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拖着刑余之身，形容枯槁的看着自己完成的皇皇巨著，想必在某一时刻那颗受伤的心会得到些许慰藉。
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即使这件事情现在看来对他毫无用处，既不会让他在官职上得到升迁，又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收益，也不会在当前得到文人们趋之若鹜的名气。这部著作耗费了他毕生的心血，荒芜了他原本可能美好的人生，况且，有生之年不能看着这部著作大白于世，这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他而言，完成这部著作就错过了此生最大的遗憾。
他在那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抢救性的记录、编纂、创作，居功甚伟，否则中华文化史很可能错过最绚丽的历史篇章，甚至整个人类也会残缺一段灿烂的文明史。
司马迁将自己全部的情感倾注在《史记》里，倾注在那些历史人物身上。时至今日，让我们最能接近他心灵深处的是那篇不属于《史记》的《报任安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迹。
几千年来，朝廷内宫一直都有许多阉人的存在，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即使在司马迁所在的汉代，他常常在皇帝身边服侍，宦官对于他而言也是司空见惯。我们不清楚那些宦官们的心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多数都要比司马迁要快乐。
司马迁与宦官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身份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成了他一辈子耿耿于怀的原因，倘若他像许多宦官为了生计而自愿进宫为奴，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形。
太史公是西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官职名称，司马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即使今天看来，他在当初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算是高级的文官。
但是他却一面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却在同一篇文章里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既然自认为只是皇帝蓄养的倡优，本来就被世人看不起，又从何处生来那么多个人尊严，既然地位和皇帝身边的宦官差不多，都是皇帝的奴仆，有何必在意什么辱没先人。
所以，司马迁的文意是自相矛盾的，这是一种故意为之的自相矛盾。前者对于自己的轻贱是在为自己不会给任安向皇帝求情找到理由，自己人微言轻，不足多言，后者谈到宫刑对于自己的伤害才是他心里最真切的想法，他想告诉任安，自己受到了伤害，受到了奇耻大辱，而且不打算再一次伤害自己。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在司马迁看来，自己所遭受的腐刑是最为惨烈的刑罚，是对人*辱侮**最大的刑罚，这个噩梦一直缠绕着自己一生。
他辩驳：刑不上大夫。可是，汉武帝偏偏就拿他这个大夫开刀，自己所受刑罚不光最惨，而且是不该受到的刑罚，因为自己地位很高，本可以免除这种刑罚，只不过汉武帝不顾情理，自己实在冤枉而已！
如果不是牵扯任安的事件，没有这封书信，司马迁的心境如何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猜到，我们猜到了他可能感受到了一点屈辱，但是不知道这种屈辱有多么巨大，巨大到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
至于司马迁遭受刑罚与其写作《史记》的前后顺序，两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很显然是著书立说的计划在前，但是腐刑制造了一种极为强烈的催化剂，让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这项工程浩大的创作。
司马迁创作《史记》在他的人生中有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他同为史官的父亲为他做出的铺垫。
史记汉武帝元封元年春天，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司马谈因病未能前行，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到洛阳后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
弥留之际，司马谈说：……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混战，史书散佚、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没能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感到十分不安……
司马迁流着泪说：我虽然愚笨，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完成……
在此之前，司马迁在年少时就开始了游历天下，为创作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他按照父亲的指示遍访各地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旧闻。从长安出发，出武关，下襄樊，到江陵，至湘西……，到旧罗江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登庐山，观九江，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游历齐鲁大地，观圣人遗风，到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梁等地，最后回到长安。
所以，因为替李陵辩护，当司马迁触怒汉武帝获罪面对死刑与腐刑的时候，由于家贫无法赎命，他选择了腐刑，除了人之常情的求生本能，最重要的是自己大业尚未完成。
他自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既然没有遭难之前，司马迁已经打算修史，那么这场灾难似乎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否似乎无足轻重？
我认为这场灾难对于司马迁而言太过重要，对于他著书立说也有脱胎换骨的影响。
虽然司马迁为了修史做出过多年的准备，但是真正开始这部著作的创作一定是在他遭遇灾难之后，因为正是这场灾难让他彻底的沉静下来，从前，世上也许有许多事物在干扰他，诱惑他，影响他，但是，此后，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与和尚除去三千烦恼丝相比，腐刑更加彻底的从肉体到精神两个层面的割舍了这个世界与之的种种诱惑，他在万念俱灰和几近自杀的种种折磨后获得了重生，这种重生是纯净而自然的，这让司马迁与尘世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而不是一叶障目和满眼迷离。
他用更加清醒的大脑和更加清晰的眼光打量着古往今来发生的事件，那些已经湮灭的历史人物一个个开始鲜活起来。
余秋雨在《历史的母本》中评价司马迁：
……他决定活下来，以自己非人的岁月来磨砺以人为本的历史，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梳理中国的千秋万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来换取民族应有的尊严，以自己失性的躯体来呼唤大地刚健的雄风。
灾难除了给司马迁带来灾难，也带来了生机，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种巨大的内驱力：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的人生是不幸的，他将不幸变成了勤奋，变成了冷静，变成了成熟，变成了文采，他的遭遇对于整个中华文化史而言是一种大幸，否则，中国古代可能丧失一部伟大的绝唱。
活着，在汉武帝面前，他是一个毫无尊严的奴仆，死后，司马迁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文化君主”，连汉武帝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他刀笔下的产品，这个产品的模样或者优劣，有时候会因为制作者的喜怒哀乐而受到直接影响。
他没有活在一个人与人相对平等的世界，而他的笔墨也未必绝对公正，但是，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之更加公正的史料，找到比他的作品更加接近第一历史的作品。
古代的宫刑，后来的净身，都是一个意思，也许身体的干净和思想的纯净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当净身发生在一个史官身上的时候，也许能带来更加干净的历史，铸造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家绝唱。
参考《报任安书》、《历史的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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