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本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回顾了学术界关于物价波动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关于物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关于物价的波动性研究、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货币政策对物价波动的调控作用三个方面。本章简要对以上三方面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性的总结。
一、国外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
（一）物价的波动性
1.物价水平的测量
Roger（1998）认为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和度量在制定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以及提供政策服务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却定义模糊，并且存在大量不同的技术方法计算核心通货膨胀，试图量化这一概念。该项研究在综述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的基础上，聚焦于对核心通货膨胀的解释，如其持续性或广义性，同时列出了各种现有测度核心通货膨胀的实证方法，并加以评价。
Bryan等（1997）研究了截尾均值（trimmed mean）作为高频通货膨胀估计量的使用。截尾均值是指将样本按序排列后，截去样本分布的两端的尾部，再将剩余部分进行平均后所得到的均值。已知的价格变动分布特性，特别是存在高峰的观测值，使简单的价格数据平均很可能无法得出核心通货膨胀的有效估计。截尾均值对核心通货膨胀做出了较好的估计，该项研究将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为对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的一种长期中心移动平均。研究发现：尽管较少的截尾也可能在实际上提高效率，但是CPI价格变化分布两端9%的截尾，或者PPI价格变化分布两端45%的截尾，将对两个序列的核心通货膨胀做出有效估计。另外，有效的估计量在样本区间内针对假定的潜在长期趋势是稳健的。
Chowdhry等（2005）研究了相对购买力平价（Relativ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RPPP）问题，RPPP适用于“纯”价格上涨，即同比例地影响全部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其相对价格不变。“纯”价格上涨也以完全一样的数量影响全部交易中的金融资产名义回报。为了识别RPPP由商品价格指数形成的官方通货膨胀数据，受相对价格的改变和其他引起价格产生粘性摩擦力的影响，他们提出一种从股票收益中提取实际纯价格上涨代表量的新方法，利用这一提取通货膨胀的方法发现了短期内支持RPPP的强有力证据。
Brzozowski（2006）的研究中证明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一种与私人部门和家庭相关性很差的通货膨胀率的度量方式。由家庭特定价格指数测量的高比例通货膨胀率较CPI测度的通货膨胀率相差超过一个百分点。进一步使用由Hamilton和Costa提出的Engel方法证明了CPI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过度估计了加拿大私人部门所面对的平均通货膨胀。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测定较为精确。最后，文章估算了夸大通货膨胀调整对加拿大公积金影响的成本。
可见，物价水平的测量方法可能依据测量对象的部门不同而不同，物价波动可能对不同个体部门产生不同影响。
2.物价的波动性研究
Moreno（2004）运用一种结构性的方法估计了一个新凯恩斯模型，发现20年间美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在显著的消减。研究中使用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D）两种度量方法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传导机制的变化导致大多数的CPI波动被消减，而对GDPD的波动影响不大，并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向前预测定价行为增多是美国通货膨胀波动消减最重要的原因。
Mumtaz和Surico（2007）基于一种新的带有时变参数和随机波动项的动态因子模型，对工业化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的波动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水平开始上升，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和持续性均有下降，进一步得出在最近20年间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的可预测性大幅下降。
3.通货膨胀的预期和不确定性
Gali和Gertler（1999）发展和估计了一种关于通货膨胀的结构性模型，考虑了一系列采用后顾性定价的企业。模型作为前瞻性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特例而构建。他们将边际成本视为对通货膨胀有重要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来替代产出缺口，结果显示边际成本显著地影响通货膨胀。后顾性定价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是估计所得的数值较小。因此，研究断定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对通货膨胀动态性是一个优良的拟合。
Pilotte（2003）的检验结果表明：当（实际价格/股息率）和通货膨胀间的协方差是非零时，在股票生息率和资本收益率两种不同的收益形式下，收益与通货膨胀预期呈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Christensen等（2010）的研究指出，美国目前一般使用美国国债和常规美国国债所隐含的“损益平衡通货膨胀率”（Breakeven Inflation Rate，BEI）来代表通货膨胀预期，但是如果在BEI中减去通货膨胀风险溢价能够更好地度量通货膨胀预期。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可以捕捉到美国债券定价的期限结构的名义和实际仿射套利定价模型，将通货膨胀风险溢价从BEI中分解出来。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过去的几年间美国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被很好地锚定（an-chored），通货膨胀风险溢价尽管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在平均水平下趋近于0。
Elder（2004）在熟悉的VAR（Vector Autoregression）框架的基础上，引入修正后的一般自回归条件异方差，信息准则的似然率显示，该模型优于普通的VAR模型，并且保留了VAR模型重要的动态性。实证结果显示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一般冲击将在未来的3个月内降低产出增长大约22个基点。
4.通货膨胀的持续性
Murray等（2009）指出，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是宏观经济学中备受关注的问题，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只有在符合泰勒规则（或称泰勒原则）的状况下，才能使通货膨胀保持平稳。因此，当通货膨胀超过通货膨胀率目标时，真实利率将会上升。文章利用美国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通货膨胀率和即期向前预测泰勒规则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结果显示在1967—1981年间的大多数时期内，通货膨胀率序列均含有单位根，但在1967年和1981年之后是平稳的。研究还同时发现联邦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反应也依赖于不同的区制，而并未遵守泰勒规则。
Chauvet和Kim（2010）在公司阶段性定价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内生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根据这一模型，价格粘性产生于价格调整的频率和幅度。利用贝叶斯技术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价格粘性显著地来源于频率和幅度两种因素。与传统价格粘性模型相比，他们构建的模型产生了通货膨胀惯性，推迟了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效果，并且观测到了通货膨胀与经济活动间相互的动态性关系。
Amisano和Tristani（2010）利用欧元区数据建造了一个小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估计出了一个非线性的近似解。检验结果显示：欧元区内税收的冲击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和产出的重要性，但却增强了利率的重要性；通货膨胀主要由目标冲击和政策冲击所驱动，并且如果受到冲击时通货膨胀处于较高水平，则其持续时间也更长。他们认为该方法较线性模型具有更敏感的推断性质，并且可以考虑更为广泛的经济动态性。
（二）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
Hendry（1999）将价格水平视为经济体因超额需求和供给所形成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冲击的积累，利用经济部门（商品和服务、生产要素、货币、金融资产、外汇以及政府赤字）的协整关系进行建模，实证结果显示多数通货膨胀理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内是有效的，货币并非通货膨胀的唯一因素。
Huh和Lee（2002）根据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建立了一个关于产出、通货膨胀和贸易条件的VAR模型，并引入了逻辑平滑转移自回归（Lo-gistic Smooth Transition Autoregressive，LSTAR）模型设定。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型捕捉到了数据中的非线性特征。随着经济和通货膨胀变化的程度改变，降低通货膨胀的产出成本也有所不同，并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强烈地想要抑制通货膨胀的发生，还是仅仅要求防止通货膨胀进一步上升，而一般的线性菲利普斯曲线的推测结果有可能错误地估计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以及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的容忍程度。
Mishkin（2008）在总结近期关于物价稳定与经济稳定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大多数时期，物价稳定与经济稳定之前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关系。
（三）物价波动与货币政策
1.物价波动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Caporale等（2002）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出发点，考虑物价波动和货币政策间的因果关系。在计量模型的构建方面，为得到有效的统计推断，对Toda和Yamamato（1995）引入的非平稳系统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关于西方七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之间关系的检验结果与常规经验相一致，生产价格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间存在单向联系，只有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被忽略时才存在双向的（或是不显著的）传导关系。
Chowdhury等（2006）研究的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利率冲击对宏观经济总体的影响被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所影响。同时应用一种结构性的方法检验了西方七国的国家间通货膨胀动态性成本渠道的关联性。结果表明：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利率的直接影响是显著而不同的。仿真结果进一步表明，估计所得的利率系数直接地影响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并且当相对于需求方面的成本渠道传导足够强时，会产生逆向通货膨胀响应。
2.货币政策调控物价的微观基础
Bonomo和Carvalho（2004）的研究中引入了固定价格的时间依赖规则用以检验紧缩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将最优规则引入并引出通货膨胀稳态，发展了一种随时间改变的单个定价规则的算法。由于政策互补性的存在，使其二次评估紧缩政策的产出成本，包括初始通货膨胀水平、价格政策补偿等的作用。最后，他们放松了绝对时间依赖性的严格假设，考虑价格制定者在紧缩政策公布时点处的再评估规则。
Mash（2007）发现在当时的货币政策文献中，根据经验或部分指数的企业定价模型尤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公司稳定地滞后于通货膨胀调整价格。他的研究考虑了公司选择最优指数化程度的影响，这样简单的定价规则所得出的价格非常接近于那些由最优选择得出的结果。另外，他还发现指数化程度依赖于经济中的持续程度，以至于基于不变指数的模型易受卢卡斯准则的攻击。因此，该研究探索了公司定价与宏观经济环境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那些在微观基础上最为合理的模型，公司与政策制定者间的纳什均衡具有零指数调整和零宏观持续性的特征。
（四）物价波动的传导机制
Furlong和Ingenito（1996）通过分别考虑非石油商品价格作为独立的通货膨胀指标和通货膨胀的其他先行指标的变化，实证检验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和通货膨胀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间的实证关系随着时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1970年代早期到20世纪80年代，商品价格一直都是相对强的和统计上稳健的先行指标，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其已成为弱的、独立的通货膨胀指标。当考虑其他类似的通货膨胀指标时，尽管商品价格中关于通货膨胀的额外信息是有限的，但是不含石油的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在近些年统计中的稳健性却逐渐加强。
Manzan和Zerom（2009）在大量美国关于宏观经济指标对未来通货膨胀均值预测能力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通货膨胀可预测性的范围，并探讨通过宏观经济指标对未来通货膨胀分布预测的有效性问题，进一步引入了一种条件分位数的半参数方法。利用美国月度的通货膨胀数据研究发现：失业率、房屋开工率以及期限率差（term spread）对核心通货膨胀率分布的样本外预测具有重要的作用。
Hüfner和Schrder（2002）估计了一个关于德国、法国、意大利、新西兰和西班牙等5国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欧洲地区汇率向消费者价格的传递作用。利用消费者价格调和指数（Harmoniz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s，HICP）的权重，计算了欧洲地区国家的加权结果。结果发现为了响应欧元名义有效汇率10%的贬值，HICP将在12个月后增加0.4%。3年后的总效应累计为0.8%，此时消费者价格调和指数调整结束。
Boschen和Weise（2003）利用一个合并的跨国时间序列框架研究了经合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自1960年开始的73个通货膨胀时期，以及这些时期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结果发现政策制定者追求高增长目标和国家选举均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美国通货膨胀被证明是跨国通货膨胀的导火索。一些其他的对通货膨胀起因的解释，包括自然失业率的上升、石油价格的冲击、政府政策方向的改变以及政府的债务政策均未得到数据支持。
De Bandt等（2007）讨论了欧元区国家汇率向进口价格传递的短期和长期问题，同时回顾了文献中的相关问题。理论表明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在进口单位价格、汇率和国外价格之间）在现存的实证研究中被忽略了。该文利用时间序列以及最新的面板数据技术检验了结构性断点的可能性，并说明了在估计中长期因子如何被修复。在考虑了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EMU）建立时期和欧元自2001年升值能产生的断点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国家汇率向进口价格传递的固定效应降低而可变效应趋于增加。
Barhoumi（2005）分析了24个发展中国家汇率传递的面板性质。研究基于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微观基础，定义和估计了汇率传递方程，采用了一种多国家框架以及非平稳面板估计技巧和面板协整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汇率传递是异质的。
二、国内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经历过几次大幅的波动，因此国内对物价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伴随着物价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断深入发展。20世纪90年代，我国价格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前，宏观政策是物价波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力量，但是自1997年以来，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物价波动的主导。关于物价问题的中西方理论和实证研究在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和融合的基础。国内对物价问题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物价波动的特征和原因、物价波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物价波动的货币政策调控作用三个方面，并且对物价的研究也日趋细化。
（一）物价波动与经济增长
1.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
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遭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一次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大约持续到2004年。与我国较多出现的物价大幅上涨时期相比，通货紧缩的情形和相关研究较少，而同期还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学术界对其起因以及这一时期“高增长、低通胀”谜题的解释并未达成一致。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需求、供给、货币以及产能等几方面的起因争论。樊纲（1999）从需求层面入手，认为当时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对外出口需求不旺，对内由于“信贷萎靡”而导致市场需求不足，即通货紧缩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需要实行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大。
余永定（1999）以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 Model）为分析框架，认为当时的通货紧缩主要由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而不是总需求不足所导致。当有效需求不足完全是由需求方的某些一次性因素造成的时候，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且有效的；而当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供给方的因素所造成时，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无法最终打破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吕江林（2001）与余永定（1999）所持观点近似，通过建立动态总供给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货币供应不足导致投资需求大幅降低是引起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即“通货紧缩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中国之谜”是经济增长不够快、GDP负缺口逐渐扩大造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00）、汪同三和李涛（2001）亦持类似观点。
还有主要的理论分析角度是产能过剩说。胡鞍钢（1999）较早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和度量、产生通货紧缩的全球背景以及中国通货紧缩特征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是导致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同时发现我国在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信贷供应偏紧。
龚刚和林毅夫（2007）采用离散型动态模型，建立了投资、工资、价格和货币四个行为方程，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他们认为过度投资所引起的过度需求加速了通货膨胀，若政府采取紧缩的政策进行调控，则前期过度投资所积累的巨大生产能力将使经济处于供给过剩状态，进而造成通货紧缩。1996—2004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即是由1993年前后的过度投资引发的。
2.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界也存在一定争议，主要存在“促进论”“促退论”和“中性论”三种不同的观点。“促进论”者认为通货膨胀具有促进产出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作用；“促退论”者认为，尽管通货膨胀有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产出，但从长期来看，对经济有害无益；“中性论”者认为公众的理性预期将调整其行为策略，各种因素相互抵消，使得通货膨胀不会对经济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我国理论界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已针对该问题进行过一番探讨，曾一度存在“通货膨胀可以被用来积累资金，加强重点建设，改善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时至今日，对此问题的争论依然存在，但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我国在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适当的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投资，扩大货币供应可以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方式不利于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
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利用1990年1月—2001年12月的数据，在因果关系检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同时利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判断二者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和波动传导的非对称性。实证结果显示通货膨胀率对于经济增长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且经济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趋势具有反馈作用，这说明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长，但快速经济增长会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进一步而言，他们认为存在一个最佳的通货膨胀，有益于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刘金全和张鹤（2004）又通过对托宾效应和反托宾效应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了我国经济当中存在显著的托宾效应，即通货膨胀对产出具有正向影响，而货币中性和超中性等性质在短期内并不成立。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课题组（2004）通过对投资、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一系列模型和数据的分析，发现1995—2003年间投资增长是我国产出增长的原因，通货膨胀的上升并非货币所引起，而是由于总需求的上升；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不会抑制投资增长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但是刘霖和靳云汇（2005）利用1978—2003年的数据分别建立了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量、*款贷**增量以及通货膨胀率4个VAR模型，其结果发现：在长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通货膨胀则会阻碍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刺激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确。
陈彦斌和马莉莉（2007）从福利成本角度研究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他们利用1996年第1季度—2006年第2季度的数据，通过消费者剩余、MIU模型及CIA模型三种方法分别计算了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中前两种方法较适于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分析发现：在中国，10%的通货膨胀率的福利损失约为消费的12%，接近产出水平的4%；而在美国，10%的通货膨胀率的福利损失仅约为收入的1.64%。这说明，我国出现高通货膨胀将会带来较高的福利损失，有损经济发展质量。
张东辉和孙华臣（2010）利用非对称的TARCH模型对1978—2007年间我国物价波动、城乡居民消费以及经济增长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物价波动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变化越来越小；物价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划分为负向直接影响和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而产生的负向间接影响两部分。
沈利生（2009）利用变交点直角坐标系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周期性联合运动。研究发现，各周期环的逆时针运动方向反映了经济增长领先于通货膨胀，各周期运动环的形状和大小各异，显示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随着经济体制转型而日臻成熟。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实证结果至今未能达成一致。观察发现，样本区间的长度可能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的小幅上升由需求引起，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持续有损经济发展。另外，从经济发展质量等角度分析也可以发现，随着我国体制的不断健全，经济快速发展的周期性和成本越来越受到重视，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反馈作用，这种作用将可能越来越强劲。
（二）物价波动与货币政策
1.通货膨胀的惯性
通货膨胀的波动路径与商品价格的水平变动具有很多不同的性质，国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存在惯性，而这种惯性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具有很重要影响，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与理论相悖的“价格谜题”。国内专门针对通货膨胀惯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普遍接受通货膨胀具有惯性的观点，并在构建模型时被越来越多地加以考虑。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戴园晨（1988）已在研究中考虑了通货膨胀惯性的影响。但文中对通货膨胀惯性的概念比较模糊，将工资上涨所引发的后期物价上涨分为一次性上涨和持续上涨，研究认为前者可以在新的基础上稳定下来，而后者在货币政策的助推下，将持续推高物价，使得通货膨胀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该研究对于通货膨胀惯性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先导作用，但是仅基于相关的定性分析，没有定量的实证结果支持。
钱放（1997）在ARIMA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种通货膨胀率与利率交叉相关的模型，对我国1951—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进行实证检验。模型结果显示，大众对物价上涨率的主要感觉或关心程度不在于物价上涨率本身的实际水平有多高，而在于其每年的变化程度，利率调整可能引起物价上涨率60%的变化，另外40%由通货膨胀自身的持续性解释。文章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样本区间内物价上涨率对利率调整的影响滞后4～7个月，也就是说我国1993年以前的货币政策基本不具备前瞻性。
随着我国中央银行研究和调控能力的增强，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具有前瞻性。通货膨胀的惯性对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有很重要的影响。张成思（2008）在明确的通货膨胀惯性定义的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该文利用具有统计无偏性的Grid Bootstrap估计法和Andrews（1993）的未知断点结构稳定性检验法，研究了1980—2007年间我国通货膨胀惯性的特征规律。文章使用消费价格指数（C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D）分别作为通货膨胀率的代理变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CPI和RPI的结构断点分别在1997年和1994年，而GDPD却没有明显的断点。我国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仍具有相对强的通货膨胀惯性，通货膨胀率在偏离预期的水平受到一个随机冲击后，返回预期值所用的时间要超过1年，即货币政策要具有1年以上的较强的前瞻性。
对于张成思（2008）的研究，王少平和王津港（2009）认为还有需要商榷之处，主要在于未检验1997—2007年间的结构突变和自回归模型欠缺平稳性等问题，因而对所得估计结果0.81存在质疑。王少平和王津港（2009）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对应的内生结构突变检验，计算结构突变点两侧的通货膨胀惯性，因为面板自回归模型（即动态面板模型）能有效增加样本以及能有效检验出未知断点。该文利用1996年第1季度—2008年第2季度，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CPI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Wachter和Tzavalis（2004）的方法进行内生性结构突变检验。结构突变检验得到2个断点，将样本区间划分为3个阶段：1996年第1季度—1999年第2季度，惯性为0.832；1999年第3季度—2003年第4季度，惯性为0.807；2004年第1季度—2008年第2季度，惯性为0.775。综合来看，文章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惯性在下降时期和紧缩时期大于上升时期，而总体来看是通货膨胀惯性呈逐渐下降趋势，我国货币政策越发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
实际上，尽管我国通货膨胀惯性的强度和运行特征并未达成一致，但是货币政策需要有一定前瞻性的结论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2.货币政策的规则分析
国内对货币政策调控的研究中，存在大量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其中两个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泰勒规则（Taylor Rule）及麦克勒姆规则（McCallum Rule）。谢平和罗雄（2002）对中国的货币政策运用了泰勒规则检验。他们对中国1992—2001年季度货币数据采用历史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泰勒规则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的货币政策，于是进一步地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得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回归结果显示，预期通货膨胀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中央银行提高名义利率0.81个百分点，而实际利率将下降0.1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预期通货膨胀率一定时，产出缺口增加1个百分点，名义利率提高2.84个百分点，即中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反应不足，对产出反应过度。
陆军和钟丹（2003）在肯定谢平和罗雄（2002）观点的基础上，又指出传统的泰勒规则形式并非完全适用于我国，而采用计量方法对我国具体数据进行估计，所得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可以更好地说明我国的情况。他们利用协整等计量经济学方法，用预期通货膨胀率缺口代替原有的通货膨胀率缺口作为估计变量，即将传统的泰勒规则形式扩展为前瞻性的泰勒规则。实证结果显示，传统的和前瞻性的泰勒规则均可用于描述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走势，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可以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参考依据。
随着经济计量方法的不断发展，对泰勒规则问题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有刘斌（2003）、王建国（2006）、卞志村（2006）、王胜和邹恒甫（2006）、袁靖（2007）、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等）。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基本上都得出中国利率的走势特征符合基本的泰勒规则，但估计得出的反应系数有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系数基本均小于1，而产出缺口的差异较大，没有统一结论。对此卞志村（2006）就认为在我国利率和汇率未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之前，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小于1的泰勒规则的反应是不稳定的，不适合运用。
关于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的研究，王胜和邹恒甫（2006）的实证结果显示，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反映系数大约在0.3～0.4，在利率市场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中国利率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存在反应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也验证了由Clarida等（2002）提出的理论结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一国的最优利率水平同时受到外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美国经济波动对我国利率有显著影响。可见，在泰勒规则线性假设下，我国的实证分析结果基本上显示出不平稳的泰勒规则。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以及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分别应用逻辑平滑转移自回归（Logic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LSTR）模型和基于Gibbs抽样的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方法两种非线性方法对我国利率政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区制或反应区间内，泰勒规则的稳定性存在转变，即中央银行可根据不同的物价和经济状况选择是否采用利率政策。
袁靖（2007）从基于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规则和股票市场的角度，估计得出我国1992—2005年股票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果发现，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时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较为重视，但忽略了对资本市场价格的考虑，因此作者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相对于资本市场反应，传导机制不畅，对金融风险的应对能力非常弱。
（三）价格的传导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生问题成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消费价格指数等一类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变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和决策部门的重视。但是，作为最终商品价格的衡量，其变化往往受到上游、中游各个产业和部门的影响，工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起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进口价格对国内产生输入效应，国内政策调控世界市场价格的能力有限，价格变动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可能增大中、下游产品的波动性。另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是否能产生有效的调控效果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关价格传导机制的研究变得复杂但又非常重要。
价格传导产业链可粗略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类主要的代表指数为原材料、燃料购进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综合1996—2008年间徐连仲（2004）、中国价格协会课题组（2005）、顾海兵等（2005）、李友普和刘思峰（2006）、何新华（2006）、刘建伟（2006）、张延群（2007）、周望军等（2008）、董小麟和奥媛（2008）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上、中、下游三个环节间的价格传导虽有一定的变化，但基本特征变化不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与中游的工业价格变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可以迅速从上游传导至中游，但需要注意的是中游的价格指数又可分为生活类价格指数和生产类价格指数，生产类价格指数与原材料价格指数更同步，生活类价格指数滞后较多。第二，上游价格和中游价格向下游价格的传递迟滞较多，中游的生产类价格较生活类价格迟滞更多。第三，上游价格迅速传递至中游，一般周期为几个月不等；而上游的原材料价格和中游的生产者价格基本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传递至下游的消费者价格。第四，下游价格向中、上游价格以及中游价格向上游价格的逆向传递顺畅，可迅速产生效用。
贺力平等（2008）对2001年1月—2008年7月间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所考察时期内，CPI是PPI的单方向的因果原因，且PPI在1～3个月内对CPI的变动做出反应，他们认为这是由于需求方面的作用相对大于供给方面作用的结果。徐伟康（2010）对此结论首先提出了质疑，利用与贺力平等（2008）完全一致的数据，建立了包含长期和短期效应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VECM），并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PPI和CPI均互为因果关系。贺力平等（2010）针对质疑做了出了相关的解释和更新，但结论仍有待商榷。张成思（2010）的研究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的研究中对1998年1月—2009年6月间我国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文中使用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RMPI）、生产价格指数（PPI）、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CGPI）和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代表生产、流通和消费价值链条上的四个顺序环节，以此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而得到因果关系。结果显示上、中游价格RM-PI、PPI和CGPI向下游价格CPI显著传导，下游价格CPI只对中游价格CGPI存在倒逼机制，中游价格CGPI对上游的PPI和RMPI均具有倒逼效果，PPI对RMPI具有反向倒逼机制。在加入货币政策代表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以后，因果检验结果基本一致，但是M2的增长率仅对上游RMPI和PPI存在动态驱动效果，而对中、下游的CGPI和CPI不存在直接影响。
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从此国内市场逐步开放，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输入效应也渐渐加强。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市场价格的传导渠道主要有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的变动。
大宗商品是指作为基础原材料的产品，可简单划分为粮食和能源两类。我国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八大类构成中，食品类权重占30%以上，因此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价格直接影响CPI的波动。金三林（2010）认为副食价格上升是新时期我国CPI结构性上涨的主要原因，进口和期货市场是国际粮食价格向我国传导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由于生物能源技术的发展，谷物和油菜籽可被用于制造燃料，能源需求与食品保障开始相互竞争，朱玲（2008）对此进行了论述。国际粮食委员会报告显示，在2007—2008年期间，全世界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的谷物增加了32%，在用作生物燃料的粮食总量中，美国的份额高达80%，全球玉米总产量为7 177亿吨，其中，世界贸易总量为1亿吨，用作生物燃料的玉米达9 500万吨。对我国来说，地方政府私占耕地、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打工、水资源分布不均以及财政对第一产业倾斜力度不够等因素也将间接推动粮食价格上涨。
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由于国内生产能力有限，我国能源依然主要依靠从世界市场进口。能源市场价格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状态高度敏感，因此能源价格波动巨大。
魏巍贤和林伯强（2007）利用GARCH（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模型研究了1998年6月—2007年8月国内外石油价格波动性的关联。结果显示，国际油价的波动对国内油价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因果关系进一步印证了国际油价对国内油价波动的引导作用，两个市场价格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国际油价受均衡关系的影响更大。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传入国内后，对我国一般价格水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林伯强和王锋（2009）利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在能源价格不受管制和受管制两种不同情景下，模拟了能源价格上涨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程度。模拟结果显示，在不考虑预期等因素以及非限制的情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的幅度都比较小，价格管制对传导有一定的阻滞作用。进一步来看，递归的SVAR模型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大约半年之后对PPI产生显著影响，而对CPI的冲击很弱。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与林伯强和王锋（2009）的研究有一定差异，他们在1997年1月—2008年8月的样本区间内构建了一个考察外部冲击（石油价格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及其分类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的VAR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价格和汇率传递都是不完全的，国际石油价格冲击对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率更高，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应较弱。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随着我国汇率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汇率将成为国内外价格传递的重要渠道。期货和现货的大宗商品均采用美元计价，使得这两个渠道的传导作用相互交叉，增大了国内进口价格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能源和汇率的国际传导也将成为未来物价走势和波动的重要驱动力量。
（四）通货膨胀预期
1988年，在未来价格将会大幅上升的预期影响下，我国出现了一股“抢购”风潮，学术界因此开始注意到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并开始借鉴西方的理性预期理论，对我国物价和预期进行研究，李拉亚是其中一位主要的研究学者。李拉亚（1992a，1992b，1993，1994a，1994b）详细论证了粘性预期的货币需求模型，进而又进行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非线*行为性**分析，并提出了不确定性问题以及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关联。
对于预期的研究必然需要将其量化，但这又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工作，其中根据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的方法计算通货膨胀预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中央银行为了准确把握中国居民的储蓄、消费、投资行为和心理预期的变动，对自1995年起的中国人民银行居民储蓄问卷（季度）调查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这一调查问卷的形式沿用至今，统计局按期发布相关指数。肖争艳和陈彦斌（2004）的研究正是这一课题的关键部分之一，即将调查数据量化为通货膨胀预期。计算通货膨胀预期的统计方法主要有差额统计量法和概率法，其中概率法根据不同的概率分布又可分为均匀分布法、正态分布法和Logistic分布法。通过对比分析，他们发现由均匀分布计算得到的通货膨胀预期相对于通货膨胀率的误差最小。张蓓（2009）利用国际上通用的改进Carlson-Parkin概率法计算出我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尽管数据调查法可以很好地描述消费者的真实行为，但其也有弊端，如调查问卷不合理、样本太小等，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弊端是调查数据的不可得性。因此，在国内关于通货膨胀预期的实证研究中，往往利用理论方法和数理方法估计出通货膨胀预期。赵留彦（2005）在理性预期假定下，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根据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出了月度预期通货膨胀率。计算结果显示，根据以上设定计算所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是实际通货膨胀率的无偏估计，符合理性预期假设，而且方程的残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预期误差小于其他几种预期机制假定下的结果。尽管专门针对通货膨胀预期估计和计算的国内研究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货膨胀预期在宏观研究中，尤其是前瞻性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扩展的货币政策模型能够更加准确地捕捉到物价的动态运行路径以及检验货币政策效果（例如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欧阳志刚和王世杰（2009），王超卢和时光（2010），邵健（20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