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人物的描绘无疑是其作品的一大亮点。
以《鹿鼎记》为例，书中人物众多，接近两百之数，虽不及《战争与和平》中的千人规模，但在武侠小说中已属罕见。
金庸对人物的刻画游刃有余，即便是配角，也个个栩栩如生，显示出其笔法的高超。然而，即便是大师，也有失手之时，尤其是在其创作生涯的中早期，一些重要角色的塑造并不尽如人意。
以金轮法王为例，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角色，但又不得不写。
神雕的江湖故事需要一个强大的反派，而之前的大反派欧阳锋已经疯狂，其他小反派也已一一被制服，舞台上的反派角色急需补充。于是，金轮法王应运而生，还被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两个徒弟相伴，手持奇异的*器武**——大轮，就这样匆匆登场。
这样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显得根基不稳，缺乏深度，其“反派”的标签过于明显。要让这样的角色立起来，写得成功，难度可想而知。
这就好比一个和谐的班级中突然来了一位插班生，老师还非要让他当班干部，自然会引起其他同学的不满，接受起来自然困难。
要写好这样的“插班生”，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人物的行为动机，二是人物的性格。遗憾的是，金轮法王在这两方面都处理得不够好。
首先，金轮法王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充分且合理的动机。
作为一个武学宗师，他为蒙古人效力，必须有所图谋。但他图的是什么呢？他似乎没有更个人化、更体现人性的动机。
他不像欧阳锋，为了《九阴真经》而做坏事，追求武学至道。金轮法王似乎并不专注于武学研究。他也不像是追求权力，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望，能够指挥两个徒弟，似乎就已足够。
他也不是出于理念或价值观。他似乎在精神上很空虚，虽然是宗教领袖，却缺乏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我们不知道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对于自己参与的战争，他似乎没有深入的思考。他对待生命的态度如何？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表现。
与郭靖形成鲜明对比，郭靖对于自己为何参战有着清晰的认识——“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他是一个有着高层次精神追求的人。而金轮法王则不然。
他也不是出于报恩。历史上有许多人物，对知遇之恩念念不忘，如李白所言，他们愿意为恩人“输肝剖胆”。但金轮法王并没有表现出对忽必烈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仅仅是作为领导而已。
似乎他唯一的动机就是：我在这里做事。这样的动机，对于一部追求卓越的小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金庸显然也意识到了金轮法王的动机问题，于是安排了一场“蒙古第一勇士”的竞聘，让法王与其他武士争夺这一称号。这似乎是他摸爬滚打、争风吃醋的唯一目的。
但这样的设定，并没有说服力。法王已经是国师、宗教领袖，地位超然，却自降身份，与一群新手武士争夺一个业务头衔，这实在令人费解。
这就像是报社的总编辑去与下属争夺“领衔记者”的称号，或是单位领导去与借调来的员工争夺“第一笔杆子”的荣誉，这样的行为显得不合逻辑。
因此，金轮法王是一个金庸没有深思熟虑就匆忙推出的角色。他的性格也显得犹豫不决，既不像欧阳锋那样有宗师气度，也不像鸠摩智那样野心勃勃。他既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江湖人物，更像是一个职场人物，一个不问世事的小职员。
与其他几位身份相当的大宗师、大高手相比，他们与权力的合作关系都很清晰。乔峰与大辽的关系，是归家；欧阳锋与金国人的合作，是互相利用；鸠摩智在吐蕃担任国师，是满足野心，施展抱负；玉真子与满清的合作，是*身卖**求荣。只有金轮法王，是在认真上班。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可以稍作修改：在绝情谷中，东邪、南帝、周伯通围住了金轮法王，质问他：“奸贼，你还有什么话说？”法王长叹一声，将五个轮子丢在地上，说道：“老查让我来当反派，我有什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