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总会有部分是苦涩的，特别是想到我的父亲，特别是我小学那会儿的父亲，在我眼里，他的背影都是苦的。
父亲除了种地，农闲时又是一名中国好石匠，在我的记忆里每天天还乌漆麻黑那笨重的风箱被拉动着吭哧吭哧哮喘般的声音像妈妈的手，把我从美梦中提溜起来，父亲起的更早要堆煤生火，铁桶里打满水，铁锤一把錾子十几根摆好，錾子是石匠的最常用装备，消耗也比较快，一天下来十几根錾子在与花岗岩石过招之后都得磨了锐利挫了锋芒，需要烈火再造满血复活。
烧红的錾子用手锤在铁墩子上锻打，蹦的铁屑乱飞。“你离远点，瞎凑什么”父亲经常训斥爱看热闹的我，我心里痒痒好奇心发作，也想试一试手，石匠是个苦活儿父亲也不愿让我碰那些家活什儿，“你把习学好就行了，学不好这些家活什儿都是你的”这话即是鼓励也透着威胁，大概是他也见过太多小学学习好上了初中就滑坡了的生动例子，故而我拿很多的奖状，贴满了一面墙，父亲也没有显山露水微笑涟涟，也或许生活的苦只取了一勺就中和了一筐的甜。
錾子打好之后，连同铁锤一起收拾进父亲自制的木质的单肩挎箱里，“单肩挎箱”是我自己攒的新名词儿，是挺大的一个长状木头箱子，两头打上最粗的钉子，绕上淘下来的车襻绳，扁扁的那种，也有用旧的独轮车轱辘外大皮做的，做肩带斜挎在肩头不会勒得慌，说不勒得慌那是捂着耳朵偷铃铛，箱子里盛着手锤、卷尺、拐尺、墨斗和十几根短錾子，十几根长錾子，几十斤的重量压在肩头，说不沉怕是任谁都不信的。
我每次跟着父亲去石塘解石条，父亲背着沉甸甸的单肩挎箱，我拿着比手锤大三四倍的大锤跟在后面，父子俩沿着村子外围的牛肠或羊肠小道向自家的石塘走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踩着路边的草丛走，那种低矮的草丛像地毯一样软软的，露水未干星星点点，脚下一滑，连我带锤一起滚进路边的阴沟里，或许是父亲的单肩挎箱里铁器碰撞的打击乐声掩盖了什么，反正他头也没回大步往前走，我是费了二虎九牛之力从阴沟里爬上来。
老家的石塘里盛产的青条石，质地坚硬，是盖房打地基的好材料，因为硬开采起来着实费事不少。父亲挑选好一块较大的石头，从他心爱的单肩挎箱里取出墨斗，打好直线，量好间距，先用短錾子凿出一个个小窝窝，左右都看齐的那种，再用长錾子深凿，这个时候就得抡起大锤猛砸，我负责扶着錾子不让其歪倒，父亲的锤艺不错，从来没有打偏了伤着我。
各家各户解的石条多了盖新房的少了，父亲背起单肩挎箱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得出去挣钱”的念头不光在我父亲一人心头盘旋，也在村子里其他父辈的同龄人心头萦绕。山村石头多，石匠也就多。我忘了具体是从哪一年流行起来的，村里的年轻劳力开始成批的前往离家几百公里的烟威一带谋活儿，听说那边石雕厂多，又靠着海，雕刻品还能出口。
春种或秋收刚过，必会有大客车停在村委会大院外头的中心路上，那是等候外出务工的石匠们的包车，我记得放学回家，饭还没吃就被大人吩咐赶紧去车上占个座去，因为路途遥远，人们都不愿坐在车的尾部，颠颠簸簸得能叫人浑身骨骼散架。基于此，占一个好位置就显得特别务实。那时候的年少无知，总是乐呵呵屁颠屁颠地跑了去，若干年后我母亲跟我提起每次要出发的前一夜父亲都彻夜难眠，他舍不得扔下这个家。
大客车装满了人，占座的小孩子们被轰下车，已是日薄西山鸡鸭归巢之时，给丈夫送行的女人们给儿子送行的老人们隔着车窗祝福或嘱咐几句，无非是安心在外挣钱家里不用挂念之类的话，有些许伤感但没有眼泪，出门挣钱，高兴才对。
前面我提到石匠是个苦活儿，这是没有半星儿夸张的，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的背驼了些，人消瘦的厉害，想想也不过八九年的时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积劳成疾回家休养半年多，体力气力已大不如前，心跳的速度只有正常人的七成，医生给我交代我父亲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慢速心跳，要特别注意少干重活避免疲劳，不排除睡梦中离开的可能，我真真被惊吓到了，无论如何不再让父亲受那份苦，父亲没有像前几年那么固执，听进去了我们的劝告，这是我父亲真正变老的标志。后来托人把留在外地的锤、錾子、墨斗等一干家伙什儿连同那个单肩挎箱折价卖给了别人，这意味着单肩挎箱再也不会回来了，回不来的还有父亲的青春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