，“*安妇慰**”可在规定时间内，戴牌外出。

阿翠会去曾丁莲外婆家玩，外婆家门口有一张大棚，邻里喜欢在那儿乘凉聊天。阿翠偶尔到大棚里闲坐，“我外婆看到她，有时候有玉米啊，红薯啊，就煮给她吃。”

曾在慰安所当杂役的曾丁莲。王彦入摄

一来二往，熟络了，阿翠认曾丁莲的外婆作干妈。她在三灶慰安所待了三四年，有空就去干妈家，但从未说过自己在慰安所的遭遇。

曾丁莲在慰安所打扫时，每次见到阿翠，她和其他“*安妇慰**”一样，都是笑着的。

“脸色不好、烦闷，会引起日本人不开心，要砍头。”曾丁莲说。

没人敢将心事挂在脸上，“日本人知道，会杀头的。”曾丁莲又重复了一遍。

曾丁莲与阿翠的对话，她已忘得差不多了。

唯一还能记起的一次，她在慰安所打扫，抬头看见阿翠，“很想念爸爸妈妈”，阿翠说。这是她为数不多的感情流露，但也仅限于此。

“没有一个脸色好看的”。

方福泽曾在慰安所帮工，当年，他十五六岁。“那些*安妇慰**冲凉需要烧柴，（烧柴的）木板里有铁钉，我就负责拔铁钉。”

他曾在慰安所，碰见四位广州的“*安妇慰**”，休息时，跪在地上，围着一张三四十厘米高的小方桌，打麻将。

谭贵爵还帮她们写过信。

1941年，日军攻打香港，从三灶征调了一批士兵。士兵走后，几位“*安妇慰**”找到会说写日文的谭贵爵，请他帮忙给“情人”写“情书”，一位“*安妇慰**”还在信里让“情人”帮忙买一个钟表。

每次，她们都自备纸笔，并嘱咐谭贵爵，要写满两张纸。

“一张（纸是）无情信，两张有情义”。

日本人回信，她们又请他念给她们听。作为回报，她们将纸笔留给谭贵爵。

谭贵爵记得一个细节，寄给日本人的书信，只需在封口处画一个十字，便没人敢打开看。

曾在慰安所食堂打杂的谭贵爵老人。王彦入摄

抢救记忆

投降的消息首先在日本人中间传开。

1945年8月，三灶岛的日本冲绳移民在日文小学里集合，移民团团长宣读了日本天皇的诏书，随后，他们坐船离开。

“*安妇慰**”也被遣散。

辞别那天，阿翠专程赶到外婆家，曾丁莲从她脸上看到了少有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她陪阿翠出门，将她送至莲塘码头，看她登上“比山还要大的日本军舰”。

抗日胜利后那两年，阿翠特意带上手信，过海两次，探望干妈。她聊起不太富足的境况，也谈到弟弟和姐姐，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婚事。

再往后，就没联络了。曾丁莲想了想，“应该已经过世了”。当年十五六岁的曾丁莲，如今已年过九十。

日本人撤离以后，钟泉的生活回归平静，结婚生子，养家成了首要任务，那段往事被尘封在记忆里，很少为外人道。

1970年代，钟泉与村干部发生矛盾，分田到户的指标“不够一家吃”，为了活下去，他藏进货船夹板的隔层，偷渡到澳门，在茶餐厅做过云吞面，杀过猪，也在咖啡厅当过服务生。

后来他听人说，去澳门后，村里开大会，村干部把他立为反面教材，“说我勾结海外，偷渡澳门”，但这是否与自己曾任日军医务助手有关，他不清楚。

被迫在慰安所帮工，因此被贴上“汉奸”标签的中国人确实存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安妇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记得，上海，一位私宅管家名叫黄文忠，日军侵占宅子，将其改为慰安所后，强迫黄文忠留下，为他们运送大米、油、盐、酱、醋等物品。

除他以外，这座慰安所内，也有数名中国工人。

“*革文**”期间，因为曾替日军工作，黄文忠遭到批斗。

“那是战争时候，（普通民众）当然是要活着。”

苏智良说，不能脸谱化地去评价这个群体：

“（不能）很简单地说帮凶或者汉奸。”

那次调研完一个月后，黄文忠就去世了，“他感觉到很压抑。”

据苏智良了解，海南的几位老人，也曾因在慰安所工作，“*革文**”时遭受羞辱。

“我们去调查，大多不太愿意说，一问一答，很畏惧。”

钟泉也很少和家人说起这些事，他常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一个人发呆。

去澳门的前十几年，他没回过一次家，与妻子儿女全靠书信联系。直到1988年儿子结婚，钟泉才第一次回到老家，“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儿子略带抱怨地说。

他听父亲与邻居提起过在慰安所工作的往事，但他不关心，也从未与父亲详聊过。

谭贵爵的家境与钟泉类似。他生了两个儿子，四个女儿，成天忙于田间地头。

他怕惹祸，抗日战争胜利后，立马烧掉了日本学校的毕业证，再没说过日语。

直到2013年，珠海市金海岸中学老师刘昌言发起组建了三灶岛日军侵华罪证调研团队，他们陆续发现了多处日军遗迹。

走访过程中，刘昌言结识了多位亲历战争的老人，其中就包括钟泉、谭贵爵。聊到老人们当年的经历时，他意外地发现，老人们不仅见证了日军侵华，还曾与“*安妇慰**”打交道，他开始记录这段历史，并拍摄了纪录片《三灶1938》。

谭贵爵的外孙女关伟霞，看过纪录片之后，才知道外公的那段往事，“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也不知道他会说日语。”

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关伟霞几次担任翻译，看到谭贵爵在纸上给记者熟练地写下日语，她既惊讶又兴奋，重新认识了外祖父和这段历史。

这些老人身上，依稀残存着日军定义的规范。

87岁的村民汤兰好说到“こんにちは（您好）”时，会不自觉抬起右手，行一个军礼。

一位101岁的阿婆与人道别时，低声不断重复，“さよなら”（再见）。

曾被征用为“*安妇慰**”住所的民宅，现已破败不堪。王彦入 摄

2019年3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安妇慰**”问题研究中心陈丽菲教授与三位研究生组建调查小组，赴三灶岛实地调查。

包括钟泉在内的几位调研对象，给陈丽菲留下了深刻印象。

“全部都是高龄的历史见证人，他们都卷入到（*安妇慰**）制度的运作，曾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记忆，有很多细节，甚至说深入到了内部。在一个不大的区域中，集中了这么一群较高质量的历史见证人，是比较少见的。”

在陈丽菲看来，这群见证人，为进一步深化侵华日军“*安妇慰**”制度的运作认识，提供了不少弥足珍贵的新鲜细节和原生态、多样化视角。

如今的三灶只是一个普通的岭南小镇，钟泉、谭贵爵生活的村庄盖起了二三层小楼。

设立于八十年前的第一处慰安所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酒店式公寓，七层半高，外墙贴着鹅黄裸粉相间的瓷砖，门厅的LED屏滚动*放播**着：欢迎入住。

那些记忆经过时间冲刷，脆弱如这群年近百岁的老人。

一位亲历者，三年前突然中风，如今，已记不清那场战争的细节，常挂在嘴边的只有：“日本人强迫我们，男的、女的，念日本书……”

老人的妻子感慨：“你早几年来，他能讲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