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兴起过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此书写了千百万青少年同赴“广阔天地”而又经历各异的一段特殊人生。
在上山下乡大潮中，还有不少城市居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动员下，举家搬迁到农村“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被称之为“居民下乡”，而这部分人则被称为“下乡居民”。下乡居民中符合年龄要求的子女后来按照政策也被划入“下乡知青”之列。
我就是当时随全家“居民下乡”而成为“下乡知青”队伍中的一员的。转眼二三十年过去，但当年下乡时的许多事情至今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世界观形成和可塑性最强的时候；在下乡岁月里经历过的许多东西及其在思想上打下的深深烙印，对自己后来的成长产生了不可忽视和替代的作用。
从县城来到乡村，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变化。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全家下乡的时间是1969年4月，正值*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我们搬家那天，是用马车拉着全部家当来到队上的。张家塬大队规模不大 ，当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全大队只有两个生产队 ，总共100多户、600多人，为了便于生产管理，每个生产队又分为两个作业组。我们家到村上落户后，被分到第一生产队的一组。当时我正上初中 ，由千阳中学转学到邻村的双庙塬学校继续就读。到了农村就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学校是早上、中午到校，下午不到校。因此我和同学们一样除了在学校参加挖地道（战备防空洞）等体力劳动外，放学后每天下午和星期日全天都要参加队里的劳动，记得我们当时的主要活路是给牛割草、拉粪土、跟着大人起牲口圈和整地打土块等。当时一个劳动日值三四角钱，学生娃汗流浃背劳动一下午所挣的工分，折算下来充其量只有几分钱。许多农户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年底决算后还是欠债户，不少人家从生产队分到的口粮不够吃。由此使我对农村生活的艰辛有了初步的认识。
1970年1月，我家遭遇了“塌天大祸”，我的父亲在“五七干校”被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到农村（张家塬大队）监督劳动。这个变故对我们全家影响巨大，真是不堪回首。我由一个“根正苗红”的干部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的后代（和“地富反坏右”子女一道被统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1970年7月25日，我由文家坡公社寺坡五七中学毕业，回到队上劳动不到一周，就被派遣到10多里外的桐花庄水库去劳动，成了常年“南征北战”吃住劳动在工地的“突击队员”。从此我失去就学机会 ，没能上过一天高中，直到20年后才到*党**校进行“文化补课”。
当时对“可教子女”的说法是“家庭出身不由已，脚下道路可选择。”我内心奉行的原则是“宁肯多出蛮力，不愿多受冤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注意“夹紧尾巴”，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 ，走过之处不要让人指脊背；既要“任劳”更要“任怨”，遇到顺境不要因为过于自信而“张狂”，遇到逆境也不要因为过于自卑而气馁；坚定信念走自己瞅准的路，不随波逐流且无须和任何人去争“眉高眼低”。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这些人生信条，我一直恪守到如今。在生产队，我先后参加了三座水库、两条公路的修建，还被抽调到大队成立的副业组当小工，到县竹器厂、面粉厂等单位修建房屋……
那时去工程上做工，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以住宿为例，由于上工程的人很多，住处很难寻找，修桐华庄水库时，我和10多人一起挤住在一孔曾吊死过两个人因而废弃已久的不大的破窑洞里。修千凤路时，找到崔家头公社谢家塬沟边的一孔老牛窑，牛粪都没有起完，我们把牛粪起掉，地面搞平，上面铺了麦草就住了进去，这个牛窑因长期废弃，门窗都被挖走了，我们只好找了些玉米秸秆*绑捆**在窑洞口挡风。修宝平路时，我们承担的工程路段在窦家河公社西边的一个坡面上，我们找到公社所在村西头半坡上的一个猪圈窑，把猪粪起出来，给上面垫了厚厚一层黄土，再铺上麦草住人，但窑洞里的猪粪气味很长时间熏的人难以忍受。
修水库、修公路，都是除了挖土就是拉土，成天当“架子车司机”，活路之重自不必说。起初我才十四五岁，个子瘦小，一晌活儿干下来累得够呛。特别难忘的是初中毕业后到桐花庄水库，由半山坡的土场往坝面拉第一车土时，装满土的车子行至下坡最陡的地方，我实在无力控制得了，跑圈的飞车“撵了斜”，翻了个底朝天，惊吓得我晚上做梦都是飞车，翻车的可怕场面，有时惊醒满头汗。当然在必须以拉车谋生的环境里，没过多久，我就成了熟练的架子车“驾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