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在中国漫长无比，但红酒（葡萄酒）却一直被视为我国古代酒类的空白之处。其实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带回来“葡萄”这种水果以及以它为主料所酿的酒，也就是现代我们耳熟能详的红酒。但在西汉时，葡萄这类植物只种在皇家园林，产量极少，不说酿酒，连吃都成问题，所以汉代葡萄酒所传播的阶级并不广，直到后来岁月变迁，汉代酿葡萄酒技术已经淡化。
真正带有“国产”色彩的葡萄酒，其实是起源于继承大汉丝绸之路成果的大唐。但令人同样意想不到的，唐代第一次获得红酒技术并不是贸易，而是战争。
唐朝贞观十三年，太宗皇帝李世民西征，攻破高昌国，而高昌国，正是最富盛名的“葡萄之乡”：吐鲁番。高昌国有着优质的葡萄品种以及葡萄酒酿造技术，这种技术一直被高昌国视为“核心”，但最后回到大唐，被改造成“made in 大唐”的红酒工艺。也正是这个时期起，大唐的红酒历史兴起，遍布社会，也成为我国古代红酒历史最富有色彩的时期。
一、高昌葡萄的“移民”，“made in 大唐”的葡萄
汉代时，张骞获得的“葡萄种子”也是在西域，但可惜的是，葡萄被视为重要的“国宝”，一般人无法触及。由此不得不说，唐代以前的“红酒史”，都是“贵族红酒史”。
与前代不同的是，唐朝统治者乐于分享，虽说“高昌”葡萄酒未必是唐朝最早的葡萄酒技术，但一定是最广泛的技术。自高昌葡萄酒进入大唐后，大唐开启了“量产”模式，不过也不能急，想喝酒，就要先种葡萄树。
因此，吐鲁番葡萄在唐代有了第一次“移民发展”，它们开始扎根在大唐，被打上“生在大唐”的标签。唐朝时，葡萄的主要种植产地有六处，其中一处属于唐朝境外，那就是西域诸国。而另外五处则分别是长安、洛阳、金陵、襄阳、河东地区，因为葡萄的生长条件并不苛求，因此葡萄在南北方都安了家，同样的，由上述的几处产地也可以发现，唐朝葡萄的主要种植分布有两个特征：
一是经济富裕地区
二则是靠近温带大陆性、温带季风气候地区
前者是因为饮用葡萄酒的人群因素，而后者则是有着“昼夜温差”大的气候因素，相对而言，河东和西域的葡萄酒在唐朝的名声更加，例如《唐国史补》曾记载河东路（今山西）的“乾和葡萄”，就是当时唐朝境内著名品种最好，味道最优的“国产葡萄”。
所以，广泛的种植，南北分布，奠定了大唐的“红酒业”的开端，葡萄“made in 大唐”，并且大量生产，弥补了前代山高路远买葡萄的交通壁垒，也打破了仅有王公贵族享受的阶级限制。
既然葡萄有了，那接下来重要的便是“酿酒技术”，葡萄若不酿酒，就是可口的水果，一旦酿酒，将是好酒爱酒唐朝人值得举国欢庆的“新产品”。
二、红酒酿造技术，从进口到自主研发，红酒技术也“made in 大唐”
酿酒不是难事，难是难在如何酿出好酒。
宋代名书《太平御览》中就曾记载过：“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此处便表明了，在唐代之前，葡萄有但葡萄酒少有的原因是酿酒之法失传或者方法并不好，而唐太宗击败高昌，则是带回来了进口的“红酒工艺”。
唐太宗本人还曾化身“酿酒师”，自己调试红酒：“太宗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劳 辛酷 烈，味兼缇益，即颁赐群臣，京师始得其味”。唐太宗李世民向来是一个极具创造能力之人，他通过高昌国的酿酒技术，将生在“皇宫”里的葡萄用来自己酿酒，得出了八种“深浅”不一色彩的红酒，最后给予朝臣们饮用。
上述提到的“劳辛酷烈，味兼缇益”，则是指其特殊的味道，可见当时的红酒，还是以“烈”为主题。
自李世民开了这个头后，他的“镜子”魏征也加入了“葡萄酿酒师”的队伍，不仅自己研究，还经常请教西域人，可能是朝廷上来自于西域的“同事”，也有可能自己出门到达西域品尝当地的红酒，魏征比起李世民酿红酒，那是真的“非常努力”，酿酒很用心，还用“金制器皿”装酒，偶尔也回馈唐太宗，唐太宗还成为了“品酒师”。
有一天，“品酒师”李世民一首《赐魏征》点评了魏征的红酒：“玉薤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年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其中翠涛，就是魏征的“魏氏红酒”，可见评价是极高的。
除了上层社会酿酒技术“自主创新”以外，民间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也是在自己进步，如当时潮流的“踏浆发酵酿酒法”、“酒曲蒸馏酿酒法”，就是唐朝社会主流的两种红酒酿造工艺。踏浆即是碾碎葡萄，用葡萄汁单纯发酵，这是最基础的技术，自高昌而来，但和西域不同的是，唐朝人的“取汁”之法更加繁复，不像西域人，牛羊碾过即可。
而酒曲蒸馏法，是将酒曲和葡萄汁一同进行蒸馏，最后获得味道更加纯净的葡萄酒，这种方法更符合中原地区的酿酒习惯，而西域地区的人了解到后，也同样以此法酿西域红酒。也正是这种酿酒技术的成熟，才让红酒有了唐朝人专属的特色，技术“made in 大唐”，而唐太宗称赞的“十年味不败”，正是唐朝红酒技术的优良之处。
三、红酒还需月光配，大唐人喝红酒喜欢用金银陶瓷，饮酒特色也“made in 大唐”
《凉州词》有“葡萄美酒夜光杯”，其中夜光杯是为何种质地，一直令人好奇。其实月光杯是产自我国敦煌的一种“玉杯”，杯身翠绿通透，在周代时，有已经有了月光杯的记载，西汉东方朔还有言“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
而到了唐代，夜光杯被贵族当作喝红酒的最重要的“酒具”之一，比起西域人用瓦罐等器皿捧着粗饮，可想而知唐朝人的红酒方式更显优雅。唐玄宗时，宠妃杨玉环更是拿过李白所说的“玻璃七宝杯”，一时之间，高贵气息展露无遗。葡萄酒色显红，与传统白酒有着不同的艳美色彩，与玉身杯子相互融合，不甚好看，加上葡萄果酒之香，想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而除了夜光杯外，唐朝还流行用“金杯”饮酒。
金杯在唐朝也不是易见之物，但常常被人用来饮酒，如魏征，存酒就是用金瓮，所以在唐人看来，用金杯饮红酒，才配得上红酒。李白就曾是“金杯红酒”的忠实粉丝：“葡萄酒，金叵罗”，叵罗正是饮酒的杯子。
无论是金杯，还是夜光杯，对于奢侈风气的唐朝人而言，用来喝红酒绝不稀奇。唐朝的红酒虽烈，但量始终不如传统白酒，所以想要喝醉，那也是不简单的。对于唐长安人而言，最好喝红酒的地方自然是要去“长安西市”。西市有着胡人酒楼，他们正是来自于高昌一带的葡萄种植地。
而胡人来唐朝开酒楼，除了主打自己国家的红酒，对于喜爱“歌舞”雅致之风的唐朝消费者们，也有着因地制宜的娱乐节目，例如李白的《少年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风流可见一斑，而李贺在饮酒时，也喜爱选择胡人之酒楼：“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唐后期的白居易，更是青睐胡姬相伴：“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由此可见，几种风趣，造就了大唐文人一种奢华又放荡不羁的饮酒风格。
虽然在竞争力上而言，土生土长的胡人在酿造葡萄酒时占据优势，但胡之葡萄酒，大唐饮酒之人所融合成的胡汉文化却是非常难得。不论金杯玉杯，亦或是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红酒文化在唐朝是属于十分完善、流行的饮品文化，也体现出了唐朝人面对不同的酒，所表现出不同的饮酒之风。这种风格也是“made in 大唐”，成为我国古代特色文化的一种。
结语：
红酒自外乡来，来到中原唐朝经过一系列“入乡随俗”，逐渐绽放出专属于中华民族的唐人色彩。其实在一场红酒“made in 西域”最后成为“made in 大唐”的过程，同样是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从胡果汉植，再到胡酒汉酿，这种风靡现象的背后，都是唐朝大开放，虚心学习，爱好新事物的一种状态。所以，唐朝特色的红酒史，也是酒文化兼容并包的深刻表现。
参考文献：《新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