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 沈 阳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我曾经三进沈阳，虽然其 中有着一些并不愉快的事，但却反映了当时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形势，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
胜利声中不愉快的初访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正是日本侵略者宣布了无条件投 降，我所在的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正指挥着各解放区军民 进行胜利大反玫时， 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 *用军**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盘旋几圈后，在东关机场上降落下 来。
中央办公厅主任*尚昆杨**同志和我奉命赶去迎接，到机场后 看到，乘这架飞机来的是我军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 陪同他的还有苏联红军的一名大校军官和一名少校翻译，他们 从已被苏军解放的沈阳飞出，专程来延安与我*党**中央及军委总 部建立联系， 以商讨收复东北时面临的各项问题。
我们把他们 及苏联机组人员接到王家坪住下，当天下午，*少奇刘**、*德朱**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接见了他们，接着又与任弼时、彭德怀、*剑英叶**、*云陈**等同志一起，听取了曾克林同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苏联 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后，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率领的百万苏联 红军，向占据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很快解放了辽 宁、吉林、黑龙江的主要城市和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我原在东 北坚持斗争的抗日联军和接近东北的华北八路军部队，也根据 延安总部的命令向东北敌军发起了*攻反**，并与苏联红军举行了 会师和协同作战。
原在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曾克林及李运昌等同 志的部队，也进驻了东北最大城市沈阳，还成立了我军的卫戍司 令部。但是刚刚进入我国东北的苏军部队，由于搞不清我国的 具体情况，又受着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有关条约的限制，不敢公 开支持我军，加之一批批国民*党**分子和东北当地的各种人物，也 纷纷出洞，企图抢占胜利果实，搞得苏军一时无所适从。因此才 决定派这架飞机，送已任我军驻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同志来延安，就收复东北后的问题向中央报告和请示。
当时毛*东泽**、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少奇刘** 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讨论了东北的情况和处理办法，当 即决定派*真彭**、*云陈**、叶季壮、伍修权和段子俊、莫春和等六位同 志，马上随这架飞机赶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东北局，代表我*党**中 央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各项工作，并与进入东北的苏军指挥机 关建立联系，以协调我军与苏军的行动。
以后又决定抽调四分 之一以上的中央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分率二万名干部和十万 部队，开赴东北，以建立和发展东北解放区的工作。
中央作出这 一决定的当晚，*剑英叶**同志就向我作了传达和通知，让我马上作 好准备，明天早晨就登机出发。他还关切地叫我只管放心地去，我的爱人和孩子留在延安，由他负责照料。
在我们交谈去东北后的工作时，考虑到将不断同苏军打交道，他们都有着军衔级 别，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也得有相应的军衔，我建议*真彭**、*云陈**和叶季壮同志可授予中将衔，我则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同志为 上校。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马上用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写了 有中、俄两种文字，标明军衔级别的任命书，分交我们几人各自收执。
九月十七日上午，我们六人和曾克林同志及苏军大校等， 一 同登上了这架飞机，为了便于中央与东北局的电信联系，还带了 一部大功率的收发报机。不久，我们就告别了战斗和生活多年 的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一段新的历史航程。
当我们的飞机越 过华北地区，飞临山海关着陆加油时，却发生了意外事故。由于 苏联飞行员的疏忽大意，飞机在跑道中段降落下来，结果一下子 冲出了跑道，直插到一块稻田里，机头栽进地，机尾高高地翘了 起来，机身几乎成了垂直状态，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 西，全都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真彭** 同志的头部也受到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 无线电器材， 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云陈**同志是 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 室里，居然未受损伤。
苏联机组人员马上将我们—一请下飞机， 叶季壮同志是抬下来的。正在我们狼狈不堪时，远远地奔来了 一些八路军同志，带队的是我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他们看到一 架苏联飞机降落遇险，立即赶来接应。他们马上把我们安顿下 来，表示了欢迎和慰问，并找人为我们检查治伤。
他们了解到我 们一行的任务后，看到运送我们的苏联飞机已不能继续飞行，就让我们坐火车到锦州，在那里停留一宿后，乘上一列专车奔向目的地。
说来也巧，正是在九月十八日，我们到达了“九 ·一八事 变"的发生地，我国东北的最大城市沈阳。我们从延安到东北的 长途旅行，虽然不太安全顺利，却也终于如期结束了， 一场新的斗争和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一到沈阳，我们与先期到达的李运昌等同志会合后，当即宣 告东北局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我们在当年张作霖的大帅府内， 召开了东北局首次重要会议。
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的战略方针，能否控制东北，是个关键性问题。东北内联我华北 解放区，外靠苏联、蒙古和朝鲜，战略地位于我有利。东北又有 发达的工业与丰富的物产，可以为革命战争提供有力的支援。努 力争取和控制东北，成为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东北局依此作 了初步的部署与安排。
中央又指示我们，宣布成立东北民主联 军，以统一指挥我军已经和即将进入东北的各个部队，并任命林 彪为民主联军司令员。当时林彪本人还未到沈阳，*真彭**同志主 持东北局会议，同肖劲光、吕正操、程子华和我具体讨论了民主 联军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
*真彭**同志建议由原东北军将领吕正 操同志任副司令，肖劲光同志任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我任第二参谋长。按这一建议上报中央后很快被批准并正式任命了。
稍 后我们的住处搬到了沈阳三经路博物馆，那是一处堡垒样的洋 式建筑，中间一座主楼给我们办公和住宿用，四周围着整齐的军 营式平房，住着我军的警卫部队。民主联军所属的部队来自各 方，有的还有着*战统**性质，主体是关内来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 其中有吕正操同志率领的前身是东北军的华北部队，此外主要 有周保中等同志指挥的原东北抗日联军。抗联的同志长期在东北坚持斗争，苏军进入后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又成为陆续来到东北的关内各部队很好的顾问。
我本来来自军委总参谋部，但 是到东北后我的主要精力却未能放在*队军**工作上， 一开始就从 事着大量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即与苏联红军驻沈阳指挥机关的联系。
进入我国东北的苏军总部，设在已溃散的伪满洲国“首都” 长春市，驻沈阳的苏军最高负责人是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 夫钦柯大将和军委委员杜曼宁中将，最初同我们打交道的主要 是他们。
按照苏军制度，军委委员军衔虽然低于军事指挥员，却是中央的派出人员，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大的权限，后来的苏 共首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时也是军委委员，军衔是中将 和少将。
我们首次会见克拉夫钦柯等人时，出示了自己的有中俄 两种文字的任命书，表明我们将代表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最高领 导机关与他们联系。后来他们经常出面同我们会谈的是军委委 员杜曼宁，我方则由*真彭**同志牵头，我既是东北局成员和*队军**的 负责人之一，又是会谈时当然的翻译。
*真彭**同志每次与苏方的 接触，都是由我陪同的，所以我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按 说我*党**与苏共是兄弟*党**的关系，我军与苏军也同是*产党共**领导 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同苏军人员打交道后，发现他们对我们始终抱有一种很冷漠的态度。
在我们进入沈阳以前，他们曾明令禁止我*党**我军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活动， 一度还拒绝我们的 部队和机关进入市区。我们到时虽有改善，但仍然缺少应有的 热情与合作精神，因此在我们与苏军的交往中，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有的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和损失。
大约在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日军在沈阳附近留有一个巨大的军事仓库，里头有十多万支各种枪械，还有大量*药弹**和*器武**装备，他们可以移交给我军。这 真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听了都很高兴，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 央。
中央得讯就命令正待命出发的山东八路军部队和新四军三 师黄克诚同志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器武**留在当地，迅速徒手赶 赴东北接受这批新*器武**。两周以后，上述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 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自己的诺言，办理交接手续时，却意外地得到 一个相反的通知。他们说由于种种原因，那批日军*器武**要另行 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
这一下弄得我们十分被动，出关 的部队已将自己的*器武**留在原地，预定要给的新*器武**却一件也 得不到，成了一支徒手部队，从战士到干部都很不满。我们虽做 了许多解释工作，但也招致了不少埋怨。
倒是先头进入东北的 部队，特别是新扩充和收编的队伍，他们大都是东北人，地方熟， 行动快，抢先打开了几处日本军事仓库，得到了一批日军*器武**， 使许多新部队和新战士都用上了新枪，而后来赶到的老部队和 老同志却两手空空，有的只得到几支不大有人要的破旧枪支。
有 的同志就说开了俏皮话，叫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甚至是新兵有枪，老兵没枪。这都是由于苏联方面说话不算数造成的。不过 这倒逼得我军发扬自己的老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决不依 赖任何人的恩赐。
我东北民主联军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 迅猛的发展，新出关的十万部队和原在东北的抗联部队，加上刚 改编扩大的队伍，很快发展为三十万大军，其中少部分虽然成 分不太纯，老部队*器武**装备差而且缺，但却形成了一支不可小视 的武装力量。
前面说过，我军有的部队在苏军变卦以前，曾经打 开了几个日本*用军**品仓库，叶季壮同志亲自去查看了几处，只见里头除了各种*器武***药弹**，还堆满了军服、大衣和鞋帽等等*用军**物资，都是我们部队正需要的东西。
李运昌同志的部队曾经运出 了一大批*器武**物资，在苏军变卦不给时，又突击抢运了不少，由 于部队运输力量不足，在当地动员了不少民工用马车帮我们往 外拉，因为东西很多，又没有严密的组织，押运人员也少，结果在 部队转移的途中，有的民工连车带物资都拉跑了，造成了一定的 损失，使李运昌等同志也为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
后来林彪也用 此事为借口来攻击*真彭**同志，到十年*乱动**中竟又翻出这一几十 年前的老账，说这是*真彭**和李运昌同志的一件“罪行”。李运昌 同志一再对此进行声辩，直到粉碎了“*人帮四**”,经过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传统，这一公案才算了结。
苏军当时不顾我方的困难，更不讲两*党**及其*队军**应有的战 友之情，随意变卦，出尔反尔，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苏联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外交政策决定的。
他们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 利，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恢复的时 期，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尤其不敢得罪在战争中未受损伤，反 而大得好处的美国。
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后，首先和他们会师并 协同作战的不是同他们有过正式协定的国民*党**部队，而是中国 *产党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担心对我军的过于接近与公开支 持，会引起国民*党**政府及支持他们的美国的猜忌不满，以致造成 美苏之间的新的矛盾，便不惜牺牲我*党**及其*队军**的利益，来换取 同国民*党**政府及支持者美国的和平友好，所以才干出了上述自 食其言的事。
当时没有料到，他们对我们翻脸不认人的事还在后面。
就在我们在东北开始站住脚并正待开展工作时，国民*党***队军**在美国支援下，从陆海空三路也涌来东北，蒋介石政府向苏军 要求接管东北，由他们的*队军**进驻沈阳等地。苏联出于自己的 政策需要，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于当年十二月正式通知我东北 局，限令我*党**的机关及所属部队，在指定日期内全部撤出沈阳， 将地方让给国民*党**政府及其*队军**。
出面同我们会谈此事的，是 苏军驻沈阳的一个少将卫戍司令，此人级别有限，年纪不大，架 子却不小，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其实并不会办外交，其 简单粗鲁和傲慢态度，使我们十分反感。
*真彭**同志和我听完他 的话以后，尽量抑制住心头的不满，向他陈述了我们认为不能这 样做的理由，委婉地请他从我*党**和我国人民利益出发，重新考虑 自己的意见。
哪知那位少将竟根本不听我们的解释，只强调他 们已与国民*党**政府议定了，不容许我们讨价还价，必须遵从他们 的决定。
*真彭**同志依然耐心地说明我们的立场，请他向上转达 我们的意见，他讲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竟无札地嚷嚷道：“要你 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 你们走!"
*真彭**同志一听也按捺不住了，抓住他的话责问道：“一 个*产党共**的*队军**，用坦克来打另一个*产党共**的*队军**，这倒是从来 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我们都指出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中央，请示处置办法。中央研 究了各方面情况后，及时回电答复了我们，指出苏方的态度是他 们整个外交政策所决定的，不只是他们下面的事，底下的人是执 行莫斯科的命令，让我们以大局为重，避免与苏方发生冲突。
中 央又特别指示我们说，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今后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应是：让开大路，占领两肺。东北局对中央这一指示，立即作了讨论和贯彻，决定主动放弃沈阳及其周围地区，按中央的方 针来部署东北各方面的行动，对苏方的做法也采取适当的谅解 和克制态度。
这样，在十二月内就将东北局所属的*党**政机构和 部队，有组织地全部撤出沈阳地区，先后转移到本溪和抚顺等地 活动。开始转移时，部分干部战士对此颇有些想不通，加之在撤 出过程中，有些工作没能做好做细，也招致一些同志对我们的埋 怨。
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浴血抗战多年，好容易占领了 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却要白白让给国民*党**，由一贯积极*共反**、消 极抗日的*动反**分子来坐享胜利成果；而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偏偏 是被我们称之为“老大哥”的苏联同志。
虽然我们对苏联*党**特别 是斯大林同志，是真诚地尊重和支持的，但是对他们当时的一些 具体做法，尤其是有损于我*党**及我国人民利益时，不能不有所怀 疑甚至不满。
除了上述几件事，还有些方面也给人们留下了不 好的印象，例如苏军进入我国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据 反映在他们的连队里，有部分士兵不是正规军人，而是一些刑事 犯人，因为红军在苏德战争中兵力损失很大；就将这种人补入部 队，让他们参军来戴罪立功。
这些人原来不是正路人，来华后又 以胜利者自居，不断酬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在沈阳的大街上， 时常见到醉酒的红军士兵、苏军卫戍司令部不得不用卡车沿街 巡查，将这些醉汉和破坏纪律者一一拉了去坐紧闭室。
后来他们 撤出东北回国时，又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 等等，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我国 人民对“老大哥”的友好感情，也为以后的中苏不和埋下了种子。
我们在抗战胜利声中乘兴首次来到沈阳，却在苏联“老大哥”既不友好又不礼貌的于预下，被迫撤出了沈阳，这就是我一进沈阳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