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主要介绍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几位主要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弗洛姆等）和他们的思想，最主要的观点是在介绍他们思想的同时，也发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们对人类"精神瘟疫"现象的无能为力，作为黎鳴先生"三问"系列《问天命》一书的文章，黎也在书中紧随提出了自己的"人学"观点。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本文约1.7万余字，建议收藏后观看。
正文：
在20世纪有三位伟大的犹太人长期引导着人类思想的潮流可以说，迄今仍旧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声望和影响可以超过他们。 三位即是马克思(1818-1883)、弗洛伊德(1856-1939)和爱斯坦(1879-1955)。马克思的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弗洛伊德的思想深及人性、人格心理、有关的文学、艺术、美学以及一般的文化(文明)的精神结构，爱因斯坦则在科学世界方面影响了数代人的思维。三位各擅一面爱因斯坦专擅于自然，马克思专擅于社会，弗洛伊德专擅于精神。这三个人虽然早就离开了人世，马克思是19世纪就已去世的人了，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则分别于20世纪的1939年和1955 逝世。但他们的影响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旧是巨大的。
今天的人们尽管可以对他们说三道四，可以反对他们的观点，甚至对他们某些观点进行激烈的抨击，但在人类的思想史中，在人们记忆所及的范围内，人们却永远别想绕过他们，除非人们公然冒犯自己人格的诚实。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奠基人、创造者。他自称是一个严格按照科学法则行事、完全恪遵理性精神的人，然而，比之其他任何非理性主义思想家，他用科学、逻辑、理性的*器武**却更彻底、更本质地击溃了人类长期以来关于理性的梦幻。他的关于潜意识、关于伊特(本我)、自我、超我的人类精神结构等等的学说、揭示了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人类赖以牢固地建立起他们的进步主义、乐观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理性"主义基础的"可靠性"的虚妄。按照笔者在后面将要讲到的理论，这其实是西方文化中古希伯来文化成分对古希腊文化成分的有力的反扑。
不可否认，作为犹太人后裔的弗洛伊德正是继承了 犹太—基督教先知的传统，把人性本恶的古老教训继续贯穿到了他的科学研究中来。他要论证，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真正占绝对优势的不是什么理性意识，而是相反，是人的头脑内在的如同海洋般的非理性(潜意识)。理性(意识)不过是巨大的潜意识、非理性海洋中的一座座小岛，或者按照弗洛伊德本人的比喻理性(意识)是巨大冰山的露出水面的部分，面非理性(潜意识)则是冰山潜在于水下的更巨大的部分。弗洛伊德认为，人们的理性更经常的作用是对其内在潜意识的文饰，是为其自私的非理*行为性**寻找合理借口的努力。理性(意识)充其量不过是人类的非理性(潜意识)的有用的工具。这毋宁是说，在人类社会中，人们的一切理性活动都具有其不可否定的撒谎、欺骗的本质。这是一个对人类文明的多么尖锐、多么难以令人接受的判定。
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主义可以说已到了极点，比之存在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弗洛伊德的"科学"更明确、更彻底地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迷信，所以他的影响也更巨大。 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断焦虑、烦恼、痛苦、绝望……弗洛伊德则提出了冲突和苦难是人的生物本性的自然结果。虽然，在弗洛伊德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痛苦和冲突是人生的一部分，但在弗洛伊德之后、人们则愈来愈认识到，在每一个个人的自身即是一个战场。在那里，人类本性的要求与社会的要求互相抵触、彼此进行着永不结束的斗争，除非死亡才是尽头。然而，人们并不曾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这种斗争均发生在潜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斗争构成了存在主义者们所感到的焦虑烦闷、痛苦、绝望……的基础，同时这也是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的门徒们解析人类的精神病病因的基础。
潜意识(非理性)的伟大发现虽然不一定是弗洛伊德的首创，的确是因为他才得到了人类普遍的关注。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更重要的成就还在于他对潜意识所作出的进一步分析。比之于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的往往偏于回归人类的本能，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性)不仅包括伊特(本我)，而且还包括"超我"。"超我"的道德价值，或文化精神价值，对于今后的人学来说才是真正具有巨大的启发性意义的创造，虽然弗洛伊德本人对超我的界定还相当不准确，甚至还远未真正认识到它的对于人类精神性发展的重要性，但他提出"超我"的观念即是很大的成就。
“超我”
弗洛伊德界定"超我"是人类在儿童时代接受父母的亲爱关切、指导，甚至严厉的控制、管束，从而使父母的道德在自身上的内化。依赖性极强的儿童在父母的奖励和惩罚中把自己行视为与父母一体，因此，关于自身伊特(本我)的冲动，什么时候应该压抑和什么时候应该让它表现，便完全采取父母的标准。这些都因为是早年习惯固定下来的，所以常能终身保持。这种内化的态度即构成超我。人类的高尚伦理和道德往往是基于人们的这从小培养起来的"超我"的人格，弗洛伊德看到了这一点是正确的，可是又因为弗洛伊德仅仅把"超我"看作是人们从小得自父母的压制和管束，他对"超我"的意义、价值并没有真正完全清楚。
在他看来、理性仍旧高于"超我"，而"超我"只不过借我们的内疚和负罪感来惩罚人的行为，从而反而妨碍了理想的实现。因此，超我与本我一样，同属于潜意识、非理性。在弗洛伊德思想中，"自我"、"理性"仍旧是高于一切的。正如他把意识(性)看作是冰山之顶露出水而的部分的比喻，他不可能把"超我"看成是高于自我(理性)的。这一点很可惜，这使他的理论错过了向未来的希望。既然他把理性实际上看作是社会中人们的纹饰，偏偏他最后更仍旧把希望寄托于理性，这种自我矛盾的态度不能不认为正是他身上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所致。对于这一点，当我们在后面更进一步讨论人类的精神性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得更清楚。弗洛伊德最关注"自我"(理性)，寄情于"自我"，亦寄希望于"自我"，虽然他的理论首先伤害的实际上也是"自我"(理性)。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伊特(本我)代表人的原始 情玉 （欲）和原始本能。
"它含有一切遗传的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切人体结构中内在的东西——因此首先就是来自躯体组织，并且第一次以我们未知的形式(即'本我')发现一种精神的表达方式的本能"。"精神器官的这个最原始的部分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的调查工作就是从它开始的"。《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第二页
"自我"则是本我与客观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调解者。自我的主要特征在于，
"由于意识感知与肌肉活动之间预定的联系，自我能在自身的支配下发挥能动作用。对于外部事物，它是通过以下方式履行这一使命的——对刺激产生意识，储存有关刺激的经验(在记忆中)，防止过于强烈的刺激(通过逃避)，处理适度的刺激(通过适应)，最后学会使外部世界产生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变化(通过能动性)。对于内部事物，它与本我发生关系，通过以下方式履行这一使命——控制本能的需求，决定这些需求是否应该得到满足，把这些满足延缓到外部世界中有利的时间和场合，或者完全抑制其激奋。它在发挥其能动作用时是由判断刺激所导致的不同类型的紧张来引导的，也就是判断这些紧张究竟是本来就内在存在的还是由外部引入的。《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第三页
一般认为，这些紧张的增长是不愉快的，而减少则是愉快的。然而，这种被认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感觉很可能并不是这种紧张的绝对高度、而是紧张中发生的变化的某种节奏。自我力求愉快而设法避免不愉快。意料之中的或事先预见到的不愉快的增长会遇到一个忧虑信号，只要出现这种増长，无论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还是来自内部的威胁，都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第三页
可见，自我整个就是人在客观世界中趋利避害的精神工具的完全写照。人正常与不正常，恰恰在于这个精神工具的作用发挥得正常与不正常，如果发挥得不正常，它就使人的本我处于完全的压抑中，一切本能的需求都不能获得"正常"的满足。
什么是"超我"呢？上面已概述过一些。弗洛伊德原作是这样描述的：
"在漫长的童年时期，正在逐渐成长的人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段时期在他的自我中留下了一种'沉淀物'，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媒介，父母的影响便通过这一媒介而得到延伸，我们称它为'超我'"。 《精神分析纲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第三页
本我是生命的本体，是人的本性、它的原则是"快乐主义"。自我是生命的全面防护和向外攫取的工具，是生命趋利避害的运作主体，是人的理性，它的原则是"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是"效益"原则。超我是人类历代生存累积下来的内化为人类道德精神的升华物，是形成人类文化价值乃至人类生命(意义)价值的基体，是人的神性、它的原则是精神的充实与情感的高尚，是爱的欢乐。这是我的归纳，不必是弗洛伊德原本的意思。弗洛伊德理论的重心始终只在伊特(本我)和自我之间，尤其在自我。他的视点、不满、同情、希望，全都集中在自我，也即现实主义的"理性"身上。
"有一句谚语告诫人不得一仆事二主。可怜的自我境况却更糟，它要服侍三个严厉的主子，并要竭力把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做得彼此协调。这些要求总是参差分歧，常常还似乎水火难容。无自我经常不能完成其任务。它的三个暴虐的主子即外界、超我和伊特(本我)……(弗洛伊德视超我亦为'暴虐的主子'，足见他没有真正看到超我的真价值一一引者)，它感到三面被围，受三种危险的威胁如果它受逼太紧，就产生焦虑作为反应。①转引自《理想的冲突》，第117页
由于它起源于知觉系统的经验，它就专门代表外界需要，但它也力求作伊特的忠仆，同伊特维持和睦共处……另一方面，它一举一动都受严格的超我的监视(这不是监视，而是防患于未然，应是高尚精神所为——引者)，超我给它的行为规定明确的准则，丝毫不考虑伊特及外界方面给它带来的困难，而假如它不遵守那些准则，就让它有强烈的自卑感和犯罪感，作为惩罚(这应是高尚的羞耻心，是良心的发现，根本与惩罚二字无涉，而不知羞耻恰恰是现代人的愈来愈明显的特征——引者)。②转引自《理想的冲突》，第117页
因而这自我，受伊特的驱使，自我的约束，受现实的排斥，为掌握使作用于它的三大力量和影响能协调一致的有益的工作而大费力气，于是我们便能够理解，何以我们经常无法压抑一句呼声'生活真不易'"。 ③转引自《理想的冲突》，第117页
弗洛伊德发现了"超我"，却没有摆正"超我"应有的位置、一味只看到它也是对自我的一种约束，却没有看到，正是这种"超我"，才有可能真正给未来的人类带来一种希望，而现代人类的困境和危机，恰恰是"超我"正在一步步丧失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弗洛伊德没有继续发展"超我"，反而仍旧寄希望于"自我"(理性)的完善，以为理性的完善可以补救例如宗教作用的历史性消失(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有所讨论)，而他没有想过，正是他自己最有力地宣判了自我、理性的虚伪性和文饰性，从而给予了理性以难以再生新的希望的最重大的打击。弗洛伊德的两个比喻之间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方面，他把意识、理性喻为冰山的露出水面的尖顶，而潜意识则为广大的水下的冰山主体，显然前者要受制于后者，另一方面，他又把意识、理性也即自我喻为骑手，而潜意识(伊特也即本我)则为骑手身下的马匹，这又明显喻指潜意识要受意识的控制。明显可见弗洛伊德在思想上的左右为难、前后矛盾。到底是谁在控制谁呢？看过弗洛伊德后期著作的读者可以看到，他最终还是认为，潜意识在控制意识，这样才构成"理性"、"意识"的文饰的、虚伪的、欺骗的本质，才构成他的人性本恶，乃至不可救药的深刻的悲观主义。
弗洛伊德最终倾向于对人类的悲观态度
"我准备放弃改良，回到先前的纯属描写性的判断上来人是智力薄弱的动物，是受其本能愿望支配的" 。转引自《理想的冲突》，第117页
至此，弗洛伊德对于人性是几乎完全绝望了。
他形容人们的邻人：
"这人引诱他们去满足他的进攻性，榨光他的工作能力而无补偿，不经他同意而在杏的方面强兼他，夺占他的财物，羞辱他，给他造成痛苦，折磨他再弄死他。homo homini lupus(人对于人是豺狼)。面对个人的全部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谁还会有勇气反驳这句断语呢？" "人类是一种野兽，对于这种野兽来说，对它的同类的关心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凡是想到在种族大迁徙或是匈奴人侵略时期，在人所周知的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统治下的蒙古人的侵略中，或是在虔诚的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或是恰恰就在最近的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怖中所犯下的罪行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观点的真理性。" 《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第57页
弗洛伊德的悲观显然与他本人作为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时期的遭遇也密切相关。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派的划时代的功绩，我认为主要还在于他们揭示了人类患精神病的生理的、心理的(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社会的)机制。我更认为、精神分析学的诞生，实际上是现代人类将普遍遭受精神病瘟疫之害的一种超时代的先觉。事实上，现代世界上人类精神病的发生率正在明显加速地增长。
在我看来，人类中的一切犯罪活动的增长也均属于精神病增长的范畴。有意识的犯罪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精神病的间歇的发作，不同的是，有人称此为社会精神病，而不必是人们生理意义上的精神病。我认为，这种把心理与生理明显作出区分的办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二元论的一切理论方法现在均无益于解决当前人类普遍遇到的困境。枪杀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罪犯因为被判明为精神病患者而免于死刑。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对人道的法律的维护。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人类对兽道的妥协，实际上，人类现在正普遍地向着兽道复归，人类的精神性(意义)价值正面临着难以逆转的完全的丧失。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想象力显然受惠于犹太一基督教信仰的传统观念，然而，他对宗教的判断却是非常不公正的。
他把宗教看作是过去人们的"一种错觉"，这有一定道理，因为人类的认识水平在公元前数百年前当然比不上现代人，但他把宗教看成是
"人类的普遍强迫性神经*能官**症"，见《一个幻想的未来》34页
倒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我看来，宗教发生的时代，远不是人类发生普遍的精神病的时代、普遍发生精神病瘟疫应是现代人的"专利"。就是弗洛伊德自己也曾正确地看到，在长期的历史上、作为人们的"精神错觉"的宗教曾经成功地使人类免患精神病。这是因为宗教一直扮演着贬抑人类"本我"的外部神圣的作用。
"它的方法是贬低生命的价值、用妄想的方式歪曲现实世界，即假定存在着上帝的威胁。它强制人们处于心理幼稚的状态，诱使人们陷入群众性妄想，而许多人得到的报酬则是，宗教成功地使他们免患神经病。但是，它再也没有比这更多的作用了。" 见《一个幻想的未来》34页
我们还要期望宗教给人类带来其他什么恩典呢？能避免人类大规模地患上精神病，这种历史功绩还不够伟大吗？相反的是，现在"上帝死了！" 人们曾一直恐惧的神圣——上帝被理性的科学*杀屠**了，人们的"本我"胃口、欲望日见膨胀，其结果是要吞噬人类的精神，把人类全部驱赶进精神病患者的行列，最终彻底毁灭人类自身。没有了上帝的西方人危险了，尼采始而大叫大喊"上帝死了"，终而大声呼吁"强力意志"的"超人"，得到的却是希特勒纳粹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厄运。
弗洛伊德一方面贬斥宗教在多少千年中没有给人类带来多大的成就，而颂扬科学的成功，科学也的确已促使人们愈来愈远离宗教；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历史上毕竟大多数人根据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找到了人生的目标，稳定了自己的精神，维护了自己精神的健康。人们虽然没有得到世上充分的物质的幸福，但得到了精神上的幸福的满足。
较之现代人类，后者虽然愈来愈有可能获得物质上的幸福，但他们的精神却日益处于空虚状态，反而愈来愈感到生命的无意义。人类愈来愈面临精神病瘟疫在全世界大流行的巨大威胁。顺便提及，在中国历史上，帮助中国人建立起自己的"超我"人格的，主要的不是宗教信仰不是父母对宗教的虔诚，而是自孔子以来一直提倡的人们对父母的孝道，是中国人传统的以孝为核心的仁爱精神，恪遵孝道的中国人显然有力地避免了精神病泛滥的威胁。温暖的家庭，家庭内部人对人的真诚的关注和爱，使人们自觉地克制了自己过分的"本我"欲望。然而现在的中国人也危险了，西方刮来的第一股"强台风"首先要加以摧毁的恰恰正是中国人的孝敬父母的崇高的爱的精神。
长期以来人们把孝敬父母也当作是封建遗毒，当作社会难以进步的拦路石，足见中国近现代有思想的人都死绝了，或者都被禁闭了，只有权力的"理性"、金钱的"理性"可以横行于世。
如今"现代化"、"市场化"在中国的兴起固然有其顺应时代的一面，但也是中国人的家庭面临全面解体的凶兆。没有了孝心的中国人、失去了家庭呵护的中国人，如同没有了上帝的西方人，都在加速向全人类精神病瘟疫的爆发点"勇敢地"迈进。"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历史赋予弗洛伊德的成就是光明与黑暗双重的，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既是对人类智慧的启迪，也是对人类兽欲本能的解放。
他的过于重视性本能的精神分析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人类在数千年神性的盒子的封闭下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掀开了盒盖，性解放的魔王的黑烟从盒子里冲了出来，飘向了全西方，飘向了全世界。性解放给人类带来的，到底是人类的福音呢，还是人类的祸殃呢？至今没有任何～位思想家真正就这一问题作出过全面而合理的评判。从人类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直到今天的信息革命，西方市场化社会的功利主义的成功模式正以"现代化"的形式迅速地向全世界推广。
在这人类近代短短四五百年的历史中，西方人类在理性的意义上首先完成了三项欲望的大解放。
首先是人类知欲的大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从法律的意义上确立思想、言论、出版、新闻的人类自由权利，科学革命……）；
其次是人类食欲、物欲的大解放(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巨大成就……西方人首先摆脱了社会贫困)；
最后是20 世纪由于精神分析的理性感召而兴起的性玉大解放，这种性革命的崛起归功于弗洛伊德、恐怕连弗洛伊德本人也始料未及。
他的原意并不在号召杏生活的大解放，他自己的杏生活也是恪遵传统毫不出格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们最初是厌恶、排斥、污蔑、极力反对，因为他的对梦的解析、对精神病人的 杏 压抑的分析、对俄狄浦斯情结的主张等等大大违背了基督教以原罪说为基础的道德传统，要冲破这种深厚的传统，没有坚定的勇气是难以做到的。
弗洛伊德的可贵也正在于此。然而曾几何时，他的关于 杏 压抑的精神病分析原理最后变成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不仅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而且简直成了获得大多数人拥护的人类性解放的宣言，似乎性放纵也有了理性主义的可靠基础了。 在这里又再一次证实了弗洛伊德自己的判断，理性、自我再次成了非理性、本我的文饰的工具，人类的本我为了自己的杏放纵的快乐原则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与基督教原罪说相抗衡的"科学"理论的现实原则了。在这方面，现代最理性的实用主义的美国人跑在了全世界的最前面。他们在弗洛伊德和英国人霭理斯(其名著为《性心理学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和性心理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又在性解剖学、杏行为现象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方面著名的专家有：
医学博士迪金森(L.Dickinslon)和生物学教授金赛(A.Kinsey)，到了50年代，美国的妇产科专家玛斯特斯(W.Masters)博士及其妻子心理学家约翰逊(V.Johnson)博士又并肩闯入人性实验禁区，用现代实验手段对人类的杏反应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的著作《人类杏反应》（1966)、《人类杏机能障碍》(1970)、《同杏恋》(1979)等开创了当代杏学和杏治疗的新纪元。
原来人们只在黑暗中进行的杏的神秘活动如今已在科学的探照灯之下变得通明透亮了，其中所包含的人类在物质、机体方面的生活的进步无疑是极其巨大的，但当欲望失去了神秘的笼罩，失去了上帝的监控，失去了过去曾无疑起到过重大的精神稳定作用的有益的恐惧之时，这也使变得更自由了的人类反而在精神上失去了家园，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家庭(性解放瓦解了家庭)中夫妻互补的*爱性**的精神的家园，而且更失去了与父母亲融合无间的仁孝之爱的精神的家园……人类的精神总危机正在20世纪末加速积聚，看来它总有一天要全面爆发。这种爆发的结果，即是作者担心的人类精神病瘟疫的大流行，即是如本书副标题所称"人类精神的危机"。
奠基人的成就和受到的世人的攻击全都在门人们的思想中获得了反映。弗洛伊德的极度的悲观主义，他的对于人性可能获得改善的绝望，他的对于个人主体性努力的可能性的轻视，他的对于杏本能的过分夸张，他的顽强的科学主义的生物遗传的和环境的因果性的决定论……等等，全都在他的弟子们的著作中获得了清算。下面我们围绕有关人性及其精神危机的主题列举弗洛伊德的几位主要弟子对其老师的修正，他们是荣格、阿德勒、荷妮和弗洛姆。
在弗洛伊德的这几位弟子的思想中，显然都摒除了他们的老师过分重视杏本能和对人性改造的极端悲观主义的倾向。
荣格
荣格(1875-1961)用人类行为的目的论来补充导致弗洛伊德的悲观倾向的严格的生理因果性决定论。他认为，目的对人的行为起引导、"牵引"的作用。过去经验的"推动"作用和未来目标的"牵引"作用对于人性的完善的过程来说同样都是重要的，荣格还受传统中国文化的阴阳互补观念的启发，提出了他的象征人类自身的"曼达拉"的思想，曼达拉意为圆圈，如同中国的阴阳鱼。人类的人格自身，无论男人或女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异性的人格成分，即所谓阿尼玛(男人精神中的女性成分)和阿尼姆斯(女人精神中的男性成分)。由此有可能缓和弗洛伊德的性攻击力的思想，起到人格自身平衡和协调的作用。
*藏西**曼达拉
荣格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他的关于人类的集体潜意识的理论思想。他认为，人的潜意识不仅包括个人过去经历中的一切经验，面且包括祖先、甚至更久远的人类尚处于原生物、植物、动物的进化阶段和过程中的集体经验。用荣格的话说，它是无法明言的数百万年来祖先经验的沉积，是史前事件的远古的回声，每一世纪都使它产生极微小的变化和差异，集体潜意识不只是人类祖先经验的沉淀，面且在其中也可以发现类人猿甚至动物、植物祖先的踪迹。集体潜意识是全人类已有的共同经历的结果，因此它对于全人类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荣格显然是把生物进化论的浓缩重演规律借用到了人性的潜意识的思考中来。这种思考的结果至少具有如下所述的双重意义：其一，人不仅有社会情感、还应有自然情感，而荣格感到，现代人的生活对于人性的发展已显出巨大的失衡，它使人们永远只为社会竞争忙忙碌碌，离开了大自然。过分强调理智的活动，压抑了人的情感和本性。荣格说，
"随着科学和理智的发展，我们所处的世界已变得非入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是孤立的，因为他离开了自然，失去了对自然现象的情感上的潜意识统一性。而自然现象也失去了它们的象征意义，雷鸣不再是上帝的怒吼，闪电不再是他复仇的利剑，河流不再蕴含精神，树木不再具有人的感情，蛇不再拥有智慧，山不再是神的住所、石头和鸟兽不再对人说话，而人也不再对他们说话，人与自然的联系失去了，人失去了这种象征联系所提供的深刻的情绪力量"。《现代人格心理学——历史导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第44页
荣格相信生活中存在着比理性更多的东西，失去了这些东西，人会丧失大量生命的有意义的积极因素。其二，这种集体潜意识严格限制了荣格自称的乐观主义，尽管他提出了人类行为目的论作为改善人性的某种希望，但沉重的集体潜意识的黑影实际上使人类的未来前途渺茫。荣格并没有远离人性的悲观主义，他同样看到了理性对人性的压抑和使人性失衡，然而他的回归自然的情感妨碍了他超越他的老师的理论上的可能性。现实生活使荣格像他的老师重归人性的悲观主义。他在其著作中写道：
"世界大战的浩劫带给我们意识观里的革命，已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产生了，它摧毁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价值。通常我把外国人讥为政治与道德的堕落者，可是，现在的现代人己不得不承认，从政治与道德上来看，他和任何一位外国人比起来，其境况可以说彼此彼此。以往我总相信，我有要他人遵守秩序的责任，现在我也承认，我自己也该纠正纠正自己了。我之所以义不容辞地这样做，原因是，我已看得很清楚，我对于理性的世界组织的存在可能性已开始感到渺茫。那种千百年的古老梦想，那种世界大同的梦想，已经渐渐褪色了。①《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第305页
现代人在这方面的疑惑，已使他本来对政治与世界改革的热诚不寒而栗，犹有进者，对于应用其精神力量到外在世界的可能性也已不再那么乐观了。由于他的疑惑，现代人须反求诸己，他的能力开始流往其来源了。……可是中古时代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显得多么不同啊。对他而言，地球是固定在宇宙中间不动的，而周围便是供给它温暖的太阳在旋转。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受准备给他们永恒幸福之天神的抚爱，他们都确知所应为之事，以求得永恒幸福的人生，他们也都知道怎样在一个腐败的世界中拯救自己。像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即使在我们的梦中也已经不再是真有其事了。自然科学早已把这个可爱的面纱撕成碎片。②《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第305页
……现代人已经失去其中古时代兄弟们所有的信心，现代人的信心已为物质安全、幸福和高尚的理想所代替。可是，……甚至于物质上的安全现在也已成为泡影了，因为现代人已开始发觉，在物质上的每一次的'进步'，总是为另一次更惊人的浩劫带来更大的威胁。单凭这种情况便足以令人不寒而栗了。……科学甚至于已经把内心生活的避难所都摧毁了。昔日是个避风港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恐怖之乡了。"③《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第305页
阿德勒
阿德勒(1870-1937)抛弃了老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性心理分析为主的偏向，而把分析的主题指向了社会生活和文化，他认为，人类的社会动机，其中又特别是权力动机和自卑情结，是人格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动机的潜在能量不获得发挥，就将造成人生的不幸。阿德勒甚至说，丧失了社会动机和兴趣的人是精神变态的，或许还更糟：
"在所有人类的过失中，在儿童的任性、在神经症和心理变态中，在犯罪、自杀、酗酒、吸毒和性倒错中，事实上在所有神经过敏的症状中，我们都可看到社会动机和兴趣的很大丧失。"《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第53页
阿德勒归纳社会动机为如下三大方面：其一，是职业问题，通过创造性的工作以有助于发展社会，也有助于人们自我的精神的健康；其二，是社会关系问题，解决与其他人的伙伴合作问题，促进精神的成长；其三，是恋爱和婚姻问题，使爱的精神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永久的"家园"。阿德勒特别指出、对一个人的社会动机，进而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具有决定性影响。卡伦·霍妮(1885一1952)与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的态度相反，她认为
"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悲观主义来源于他的对人类本性和成长的错误观念，他坚持人注定要受难或毁灭……我自己的信念是人有希望并且有能力发展自己、使自己成为相当完善的人……我相信只要是活着，人就能改变自己。"《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第60页
卡伦·霍妮
霍妮与阿德勒一样，重视社会文化问题，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在其重要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指出，
"我们不妨说、神经症患者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244页
她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成……。"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的。独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况的心理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特中**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一切人类关系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渗透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①《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240页。
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势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进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父亲与儿子的竞争，母亲与女儿的竞争，子女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而是人对受文化制约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②《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240页。
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发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竞争所发挥的作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和其他假说中都反映了这一点。然而必须补充的是，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特定文化条件的产物，而且，家庭环境并不是刺激起这种竞争的唯一环境，竞争性刺激从生到死，从摇篮到坟墓都在积极活跃地发挥其作用。"③《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240页。
霍妮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焦虑"是霍妮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这一点上，使她与存在主义者从来关心的问题聚焦在一个点上。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焦虑的过程，但存在主义者并没有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精神分析学家们是否找到了呢？在寻找解脱焦虑的办法、寻找健全的社会的方面，现代精神分析学者、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弗洛姆(1900-1980）无疑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下面我们将要以较多的篇幅来谈谈弗洛姆的基本观点。当人类精神性的崩溃和生命价值的丧失不只是偶然地发生于一些个人之时，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的精神分析便明显已失去其普遍性价值了。
弗洛伊德在其晚年所著《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透露出他似乎已明显意识到这一点。他说，
"我相信，试图在文化发展的现象中探索超我的作用这种思想方式，还会使我们获得进一步的发现。……如果说文明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有这样广泛的类似性，并且运用了与后者同样的方法，那么难道我们没有理由作出如下的诊断一一一就是在文化要求的影响之下，某些文明或者文明的某些阶段，也可能整个人类，都变成了'神经病'吗？对于这种神经病的分析性的解剖很可能导致治疗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自认为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不认为把精神分析转用于社会文化这种企图是荒谬的……"《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第96-97页
但他认为由某种文化作出这种诊断是困难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
"我们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有人将大胆着手研究一种社会文化的病理学"。《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第96-97页
弗洛姆
弗洛姆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这一挑战，他在他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作了极大的努力去寻求发现可通往健全社会的道路。弗洛姆坚信，人类的精神病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病。他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指出"工业上的进步使我们更为坚信，生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消费是无止境的，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我们无所不知。于是，我们都成了神，成了能创造第二世界的人……"
"实际上、工业社会从来就未能去兑现它的伟大的允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限制地去满足所有的愿望并不会带来欢乐和极大的享受，而且也不会使人生活得愉快；——想独立地主宰我们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因为我们认识到，大家都变成了官僚机器的齿轮；——掌握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工业——国家机器操纵着我们的思想、感情和趣味；——不断发展的经济进步仅限于一些富有的国家，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危险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占有还是生存》三联书店，1988，第四页
在弗洛姆的另一本书《健全的社会》中，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
"许多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者都否认，整个社会有可能患精神不健全的病，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中的精神健康问题只是一些人'不适应'的问题，而不是文化本身可能患病的问题，然而，本书正是要探讨文化本身的病态问题，这里不涉及个人的病症而是涉及社会常态下的病症，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病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免服兵役的人，就有17.7%是因为患有精神病……""所有的资料数字都证实，自杀不是由物资贫乏造成的，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的现象往往最少。随着物资财富的不断增长，欧洲各国的自杀数字也在增加，至于酒精中毒，这也是精神情绪紊乱的一种症候。'"《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4-5页
"舒适的物质生活、财富的平均分配以及稳定的民主与和平，都是西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然而，最靠近这一目标的那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精神病的征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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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19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20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一般的自我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的确，机器人不会*反造**。但赋有人性的机器人是不可能这样生活而又保持精神健全的，他们是有生命的假人、他们将毁灭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自身，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所带来的厌倦。我们今天的危险是战争和机器人制度……"《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370页。
"西方社会正迅速地走向赫胥黎的《美好的奇世界》，东方社会在今天则是奥威尔《一九八四年》的情形，但是，这两种制度正在逐渐地趋于同一。"《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319页。
基于上面所尖锐地提出的问题，弗洛姆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健全的社会呢？而又经由什么样的途径去达到呢？他认定，
"精神健康不能由个人对其社会的适应来规定。相反，精神健康要由社会对人性需要的适应，以及社会在促进或妨碍精神健康发展中所起作用来规定。一个人是否在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70页。
在本书作者看来，这大概是处于西方传统二元论思维方式中的一切思想家、哲学家难以逃避的命运。弗洛姆的理想的健全的社会可参见如下的一段描述：
"一个健全的社会使人能够爱他人，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开拓自己的理性和客观认识，在体验到自己的生产性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我意识。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使人相互憎恨和不信任，使人变成为人所用和为我所用的工具，使人变成他人的附庸或机器人而剥夺了人的自我意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70页。
弗洛姆说要开发人的科学。他引证神学家、医生、哲学家施维策(1875-1965)的话说，
"我们应该勇于正视现实。人已经变成一位超人……他具有超人的力量，但却没有相应的超人的理性。结果，我们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事情终于暴露无遗了。超人随着其力量不断增强，他也日益成为一个灵魂空虚的人。我们已经从超人变成了非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而且早就该认识到了。"《占有还是生存》，三联书店，1988，第5页。
现代人类的科学仅仅是认识自然界的有力工具，而在认识人类自身方面还相当幼稚。弗洛姆像弗洛伊德，对科学满怀崇敬，以至他认为，人类今天之所以沦落到这种神经病泛滥的地步，还是因为人类科学认识的主视角没有对准人类自身的缘故，而只要把关于人的科学完善起来，使一切人真正完善起自己的自我认识，人类也就有救了。
弗洛姆力图说服自己也说服读者，要相信人类的本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只是随着一定的社会的文化背景的形式而相应形成的，因此，人也就能够通过改造社会文化的环境来改造人自身的命运，虽然有时他自己也坠人矛盾之中。实际上，这是因为他在对人类的命运的认识上始终就在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和马克思的乐观主义之间仿徨不定。例如他说，
"人性不是固定的，而文化也因此不能被解释为固定的人的本能的结果，文化也不是一种固定的因素，人性并非完全被动地适应着文化本身。的确，人甚至可以使他自身适应不能令人满意的种种条件，但是，在这种适应的过程中他发展着有限的精神反应和情绪反应，这些反应是从他自己的本性的特殊属性中产生的。人可以使他自身适应奴役，但他通过降低其理智特性和道德特性来反抗奴役，他可以使他自身适应一种充满着相互不信任和相互敌对性的文化，但他通过成为软弱的无能的人来反抗这种适应。①《自为的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第19页。
人可以使他自身适应那种要求压抑性追求的文化条件，但他在达到这种适应时也发展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症候。他几乎可以使他自身适应任何文化模式，但是在这些文化模式与其本性相矛盾的情况下，他也发展了精神的和情绪的紊乱，这些紊乱迫使他最终去改变这些条件，因为他无法改变他的本性。"②《自为的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第19页。
上述的引文，从"人性不是固定的"始，到"他(人)无法改变他的本性"终，这相当清楚地显示了作者自己对于人性认识的深刻的矛盾。可以猜测，在作者热诚的乐观主义的外部表现的背后，其实深深埋藏着无言的悲观、正是因此，他对于人类的未来，丝毫没有半点可足自信的肯定抑或否定可能是人类得救，也可能是人类毁灭。
"决定取决于人，它依赖于人严肃地对待自己、对待他的生活和幸福的能力*依赖于人面对他和他的社会的道德问题的意志力。它依赖于人成为他自己和为了他自己的勇气。"《自为的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第220页。
弗洛姆是对的，人确实是个多面的自我矛盾体：人类的命运就是人类自己的本性。至于这个自己最终是得救，还是毁灭，就看人类在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之前，能否真正认识透自己的本性，从而拯救自己，或者依旧带着一大团谜像北美的印地安人那样毁灭于欧洲白种人，先是一部分"人"毁灭另--部分"人"，最后是"人"毁灭自身。世界终归于寂灭。关于这个问题，我看西方的哲人大概早已是黔驴技穷了。在他们西方智慧的宝库中是找不出这种答案的。
弗洛姆概括西方市场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形成的五种人格类型、其中的每一种类型都足以把人推进精神病患者的行列之中，这五种人洛类型概述如下：
其一、接受型。这种人的生命价值来自身外，无论爱情、快乐、知识……这种人缺乏独处的习惯，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这种人酷爱吃喝，用狂吃豪饮来消除焦虑与沮丧。弗洛姆发现，现代人尤其在利用闲暇时同上完全是被动的接受型。"他(现代人)是个永无止境的消费者"，"我们的文化只是一种消费者的文化，我们'喝下'电影、犯罪报道、饮料和娱乐。我们并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参与社会生活，我们没有共同的体验，也没有为生命找出有意义的答案。我们对年轻的一代又能期待什么呢？当他们不可能进行富有意义的和共享的艺术活动时，他们还会忙什么呢？他们除了酗酒、吸毒、做白日梦、犯罪、患上神经病和精神病之外，还可能做些什么呢？"
其二、剥削型。这种人的价值同样来自身外，但他不是等待馈赠，而是从他人手中巧取豪夺，或进行剽窃。这种人的座右铭是"偷来的果子最甜"。这种人有一张刻薄的利口，常常对人挖苦、讽刺，满怀嫉妒、狐疑，这种人的内心非常阴暗，所以他们的生活是经不起思考的，是无意义的。
其三、储藏型。又谓守财奴型。这种人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占有之后应该如何却不加考虑。他们对人的生存价值从无新鲜感，他们的座右铭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弗洛姆认为，这种多在美国不如欧洲多。
其四、市场 型 。又称买卖型。这种人把金钱(货币)看作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其中包括思想、知识、情感、人格，人本身的一切价值在内。弗洛姆认为，这是20世纪最流行的类型。在这点上，弗洛姆与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产品(商品)使人异化"是一致的。市场型倾向的前提是空虚，是不具备任何不容改变的具体性质，因为任何持久的性格品质都难免有一天和市场的需要冲突。"
这中间自然包括道德、友谊、亲情、爱情……几乎一切都在金钱(货币)面前失去了保持稳定、恒久的品质的可能性，一切都可以出卖，所以一切都可以变。人在金钱面前显得多么卑贱和不足道。无怪顽强坚持数千年的*制专**权力在它面前，也不得不最后俯首让出地盘，资本主义打败封建主义实在是太可以理解了。
当人们热烈欢呼资本主多凯旋之时、可别大意，自己的人格在不知不觉之中也被出卖了。实际上，除了极少数思想家，今天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了金钱的奴隶。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几乎极少例外。总之，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出卖，一切人类的品质都失去了稳定性、可靠性。这类人格类型也最容易促使人类精神的崩溃。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勒的名剧《一个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威利·罗曼即是这种典型的市场型人格。他的职业是推销员、帮助出售商品，同时、他也出售了自己的人格。当他人到中年，他的能力降低了，因此，他的人格的出售价格也降低了，从而他也就被解雇了。他已不再合乎一个"推销员"的要求。他感到自己像一个物被社会遗弃了。加之他所爱的儿子也让他失望，他感不到生命的价值、意义、乐趣、选择了自杀。
其五、 尸恋 型。这种人爱死亡胜于生命，迷恋机器(死物)胜于活人。凡贪恋权力而对人冷酷无情者、十足的官僚主义者，均可属于此类型。弗洛姆举出希特勒、斯大林和玄希曼作为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艾希曼受了秩序和死亡的蛊惑。他的无上价值即服从和组织正常行使职能。他运送犹太人正像他运送煤炭一样。至于他们也是人，这几乎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而且，甚至他是否曾憎恨他的牺牲品的问题也不相干。他是把全部生活转换成管理物品的十足的官僚主义者。"另外，弗洛姆还提出了一种他所希望的人格类型，即，
第六、生产型。弗洛姆说，生产型的人领会到他的潜力，成为创造者，而不做一个服从权威的自动机，也不做一个受自己的非理性热情主宰的动物。真正的生产型的人切实地创造他自己。弗洛姆从文学名著中去寻找生产型人格的典型。例如，他把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主角浮士德看作是人类寻求人生意义的象征。当魔鬼靡非斯特引导年迈的哲学教授浮士德初次领略感官上的享受时，后者在这种享受之下如梦初醒，正如以前他对待真知的可能性抱冷嘲热讽的态度一样，浮士德在第二卷末尾成了生产型人格的人，从而获得拯救。这个变化的象征是他从大海夺回可耕之地。浮士德获得了一个教训。只有每次重新征服自由和生存的人，才能获得它们。"
强调生存而反对占有，强调成为生产型人格的人而反对成为非生产型人格的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而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忌恨，这就是弗洛姆给予世人的忠告，也即促使现代人逃离精神病瘟疫的忠告。我们不能说弗洛姆说得不对，但不得不说他的良好的愿望空想多于现实。弗洛姆不知不觉向他的西方乌托邦的先辈们靠拢了。说到底，他并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人类的本性。 ——摘自黎鳴"三问系列之"《问天命-悲剧的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