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没有不焦虑的人生，只有不思考的灵魂
焦虑问题是个汇聚了最多且最重要的问题的节点，它的谜底注定会给我们的整个精神意识带来极大启发。
我有个糟糕的毛病——每到关键时刻身子总会打战。
比如，当我站在佛蒙特州一座教堂的圣坛上，等待我的未婚妻走向我，和我举行婚礼仪式的时候，就感觉身体非常不舒服：并不只是一般的反胃，而是严重的作呕和颤抖，更要命的是汗流不止。那是7月初的一天，教堂里很热，人们身着夏装或背心裙仍在流汗，不过不是我这种流法。当圣歌响起时，汗水已经在我的前额和上唇上凝聚成珠了。你们可以在婚礼的照片上看到我紧张地站在圣坛上，脸上挂着一丝狰狞的微笑，看着我的未婚妻由她父亲挽着从走廊另一头走来。照片里的苏珊娜容光焕发，而我则是闪闪发亮。当她终于站在我身边的时候，汗水的溪流已经流进了我的眼睛，滴进了我的衣领。我们转向牧师，他身后是我们请来诵读《圣经》的朋友们，他们看我的眼神中带着明显的担忧。“他这是怎么了？”我想象着他们的心情，“他是要昏倒了吗？”仅仅动动这些念头就让我汗如雨下。站在我身后不远处的伴郎轻轻拍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张纸巾，让我擦拭一下眉毛。我的朋友凯茜当时坐在好几排以外的教堂后部，后来她告诉我，她当时有很强烈的要给我送去一杯水的愿望，她说我看上去就像刚刚跑完一场马拉松一样。
受邀来婚礼上读《圣经》的朋友们的面部表情起初只是流露出略微的担心，而此刻在我看来已经变成毫无掩饰的惊恐：“他这是快要死了吗？”我也开始在心里这样怀疑了。因为我已经开始摇晃了，这可不是轻微的抖动，不是那种除非我手里握着一张纸才会被看出来的微小颤动——我感觉自己已经处在抽搐的边缘了。我全力控制双腿，以防像癫痫患者那样腿不听自己使唤，同时希望我的裤子足够宽松，能够让这些抖动看上去不至于太过显眼。我正靠在就要成为我的妻子的那个人的身上——抖动逃不过她的眼睛，她也竭尽全力撑住我。
牧师还在絮絮叨叨，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们说我当时完全心不在焉）。我祈祷他说得快点，这样我就能从这种痛苦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他停下来，看了看我和我的未婚妻。当他看到我大汗淋漓的样子和眼中的惊慌时，便警惕起来，不动声色地问道：“你还好吗？”我无助地向他点了点头。（否则的话他要怎么做呢？把教堂里的人都请出去吗？这种大失面子的事情我可是承受不了的。）
牧师重新开始他的长篇大论，我也全身心地与三件事情做斗争：抖动的四肢、呕吐的欲望以及意识的丧失。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让我离开这里吧。”为什么？因为现场有将近300人（包括朋友、家人和同事）出席我们的婚礼，而我眼看就要崩溃了。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这本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意义最重大的时刻之一，而我却苦不堪言。我担心自己会撑不下去。
在我汗流浃背、神志不清、摇摇晃晃、挣扎着想要完成婚礼仪式（说“我愿意”，交换戒指，亲吻新娘）的时候，我正可怜兮兮地担心大家（我妻子的父母、她的朋友们、我的同事们）看着我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是不是对结婚一事改变主意了？这是不是暴露了他的本质弱点、他的怯懦，或者他们不合适？”我害怕的是，妻子的朋友们的任何怀疑都正在得到确定。“我就知道，”我想象朋友们这么想，“这证明他根本配不上她。”我看起来好像是穿着礼服洗了个澡似的。我的汗腺——我虚弱的身体和软弱的道德品质——被暴露在了世界面前。我毫无价值的存在也被曝光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仪式终于结束了。我浑身湿透地走过红地毯，充满感激地紧紧拥抱我的妻子。而当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那突如其来的生理反应消退了。我不再抽搐了，也不会昏倒了。但是之后在迎宾以及在宴会上喝酒跳舞的时候，我只能表现得很高兴。我对着镜头微笑，和人们握手——同时想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男人最基本的一项工作——结婚上失败了。我是如何把这件事情搞得一团糟的呢？在这之后的72个小时里，我经受了残酷的、不断自我批判的绝望时刻。
直接因为焦虑而丧命的人相对较少，更多的人会在焦虑症恶化时选择死亡而非生理瘫痪或心理折磨。
——戴维·H.巴洛《焦虑障碍与治疗》（2004年）
在婚礼上的失常不是我的第一次崩溃，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护士们不得不暂时停止护理我正在经历阵痛的妻子，转而照顾脸色惨白而昏厥的我。此外，我还常在公众演讲和展示的时候颇为窘迫地僵在台上，有几次还不得不跑下台去。我曾经放弃过约会，考试时中途离场，在求职面试时崩溃。无论坐飞机、火车或是汽车出门，还是仅仅走在街上我都崩溃过。在平常的日子里做平常事的时候，比如读书、躺在床上、打电话、参加会议、打网球，我有成千上万次受到无孔不入的惧怕侵袭的经历，饱受恶心、晕眩、颤抖以及形形色色的身体症状的困扰。有些时候我相信死亡或者某些可能更加糟糕的事情即将降临。
即便在没有被这些严重的状况深深折磨的时候，我也经常受到担心的狂轰滥炸：担心我本人和家人的健康，担心财务状况，担心工作，担心我车里发出的嘎吱响声和地下室里传来的滴水声，担心岁月的侵蚀和死亡的无法避免。我担心一切，却不知道到底担心的是什么。有时，这种担心会变形为轻度的身体不适——胃痛、头痛、晕眩、胳膊痛、腿痛，或者就是一种笼统的不舒服，好像自己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或者流感似的。我多次因为焦虑而引发呼吸及吞咽困难，甚至难以走路。接着这些困难变成一种强迫观念，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
我也被不少对特定事物的害怕和恐惧折磨过。随便列举一些吧：密闭的空间（幽闭恐惧症）、高处（恐高症）、昏厥（虚弱恐惧症）、被困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广场恐惧症的一种）、微生物（恐菌症）、奶酪（奶酪恐惧症）、当众致辞（属于社交恐惧症的子范畴）、坐飞机（高空恐惧症）、呕吐（恐呕吐症）、当然还有在飞机上呕吐（晕机呕吐恐惧症）。
在我小时候，母亲有段时间晚上要去法学院读书。因为我晚上的时间都和保姆待在一起，所以总是绝望地为我父母在车祸中丧生或者抛弃我这样的剧情而担惊受怕（临床术语叫作“分离焦虑症”）。到7岁的时候，我在卧室不断地来回踱步，试图用意念使父母快快回家，把地毯都磨出了沟槽。读一年级的那一年，有好几个月我几乎每个下午都得因为身心失调带来的头痛待在学校护士的办公室里，央求护士放我回家。到三年级，腹痛取代了头痛，但我每天前往医务室的艰难跋涉依然如故。上高中时，我会故意输掉网球和壁球比赛，以此逃避竞争环境下的焦虑可能在我体内激发的巨大痛苦。在我高中时代的一次约会（也是唯一的一次约会）的浪漫时刻，当那位姑娘靠过来准备索吻时（我们在外面，用她的望远镜观看天上的星座），我却被焦虑压倒了，由于害怕，我当场呕吐而不得不逃开。那一次的经历过于窘迫，我此后再也没有和她联系过。
简而言之，我从大概两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焦躁不安，充满恐惧、害怕，还有些神经质的家伙。1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被带到一家精神病医院做了评估，然后被转到一位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治疗，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克服自己的焦虑。
我尝试过的方法有以下这些：个人心理疗法（做了三期）、家庭疗法、集体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合理情绪疗法（RET）、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催眠疗法、冥想疗法、角色扮演疗法、内感受性暴露疗法、现场暴露疗法、表达支持疗法、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自助练习册、推拿、祷告、针灸、瑜伽、斯多葛哲学，另外，我还从一档深夜电视购物节目订购过录音带。
药物治疗是少不了的（大量的药物），包括氯丙嗪（Thorazine）、丙咪嗪（Imipramine）、去郁敏（Desipramine）、扑尔敏（Chlorpheniramine）、苯乙肼（Nardil）、布斯帕（BuSpar）、百忧解（Prozac）、左洛复（Zoloft）、百可舒（Paxil）、安非他酮（Wellbutrin）、郁复伸（Effexor）、喜普妙（Celexa）、依地普仑（Lexapro）、欣百达（Cymbalta）、氟伏沙明（Luvox）、曲唑酮（Trazodone）、左旋甲状腺素（Levoxyl）、心得安（Propranolol）、水合酸安定（Tranxene）、舒宁（Serax）、普拉西泮（Centrax）、圣约翰草药（St. John’s wort）、唑吡坦（Zolpidem）、安定（Valium）、利眠宁（Librium）、安定文锭（Ativan）、赞安诺（Xanax）和克诺平（Klonopin）。
以及啤酒、红酒、杜松子酒、波旁威士忌、伏特加和苏格兰威士忌。
以上方法中有效的数目是：零。
事实上它们并不是完全无效，有的药物在有限的时间里产生了一些帮助。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我在初中受到焦虑摧残的时候，氯丙嗪（一种安定药，被列为主要的镇静剂）和丙咪嗪（一种三环类抗抑郁药）合力帮我远离了精神病医院。另一种三环药去郁敏帮我度过了25岁之前的那段日子。在我快30岁的时候，百可舒（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制剂抑**，简称SSRI）曾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显著降低了我的焦虑，之后恐惧再次突围成功。足量的赞安诺、心得安和伏特加让我（勉强）挺过了30岁出头那几年里的一次书展和若干次公开演讲、电视出镜。在飞机起飞前喝一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服下一片赞安诺，再加一片晕海宁，有时能够让飞行变得可以忍受——而如果在足够短的时间间隔里喝下两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就可以掩盖恐惧的存在，让它显得模糊一些、遥远一些。
然而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没有从根本上减轻这潜伏的焦虑，它交织在我的灵魂中，紧紧纠缠着我的身体，时不时给我的人生带来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治愈我的焦虑的希望已经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之和平共处的顺从感，是发现一种救赎，或者是发现我自己从经常颤抖的、崩溃的、神经质的碎片中得以缓解的好处。
焦虑是西方文明最显著的心理特点。
——R. R.威洛比《魔术与同源现象》（1935年）
焦虑及其相关疾病是如今美国官方认定的精神疾病的最常见形式，甚至超过了抑郁症和其他情绪障碍。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受到不同类别的焦虑症折磨的美国人约有4000万，几乎占到美国全部人口的1/7，却耗费了美国31%的精神疾病护理开支。近期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焦虑症的“终生发病率”超过了25%，如果这个数字没错，就意味着我们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注定要在人生的某个时间段遭受妨碍性焦虑症的侵扰。而这的确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妨碍：最近的一些学术论文提出，焦虑症患者受到的心理与生理损伤程度与糖尿病患者相当——通常可以控制，有时会致命，而且总是非常难以对付。一篇刊登在2006年的《美国精神病学报》上的研究文章发现，全体美国人每年由于焦虑症和抑郁症总共有3.21亿天无法工作，造成了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劳工统计局曾经估计，一位美国工人每年由于焦虑和压力而请假的工作日中位数为25天。在2005年，也就是遭受经济危机重创前三年，美国人在区区两种抗焦虑药物上就开出了5300万张处方：这两种药物是安定文锭和赞安诺（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周里，全国的赞安诺处方数量飙升了9个百分点，其中在纽约市飙升了22个百分点）。2008年9月，经济的崩溃使得纽约市的处方数量出现了峰值：在银行纷纷倒闭、股票市场跳水的同时，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的处方数量比前一年上升了9%，*眠药安**处方数量则上升了11%。
尽管有人提出焦虑是美国人特有的一种苦恼，但是深受其害的并不只有美国人。一份由英国精神健康基金会于2009年上半年发布的报告认为有15%的伦敦居民正患有焦虑方面的疾病，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37%的英国人称自己在生活中比从前更加担惊受怕。《美国医学会杂志》近期登载的一篇论文认为临床焦虑症是许多国家最常见的一种精神障碍。2006年刊登在《加拿大精神病学杂志》上的一份世界范围内针对焦虑研究的全面评估认为，全世界1/6的人一生中至少曾经持续一年为焦虑症而苦恼，其他一些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
当然，这些数字涉及的仅仅是像我这样，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某些武断的诊断标准，严格来说属于临床焦虑的人。但被焦虑波及的远远不是只有这些被明确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初级护理医师们表示，焦虑是最常见的几种让患者前往自己的办公室求诊的病因之一——根据部分统计，甚至比普通的感冒还要常见。1985年的一项大范围研究发现，求助家庭医生的病例有11%是由焦虑引起的，第二年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有1/3的患者曾向自己的家庭医生抱怨自己处于“严重焦虑”状态（其他几项研究指出，美国20%的初级护理病人服用安定或赞安诺等镇静剂）。而且几乎每个活着的人都在某个时刻受到过焦虑、畏惧、压力或者担心的折磨，这些症状彼此有所区别，但又相互关联（总体来说，那些无法感受到焦虑的人存在更深的症结，比那些受到焦虑更深、更随机的折磨的人对社会更加危险，他们是*社会反**分子）。
如今，大多数人相信长期压力是这个时代的标志，而焦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条件。就像人类步入原子时代以来多次被提起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这句话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当美国近几年在短时间内连续受到恐怖主义、经济灾难、混乱以及广泛的社会转型的冲击时，它便显得越发正确了。
可是，仅仅在30年以前，焦虑本身还没有被列为一种临床分类。1950年，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出版了《焦虑的意义》一书。他发现，截至那时仅有其他两位学者，也就是索伦·克尔凯郭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著书立说谈论焦虑这一概念。根据《心理学摘要》的检索单显示，1927年仅有三篇关于焦虑的学术论文发表；1941年的时候只有14篇；到1950年也不过37篇。直到1949年6月才举行了历史上首次专门围绕焦虑这一主题的学术会议。1980年，在治疗焦虑的一些新药被研发出来并且投入市场之后，焦虑症才取代原来的“弗洛伊德神经症”，终于进入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讲，治疗比诊断要来得更早，也就是说，是抗焦虑药物的发现推动焦虑成为一种疾病分类的。
如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篇关于焦虑的论文发表出来，还有一些专门研究焦虑的学术期刊。对焦虑的研究不断地产生新的发现和见解，不仅关于焦虑的成因和治疗，更普遍的是关于头脑如何工作——关于头脑与身体之间、基因与行为之间、分子与情绪之间的关系。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在大脑的特定区域对多种主观经历过的情绪进行成像，甚至能够根据不同种类的焦虑在大脑功能上的可视效果将它们区分开来。例如，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普通的担心（好比我担心出版业能不能存活到本书付梓，或者我的孩子们能不能念得起大学）趋向于表现为大脑皮层的额叶的极度活跃；人们在当众讲话时，或者特别腼腆的人在社交活动时遇到的重度焦虑（就像我前几天演讲时被药物和酒精麻痹之后经历的极度恐惧）趋向于呈现出“前扣带回”的过度活动；强迫性神经*能官**焦虑在脑部扫描中的体现是在基底神经节中连接额叶与低位脑中心的回路中出现混乱。得益于神经系统科学家约瑟夫·勒杜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害怕的情绪和行为都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由杏仁核产生的，或者至少是通过它产生的。杏仁核是一个小型的、杏仁形状的器官，位于大脑的底部。最近15年来，很多神经系统科学研究已经将它作为目标。
我们对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例如血清素（serotonin）、多巴胺（dopamine）、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GABA）、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以及神经肽Y（neuropeptide Y）是如何减轻或者增强焦虑的认识也已经远超弗洛伊德和克尔凯郭尔。我们知道焦虑存在着强大的基因成分，甚至开始详细地去了解这种成分是由什么组成的。从数百篇论文中随便选取一个例子吧：2002年，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确认是媒体所称的“伍迪·艾伦基因”激活了神经回路关键部分的杏仁核以及其他部位的一组特定神经元，控制着害怕的行为。今天的研究人员定向追踪许多这样的“候选基因”，测量某些遗传变异和某些焦虑障碍之间的统计关联性，探索在关联中起中介作用的化学和神经解剖学机制，试图发现那种将遗传倾向转化为实际存在的焦虑情绪或障碍的机制。
“在对焦虑这种情绪的研究以及对障碍的分类中，真正令人激动的是，我们可以开始实现从了解分子和细胞到了解控制情绪和行为的体系的转变。”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主任托马斯·因塞尔博士说，“我们现在终于能够画出基因、细胞、大脑，还有大脑系统之间的联系了。”
恐惧源于心理弱点，因此与理智的运用无关。
——巴鲁赫·斯宾诺莎（约1670年）
然而尽管神经化学和神经解剖学带来了很大的进步，我的亲身经验表明，心理学领域仍因为争论焦虑的成因和治疗方法而存在分歧。我咨询过的精神药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告诉我药物是“治疗”我的焦虑的一种手段，而我咨询过的认知行为治疗师们则常常告诉我药物是焦虑的部分“诱因”。
认知行为疗法与精神药理学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辩论的最近一轮重复。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回归分析还有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所有这些发展创造的科学发现、严谨论证和治疗过程是弗洛伊德以及他的前辈知识分子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托马斯·因塞尔说焦虑研究已经处在人类心理学的科学探索的最前沿，这是事实。同时，重要的是，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供研究了，这也是事实。
认知行为治疗师的先驱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荷兰犹太裔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他相信焦虑仅仅是个逻辑问题。斯宾诺莎提出，错误的想法让我们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产生恐惧，这与300多年后认知行为治疗师们关于错误认知的说法如出一辙（如果我们无法控制一件事，害怕它便毫无价值，因为害怕没有任何帮助）。斯宾诺莎的哲学似乎在他自己身上颇有成效，他的生平显示他是个相当平静安详的人。比斯宾诺莎还要早1600年左右，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已经捷足先登，提出了同样的错误认知的概念。“困扰人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他在公元1世纪写下的话。爱比克泰德认为，焦虑的根源并不在我们自己身上，而在于我们对现实的担忧。缓解焦虑是一个“修正错误认识”的问题（认知行为治疗师们这样说）。斯多葛学派可能是认知行为治疗师真正的祖师爷。与爱比克泰德同时代的塞内卡写道：“警告我们的事物比伤害我们的事物更多，我们在忧虑中受到的伤害比在现实中受到的更多。”他的话与认知行为疗法的官方创始人阿朗·贝克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相差无几，但比后者早了2000年。
现代精神药理学的前辈们的历史更加悠久。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1]在公元前4世纪便认为病理性焦虑是个明确的生物学以及医学问题。“如果切开（精神疾病患者的）头颅，你会发现大脑潮湿，充满汗液，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希波克拉底认为“体液”是人发疯的原因，一股胆汁突然流向大脑会使人产生焦虑（继承希波克拉底的学说，亚里士多德注重胆汁的温度：暖胆汁形成温暖和热情，冷胆汁产生焦虑和怯懦）。在希波克拉底看来，焦虑和其他精神疾病都是医学生物学问题，最佳治疗方法是保持心情处于合适的均衡状态[2]。
但是，柏拉图和他的信徒们相信精神生活是独立于生理学而存在的，不同意焦虑或者忧郁在人体内存在有机基础，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说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模型“如孩童之语一般毫无意义”。在柏拉图看来，医生有时能够为轻度的精神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因为有时情绪问题会反映在身体上），但深层的情绪问题只有哲学家能够解决。焦虑和其他的心理不适并非来自生理学上的不平衡，而是来自心灵的不和谐；康复需要更深的自我认识、更好的自我控制，以及由哲学指引的生活方式。（据一位科学史学家说）柏拉图相信“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和头脑总体上都处于良好的状态，医生可以治愈一些微小的疾病，就像管道工人来修好水管一样；但是如果人的生理结构受损，医生就无能为力了”。在他看来，哲学是治疗心灵唯一的合适方法。
希波克拉底则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哲学家们就自然科学所说的一切，与医学之间的距离不比与绘画之间的距离小。”他这样宣称[3]。
病理学焦虑到底像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现代药理学家所说，是一种医学疾病呢，还是像柏拉图、斯宾诺莎和认知行为治疗师们所说，是一种哲学问题呢？是像弗洛伊德和他的支持者们所说，是一种源自童年创伤或者性压抑的心理问题呢，还是像克尔凯郭尔和他的存在主义后辈们所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呢？或者，它是否像W.H.奥登、大卫·理斯曼、艾里希·弗洛姆、阿尔贝·加缪以及众多现代评论家声称的，是一种文化状态，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呢？
事实上，焦虑同时是生物学与哲学、身体与心理、本能与理性、个性与文化的功能作用。即便焦虑是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体验，在科学上，它仍然可以在分子和生理层面上被计量。它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人为的产物；既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用计算机术语来说，它既是硬件问题（我的安装出现了错误），也是软件问题（我运行了存在逻辑错误的程序，使我产生了焦虑的想法）。气质形成的根源有许多方面；情绪性格的根源似乎是简单而且单一的——要么是基因缺陷，要么是童年的创伤——也可能并非如此。毕竟，谁会说斯宾诺莎那自我炫耀似的平静更多是源于他的心理而不是身体呢？难道不会是一种基因设定的轻度自动觉醒程序造就了他的宁静哲学？
神经症不仅仅源于个人偶然的生活经历，也源于我们所处的特定文化环境……它是一种个人命运，比如你的母亲是一个强势的人，或者是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但无论是强势的还是具有奉献精神的母亲都只会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1937年）
我不需要追溯到远祖就能发现焦虑是我的家族遗传。我的曾外祖父切斯特·汉福德曾在哈佛大学担任过多年的教务长一职，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严重焦虑住进了麦克莱恩医院，那是一家著名的精神病医院，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市。他人生的最后30年里经常深陷痛苦之中。虽然药物和电击治疗偶尔能够缓解他的痛苦，但这种喘息的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在60年代他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只能在自己的卧室里像胎儿一样蜷缩着。据我父母描述，他发出了简直是非人一般的*吟呻**声。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曾外祖母，一位杰出而聪颖的女性，被照顾他的重任压垮了，于1969年服用过量的苏格兰威士忌和*眠药安**而去世。
切斯特·汉福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他已90岁了，是位极富才华并且从外表上看充满自信的人。但他却忧心忡忡，并且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被一系列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的典型症状压迫。这是一种被官方列为焦虑障碍的疾病。例如，他离开一幢房子的时候一定要从原来进去的门走出来。这种迷信有时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而我的母亲是个高度紧张、担心成癖的人，与我有很多同样的恐惧和神经症。她严格地回避登高（玻璃电梯、缆车）、公开讲话以及大多数冒险行为。像我一样，她也非常害怕呕吐。她年轻的时候，经常出现严重的惊恐发作。我的父亲——她的前夫——坚称，她最焦虑的时候简直和偏执狂差不多：她怀着我的时候，深信有个开着黄色大众汽车的连环杀手正监视着我家的公寓。[4]我唯一的亲妹妹也在和焦虑做着斗争，她的焦虑类型和我不一样，但程度丝毫不比我的轻。她也服用过喜普妙、百忧解、安非他酮、苯乙肼、加巴喷丁和布斯帕，但所有的药物对她都没有效果。现在她是我母亲一系的成年家庭成员中少数几个没有正在接受精神药物治疗的人之一（我的好几位母亲一系的表亲也连续依赖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很多年了）。
基于我母亲家族这四代以来的证据（此外，作为补充，还有来自我父亲这一边的精神机能障碍，在我的少年时期，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五个晚上要喝得酩酊大醉），下结论说我存在焦虑和抑郁的家族遗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这些事实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我母亲家族代代遗传的焦虑完全与基因无关，而完全与环境有关也并非不可能吧？20世纪20年代，我的曾祖父母有个孩子死于传染病，这对于他们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也许是因为这次创伤，加之此后许多自己的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遇难的又一次创伤，二者的共同作用击碎了我曾外祖父心智中的什么东西。对于我的外祖父而言也是如此。在自己的兄弟去世时，外祖父还在上小学，他至今都记得坐在小小的骨灰盒边，随着灵车前往葬礼现场的情景。轮到我母亲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她目睹了外祖父的迷信和强迫症，以及曾外祖父精神上的痛苦，从而也产生了焦虑（更不必说我那自寻烦恼的外祖母给她带来的焦虑影响了），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模仿”。也许我自己就是看到了母亲的恐惧，也将它带到了自己的身上。而存在实质性的证据表明，一些特定的恐惧症，尤其是那些基于对自然状况的害怕而产生的恐惧症，比如恐高、害怕蛇或者啮齿类动物是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的，或者说是“通过进化保留下来的”，这是不是最可信地说明我因为看到母亲的恐惧而变得充满恐惧？是不是我童年时期总体不算稳定的心理环境——母亲日复一日焦虑的话语、父亲因酗酒而对我不闻不问、他们夫妻之间不愉快的争吵以及最终以离婚收场——在我心里形成了一种同样不稳定的敏感？是不是母亲怀着我时的那些偏执和恐慌掀起了子宫里的荷尔蒙的“狂飙突进运动”[5]，因此我注定一出生就紧张不安？研究表明，怀孕期间压力过大的母亲更有可能生下情绪焦虑的孩子[6]。1588年4月，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母亲因受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向英格兰海岸来袭的消息惊吓，提前分娩，生下了这个早产儿。“我和恐惧是一对孪生兄弟。”霍布斯写道，他将自己焦虑的性格气质归结于他母亲因惊吓引起的早产。也许霍布斯的“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保护它的公民，使他们免受人们出于天性用*力暴**与痛苦造成的互相伤害”这一观点便是建立在他由于母亲的应激激素而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焦虑性格之上的（他有一句名言——人生是污秽、野蛮而又短暂的）。
我的焦虑的根源会不会比我经历过的事情和继承的基因涵盖的范围更深、更广呢？也就是说，存在于历史和文化当中呢？我的祖父母是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为逃避纳粹而离开了家乡。我的祖母变成了一个激烈排犹的犹太人——她放弃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因为害怕某一天会因此而受到*害迫**。我和妹妹是在一个圣公会教堂里长大的，直到我上大学之前都不清楚自己的犹太背景。至于我父亲，他一辈子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着迷，尤其是对纳粹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电视剧《战争中的世界》。在我的记忆中，那部片子里德军向巴黎推进时洪亮的音乐就是我孩提时代的背景音乐。[7]当然，长期遭受*害迫**的犹太人拥有数千年担惊受怕的经验，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研究显示犹太男性患有抑郁和焦虑的比例要比其他族群的男性更高[8]。
另一方面，我母亲的文化背景则主要是继承于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WASP）；她是个骄傲的五月花号[9]后裔，直到最近还完全赞同所有的情绪和家庭问题都应该被压抑的观点。
因此，我是一个犹太人和新教徒的病理学结合体——一个神经过敏、矫揉造作的犹太人被压抑在一个神经过敏、自我约束的新教徒体内。难怪我会焦虑：我就像一个被困在约翰·加尔文[10]体内的伍迪·艾伦。
那么我的焦虑到底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呢？当关于核战争可怕后果的电影《浩劫后》在网络电视上播出时，我还在上初中。身为一个少年，我时常在导弹划破天空的梦境中惊醒。这些梦境是焦虑精神病理学的证据吗？它们是不是对我认知到的状况的一个合理的回应呢？那其实也是国防政策分析师们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专注研究的状况。当然，现在冷战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它已经被劫机、脏弹、内衣*弹炸**、化学攻击、炭疽取代，更不用说SARS（非典）、H1N1、耐药结核病、对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灾难的勘测，以及关于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和萧条趋势的持久压力了。在我们能够衡量这些事情的范围内，社会转型的时代似乎造成了人类焦虑的大幅上升。在当前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社会结构遭到破坏、专业角色和性别角色不断变换的后工业时代里，焦虑不正常吗？甚至可以说，不合适吗？
是的，在某个水平上，或者至少从某种程序上，适当的焦虑总是，或者经常会被调适。根据查尔斯·达尔文的说法（他自己就患有严重的广场恐惧症，以至于他乘坐贝格尔号旅行后多年足不出户），那些“害怕得正确”的物种增大了自己生存的机会。我们这些焦虑的人比一般人更少会因为比如在悬崖边上玩耍，或者做战斗机飞行员这种工作而让自己送掉性命。
100年前，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基斯和约翰·迪林厄姆·多德森进行了一项很有影响力的研究，论证了中等程度的焦虑是可以改善人和动物的表现的：显然，过分的焦虑会导致表现不佳，但过少的焦虑同样损害了表现水平。当抗焦虑药物的用量在20世纪50年代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时候，部分精神病医生便警告人们要当心一个焦虑程度不够的社会所带来的危险。“我们面临的情况将会发展出一个活力缺乏得不正常的种族，这对于我们的未来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其中一位这样写道。另一位精神病医生断言：“梵高、伊萨克·牛顿说明大多数天才和伟大的创造者都不是性格平静的人。他们都情绪紧张、自尊心强，被无情的内在力量驱使着，被焦虑整日围绕着。”
让这样的天才们泯然众人是社会为了彻底缓解焦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没有焦虑，很多成就就无法实现。”波士顿大学焦虑障碍治疗中心创始人以及名誉主任戴维·巴洛说，“运动员、演员、企业管理者、工匠以及学生们的表现会大打折扣；人们的创造力会消失；农作物可能也不会被种植。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坐在树荫下消磨我们的时光。这对于一个种族来说是致命的，危险不亚于一场核战争。”
我现在开始相信焦虑和智力活动如影随形。我们越了解焦虑的本质，就会越了解智力。
——霍华德·利德尔《警觉在动物神经症发展中扮演的角色》（1949年）
80多年前，弗洛伊德提出焦虑“是个谜，它的谜底注定会给我们的整个精神意识带来极大启发”。他相信解锁焦虑的奥秘将会对我们揭开心灵的奥秘带来极大的帮助：意识、自我、本体、智力、想象力、创造力，更不用说痛苦、苦难、希望和遗憾了。要应付和理解焦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应付和理解人的身心状态。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在感知和理解焦虑上的不同之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些文化和时代的事情。为什么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学者认为焦虑主要是一种身体状况，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认为它是一个知识问题呢？为什么早期的存在主义者认为焦虑是种精神状态，而“镀金时代”[11]的医生则认为它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特有的对于工业革命的压力反应（他们认为这种反应让天主教社会免受伤害）呢？为什么早期的弗洛伊德学派支持者认为焦虑是源自性压抑的一种心理状态，然而我们自己倾向于再一次将它视为一种药物和神经化学状态、一个出现故障的生物力学问题呢？
这些摇摆不定的解读体现了科学前进的步伐吗？或者只是一种变化，像文化运作的方式那样，常常是循环往复的？为什么由于惊恐发作而被送进急诊室的美国人倾向于担心自己心脏病发作了，而日本人则倾向于害怕自己会晕倒呢？诉苦说自己“心脏难受”的伊朗人所患的是西方精神病医生所说的惊恐发作吗？南美人经受的“ataques de nervios”（紧张发作）仅仅是惊恐发作的拉丁变形，还是像现代研究者们如今相信的那样，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和医学并发症状呢？为什么在美国人和法国人身上疗效显著的治疗焦虑的药物在中国人身上收效甚微呢？
这些文化特质固然既迷人又丰富多样，但是时间和文化潜在的一致性都说明焦虑在普遍意义上是一种人类特性。即便100年前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经历了独特的文化实践和信仰的过滤，被他们称为“kayak angst”的症状（患病者害怕单独外出猎取海豹）也与我们今天所称的广场恐惧症大同小异。在希波克拉底的古籍中可以找到关于看上去相当现代化的病理性焦虑的临床描述。有一位患者怕猫（这是一种单纯的恐惧症，放在今天，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的分类，为了保险起见，其编码应该为300.29），另一位害怕黄昏；根据希波克拉底的描述，第三位患者无论何时只要听到笛声就会“被焦虑包围”；第四位害怕走在“哪怕是最浅的沟”边上，不过走在沟里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说明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恐高症。希波克拉底还描述了一位患有现代临床术语所说的“广场恐惧症型惊恐焦虑”的患者，他如此描述这一状态：“经常是在户外发作的，如果一个人走在一条偏僻的道路上，恐惧便会抓住他。”希波克拉底描述的这些症状很明显与最新几期的《普通精神病学档案》与《门宁格诊所公告》中描述的临床表现相当一致。
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跨越了数千年的时间和环境差异，让我们感到尽管文化和环境存在着如此多的不同，人类在生理焦虑方面是具有普遍性的。
在本书中，我已经开始着手去探索焦虑之谜了。我不是医生，不是心理学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科学史学家——以上任何一种身份在写一本关于焦虑的专著方面都要比我更具学术权威。本书是一部综合作品和报告文学，结合了对“焦虑”这一概念从历史、文学、哲学、宗教、流行文化以及最新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探索，通过一些我可以自称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东西——那就是我关于焦虑的经验——将它们交织在一起。检视自身的神经症可能有一些自恋的意味（研究也的确表明自我欣赏与焦虑可能存在关联），但对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经不乏杰出的先驱。1621年，牛津大学的教师罗伯特·伯顿出版了他的教科书《忧郁的解剖》，这是一部长达1300页的综合性巨著。其中大量的学术注解也难以完全掩盖它的本来面目：书里充斥着大段冗长而枯燥的对焦虑压抑的抱怨。1733年，杰出的伦敦医生，同时也被认为是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思想家之一的乔治·切恩，出版了《英国病》一书。在其中长达40页的“作者的案例——献给我的病友们”一章中，他详尽地介绍了自己持续多年的神经症（包括“惊骇、焦虑、恐惧和恐怖”，以及“令人忧伤的惊骇和惊恐，我的理性完全不起作用”）和身体症状（包括“一阵突然的剧烈头痛”“肚子非常不舒服”“持续的急性腹痛”“嘴里有生病的味道”）。距离我们的时代更近一些的知识冒险家，查尔斯·达尔文、威廉·詹姆斯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被关于自身焦虑的好奇心强烈驱使着，也被找到缓解自身焦虑的方法的渴望强烈驱使着。弗洛伊德运用他严重的火车恐惧症和抑郁症，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达尔文自从贝格尔号的旅行归来之后因受到压力相关的疾病困扰几乎足不出户——他花了许多年寻求缓解焦虑的良方，如洗温泉浴，并且听从一位医生的建议，用冰把自己的全身盖住。詹姆斯试图在公众面前掩藏自己的恐惧，但经常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受到惊吓。他在1902年这样描写自己最初产生焦虑时的情况：“我每天早上都在可怕的恐惧感中醒来，对人生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
与达尔文、弗洛伊德和詹姆斯不同，我并不打算勾画出一种全新的关于精神或者人类本性的理论。更确切地说，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理解焦虑的痛苦，并且找到缓解焦虑的痛苦，或者说从中得到救赎的办法。这一追求既带着我回到过去的历史中，也带着我来到了现代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过去的8年里，我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阅读上，阅读过去3000年中人们写下的数百万页关于焦虑的文字。
谢天谢地，我的人生中还没有什么巨大的悲剧或者耸人听闻的事情发生：我从来没蹲过监狱，也没进过康复中心；没有袭击过他人，也没有尝试过自杀；没有在荒郊野外赤身裸体地醒来，没有在危房中逗留过，也没有因为古怪的举动而被炒鱿鱼。从精神病理学上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从外观上还是平静的。如果把我的人生拍成电影，小罗伯特·唐尼[12]是不会出演的。在临床文献中，我这样一个患有焦虑障碍或者精神疾病的人是“高能”的，通常在掩饰方面做得也很不错。有为数不少的认为自己相当了解我的人曾经表示，当他们听说我这样一个看上去如此行事稳健、泰然自若的人会去写一本关于焦虑的书的时候都感到难以置信。在我的体内翻江倒海的时候，我仍能面带微笑，脑子里想着我了解到的恐惧型人格的典型特征：“在内心非常痛苦时”——就像自助手册《你的恐惧》中描述的那样——“向别人呈现相对平静的、无恙的外表的需要和能力”。[13]
对有些人来说，我可能是个冷静的人。但是如果你能够窥视到这种表象背后的东西，你会发现我就像一只鸭子——双脚在水面下拼命地划水、划水、划水。
我最为关注的病人就是我自己。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897年8月对威尔海姆·弗里斯说
有时我会突然觉得写这本书弄不好是个糟糕的主意：如果我渴求的是缓解焦虑的痛苦，那么深入探究焦虑的历史与科学以及我自己的心灵，也许不是最佳途径。
在有关焦虑的历史文献中漫游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威尔弗里德·诺思菲尔德的英国老兵撰写的自助小册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患有神经衰弱的毛病，之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因焦虑而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最终成功地渐渐痊愈，并写下了他的康复指南。这本《征服神经质：战胜神经衰弱的振奋人心的记录》于1933年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我手里的版本是1934年的第六次印刷版本。在最后一章“最后的一些话”中，诺思菲尔德写道：“有一件事情是神经衰弱症患者务必用心提防的，那就是谈论自己的麻烦，这样做不会让你得到任何安慰或者帮助。”诺思菲尔德继续说：“不停地用绝望的口吻谈论这些麻烦，只会累积痛苦，‘助长’情绪。不仅如此，这还是自私的表现。”他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话总结道：“除了医生，不要向任何人展示你的伤口。”
“不要向任何人展示你的伤口”。好吧，经过了30多年在他人面前掩藏自己的焦虑的努力（大部分时间是成功的），现在我把我的焦虑拿出来，进行一次长期展览，给熟人和不熟悉的人看。如果诺思菲尔德是对的（我那忧虑不安的母亲也认同他的说法），那么写这本书对我的心理健康不会有什么好处。一些现代研究资料为诺思菲尔德的警告提供了支持：焦虑的人们有一种把注意力向内集中到自己身上的病理倾向，这表明写一本书来详述自己的焦虑不会是逃避它的最好方法。[14]
此外，我对于写这本书的一个担心是，我一直靠着自己表现出冷静和控制的能力来维持生活。我的焦虑使我小心谨慎（害怕把事情搞砸），我的羞耻感使我看上去泰然自若（需要掩饰自己的焦虑）。一位前同事曾经形容我是“人体赞安诺”，说我表现得如此镇定，以至于只要我出现就会让别人平静下来：只要走进一间群情激动的房间，我就能发挥润滑剂的作用，人们随即就放松下来。我听了内心暗暗好笑。要是她知道我的焦虑，还会这么说吗？我揭露自己受到公众认可的冷静其实是伪装出来的，这样做会不会让我丧失抚慰他人的能力，乃至危及我的职业地位？
我现在的治疗师W博士说，揭露我的焦虑有很大可能造成羞耻感的提升，并且会面临孤独的痛苦。当我为在书中公开展示自己的精神问题而激动时，W博士说：“你已经保守自己患有焦虑症的秘密很多年了，不是吗？这种做法结果如何呢？”
说到点子上了。而且，存在大量有说服力的文献认为——与威尔弗里德·诺思菲尔德就表达自己的焦虑痛苦的危险提出警告相反——隐藏或者抑制焦虑实际上会产生更大的焦虑。[15]但我无法摆脱一种顾虑，就是这样做不仅自私、丢脸，而且冒险——我发现这样做会使我面临“大笨狼怀尔时刻”[16]，实际上，没有内部力量和外部支撑支持着我，我肯定会往下滑坠一大段距离。
我知道作家将自己作为写作对象是多么有失体面、令人震惊的自负的体现，尤其是写得如此冗长和详细：但是……我觉得……或许对一些人来说还是有些用处的，比如意志消沉、体弱多病、过分成熟的人，我们的情况可能比较相似。
——乔治·切恩《英国病》（1733年）
W博士问道：“你为什么认为在书里描写自己的焦虑会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呢？”
因为污名总是与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因为焦虑被看作一种弱点，因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耳他的盟军军事设施上的标语直截了当地写的那样：“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不会允许你的自尊接受一种焦虑的神经或者表现出害怕。”因为我担心这本揭露焦虑与挣扎的书会成为一堆大而无当的废话，违反了约束和礼仪的基本标准。[17]
当我向W博士如此解释自己的顾虑的时候，他说写作并出版这本书本身可能是有助于治疗的：通过向世界展示我的焦虑，我能够“走出来”。他的意思是，这会是一个摆脱偏见的行为，就像同性恋者“出柜”一样。但是身为一个同性恋者——我们现在终于知道（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仍将同性恋归为一种精神疾病）——并不是弱点，也不是缺陷或者疾病，而过度紧张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带着寡言和羞耻告诉向我打听这本书的人们，它是一本焦虑的文化和思想史——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确实如此，因为还没有涉及个人。但是不久前，为了尝试检验从焦虑中“走出来”，我开始小心翼翼地以更加直率的方式表明这本书的内容：“一本焦虑的文化和思想史，以我对焦虑的体验编写而成。”
效果非常惊人。以前，当我介绍说这本书是干巴巴的历史时，人们会礼貌地点点头，有些人过后会私下拉住我，问我关于焦虑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当我推出本书有关个人经历的部分时，我发现自己被急切的听众们团团包围，他们都渴望向我讲述他们自己或是家人的焦虑体验。
一天晚上，我和一群作家、艺术家共进晚餐。有个人问我在忙些什么，我再次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起来，提到了一些我与各种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物打交道的经历。令我惊讶的是，其他9个人听到之后无一例外地开始向我讲述他们自己与焦虑和药物打交道的经历。我们围在桌边，分享自己在精神疾病方面的苦恼。
在饭桌上承认自己患有焦虑症居然引发了如此大规模的关于焦虑和药物治疗的个人自白，这让我很震撼。诚然，我当时是和一群作家、艺术家在一起，而从亚里士多德时*开代**始，观察者们就下了结论，认为他们是比其他人更容易患上各种形式的精神疾病的群体。所以可能这些故事只能证明作家们都是疯子，或者制药公司已经成功地用药物手段影响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还继续推销药物来“治疗”他。[18]也许有比我想象的为数更多的人在与焦虑进行斗争。
“没错！”当我在接下来一次与W博士见面时大胆地向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说道。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我的兄弟曾经定期举行晚间沙龙，邀请人们来就不同的主题进行发言。我被邀请做一次关于恐惧的演讲。演讲结束以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向我讲述他们的恐惧症。我认为官方公布的数字虽然已经很高了，但还是有所低估。”
在听到他的这些话之后，我想起了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本，他现在已是一位成功、富有的作家（时不时能够出现在畅销书排行榜和收入排行榜上）。他的医生最近给他开了安定文锭，这是一种含有苯二氮的镇静药，用来治疗他胸部的焦虑紧张，这个症状让他以为自己患了心脏病。[19]我也想起了本的邻居M，他是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千万富翁，由于惊恐发作而一直服用赞安诺。我的前同事G是一名出色的政治记者，他曾经因为惊恐发作而被送进急诊室，此后几年间一直服用各种镇静药以预防复发。还有我的另一位前同事B，他因为焦虑在会议上结结巴巴，无法完成工作任务，直到服用了依地普仑才有所改善。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受到焦虑的困扰。我的妻子就是其中之一（感谢上帝）。大家都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也没有这样的问题。还有驻阿富汗美军前总指挥、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他曾经对记者说，尽管每天都在从事生死攸关的工作，他“几乎从未感觉压力很大”。[20]美国职业橄榄球协会的四分卫们，比如汤姆·布拉迪和佩顿·曼宁显然也没有焦虑，起码在场上没有。我在这本书里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做到不可思议的冷静，即使在巨大的压力下，也能应付得当，而我们其他人在压力稍有些苗头的时候就会被惊恐击垮。
可是我们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受到焦虑的困扰，或许写下我自己的焦虑不应当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而是一次安慰成千上万有着同样苦恼的人的机会。而且就像W博士时常提醒我的那样，这样做可能是有助于治疗的。“你可以通过写作重获健康。”他说。
我仍然有些担心，非常担心。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而且正如很多人对我说的，当你写一本关于焦虑的书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焦虑呢？）
W博士从他的角度是这样说的：“把你自己对于这本书的焦虑写进书里去吧。”
神经系统的计划职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以观念、价值和愉悦的形式达到了顶点——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特表现。只有人类会为遥远的未来做打算，只有人类可以享受回顾成就时的快乐，只有人类能够感觉到幸福，但是也只有人类会担忧和焦虑。
——霍华德·利德尔《警觉在动物神经症发展中扮演的角色》（1949年）
在针对焦虑的研究可能产生的所有对历史和文化的见解中，有没有什么是可以给焦虑症患者个体带来帮助的呢？我们能不能——我能不能通过了解焦虑的价值和意义来缓解它，或者甘心忍受它呢？
我希望能。惊恐发作可一点儿都不好玩。我试图用分析的思维去看待它，但是我做不到——它就是让人极度难受，我想让它停下来。惊恐发作要是有趣的话，断腿和肾结石也一样有趣——那种痛苦你不会想多忍受一秒钟。
几年前，在全身心开始投入这项工作之前，在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的航班上，我随便拿了一本关于生理焦虑的学术著作翻看起来。在我们平稳地飞越美国西部的时间里，我已经全身心投入在这本书里了，感觉自己对焦虑现象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阅读的时候我想，只是我的杏仁核里发生的一阵骚动造成了我极度痛苦的情绪吗？这些不祥和恐怖的感觉只是我大脑中神经传导物质制造的*局骗**吗？这听上去也不是那么吓人嘛！带着被这一观点武装的头脑，我继续思考——我可以用理智与问题进行较量，将焦虑的生理症状降低到合适的水平，也就是日常生理活动的级别，从而更平静地生活。比如现在，我独自坐在疾驰在38 000英尺（相当于11 000多米）高空中的机舱里，也并没有感到多么紧张。”
随即我们遇到了气流的袭击。气流倒也不是特别强烈，但是当飞机在落基山脉上空颠簸的时候，我所掌握的一切观点或者认识此刻却全都派不上用场：害怕的感觉开始蠢蠢欲动，即使吞服了大把赞安诺和晕海宁，我还是一直处在惊恐和痛苦中，直到几个小时后我们安全降落。
我的焦虑提醒着我，自己完全处在生理机制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身体决定头脑，而不是头脑决定身体。尽管从亚里士多德到威廉·詹姆斯，这些思想家以及今天在《心理医学》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研究者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但它仍然是与西方思想中基本的柏拉图—笛卡儿信条背道而驰的。这一信条的主张是：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思考和感知的方式，都是灵魂或智力的产物。有关焦虑的残酷的生物学事实挑战着关于我们自己是谁的观念：焦虑提醒着我们，自己就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身体的囚徒，会衰弱，会死亡，会消逝（难怪我们会感到焦虑）。
克尔凯郭尔和弗洛伊德认为，造成最大焦虑的威胁并非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中，而是深藏在我们的内心里——深藏在我们对自己做出的选择的不确定，以及我们对死亡的恐惧里。面对这种恐惧，冒着丧失个人的同一性的风险，既可以充实心灵，也可以实现自我。“学着了解焦虑是一次冒险，如果不想因为对焦虑一无所知而走向毁灭，或者因为被焦虑压垮而走向毁灭，每个人都得去面对它。”克尔凯郭尔写道，“所以学会正确地面对焦虑就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学会正确地面对焦虑。嗯，我在努力。本书就是我的努力的一部分。
[1] 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提出“体液”学说。——译者注
[2] 希波克拉底相信保持生理和心理健康需要维持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之间的恰当平衡。一个人四种体液的相对比例与他的性格有关：多血的人大多面色红润、性格活泼、“生机勃勃”，有着热血心肠；而黑胆汁相对较多的人基本上会皮肤黝黑、性格忧郁。体液处于最理想的比例时，身心会达到健康的状态，而配比失衡则会生病。尽管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精神学说如今已没有什么人相信，但沿用到18世纪也有2000多年，甚至现在还存活于我们用以描写性格的词汇中，例如“胆汁质”“黏液质”等，除此之外，还广泛地应用在对焦虑症和精神疾病的生物医学研究中。
[3] 也有可能是他的追随者说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流传至今的所谓的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实际上是由很多追随他的医生共同写就的。有些文本是在他去世后完成的，作者应该是他的女婿波吕波斯。他的儿子查孔和塞撒留斯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医生。为了简单起见，在本书中我将这些作品的作者归于希波克拉底一人，作品体现的思想方法是源于他的。
[4] 今天，他们已经离婚近20年了，在当时母亲的偏执程度上各执一词：父亲坚持认为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而母亲却觉得无关紧要（就这一点而言，她可是认为当时真有连环杀手在活动啊）。
[5] 原文为德语Sturm und Drang。——译者注
[6] 一项研究发现，2001年9月11日当日还在娘胎里的孩子直到出生半年后仍存在血液中应激激素水平较高的情况。孩子在娘胎里获得能够影响一辈子的较高的生理压力基准值这一情况，在战争和其他社会动荡时期也均有报告。
[7] 我母亲在法学院上夜校期间，我和妹妹会整晚在房子里做家务，父亲则会在钢琴前弹奏巴赫的赋格曲，然后装上一碗爆米花，拿上一瓶杜松子酒，坐到电视机前看《战争中的世界》。
[8] 也有证据表明德系犹太人的高智商或多或少和他们这个族群的高焦虑程度有关。对于为什么智力和想象力大多都与焦虑联系在一起也有可信的进化学的解释（一些研究发现德系犹太人的平均智商比排名紧随其后的东北亚人高8个百分点，而比其他欧洲人种高了几乎一个标准差值）。
[9] 英国三桅帆船，1620年9月6日搭载102名清教徒由英国普利茅斯出发，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
[10]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重要派别加尔文派创始人。——译者注
[11] 镀金时代，指美国内战后的繁荣时期（1870—1898年）。——译者注
[12] 小罗伯特·唐尼，美国演员、制片人，曾因吸毒被捕并强制戒毒，后彻底戒毒，事业发展良好。——译者注
[13] “对很多有焦虑性障碍的人，尤其是对有广场恐惧症和惊恐性障碍的人来说，他人发现他们有焦虑症时会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看起来太‘情绪稳定’和‘自控’了。”佛蒙特州伯灵顿市焦虑性障碍中心主任保罗·福克斯曼说，“他们看起来怡然自得，但是在 ‘公我’（public self）和 ‘私我’（private self）之间存在脱节。”
[14] 该领域杰出的研究员大卫·巴洛用充斥着行话的专业术语表示，病态、消极的以自我为焦点“看起来是焦虑症认知—情感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消极的、自我评价式的关注和注意力的中断很大程度上要对出现执行力下降的情况负责。这种注意力转移导致焦虑性担忧的恶性循环：焦虑感的上升导致更多的注意力转移，执行力继续下降，以及后续更加频繁地引发焦虑”。
[15] 我的书桌上放着一篇1997年发表在《变态心理学杂志》上的文章，名为“隐藏感受：抑制消极和积极情绪的严重后果”。
[16] 大笨狼怀尔是华纳动画片中的人物。大笨狼怀尔时刻，意指发现危险存在、面临急速下坠的时刻。——译者注
[17] 当我写下这些时，我能听见内心深处的声音：“就算不幸而极端焦虑，至少还有不公开讨论的尊严。保持镇静沉着，不与他人言。”
[18] 当然此话颇有些事实依据，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说明。
[19] 尽管现在本环游世界、走红毯，演讲一次能有数万美元的酬劳，我还是能够回忆起他第一本书出版前他的落魄岁月：当时我们闲逛，离他家过远他便会深陷惊恐之中；想到将要在派对上社交，就会让他紧张到先去灌木丛中呕吐一番。
[20] 没准他能够感受到较大压力的话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对结果担忧过度也许可以阻止他通奸，他也不会因此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