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来华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就把绘制中*帝国华**的地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他们把自己积累的制图材料用于启发中国人，并满足其同外部世界关系中的好奇心。标明中国在现代绘图学中的方位的传教用地图还可以回答中国人的问题，如：这些“聪明的洋人”从何而来? 在华的耶稣会制图家们还出版了一些指导对东方有兴趣的欧洲人的著作。他们深知精美的绘图质量和漂亮的地图外观的好处，这是超越语言的。耶稣会士们的制图工作还对传教有直接的好处，有利于完成在这个庞大中*帝国华**范围内宣讲福音的使命。
从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早期活动到18世纪后期被*压镇**为止，绘制地图都被看成是耶稣会士、会友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中国同事们的一个合作项目。耶稣会士们为扩大传教规模为朝廷效劳，同时也满足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情报的渴求。
耶稣会士绘制中国地图的传统中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故事。18世纪头15年，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亲自提出一个计划，命令在华传教士对全国进行实际测绘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一幅地图。该地图后来在中国和欧洲出版了，为中外提供了有史以来最精确的中国地图，这幅图一直用到19世纪中叶。
中国地形描绘和绘图传统的开创同西方无关，而且早于西洋人入华，大型地图和更加具体的地方地图就一直在绘制着。中国地图上的标位不是通过天文观测而是根据地区与地区间的测距而得出的。因此通过上述方法编制出了令人惊奇的高精确度地图
朱思本Chu Ssu-pen，(1273-1337)编《舆地图》(Yü ti t'u，1311-1312印制)时元朝的制图学就达到了顶峰。该图原型当今无存，“但大约与此同时还有其它印制好的地图……这清楚地表明，元代中国地图完全使欧洲同时绘制的任何地图黯然失色。”
随着传教士来华欧洲人的地理学知识和经验也传入中国。自16世纪后二十五年传教初期以来，耶稣会士科学家一直很想了解他们脚下这块大地的地理情况，他们研究中国人的制图学，自己绘制当地地图，为有兴趣和充满好奇心的中国人讲解欧洲编绘地图知识。
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过程中最重要的起步是葡萄牙地图绘制家L·J·德巴尔布达(Luis Jorge de B arbuda)于1584年在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世界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发表的地图(图8.1)。该图被誉为“欧洲出现的第一幅单幅中国地图”
利玛窦不断改进自己的世界地图。他1602年世界地图现存本为地图绘制史上最杰出作品之一(图8.2)。利玛窦把所有名称和地名都翻译成中文，把中国置于地图中央位置，给予中国人以“中央王国”自居的传统骄傲感
利玛窦的地图又作一些改进。例如耶稣会传教士Francesco Sambiasi(汉文名毕方济，1582-1649)对1648年的世界地图作过改进。改进后的地图更为简明，图上地名也比利玛窦原图少些，自利玛窦以来经桑比亚瑟改过的地图搜集了一些反映现状的新知识，如新几内亚正确地被称作海岛。为尊重中国新王朝，中国也不再叫“大明”--这是利玛窦地图上的旧称--而客观地标明中国中央王国(中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S. J.1628-1707)出版的艾儒略新版地图附有一份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当代欧洲世界地图·南怀仁《坤舆全图》(1674)主要取材于尼古劳斯·瓦斯纳(译音Nicolaus à Wassenaer)1661年地图
从利玛窦地图及其派生的其它地图到艾儒略地理学里，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都从中得到了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与此同时，传统描绘世界的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17世纪，在华的耶稣会教士们逐渐把向中国人解释欧洲和世界的重点转到了面向欧洲人的东亚地理探险和地图制作上。显然远东早就出现在欧洲地图上了，但人们都迟迟不能将其面貌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
耶稣会传教士们不仅把新的地理学方面的情报传递给中国人，而且相反地也把对中国更为准确的描述传到欧洲。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欧洲人有关中国地理学和制图学形象在17和18世纪其实几乎都全从在华耶稣会士们的资料中得到。耶稣会士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依赖中国地图制作传统。多数学者一直粗率地把许多耶稣会士的中国地图的资料来源单独归于中国人。然而肯尼斯·陈(KennethCh'en)就指出许多资料来自利玛窦
中国学者马雍(Ma Yong)认为那种长期持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S. J.1614-1661)地图主要译自《全图》的观点过于草率。他在最近一篇研究17世纪欧洲传教士关于中国的重要地图制作著作--卫匡国的Novus Atlas Sinensis的论文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卫匡图编制《地图》同时，另一位波兰出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也正编制一本含中国各省和描述中国的地图。卫匡国同新建立的清王朝皇室(1644-1911)一起工作，而卜弥格赴欧代表永历皇帝(朱由榔)(1623-1662)的遗臣，徒劳地求助西方援助，以图重建明朝对中*帝国华**的统治。卜弥格1651-1652年在赴欧途中继续从事中国地图和地理研究工作，但是地图却未能出版，也许是卫匡国作品问世的缘故。卜弥格地图手稿散落各地，有的已经遗失
比利时耶稣会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S. J.1624-1693)为其著作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cae Sinicae提供了一幅中国地图(图8.5)，如同他之前的卫匡国和卜弥格一样他也返回欧洲，沿途宣传，并随身带了一名年轻的中国青年基督教徒。柏应理著作中的地图吸收了卫匡国的材料，他随意从其耶稣会士同仁处获取资料。当清王朝改设18个省多年后，他仍恪守明王朝的十五省编制。
法国传教团来华伊始，预计地理学会起重要作用，会引起法国人对中国地理极大兴趣。首批法国教团中有几名被选中，这是由于他们经过地理学方面培训的原因。他们在东行船上划分了学术工作，每人一到中国即开始专业培训，新而更有组织的合作科研项目就开始进行了。
17世纪巴黎成了欧洲绘图发展中心。1669年意大利出生的天文学家和地志学者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被召到巴黎主管那里的天文台。1679年他设计了一幅巨大的球体投影图，经过校正，表明是一大新发现，测量和观察均可靠。
全世界学者都积极提供数据协助卡西尼绘制地图。其中有数学教授让德冯特奈(1643-1710，Jean de Fontaney，S. J.)。他准备出任首批法国赴华传教士负责人，与此同时又与卡西尼一道探讨为巴黎天文台提供天文数据的可能性并作一些地理学方面的观测。1685年德冯特奈(汉文名洪若翰或洪若)离开巴黎时已经过地理学技术方面的训练了，他表示还要为亚洲地图提供数据。
在法国传教团同在中国进行地理学方面的联系更密切了。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耶稣会教育同地理学研究密不可分。
学术团体普通成员的联系不断加强，欧洲地图绘图学家同耶稣会传教团在地理学调整方面合作紧密，关系还在不断发展。让巴蒂斯特·里乔利(Jean-Baptiste Riccioli S. J.1598-1671)在远离欧洲的传教岗位上从事经纬度定位研究。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教团已为中国多数城市定了位。遗憾的是经度和地球圆周的测算还不够精确。
法国耶稣会会士于1687年到中国后即开展了多种活动：让人们信奉基督教，增强耶稣会士在康熙朝廷的地位，从事拟议中的科学文化研究。耶稣会一个重大项目就是负责朝廷对整个中*帝国华**全面的观察。到18世纪头10年，由于大清帝国版图迅速扩大，对康熙皇帝来说明显需要一份真实表现庞大帝国面貌的精确地理图。耶稣会当即表明他们对此事的兴趣和测绘及制图方面的能力和技艺。在得到皇帝批准后，耶稣会联合了足够数量经过绘图技术训练的耶稣会会士，搜集了有关地区背景情况的丰富资料，让会士专家们在调查整个帝国的基础上仔细考虑绘制一份完整而科学的地图。这项工程满足了耶稣会编绘中国地图的愿望。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的意义在于又一次证明他们在朝廷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无论在中国地图或欧洲地图上，这份倾全力编绘的地图可谓真正反映扩张后的清帝国面貌的第一部地理作品。经科学探险与研究而成的地图不仅为清王朝帝国政府提供了一份科学地图，送回欧洲后也成了欧洲人使用的中国地图。
永平府--北直隶管辖之城府
据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北河(Pei River)与温榆河(Wen yu River)周期性洪水使康熙皇帝深深感到有必要对京郊四周搞一次详细调查的必要。1700年耶稣会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和巴多明接到绘制该地区地图的圣旨。
加丹道路地理测绘图及其论据
皇上对地图很满意，又召见雷孝思、白晋和杜德美(PierreJartoux，1669-1720)绘制自永平(音译Yung-ping)到甘肃西宁(音译Hsi-ning Kansu)长城一带的地图。
训练有素的地理学家雷孝思负责制图计划，并于1708年6月4日(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带领一小队耶稣会测量员出发了。冯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S. J；1669-1748)虽未参加这项工作，但仍为人们留下了一本行程大事记，对雷孝思和戈比的记述作了补充
受朝廷指派绘制一幅精确的专用中*帝国华**图后耶稣会着手调查中国各省并收集*藏西**、鞑靼和朝鲜等边远地区的材料。十年内这项巨大工程完成了，一件惊人而精密的杰作呈递康熙皇帝了。
到1709年5月8日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该地区彷佛被废弃多年，要找到必需的人力、马匹和粮草几乎不可能，须知这项任务要持续好几个月。但皇上有先见之明，他发旨到各城镇满族文武官员对绘图者以全力支持，政令如此畅通无阻，该项工作进展顺利
要承担为帝国绘制地图的如此重大任务没有皇帝资助是难以想像的，人们因此看到朝廷为这项艰巨任务提供方便是何等的重要。
一开始耶稣会士们便把先前将长城作为南疆的考察资料用于这项新项目。东鞑靼地图在年底完成了。如同早先的地图，这份地图又博得了满族皇帝的欢心。“这幅地图皇上很喜欢，作为在北京出生的满族皇帝不离京城即可见到故土，他能在一刻钟内从地图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是仅靠听禀报得不到的”
三位神甫奉旨着手绘制(北直隶)工作，这是京城所在的省份。他们在这一地区自1709年12月10日工作到第二年6月29日。这份地图的不寻常性在于其位置的重要，因为是帝国政府所在地。
这幅图更受欢迎，所描绘的省份非常著名，皇上亲自详细查看，特别留心那些他曾经路过的地方。他还要某官员实地测一测(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去乡下时丈量道路)。他还向传教团表明将对图的精确性如何作出答复，如果其余被证明不错，教士们的工作就更让皇帝满意，再不会被斥责了
如此看来直到此时耶稣会会士制图学家似乎还处于试验阶段。中国知识界中有些人*制抵**西方在制图上的影响，他们担心自己职位受到闯入的耶稣会科学制图技术的威胁。因为康熙皇帝颁旨绘制京都所在省份图，该地区也已由文件和资料证实。会士们能研制出新地图，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出色地完成北直隶地图后，传教团雷孝思、雅托克斯和弗里德利三位教士被派到阿穆尔河(Rio Armur)中游
到1711年，皇帝作坚强后盾，耶稣会制图工程明显加快，为确保全速推进，传教团分成了几个调查小组。中国各省区及其余边远地带的制图工作齐头并进(
陕西和山西二省地图于1712年底到1713年初由汤尚贤和麦大成完成。杜赫德(Du Halde)曾对这二幅“各宽十英尺”
满大人把地图呈递皇帝，禀报情况后静候陛下吩咐。德塔特也在恭候皇命。皇上召见了他并指出一些皇上亲自察看过的地方，像内行似地多次称赞：“一点不错”(I-tienpu-tso)，看来地图万无一失了。
觐见君王者见到一件事引人瞩目，皇上看了另一幅同山西、陕西有关地图后武断地说有条河道画错了。德塔特对皇帝的错觉很敏感，委婉(出于对君王的尊敬)而明确地解释画法没错，皇帝沉思了一会儿后却说“错了”(Tso 1yau)，意思是说“我(朕)错了”，这是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的一次大让步
截至1715年底，余下的十三省地图陆续完成
神甫们需要半径两英寸的象限仪，他们经常要仔细核对象限仪，验正海拔高度。他们有一个罗盘，几部仪器，一个摆锤及其它一些为完成皇上使命所必须的设备。他们把绳索准确地分割成几段，仔细丈量到北京的距离。一路上常常观察太阳子午线，每时每刻都要查看罗盘方向，观察变化和峰顶倾斜度。
在这广阔地区雷孝思、雅托克斯、弗里德利和巴多明一直观察标杆高度、丈量距离、注意罗盘方位单位，弄清该地区的每个细节，在这方面南怀仁神甫先于他们了
白晋(又名白进)在早期一部书中描写了法国耶稣会士的科学准备及从巴黎带到北京的仪器情况
其它资料提到了制作程序，但却没有那种像雷孝思那样用文件资料来加以证实的了。方位基本上是用三角测量标出，最后得出来的第一幅地图就是通过这种测量方法而来的
人们可以见到地图绘图学家采用的基本方法，包括测量距离以得到不同地区的经纬度。纬度划分过程通过观察太阳高度和北极星来完成。至于经度教士们有时借助于月食和木星卫星，但这种方法却往往难以达到期望中的准确度
传教士们以北京为子午线，得到了各地的经度线读数，他们知道自己的仪器尚不完美和精密，在巴黎如此作法甚至导致了更大的偏差，将巴黎到北京的不准确距离强加于整个过程也是不妥的
如巴德利暗示，传教士们在依靠描绘满清帝国的本地材料时并没有遇到过多困难。尽管他们不时为中国和满清官员的妨碍而困惑，但都因朝廷的支持而克服了。这些官员们由于工作方法不同，担心其名誉地位受损而起嫉妒之心
度亚尔特在其序言中解释雷孝思的意义并贬低非耶稣会士的作品，他说：
我们在作品中向公众展示的情况(不同于以托勒密系统(Ptolemaic Systems)为基础的欧洲早期地理学作品和中国的原始资料)，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自己本不该把自身局限在中国政府的地图上，也不该局限在几乎要测完整个帝国，尤其是鞑靼地区，耗费了我们大量劳动，吃尽了苦头，这都是满清贵族带给我们的，我们也不必印制甚么回忆录，只有全身心地投入。但我们决心有一个全新的开端，利用这些到手的材料，把它们当拐杖用，为观察选好地点。我们务必把自己所带的生活用品压缩，必要时还包括原来的打算
其实耶稣会传教士们对地方帮助依赖性很大，并非如他们所说“自己走自己的路”
康熙皇帝颁旨选派几名官员主管丈量，因此末了他们对所经之处的地名都记熟了。计划要测绘之处的地方文武官员领着挑选的测量帮手静候差遣，算是报答浩荡皇恩。一切工作井井有条，准时按计划进行。这是皇帝圣明的有力证据，要测绘如此庞大的帝国疆土，没有上下左右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
为遵循皇帝旨意各地还为耶稣会做了大量其它工作。
尽管杜赫德在书中致谢部分说得不够明确，但还是间接地提到传教士们应感谢对地理学。绘图学重要性认识不断提高的中国人。
李约瑟可能因亲华而褒扬过头了，但我们不妨也听听他的说法：“由于掌握这部分知识的那一代中国地图绘制者的扎实工作，中国制图学才成了现代地理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搜集*藏西**制图材料中起了明显的作用。须知，为该地区绘图并列入传教士计划中，但耶稣会士的地图中却包括*藏西**。为给*藏西**绘图，也为几个不易进入的地区(如日本、朝鲜及满洲边远地区)，传教士们使用了满汉官员们提供的资料
1721年在中国出版的第二版木版教会地图(32张)就用的是根据这次获取的*藏西**制图资料绘制而成的*藏西**地图
关于朝鲜地图绘制材料也取自中国，因为传士教很难到该王国考察探险。雷孝思又一次挑起了编制朝鲜地图的重担，着手分析中国人得出的数据，再将其同耶稣会友们在边境地区发现的情况加以比较。尽管不太行得通，所得资料准确性也成问题，但他可根据这众多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
神甫们除依赖所提供的不能去的地方材料外，还利用满、汉学者及其助手为他们的测绘工作出力。其中之一就是何国栋(译音，Ho Kuotung)(18世纪人)
传教士们在康熙年间大规模的地图绘制活动显然得到中方大力支持。皇帝个人兴趣及其统治这庞大帝国需要的学识不仅推动了教士们的测绘工作，也鼓励了汉人、满人和蒙古人的探索活动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传教士们都全力投入地理学方面工作了，那么谁来关照为数不少的中国教徒呢?1717年，约有120名传教士在华工作，其中28名属法国教会
耶稣会为康熙皇帝准备的地图集被送到北京，这表明测量工作已告一段落，下一步计划是印制中文版了。1717-1726年间四个不同版本问世。第一种为1717年有28张图的木刻本，即英文题为《综合皇家地图集》(A Comprehensive Imperial Geographic Atlas)的《皇舆全览图》(Huang yü Ch'uan lan t'u)。该版虽属综合数据而成的首印本，在制图史上意义重大，但很快就被校正、修订了。1719年含32幅图手抄本完稿，其中补充了三幅*藏西**与黄河上游地区的地图。地名及其它术语均已得到规范，满文术语也不用了。该版有44张，系会外牧师马国贤(又名里拔或李帕，Matteo Ripa 1682-1745)在北京用铜版印制的。马国贤参加了耶稣会实测活动，是一个熟练的铜版雕刻家，先前曾创作了一套36张铜版画--“热河行宫全景”
1721年32张第二个木刻版问世，马国贤根据1719年版式，对许多细节做了校正，对*藏西**和黄河上游一带也做了进一步订正，并把名词术语由满文规范为汉语
耶稣会神甫们的原版地图经登录后今存外交档案馆。这是韦尔热纳先生(Mr. Vergernes)以终身年金3,000法朗为代价从丹维尔(d'Anville)处买回的。该地图编号为No.1648a，是用较坚硬的中国纸裱好的，蓝色中国丝绸作封面。城市名称皆用汉字。
1726年单张中国和满洲地图列入《古今图书集成》
18世纪晚期，乾隆皇帝授权耶稣会第二次勘测。葡萄牙传教士传作霖(Felix da Rocha，1713-1781)和若昂·德埃斯皮纳(译音，João de Espinha，1722-1788)被派往外出实地测量，并绘制松花江和土耳其斯坦新近被划入清帝国版图地区的地图。在1756到1759年几年紧张工作期间
从宋君荣(Antoine Gaubil，S. J.)通信录中我们发现，雷孝思曾将一册(多册?)1721年康熙时代耶稣会木刻本地图送往法国
杜赫德《描绘中国》中的精美地图的出现有复杂的偶然性。如前所述，17世纪晚期赴华的许多法国传教士都精通数学和地理、三角测量知识，这时他们具有特别重要性。他们赴华正是清帝国急剧向外扩张之时，这就导致了帝国统治者绘制一份反映帝国全貌的综合地图的想法。耶稣会传教士们依靠中国合作绘制地图的传统，用实干证明其科学技能，而且还赢得了朝廷对这项巨大工程的支持。
耶稣教会忙于这项工程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当然科学调查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卫匡国，其早期中国地图不用三角方法测量，经常用传统的中国绘图技术，然而制出的地图质量几乎只有法国教士能及。因此在华的传教士们多么想尽快地见到在巴黎印制的地图啊!1725年左右他们派人把地图送到法国以后真不明白杜赫德为甚么迟迟不开印。传教士们多次写信到法国催问为甚么总见不到地图问世。当然杜赫德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把地图压在手里直到为其写出评论。该份附带评论的地图被收入四卷集《描绘中国》，外加颇为壮观的其它地图，更是人们求之不得的了。
对为一广阔地区制图的中国测绘工作，欧洲学者、商人、传教士和公众都很感兴趣。杜赫德和丹维尔地图绘制得如此好，耶稣会会士测量资料如此全面，中国又被描绘得如此准确、客观，这是18世纪中叶欧洲和欧洲许多地区的地图望尘莫及的。1708-1718年间耶稣会地图及其不同版本直到19世纪末仍然是中国、鞑靼和*藏西**地区地图的基础。
耶稣会各部门间为完成这份地图配合十分默契。传教团125年的辛勤劳动同学习中国本地地图绘制学传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后期传教士们依赖的基础。尽管法国耶稣会的科学价值也已被承认，但他们同中方合作绘制地图的最终目标还是在这庞大帝国内宣讲福音。它仍然被看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其结果是为传教士们赢得了中国皇帝的恩宠以及传教区内官员和百姓的好感，并获得去清帝国边鄙地区的许可。
利玛窦绘制之《坤舆万国全图》
北疆译
【注】
(94)该版有41张或44张。见沃尔特·福克斯：《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der Mandju-Zeit》，Monumenta Serica 1(1935-1936)：Pp.426-427。
(95)马塞尔·德东布：《Les Originaux Chinois des plans de ville publiés par J. B. Du Halde，S. J. en 1735》，收入Actes d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20-22 septembre 1974，Chanti1ly.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ux ⅩⅦe et ⅩⅧe Aiéeles(巴黎，197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