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阁流丹，雕梁画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经的古建筑存留到今天，承载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然而，在历史的浪潮之下，中国的古建筑研究曾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1930年6月，日本建筑学者*东伊**忠太在营造学社的演讲，让所有中国建筑学家坐不住了。
在演讲中，他说，中国古建筑的实地研究，只需要由日本人代劳——
毕竟，唐代存留下来的招提寺还在日本安安稳稳地被当成“国宝”，可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一个唐代建筑。
不懂测绘、不会保护，这就是当时国外对中国建筑学研究的偏见。
作为中国人，面对挑战，梁思成和林徽因拍案而起。
他们要为中国古建筑正名，更要为中国人的尊严正名。
今天，我们再谈起梁思成和林徽因，无需再谈他们被人关注的“绯闻”，只来说说 他们怎么解决外国学者抛过来的问题，将中国建筑学平平无奇的牌局打出王炸。
01
“抬杠能手”的诞生
“抬杠”，是一种本领，哪怕被其他人反对，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决定。
林徽因，擅长抬杠，更擅长带着梁思成一起抬杠。
学建筑这件事，一开始不在梁思成的计划内，按梁启超的期望，梁思成应该成为一位画家、音乐家或者政治家。
至于建筑学，当时的中国文人把它当做“工匠之学”，难登大雅之堂。
出身*官高**之家的林徽因偏偏叛逆地喜欢上了建筑，约会的时候，她跟梁思成说， “建筑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
简单地来讲，又包含了他们之前学过的艺术设计，又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梁思成转念一想，读建筑，又能学到美术又能学到工程，那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于是两人垂直入坑，一起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准备读建筑。
但是，求学的道路没那么顺畅。梁思成是顺利入学就读建筑系了，林徽因却因为当时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而被拒之门外。
林徽因跟建筑学杠上了，她偏偏还想读，怎么办？
那就曲线入学，先去读美术系，之后蹭课、辅修，办法总比困难多。
事实证明，两人在建筑研究中亲密无间的合作，在这个时候就初现端倪。林徽因思维活跃、想象力充足又充满诗意，所以她经常负责提出创意和撰写报告。梁思成性格沉稳、做事细致，所以精确的手绘图纸工作就由他来完成。
就这样，林徽因不仅成功打破了女人不能学习建筑的旧例，还在宾大升级成了课程助教。
不过呢，读完书毕竟还要面临研究方向的问题。
当时宾大建筑学的主流，还是西方古典建筑。在宾大建筑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少，杨廷宝、范文照、陈植等人和他们两人一起被美国同学戏称为 “中国小分队” ，虽然是中国人，但在宾大的西方建筑课程表现优异。
相比之下，中国建筑历史悠久，却少有人研究，他们要怎么选？
20世纪初叶，建筑界的主流在欧美。欧美学者在梳理世界建筑史时，画出了一张建筑树图。在图中，希腊、罗马甚至历史尚短的美国建筑位居主干，其他欧洲各国建筑在枝干， 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建筑，却被列在枝桠上的一片孤零零的树叶上。
世界建筑史树图，中国和日本建筑在右下角最细的树枝上
这是对文化的轻视，也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偏见。
跟建筑史教授古米尔交流之后，梁思成感慨道：
“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
在美国留学期间，梁启超寄来了国内一本重现于世的建筑学古籍 《营造法式》 ，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却发现自己在美国学过的建筑知识在破译这本“天书”时几乎派不上用场。
家国情怀和学术追求同时指引着他们，选择一条少有人走过的道路——研究中国古建筑。
想证明中国古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独立地位和辉煌成就，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国考察。
回国前，美国的朋友试图劝他们放弃，因为当时中国国内并没有成体系的建筑学研究。
况且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已久，像他们这么“理想主义”的人回去以后怕是会被时代浪潮吞噬。
虽然是好意，但也不乏对中国的看轻。梁思成和林徽因偏不信这种看轻，为了理想，轴就轴了，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中国大地上等待人发现的无声古迹，城市化进程中沉默矗立的牌楼城墙，正在消逝却又无人记录的古代建筑工艺，无不呼唤着他们归来。
他们回来了，从此不再离开。
02
山河苦旅
哲学家金岳霖曾送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林徽因听了可不高兴，反驳道： “什么美人不美人，我也很会上梁的！”
林徽因在梁上
俗话说得好，不会爬梁上柱、挖土测绘、撰写报告的诗人不是好建筑家。 林徽因跟梁思成一起考察的那些年，把这句话变成了常态。
同期的中国建筑学家大多还沉浸在文献整理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在 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 之后就跟日本人杠上了，搞起了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 ，指的当然不是种地插秧，而是到实地进行调查的研究方法。
和古建筑研究颇有渊源的历史学在当时就流行起了做田野，只不过这股风还没吹到建筑学界，以至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学的实地考察大放厥词。
梁思成和林徽因最开始，还进行着文献的研究。他们借着主持重修故宫文渊阁的机会整理清代的建筑工艺文献，有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建筑工人，最终编成了 《清代营造则例》 。
但是问题又来了——
编成了清代的建筑工艺规范，但清代的工艺和他们之前读到的宋代《营造法式》还有很大差别，更别提反驳*东伊**忠太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质疑。
所以，他们立志在中国大地上探查处在危机之中的古老建筑，特别是， 尚未被人发现的唐代建筑。
从 1931 年开始，他们已经走遍了 190 多个地方，测绘了 200 多座古建筑群，并且画出了 1898 张测绘图。
就像林徽因反驳金岳霖那句话说的那样，她一个大家闺秀，上梁技术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
跟梁思成去古老的寺庙考察时，总会见到被灰尘覆盖的梁柱，甚至柱子可能被虫蛀烟熏，踩上去摇摇欲坠。
这个时候，林徽因作为女性的优势尽显无遗，她体重轻，又敏捷，在调查的时候不至于损坏那些已经濒危的古建筑。
他们把自己整得灰头土脸的同时，当然也完美地反击了外国建筑学家的第一个质疑。
林徽因的总结式论文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和梁思成的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引起了中外建筑学界的震动。
在建筑界，他们出道即巅峰。
从此，日本学者再不敢谈中国人不懂田野调查和测绘。
梁思成手稿
解决了测绘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挑战。
他们依然还没在考察过程中找到唐代的古建筑。
有一回，在荒野中找到了一间古朴的寺庙，听寺僧说起来，庙宇能追溯到隋唐时期。可惊喜还没超过一天，就在测绘中被*翻推**—— 这个建筑最早不过辽代。
还有一次，当他们听说山西赵城县的女娲庙碑志写着这座庙建于中唐，兴致冲冲过去探访，结果才刚到正殿看见门拱就发现庙志内容仅供参考—— 这个建筑的年代最早也只有元末明初。
梁思成在考察
在梁思成笔下，提到这些“失败”经历时，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遗憾，剩下的都是描绘这些建筑独特的美学成就。
但在他们心里，如果能找到唐代的建筑， “一步一磕头也要去的”。
也正因此，尽管此前六年的时光中测绘了两百多座古建筑都未能找到唐朝遗留下来的建筑古迹，唐代建筑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心中依然如同高悬的明月，哪怕失败千万次，只要有一丝可能，他们也不愿放弃。
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丝踪迹。
03
遇见佛光寺
这个唐代建筑，挺能藏，躲在了他们因为“灯下黑”后来考察经常绕开的五台山附近。
阅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敦煌石窟》一书时，林徽因细心地发现关于第六十一号石窟中的壁画《五台山图》。
梁思成原本认为，盛名在外的五台山地区，很难保存完整的原有建筑：
“在探访古建筑的习惯中，多半对名胜有所怀疑；因为越是名胜，越容易遭重修的大毁坏，所以原有建筑越难保存。”（《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不过这一次，他们在“藏宝图”中发现了隐藏在五台山“台外”的 “大佛光寺” 。在此之前，已经有些外国学者曾提到过佛光寺，只不过他们关注的只有寺庙里面的佛像，并没有注意到建筑的年代。
对他们来说，之前已经跑空几百次了，多这一次也无妨。万一呢？
佛光寺测绘稿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深思熟虑下，考察小队特地绕开了知名寺庙云集的台怀镇，由汽车换成了驮骡，沿着险峻陡峭的山路一路向北“探险”。
走过了荒凉的山间小道，终于一座“依着山岩布置”的古寺庙映入眼帘，看着大佛光寺 “雄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 以及 “深远支出” 的屋檐，他们感到一阵惊喜。
第二天考察的时候，他们爬上了横梁，仔细地测绘勘察寺庙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
佛光寺考察手稿
越看，他们就越忍不住喜极而泣的心情。他们只在唐代壁画中看到过这样的梁架。
大概是近乡情怯，蝙蝠也忙着在这边聚会，调查队的考察速度明显放缓。
队内的友人们通力合作，戴上厚厚的面罩爬上梁架，刺眼的手电筒照亮积灰的梁架时，千万只聚集在此的蝙蝠骤然飞起，隐藏在梁架和尘土中的臭虫掉进他们的衣服、笔记里。
在梁柱里扑腾得灰头土脸的同时，他们没忘了寻找能够证明寺庙年代的文字证据，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找碑志，碑志因为磨损已经字迹模糊。
找塑像书画背后的落款和年份，却偏遇上没写落款的作品。
没办法，再懊恼也得继续找，毕竟这里的斗拱，恰好就像敦煌壁画里辉煌的唐式工艺。
佛光寺测绘图
最后寻觅到确凿的文字证据，证明佛光寺诞生于晚唐的，还是林徽因细心的发现。
一进佛光寺就能看见一个女子雕像，寺僧说她是武则天，林徽因凭借着好眼力，在灰尘密布的横梁上发现她的真实身份—— “女弟子宁公遇” 。
梁思成在笔记中惊喜地写道：
“施主是个女的！而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随之一起被发现的，还有经幢。佛殿主之名和经幢的铸造年份重现于世，佛光寺的确是唐代遗留下来的古迹，比先前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所探寻到最古老的建筑还要早 127年 。
这一回，他们终于向外国学者证明了中国唐代建筑的存留，也终于圆了一直以来的夙愿。
来到佛光寺时，他们风尘仆仆。
临走时回望佛光寺，他们发现了战火纷争下幸存的唐代木制古寺，发掘了其中蕴藏的唐代绘画、书法和雕塑，也捧起了中华文明传承的火种。
04
“失败”的理想主义
命运总是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华。7月29日，北平沦陷。
为了躲避战火和日本东亚共荣协会的魔爪，梁思成和林徽因整理了家中和学社里重要的研究资料、古籍以及生活必需品，带着家人于9月5日踏上了*亡流**之路。
山河破碎，身若浮萍。
当时还是孩童的梁从诫回忆和父母亲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感慨道：
“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他们辗转了天津、昆明等地，短短的路程因为病痛和匪乱走了一个多月。后来，他们又随着中央研究院迁往 四川李庄 。
林徽因在病中
李庄的环境阴冷潮湿，林徽因的肺病在这里再度恶化，近乎不治，梁思成的脊柱软组织硬化症在环境和劳累的催化下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两人互相照顾，相互扶持，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尽力完成《中国建筑史》的书写。
至此，中国建筑学终于有了成体系的学术史著作。
病中，美国友人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赶到李庄看望他们，后来还频繁来信提议梁思成带着林徽因前往美国治病。
林徽因回信道：
“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刀刺**或*弹炸**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抗日战争胜利，一直到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年，是他们学术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
解读《营造法式》笔记
1948年12月，解放军深夜拜访，请他们标注出北京城内的古建筑地点，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战争对古建筑的损坏，这让他们感动异常。
重回清华园创办建筑系，不眠不休地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林徽因燃烧着自己的身体，奉献于新时代的建筑事业。
然而，学者的学术生涯，从来抵挡不住风云突变。
进行首都城市规划时，梁思成和陈占祥基于过往对于北京城的了解与建筑学研究，设计出了最大限度保护北京城内古建筑、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增设第二政治中心的 “梁陈方案” 。
因为不符合苏联建筑思路、将政治中心搬离中轴线等原因，方案没有得到实施。
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或许意识到了，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依然为北京城的古建筑保护四处奔走。
林徽因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还是拖着病体去找人理论，义正严词地说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
梁思成的方案被否定，他一次又一次去找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劝说，却只能在会上听到他和林徽因所热爱一生的古建筑被评价为 “鸟笼鸡舍” 时失声痛哭。
1955年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灰暗的一年，林徽因遗愿未了便溘然长逝，他所钟爱的事业难以为继。
接下来的几年，北京城里的城门、牌楼以及其他古建筑随着城市化的建设被一个个拆除。梁思成无法再研究自己钟爱的古建筑，只能一遍一遍写着检查，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他还活着，但他作为学者的生命，已经随着林徽因消逝在这个尘世间。
世事并不尽如人意，那些无力改变的现实也成为了遗憾，但我们都能明白，关于林梁二人为古建筑保护所付出的心血值得与否的问题，山野中屹立千年的古迹会给出答案。
参考文献
[1] （美）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 窦忠如：《梁思成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3] 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 张清平：《林徽因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
[5] 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