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京刚寻找受害人线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传销传入中国。不久，台湾兴田企业的爽安康摇摆机在大陆风靡。在长沙举行的一次万人大会中，场内的人高喊口号、兴奋异常。场外的人趋之若鹜，撞破脑袋想要冲进去寻找自己的致富之道。数以千万计的群众，数以十亿计的资金蜂拥而入，形成了一股疯狂的洪流。
新世纪初，“无实物”传销兴起。政府的打击行为被扭曲为“国家暗中支持”，“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的口号式*脑洗**让暴富似乎变得触手可及。
如今，打着远程教育、培训、网上创业、电子商务等旗号的传销诱骗愈加猖獗。以微商营销、会员优惠折扣、分享至朋友圈返现等为幌子的微传销则越发隐蔽。
作为老生常谈的话题，传销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史”中，依靠花样的不断翻新，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逐梦者”。而其在精神控制基础上营造的短时间实现暴富的*局骗**模式则从未改变。
难防的熟人之邀
传销组织为了逃避打击，在野外居住
2017年七月，大学毕业生李文星求职误入传销，最终不幸身亡。这一惨剧将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了“大学生”和“传销”这两个关键词上。据网易数读统计，传销案件中当事人的教育水平整体偏低，职业背景绝大多数为无业。“传统概念里学历较高的大学生为何会轻易被无业游民所骗？”的话题也开始引发公众热议。
其实，传销*局骗**的第一步——感情邀约，就已经让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多数人无从招架。
国庆假期，在哈尔滨读书的杨轩接到了高中同学的邀请，对方称自己搬了家，请她过来做客。地点就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双城市。其实在暑假期间，这位同学就曾邀请杨轩到吉林榆树游玩，但因为杨轩假期生病，事情就搁置了。而这次，对于老同学不设防的杨轩没多想便答应了下来。
10月6日下午，杨轩走出车站，迎接她的是自己的高中同学和一位陌生朋友。同学告诉杨轩，自己家 “三个人住不下，附近也不好租房”，只好住在别的地方。而后她就被带到了一户居民楼里，在一间挤满了十几个女生的出租屋里安顿下来。寒暄过后，大家都坐在一起开始唠起了家常，席间则不断有人询问起杨轩的家庭情况。大家热情的攀谈让杨轩逐渐放下了戒备，晚上就与这十几个人一起挤在屋子里度过了第一夜。
第二天早上5点，出租屋里的人就陆续起床了。吃早餐时高中同学向杨轩提起自己的朋友在组织一个大学生创业课的讲座，想请她一起过去凑人数听一下，杨轩便答应了。这场讲座与大学里各类讲座差不许多，她早已司空见惯，但讲座中一直被提及的“欧莱雅第六感”产品却引起了杨轩的注意。
听完课后，同学说要给杨轩一个“惊喜”，带她认识两个新朋友。这两位朋友都很热情，主动向杨轩介绍起她们之前听课的心得。尽管感觉有些奇怪，但过程还比较融洽，杨轩也就没再多想。
而第三日，又是同样的程序，杨轩又以别的理由被拉去听讲座、与他人交流听课心得。下午被带去见的一位阿姨甚至直接和杨轩说“我们让你过来，就是专门来听这个课的。” 杨轩渐渐发觉事情有些不妙。想到自己一直相信的高中同学竟然是在骗自己，杨轩有些生气，并拒绝了同学对自己继续听课的要求。第三日晚饭过后，高中同学提议大家一起出去玩。听过两天讲座的杨轩也想放松下心情，便跟着去了。可令杨轩没想到的是，她竟又被带到了另一间出租屋。屋里早已围坐了一群人。他们一边唱歌、一边聊天，其中还有两位是杨轩的大学校友。聊天过程中又有人不断地和她“分享”听课心得。越发感觉奇怪的杨轩想到了自己的大学室友，室友的父亲是警察，她想或许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回到住的出租屋后，杨轩马上联系了大学室友，请她帮忙查一下“欧莱雅第六感”。
室友的父亲查询发现，“欧莱雅第六感”又名“欧莱雅网络营销”，广泛分布于东北三省，已经被有关部门定性为非法传销组织。与此同时，杨轩为了防止被周围的人发现，和室友微信交流的信息只能发出后立马删除。接听电话时，身边也总有人有意无意地监听。室友害怕直接告知可能会让杨轩所处的情境更危急。情急之下，室友便给杨轩打电话称“导员查房，见你不在，让你明天上课前必须回学校。”让杨轩借机脱身。而杨轩听到这段话更加确定了自己受骗的判断。接着导员又打来电话，称“你明天不回来的话，我们就直接过去找你”。杨轩故意打开免提。众人听到后还是继续劝说杨轩留下来至少听完第三天的课。而一位被称为“妈妈”的中年女人甚至提出可以以杨轩家长的名义给老师打电话，为其请假。
杨轩见抗争无效，便偷偷订了第二日早上6点35分回哈尔滨的火车票。心想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去。9日早上一大早，杨轩正准备出门，突然来了一位陌生女人，称要和她聊会儿天，还要查看她的聊天记录。杨轩把手机夺过来后，对方就开始谩骂。情绪激动的杨轩叫喊道：“你们再拦着，我就从这儿跳下去了！”她的强硬态度让对方也不敢硬逼，最后终于下楼搭上了去往车站的出租车。然而到了车站，已经错过了发车时间。杨轩无奈之下只得改签，而三位一路“护送”她到车站的传销内部人员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放弃对她的劝说。
“坐到火车上后，不知怎么突然就听到后面有人说话，特别像我那个高中同学的声音，我当时就吓哭了。”回忆起这段经历，杨轩依然后怕不已。
深陷之易；逃离之难
南派传销的专业术语
我国的传销组织主要分为南北两派和网络传销，“北派”属于低端传销，也就是传统打地铺吃大锅饭的形式。有时甚至出现非法拘禁、*力暴**控制的情况。而“南派”大多不限制自由，通过轮番的“上课”实现*脑洗**目的。
“一开始是对迅速暴富存有怀疑的，但几天考察下来慢慢地就相信了。”一位受骗者这样说道。
广西北海市，正是南派传销组织“1040阳光工程”的主要聚集地。“1040阳光工程”要求刚加入的成员缴纳69800元“会费”，之后就要不断地发展“业务员”，并承诺只要“业务员”业绩优良，该成员最终便可赚到1040万元。在这里，传销组织者通常会先请目标对象过来“考察”，并主动解答其心中的疑惑，让他们卸下防备，从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考察者”边“听课”边接受他给出的答案。
曾有过被骗经历的王浩在《传销*脑洗**实录》一书中揭露了传销*脑洗**背后的心理学招术。根据王浩的阐述，传销*脑洗**首先要做的是树立信念。传销组织者往往会通过歪曲政府发展思路，伪造政府发展项目、领导人发言、政府文件等一系列做法将传销包装成国家宏观调控下的项目，让参与者感觉自己走在时代的前沿。“他们带我到北海的广场上，说广场水池里的灯都是1040个，北海广场就是为了‘1040工程’修建的。”一位曾受邀到北海考察的受骗者家属这样回忆。而这种看起来有些可笑的说辞却会让已经被轮番*脑洗**的受骗者愈发坚定。
接着便是“造神”。传销组织内部一般奉行“五级三阶制度”。“五级”从上到下分为老总、经理、主任、主管、业务员五个级别。“三阶”即指发展下线到一定人数便可实现三次晋升。传销组织中鼓吹发展下线越多、等级越高、所得到的钱也就越多。而经理和老总自然成了底层业务员羡慕的“开跑车住别墅”的神一般的人物。
来自山西的樊京刚就曾做到过老总的职位。据他介绍，老总最重要的是保持神秘感、学会自我包装。他们需要把自己吃胖、穿金戴银、塑造一个“富裕”的虚假形象。而这正是传销组织内部“造神”的需要。他们往往通过电话控制下一级，实现对整个传销组织的管理，并在警方严打期间，考察新地点，进行传销据点的迁移。
最后便是鼓吹精神：“艰苦才能磨炼意志，从最初的打地铺开始，只要你肯努力就能获得成功。”这样的思想无形之中增强了每个人对于团体的归属感。由于生活的环境与外界相对隔离，受邀约人的世界观也在这种群体氛围中被悄然改变。他们不再怀疑自己所接收的信息，反而成为那些理论的坚定追随者。在整个群体的亢奋情绪和互相激励之下。发展下线不再存有罪恶感，反而成为帮助他人共同致富的捷径。同时，樊京刚介绍“传销组织内部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凡你是个小领导，虚荣心（都）很厉害。传销里就是极大地满足了每一个人的虚荣心，用虚荣心促使（你）一步一步往下做。”
在传销组织中，被*脑洗**极其容易，然而想要从传销的泥潭抽身却绝非易事。
樊京刚在做到经理职务时，便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局骗**。但他自己也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其手下已经有三四十个人。如果不继续做，将永远背负一个传销的骂名。而别人的*脑洗**让他觉得“为了下面的人好，只能想尽办法让他们上来。”他已经成为传销体系中的一个齿轮，只能跟着这个体系继续往前走，同时，对家人“找了份好工作、在外面赚钱”的承诺也拉扯着他，让他羞于退出回家。加入传销付出的成本越高，退出的过程就愈发缓慢困难。但他心里也清楚，假如证据确凿，自己确实已经触犯了法律。
坐到老总的位置后，他才找到一个离开的契机。“有一次，我下面的经理发现问题了，他们十几个人把我骗到了KTV，说是要聊工作，其实是跟我要钱。”樊京刚回忆道。他们在宾馆里把他软禁了十天，甚至拿出刀子相逼。樊京刚无奈之下，拿出了自己身上的两万块钱，又从家里借了两万多，才得以逃脱。事后，樊京刚才明白那些人找他的目的并不是要钱，而是想把他撵走以取代他的位置。
“我其实很高兴的，起码能摆脱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下这艘船。”樊京刚这样说道。
尴尬的民间反传之路
自从09年从传销组织中逃离出来之后，樊京刚也开始尝试着做其他工作以谋生。但在传销组织中三年的经历让他对传销内部的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成功把身边的一些人从传销窝点解救出来之后，陆陆续续开始有受骗者家属向他打电话求助。权衡再三，樊京刚从2010年起开始走上了职业反传的道路。
现在他的团队由十多个人组成，其中大部分都有从事传销活动的经历。对于南北派的现场解救、反*脑洗**工作，他们已经驾轻就熟。
团队中两或三人一组，如果求助者不需要他们上门解救，他们会向对方提供具体蹲点救人、劝说的方式方法。而由于传销*脑洗**性强的特点，受骗者往往深陷传销却不自知。因此更多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上门进行反*脑洗**工作或者直接去传销窝点蹲点找人，把人解救出来之后再进行劝说。后者无疑存在极大的危险。
据樊京刚回忆，在一次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解救行动中，他们蹲点找人失败后决定带着警察直接包抄传销组织的窝点，却不料当地警方和传销组织内部存在关系，包抄没成功。而第二日的蹲点过程中反遭传销组织反跟踪，同事险些因此丧命。最后他们借助了当地媒体的力量才把人救出来。这样的报复*行为性**不止一次发生在他们身上。
反传至今，最令樊京刚感到不适的却是自己团队的尴尬地位。
据樊京刚介绍，如今我国职业反传的团队只有两三家，能进行专业南北派反*脑洗**、解救的也不超过30个人。由于反传销组织属于新兴行业，政府的审批相对比较慎重，樊京刚的团队一直无法在民政局和工商局获得注册。他们只能自己注册公司、以公司为依托进行运作。而这样的尴尬地位使他们在解救过程中经常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过去政府一听我们是反传销的，就立马欢迎、积极配合。而现在有些地方听说我们来了，直接说这是公家的事，不需要我们私人介入。”得不到政府配合的情况下，只能实现个体的解救，而传销窝点却继续存在。
谈起政府态度变化的原因，樊京刚认为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打着反传销旗号招摇撞骗的团伙。他们解救一个人的要价两万到五万元不等。而他们暗地里却与当地的传销团伙、甚至当地政府都有瓜葛。这样的乱象无疑增加了樊京刚等民间团队解救的难度。
团队的尴尬地位也时常面临来自求助者的质疑。
“有时候，我们花一两天时间上门去劝，结果有的劝完之后不光不付所承诺的报酬，甚至被说‘哎，你这就劝完了。我们自己也能劝，你回去吧！’”。而他们从传销窝里解救出来的孩子，很多都因为父母的关系不再和他们联系。“家长的意思就是，我不管你传销、反传销。只要和传销有关，都别联系。”说到这里樊京刚颇有些无奈。他认为大众对于传销和反传认识存在偏差，很大程度上是反传销的宣传不力、教育不深入造成的。
现在樊京刚早已不再称自己是反传志愿者，他给自己起名为传销解救师。
很多时候，他也理解政府的难处。传销组织为了逃避打击，通常不会留下任何凭据，同时传销窝点也在不断变化。在处罚方面，国家对传销刑事处罚设置的门槛较高，只有集齐至少30个人的体系网络图才可以立案，这使掌握证据变得极其困难。而又因为传销*脑洗**的缘故，很多受害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警方得不到配合，解救变得难上加难。
面对成千上万的传销大军，民间反传组织注定难以成为打击的主力。国家如何完善反传销立法，政府如何与民间反传有效合作，社会如何开展预防传销宣传都是反传之路上无法避让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将决定传销的最终归宿。
（文中杨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