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起源
第一家票号为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于道光三年( 1823年)由颇料庄改组而来。票号的起源问题应当追溯至日升昌诞生之前，重点考察其作为金融机构的产生，而非日升昌票号的产生。明代的经济，其发展超越了之前朝代，无论是在农业、商业以及手工业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明代整个社会形态深受商业发展的影响。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在明代晚期。
汇兑这项票号的核心功能在明代就已经非常普遍的由各类组织实现了。 此地交银，持票为凭，到彼地提取现银，是汇票的基本功用。明末清初的陆世仪写有《论钱币》，在文中，他记述了苏州商人拨兑银两的办法，汇兑并非清代日升昌的创举，而是在明代即广泛存在各种商业行为中。
票号产生前的社会结构变迁
- 信用广泛展开
从明清两代整体来看，货币制度都是不完善的。但是相对于清代比较充裕的贵金属银和较稳定的货币，明代的相关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发展过程。从明代最初的洪武皇帝强行以宝钞代替银两和铜钱开始，这三种主要货币形式经过了长期波折，才最终在明代晚期确立了以费金属银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并在清代顺利的延续了下去。所以，从信用广泛展开的程度来看，货币制度成为明代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明代的货币比较繁杂，重要的货币有钞、钱和银三种。
由于明代政府对钱的铸造始终没有足够重视，整个明代铸造的铜钱只相当于宋代两年的铸造数量。从整体而言，明代的货币政策是失败的，不仅发行纸质货币的行为由于滥发而失败，铜钱的铸造也完全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在这样的局面下，贵金属银作为货币的广泛使用很难简单理解为社会的进步，而是有被迫适应的成分。明代政府在发行纸质货币上的失败直接导致了铜钱铸造上的失败，继而使得贵重金属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由于明代政府初期出于保护大明宝钞的目的而限制金银甚至铜钱的使用，导致白银的流通缺乏政府的相关政策作为保证。
虽然政府屡屡试图控制流通中的货币，但最后仍然屈服于民间的交易需求。由于货币的混乱，使得商业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执行借贷功能的帐局，普遍认为是票号诞生的前奏。在大额交易中，银的价值相对保持稳定。然而，贵重金属银作为-种称量货币并不受明代政府的管理,限于自身的特点往往造成市场中的通货紧缩，无法促进大额交易进一步的发展一 明代 富裕家庭普遍窖藏金银的习俗可以作为证明。
- 工商业人才自由雇佣
较之前朝，明代一个重要的变革就是赋役制度的松动，比如在明代某些时期能够以缴纳银两代替赋役。这决定了一-部分 人在某种程度可以脱离农业，以手工业或工商业为主要职业。 尽管在这个期间的各类商业机构仍然以家庭作坊为主，但是人与土地的分离成为工商业人才自由雇佣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从工商业人才自由雇佣的程度角度来看，明代仍然处于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阶段，仍然是清代相应制度的不稳定前奏。明代手工业可分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部分。
这两个部分各自有不同的生产目的，因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和发展状况。官府手工业是通过徭役制度征集大量的能工巧匠，以满足皇室及高层官僚的奢侈需求，产量少而精致奢华:民间手工业是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产量较多且以满足大众需求为主。官府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也不是完全孤立分离的。由于两部分手工业的生产都是以普通手工业者为基础，因此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推动。
例如，民间手工业中的能工巧匠有可能被官府手工业相中，而官府手工业中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也会为民间手工业所用。由于以银代役制度的实施，明代的工匠拥有较大的自由。具体来讲，"明代工匠以银代役，开始于成化年间。成化二十一年，明政府发布班匠以银代役的法令。
票号的发展
- 票号的发展与商帮的兴起
票号的发展与晋商作为一个商帮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根据黄鉴晖"在《山西票号史中的统计，山西票号占到了票号总數的绝大部分。晋商之外的商帮，如徽商等也曾涉足票号业，但是介入年代较晚，目前资料所能证实的不过三家，所以票号似乎与晋商画上了等号。这种票号业由晋商独占的局面说明，商帮在票号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程度的作用。
从正反两个方面讲，对于票号这种需要全国范围内调配资金的私人金融机构，商帮所提供的制度保障使得票号的发展顺应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时 ，作为支撑力存在的商精也可能成为票号发展的边界，使得票号这种创新的金融机构难以扩展到其他商帮中去。目前的研究往往将商帮在票号发展中的作用单纯作为某几类积极因素考察。比较典型的有晋商讲求诚信，为票号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票号经营者作为商人对于利益的追求，这体现了商帮所标榜的重义轻利并非是一种自下而上得到完美贯彻的行为准则，而更有可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内部约束。这样一来，单纯以商帮中的积极面作为票号发展的因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商帮的定义及兴起
目前学界公认商帮兴起于明代。在明代之前，商人的活动比较分散，也很难形成持续时间比较长久的商人家族和商入集团。具体到商帮这个概念，范金民在《商业文化与明清地方文化》中总结道:"何谓商帮?商帮开始出现在明后期，但对其定*解义**释是在清末。商帮就是商人集团。在清末，日本驻华各地领事馆已在其报告中直接列有商帮名目。
自明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陆交通的日益扩展，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商人为了壮大队伍、扩大资本 。增强竞争实力，赢得厚利，便成立商帮，从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这种商帮起初是利用封建的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落后形式而出现。伴随着全国性商业市场形成，特定区域内外出经商的人数大大增加，并最终促使商帮诞生。在全国商人大增的趋势下，并形成了一批资力雄厚的商人集团。
实力最雄厚的要算是徽州、山西商人，所谓'富室之称維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诸多地区都记载了人员广泛外出经商的情况。只有同一个地区外出经商的人数大大增加，才有可能诞生以乡土观念维系在一起的商帮。同时，这表明了特定区域的商人群体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最终以商帮的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 商帮所处的社会环境
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居四民之末。在明初，朱元璋也曾规定商人不许穿绸，不许坐车。这些都可以说明商业以及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被压抑的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商业始终处在被放弃的地位。在传统的"本""末"之争中，农与商的对立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往往试图从均贫富的角度对农与商重新定位。在明初的恢复性发展中，商业政策还是宽松和友好的，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明成祖继承并发展了太祖的商业政策，规定民间日用之物、民间自产之物、农用之器、买已税之物、车船运输自已货物以及不进入市场的农副产品等俱皆免税。 这种低税率、小范围的商税政策，不仅保护了商人的利益，而且保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这刺激了农民将一部分列入免税的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的积极性。
由于明代商业政策限制，商人所积累的资本很难从流通领域扩张到其余产业，只能以购买田产、捐官购爵为流向。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只处于比较简单的阶段，整个国家的商业政策仍然局限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所以无法以商人的兴起带动产业的兴起。
- 晋商票号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从票号这种金融机构的创建可以发现商帮在其中的意义。明代的汇兑业务尽管没有形成专门的金融机构专业经营，却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并且现有资料表明其中并无特定商业群体有着垄断性的优势。在清代中期，由山西商人创建的日升昌成为专职经营汇兑业务业务后，这种私人金融机构的扩展基本是在晋商内部完成的，其他商帮对这项收益颇高的业务介入的较晚并且规模不大。
第一，信用广泛展开的程度。对于信用广泛展开来讲，最典型的例证是内蒙归化城内的宝丰社。宝丰社这个商业内部组织，不仅起到了银行协会的作用，更承担了部分类似中央银行的责任， 对信用的广泛展开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明清政府面对金融体系的缺位，商帮在小范围内为政府弥补金融体系的不足，尽管这样无法由私人机构推动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变革。
仍然对当时信用的广泛展开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二，工商业人才自由雇佣的程度。对于工商业人才自由雇佣来讲，商帮往往局限了选择人才的范围，但同时又极大的增强了商帮内部选择人才的可信赖程度。山西票商是晋商的余绪，承载着历史的惯性，他们的员工也多为山西人，且以本县子弟为主。偶尔的别县员工，多靠父辈的关系，或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地经商，或在以上三地担任地方公职。
相较于商业上的合作，人才的雇佣受限制的程度更高，但同时依靠这种选拔制度又极大了增加了人才的可靠性，尽管将人才雇佣的范围局限于晋商的地缘范围内甚至县域内，无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选择人才，然而其中的进步意义在于，受局限的小范围内的所有人才都有进入票号工作的机会。以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这对于贫塞人家的子弟已经是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好机遇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商帮的存在增强了票号在自由雇佣上的程度。第三，技术因素通盘使用的程度。 对于技术因素通盘使用来讲，商帮最大的意义在于其以内部仲裁的方式部分弥补了政府法律保障和法律执行力上的不足。明清两代，政府的整体规模不足，普通的县域范围内只有县令-一人属于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正式官员，地方政府其余人员均为自行安排。
这种安排不仅导致了政府在法律保障和法律执行力上的薄弱，也决定通过政府诉讼解决问题的成本极高，所以商帮在法律这项技术因索上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于商人和商业组织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商人联合体的范畴，其在法律保障和法律执行力上的力量推动了技术因索通盘使用的程度的增加。
票号的衰败
票号的失败的相关因素不胜枚举。对于票号的衰败过程来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西方文明介入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并且，在与西式银行的竞争中，票号遭遇了一场总失败，既没有保持票号原有的特色，也无法转型成为银行。票号的衰败与银行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早在民国时期票号业的当事人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作为当时力推票号向银行转变的从业者，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总结了向银行转型的"三善"。当时票号内部的从业者试图推动票号向银行的转型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体制而言，票号在与银行的竞争中落于下风，必须以向对方靠拢的方式求生存。
从之后历史的发展来看，银行也确实成为金融机构的主流，票号这种形式的金融机构从功能上彻底被银行取代了。然而，票号与银行的总失败不能仅仅从内部来寻找原因。纵观整个发展历程，票号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和极强的生命力，这说明票号的失败更多的是一种 金融机构制度的失败，并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