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亦有不少艳诗。《乐府诗集》之诗,即是民歌。
其中一首《江南》,亦属艳诗佳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从字面意思看,是一场活泼轻快的采莲场面:莲叶青碧,水色澄清,娇俏的姑娘泛舟穿梭其间,摘下一朵洁白的莲花,小鱼儿在船的四周游戏嬉戏。
这里的莲和鱼,有特定含义,闻一多先生认为,二者皆为隐语,“在中国语言中,尤其是在民歌中,隐语的例子很多,以鱼代替‘匹偶’或‘情侣’的隐语,不过是其间之一”,“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鱼儿戏莲即是男欢女爱。
莲所隐含的爱情象征意,在南北朝民歌《西洲曲》里表现得更为直接明了: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楼青**。
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艳诗创作的高峰则是南朝齐、梁时期,宫体诗是这一高峰的有力证明。
关于宫体诗,闻一多先生有定义,“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宫东**,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情艳**诗。”这是一极大的误解,*情艳**诗是宫体诗构成的重要部分,但远远不是全部。
田晓菲在《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一书中指出:我们需要提出两点宫体诗定义的基本事实。第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词。准确地说,“宫体”这个词专指萧纲及其宫臣在六世纪三至四十年代所写的诗歌,“宫”特指“*宫东**”,皇太子居住的宫邸。第二,“体”的意思是“文体”,也就是说一种诗歌写作的体裁和形式,和诗歌内容没有任何必然关系。
“宫体”作为一种文体,所抒写的内容含有*情艳**或色情成分,但并不必然指向*情艳**或色情。
对宫体诗,闻一多是深恶痛绝的,从他措辞严厉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点:
“堕落是没有止境的”。
“变态的又一型类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
“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在那种情形之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诗!”
“这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
诚然,这一时期确实产生了大量的看起来叫人不思进取的艳诗,如闻氏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所举数例:
长筵广未同,上客娇难逼。还杯了不顾,回身正颜色。(高爽《咏酌酒人》)
众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邓鉴《奉和夜听妓声》)
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鲍泉《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李义府《堂词》)
闻一多评价为“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人人心里怀着鬼胎”。闻先生言重了,如果以“淫荡”为标准,宫体诗远不如南北朝民歌。
以上诸诗格调难称高雅——但若站在道德高点上进行批判,倒也无甚难处。今人以今日之道德批判昨日之道德,本身就不公平公正。
有人写一本不经的诗,有人写一本不正经的诗,方才构成了诗的多样性——李白、杜甫、高适、白居易、李商隐等诸诗人千人千面,方才成就了唐诗的气象万千。
——鲁迅评价陶渊明: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
——丰富的陶渊明,应该是那个既写《归去来兮辞》,又写《闲情赋》的诗人,而不只是写《归去来兮辞》的诗人。
宫体诗作为一种文体,在丰富诗歌的内容、体裁等诸方面亦有积极贡献。如若没有宫体诗,中国古诗的丰富性必然会打个折扣。
田晓菲评论,“梁朝宫体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些诗人沉浸于文字的乐趣,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描写和理解物质世界……没有这些诗人,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诗歌经典。”
放弃道德家的眼光,重来审视,闻先生引用的这些诗亦未必像其所称的“淫荡”和“鬼胎”,或是抒写美人形态,或是抒写男性的心理和欲望——这其实是中国诗古已有之的传统,梁代诗人的抒写更为集中而已——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却可视为人性的解放,社会的进步,道德的宽松。
人们对齐梁宫体诗的误解,原因多种多样,有后世道德的标准愈发严苛,有出于政治考量的目的,也有改革文风的需要等等,宫体诗不幸成为靶子,成为众人苛责和批评的对象。
宫体诗没有罪过,亦不需要救赎。
后世史臣、文人总结历史教训,常将梁朝之灭亡归于宫体诗,这是用道德想象绑架了真实的历史。
即便被后世认为是宫体诗集的《玉台新咏》,除艳诗外,还有大量的非艳诗作品,内容极为丰富:《上山采蘼芜》讲遭遇婚姻变故的妇女的痛苦,《冉冉孤生竹》讲的是对远行丈夫的思念,《越人歌》抒写的是少女情怀,《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叙述了一场爱情悲剧。还有反抗*暴强**的颂歌《羽林郎》,不惜一死斥责丈夫负心的《秋胡诗》,六宫嫔妃失宠的哀怨的《怨诗》,公主远嫁匈奴的哀苦的《王昭君辞》)。 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徐陵编选《玉台新咏》时,还特地加入了不少女诗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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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闻一多先生的标准,南北朝民歌才是狂放不羁淫荡丛生的代名。
北方民歌气势粗犷雄浑,南方民歌缠绵妖艳,二者合壁,是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们说艳诗,只及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也称吴声歌曲,今存320余首,多产生于晋宋时期,以建业(南京)为中心。西曲,今存140余首,多产生于宋、齐、梁、陈时期,以湖北江陵、襄樊直至河南邓州一带。
南朝民歌产生于商业都市,是市民文化产物,内容比较单一,多是表现男女恋情。
比之宫体诗,南朝民歌更为“露骨”和“淫荡”。
如这首《碧玉歌》: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
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如这首《子夜歌》:
宿夕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气清明月朗,夜与君共嬉。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
四周芙蓉池,朱堂敞无壁。珍簟镂玉床,缱绻任怀适。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裙。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如《读曲歌》之三:
一夕就郎宿,通夜语不息。
黄檗万里路,道苦真无极。
以上三例,虽处处流露着性意味和性暗示,男欢女爱气息浓郁,确实“淫荡”,又却并未叫人觉得特别“淫荡”,就在于直白之中又杂以含蓄化的处理,令“性”与“情”合而为一,情是性的前提,性是情的结果。以情而性,竟让人莫名觉得还有一丝丝可爱、清新。
当然,可以想见的是,原本这些民歌的实际样子,可能比我们后来看到的版本更为直白露骨,经收集它们成集的文人处理之后变得更加洁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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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没有齐梁时代的宫体诗的延续,就不会有初唐诗芽的积极萌发。即便盛唐诗人,与六朝及齐梁诗亦有无法摆脱之关系,尽管李白和杜甫对于齐梁诗发表过严厉的批评,但齐梁对他们的影响亦显而易见。
杜甫有诗: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只要足够优秀,能做“清辞丽句”,不管古人今人,都是老杜学习和亲近的对象。但对于古代诗人,老杜并非照单全收,“风雅”是其标准,决不能步齐梁后尘。
话虽如此,但齐梁诗人亦是杜甫学习的对象,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一语道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
杜氏《月夜》诗中“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便是典型的宫体所经常使用的女体表现的形式。
李白则有《古风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绮丽不足珍”,是对前代诗风的不满,虽未指明齐梁,但齐梁在其中耳。岂不知,李白自己亦中宫体诗之“毒”深矣!
天宝二年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作《宫中行乐词八首》,第五首为:
绣户香风暖,纱窗曙色新。宫花争笑日,池草暗生春。绿树闻歌鸟,*楼青**见舞人。昭阳桃李月,罗绮自相亲。
这简直就是宫体附体。作于此年暮春的《清平调三首》,亦是宫体佳作。
再看李白《寄远》第七:
妾在舂陵东,君居汉江岛。
一日望花光,往来成白道。
一为云雨别,此地生秋草。
秋草秋蛾飞,相思愁落晖。
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
所以,看一个诗人,不只要看他如何说,还要看他如何做——不只审视诗人,审视任何人皆是如此。
和李白、杜甫一样,正是吸纳了六朝及之前文学传统之营养,初唐诗人得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创作。
唐初扭转文风的标志性人物陈子昂,对六朝诗歌尤其是齐梁诗,批判不可谓不强烈,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这种评价读着很爽,但实际上并不公平。陈子昂一方面批判前人之诗,一方面又积极地从前人之诗中汲取营养——与所有诗人一样,他也受到累积下来的传统的滋养,他也是南朝文学的直接受益者与实质承袭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齐梁诗不可批评,也正是由于陈子昂的努力,唐诗一举扭转华丽明艳的风格,后历数代诗人之功,终成唐诗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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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艳诗亦不少,试举几例。
其一,元稹《会真诗十三韵》: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栊,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欢合**笼;
眉黛羞偏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
乘鹜还归洛,*箫吹**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此诗辞藻华丽,层层铺排,从美人的的姿态写起,中间是一大段*爱性**描写,最后写美人离去,只离下孤独的青年的无限惆怅,仿佛一切若梦。梁代宫体诗算是“放荡”了,但到元稹这儿,宫体显得如此“纯洁”。
其二,晚唐诗人韩偓《偶见背面是夕兼梦》:
酥凝背胛玉搓肩,轻薄红绡覆白莲。此夜分明来入梦,当时惆怅不成眠。眼波向我无端艳,心火因君特地然。莫道人生难际会,秦楼鸾凤有神仙。
诗人梦中看到旧时恋人,以为可以见面了,醒后发现不过南柯一梦,惆怅令他久久难眠。想想那眼波,那美背,只好寄希望于真的可以见上一面。
其三,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
忆昔嬉游伴,多陪欢宴场。
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
师子寻前曲,声儿出内坊。
花深态奴宅,竹错得怜堂。
庭晚开红药,门闲荫绿杨。
经过悉同巷,居处尽连墙。
时世高梳髻,风流淡作妆。
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
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
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
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
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
急管停还奏,繁弦慢更张。
雪飞回舞袖,尘起绕歌梁。
旧曲翻调笑,新声打义扬。
名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
风暖春将暮,星迥夜未央。
宴会添粉黛,坐久换衣裳。
结伴入深院,分头入洞房。
彩帷开翡翠,罗荐拂鸳鸯。
留宿争牵袖,贪眠各占床。
绿窗笼水影,红壁背灯光。
索镜收花钿,邀人解袼裆。
暗娇妆靥面,私语口脂香。
怕听钟声坐,羞明映缦藏。
眉残蛾翠浅,鬟解绿云长。
诗人江南喜逢老友,不免回忆旧日长安情状,昔时美人是诗人最为牵挂的对象,她们的样貌,她们的衣着,她们的一颦一笑,她们的一举一动,皆令诗人牵肠挂肚,不惜用最大之笔墨刻画她们的美好形象——如今都是繁华旧梦!

宋代社会风气开放,士大夫们又多是擅长享乐的高手,觥筹交错,莺歌燕舞,弦歌不断,为艳诗的发展提供了温床。由于“词”这一文体于宋得大发展,与“艳”相关的许多内容,便转到词的创作上——“诗庄词媚”,艳诗的创作相对较少。
诗僧惠洪有“却忆少年行乐处,软红香雾喷东华”。
苏东坡有“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南宋诗人许棐有“春寒翠被无人共,闲却薰炉一字香”。
词不在本文论及范围,故略去不表。
宋代之后,中国艳诗创作的高峰出现在明末清初,“形成这新一轮高潮的重要原因,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巨变以及普遍出现的人的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觉醒,使得文人敢于肯定自我情感和欲望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加渴求能够行使表达情感和发泄欲望的自由权利。”(严明、熊啸《中国古代艳诗辨》)。
祝允明与唐寅都是艳诗写作的佼佼者。
这一时期的艳诗创作,与小说、戏曲的创作关联紧密,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戏曲往往离不开艳诗的点缀。
《*瓶金**梅》《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中都有与色情或准色情相关的唱词,晚明时代,色情文学一度泛滥成灾。
清代亦出现众多写作艳诗之诗人,吴伟业、黄之隽、黄任、黄仲则、龚自珍、樊增祥等,市面上出版了大量艳诗专集和选集。
龚自珍是艳诗创作的高手,他在《乙亥杂诗》中,为情人灵箫创作了38首诗,作为天台宗的信徒,龚先生到底没有逃得过爱情这张大网。
其中第259首:
酾江作醅亦不醉,倾河解渴亦不醒。 我侬醉醒自有例,肯向渠侬侧耳听。
爱情中人失了理智,在醉与醒之间徘徊往复,如同陷入泥潭,无法拔出双脚。那如痴如狂,折磨得这恋爱的人儿心绪难安。按此诗之语境,让诗人受到折磨,除了爱情,还有肉体吧。

艳诗传统源远流长,这篇短文只能挂一漏万。
通过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艳诗中有大量淫秽色情的作品,但亦有大量可以给人审美愉悦的作品。中国是诗的国度,艳诗是其丰富性的一个明证。
如果没有艳诗对人性的充分袒露,对欲望的直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也实在是太压抑了!
别动不动就举起道德大棒,把所有看不习惯的东西打死。
民国时期,北大发起收集民歌活动,教授周作人还特别说明:“……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
为什么要搜集猥亵歌谣?因为在民间歌谣里,最能看到赤祼祼的真相,因为方言文学里有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