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概念，具有某种庸俗和狂傲的意味，却有益于时代诊断。
原文 ： 《全球史有益于时代诊断》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 陈浩
图片 | 网络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2017年出版了一部全球史的讲稿文集（Die Flughöhe der Adler: Historische Essays zur globalen Gegenwart, C. H. Beck），由笔者译成中文，中译本名 《全球史讲稿》 ，20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认为全球史无疑会受到特定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强烈，因此也就很难说存在某种美国的全球史或者德国的全球史。
全球化是复数的
奥斯特哈默提出，单数的超级全球化是指一种全球层面持续一体化的全体进程，类似“人类之网”的模式。加上复数词尾后，就把一个囊括全人类的广泛世界进程变成了多个相似但不相同的局部进程（包括市场、宗教、文化、体育等）——它们在空间和时间、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差异。于是，它从一个历史形而上学的范畴，变成了一种经验主义的范畴。作者既不追问全球化的起源，也不纠缠于全球化的分期，因为任何一种分期，都不过是对全球化本质的某种特定阐释的一种逻辑后果，也就是说它们根本不是从史料中归纳出来的。
没有哪个概念像“全球化”那样，用20年的时间就在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内部同时获得了如此大的吸引力，而“现代性”用了200年才做到这一点。 全球化理论能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科领域内由边缘走向核心，得益于三大时代趋势的汇合：一是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的终结而来的全球边界消除；二是因特网以史无前例的网络化经验闯入全球学者的日常实践中；三是作为世界上最大人群共同体的中国向一种现代表型靠拢。
奥斯特哈默认为，如果要给经历了一系列全球化进程的20世纪确定某种特征的话，没有什么比 “全球公共领域” （又译“全球公共场”）这个标签更恰当了。换句话说，如果考虑撰写一部20世纪全球史的话，那么全球公共领域一定是处于核心位置的。全球公共领域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公共舆论机制，它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是有某种程度上制度化的自主性，或以相对独立之媒体的形式，或以国际组织的形式。只有在把普世主义的目标和利他主义的动机作为自身的合理诉求时，全球公共领域才具有足够的分量。
在给《法兰克福汇报》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大同世界与帝国——从认可到责任》中，奥斯特哈默区分了古典大同主义和现代大同主义的观念。二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是“认可”式大同主义，他者不被视为野蛮的或者落后的，而是平等的、值得尊重的、可靠的伙伴，人们可以把自己的规矩施之于他者。后者是把“责任”放在核心位置，作为统一伦理共同体的人类不仅要尽可能地和平共处，而且要让等级制消失。
“西方”是建构的概念
2010年2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瑞士历史学大会上，奥斯特哈默受邀作题为《边界与桥》的开幕发言，他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边界”问题，例如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 现实中对“边界”的突破成为一种常态，历史学研究亦是如此。 借用格奥尔格·齐美尔对“桥”的哲学解读，即“桥象征了我们的意志层面在空间内的延伸”，指出“桥”是“边界”概念的对立面。边界是用来隔离的，桥是用来连接的；边界是用来分裂的，桥是用来和解的；边界关闭了所有可能性的大门，桥为新的机遇打开了大门。但是，用桥来隐喻“对边界的模糊”，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桥的逻辑不是混合、认同或融合，而是一种无法弥合的疏离，它的价值在于对待差异的“友善的克制”这一逻辑。
奥斯特哈默在《何谓西方？——论一个争议概念的多义性》这篇文章中历时性梳理了 “西方” 这个具有很大弹性的概念建构。 并指出，“西方”与“欧洲”之间至少有三点不同之处。 第一，人们可以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到“欧洲”，并标注出其边界，却找不到“西方”。从地理上讲，西方不是一块边界分明的地区，而是一片边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群岛。第二，欧洲始终作为一个地理或者文化实体而存在，但西方不是。第三，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中，“反西方”是特别严重的立场，意味着极端的、残暴的压迫运动，但“反欧洲”的立场则处于政治包容的语境之内。简单来说，相较于“欧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争议也更大。那些把“西方”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文明的人群，会被扣上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新帝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帽子。
中国的崛起或者亚洲的兴起，近年来再次成为一个时髦的议题。实际上西方近代历史上从来不乏亚洲兴起的声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战前夜、一战以后、二战后亚洲的去殖民化时期。其立场的出发点，分别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信奉列宁主义的反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学和地理学的角度。
当代史仍然处于书写阶段
在《内战、革命与战争——群体*力暴**的三驾马车》一文中，奥斯特哈默讨论了内战、革命和战争之间的纠缠关系。从根本上说，“内战”是社会失序，而“战争”是指两个共同体之间发生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武装冲突。在内战结局的走向上，欧洲传统有两种经验模式，分别是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绵延不断的自我戕害式“希腊模式”和作为制衡派系僭越的奥古斯都治世式“罗马模式”。本质上就是“小国寡民”与“天下治世”的区别。此外，还有第三种模式，即叛乱、革命和内战在军事上决出胜负后的历史常态——“复仇模式”。
在《保护、权力与责任——帝国时代及其之后的庇护》一文中奥斯特哈默专门讨论了“保护”行为的悖论。联合国在2005年颁布了“保护责任”，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义务”或“责任”为自己的国民谋安全和福利，但如果它失职到了侵犯*权人**的地步，那么国际社会就有责任打破不侵犯他国主权的原则，代替失职的政府来重建秩序。作者认为这项创举将人类对侵犯*权人**的关注提高到了全球层面，会逐步形成一种“全球是非观”。
究竟需要多少过去，才能够理解当下？奥斯特哈默以中国为例，提出可以通过四种时间视域从中国的“过去”中，理解当下中国的兴起 ：1997年，1978年，公元800年到18世纪的长时段，以及一百年前的中时段。第四种视域非常重要，那是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代，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1870年清政府尝试各种方法让新出现的私有企业资本为公家所用，既要促进它的发展，又要使其融入帝国体制。于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模式被探索出来了，即“官督商办”。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每一种特定的时间视域，都能为解读当下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解释。奥斯特哈默通过上述四种时间视域的透视得出结论：中国今天的兴起，绝非“暴发户”的行径，而是内部长期孕育的结果。
“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概念，具有某种庸俗和狂傲的意味，却有益于时代诊断。 究竟该如何构思或书写一部当代世界史呢？虽然学者们对“当代”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大致而言，它始于冷战。奥斯特哈默认为，冷战是换汤不换药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比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更容易自摆乌龙的帝国主义。除了冷战中的体制之争外，一部广义上的当代世界史，还应涉及跨境的公民社会网络。总的来说，近几十年的当代史仍然处于书写阶段，其核心与全球化相关，不过是复数的全球化。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0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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