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集生祥”皮毛牲畜店的经历见闻
张歧山
归绥旧城北茶坊“集生祥”皮毛牲畜店，是回民“曹德厚堂”成立起“德丰祥”以前归绥皮毛牲畜行业中规模和气势最大的一家。它从1909年(宣统三年)创立，到1949秋天被坝口子沟的山洪摧毁，整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皮毛市场上活跃了40年。声誉和包头的“广恒西”齐名，被外路客人认为是代表绥包两市皮毛牲畜行业的“大字号”。
“集生祥”经营的范围很广，综合了过去“乾羊店”，“马店”、“驼庄”、“皮庄”和“土拨毛店”的业务，并且兼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疆新**出产的贵重药材。和天津的“洋行”买办与冀鲁豫三省的“马客”勾手，招揽了“外路”“通事行”、“西庄”、“西客”和“跑村的”等好几种皮毛牲畜商贩中的多数客人。它在极盛时期，每年经营额约占归绥皮毛牲畜市场总交易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由于创办人李祥经理，是旧社会商业竞争里的一员健将，他拿4500两银子作资本的“集生祥”，敢跟山西省祁县“乔百万”家的“通顺店”抗衡，并且压倒了“乔百万”和樊瀛洲所经营的“通顺北店”。因此，他和归绥有名的“钱贩子”——“通咸远”的经理山西省崞县人邢克让，本地人经营饮食业的能手一一“旺春园”(小班馆子)掌柜老圪旦，被人们称为“归化城的两个半买卖人”。因此，李祥曾连任商务会委员，领导皮毛牲畜行业的公会
——“兴隆社”，代表归绥商界跟各方面办理交涉，一直到他去世时为止。
李祥经理不仅本人精明强干，还在“集生祥”柜上培养出了许多皮毛牲畜行业中的“全面手”。李祥死后，有好多人出号，觅东或集股成立了“德丰祥”、“福生祥”和“义生祥”。这些新的皮毛牲畜店在三个字号当中，所以要加入一个“祥”字，就是表示不忘李祥经理和“集生祥”旧柜。“集生祥”给内蒙古西部地区培养出属于“本地帮”的皮毛牲畜业务人员，扭转了过去由山西省忻、代两县人统治绥包皮毛牲畜市场的局面，直到现在国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中，仍然很需要这些熟悉业务的专门人才。如原内蒙古“蒙马采购处”科长李占华，原呼和浩特市食品公司王殿鳌，副食品公司陈亮等同志，当初都曾是“集生祥”的学徒。
我在1918年(民国七年)来到“集生祥”学的生意，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集生祥”改组时担任了经理。曾打着“集生祥”的招牌，任过归绥商联会常务理事。因为“集生祥”的名望较高，声势较大，我曾被*动反**的“民社*党**”视为争取对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还误入歧途，担任过“民社*党**”绥远省*党**部的委员。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集生祥”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以及它当时在归绥的社会地位。
现将“集生祥"的经历和我自己从事皮毛牲畜行业活动三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写成这一篇稿件，以供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一)满清末叶时归绥的皮毛牲畜市场
归绥的皮毛牲畜市场，在庚子年(1900年)以后，才开始发达起来。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满清政府于1901年，又签订了一项不平等的条约——《辛丑条约》，中国的海禁大开，外国“洋行”纷纷在天津“设庄”，利用买办收购内、外蒙古的皮毛牲畜，从事出口贸易，遂刺激了张家口、多伦、归绥和包头的市场繁荣。在这以前除了细皮而外，普通皮张很不值钱，皮毛在外地没有大的销路，主要供应本地的“皮坊”、“毡坊”、“毯子坊”和“毛口袋坊”，由所谓的“土拨毛店”和“皮庄”与“皮贩子”经营皮毛收购出售业务。
当时归绥以“乾羊店”、“马店”和“驼庄”的生意较兴隆。它们依靠“外路”、“通事行”和“跑村的”，由外蒙古、乌兰察布盟和归绥附近各县进货，然后再倒卖给“京羊庄”与口里的“马客”。那时跑*疆新**的“西庄”经营茶、布、烟、糖，甘肃省的“西客”专贩烟土，都注视皮毛。
清初马匹属于*用军**，民间贩运受将军衙门监督。故很早的时候，“马店”和“马桥”都在新城，它们的行会“马王社”和供俸祖师的“马王庙”以及征税的“马税行”，亦都设立和修建在那里。不过旧城的在牛桥底下，就有了驴、骡市场。归绥的骡驹驰名内地。每年往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要销没出二岁的骡驹1500多匹。这些骡驹完全是汉族农民饲养牲畜所产。每到阴历七八月的时候，乡下人就把驴骡赶进旧城出售。贩马、贩驴骡“马客”也在这一时候来到。“马店”派人到城南80里处的羊盖板等候迎接。
旧城除了“乾羊店”、“驼庄”、“皮庄”和“驴骡桥”，还有“羊桥”、“驼桥”和“皮厅子”。“乾羊店”的行会叫“兴隆社”，“驼庄”没有行会，给“兴隆社”，“帮行”。“皮庄”的行会叫“生皮社”。过去倒弄皮毛牲畜的行业，被人们视为“野鬼行”。“兴隆社”、“生皮社”等连同新城的“马王社”，都加入不进旧城三贤庙巷的“乡耆府”(清朝时期最早的商会)，被排挤在“三十六行”之外，支应地方上临时性的紧急军差。
“乾羊店”都集中在北茶坊附近的东，西、北沙梁一带。祖师“羊王”的庙宇。盖在北茶坊老爷庙附近。“羊王庙”以前起过一次火，修复后于1911年(宣统三年)秋天，“外八旗巡防队”在小教场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时，被周维藩的士兵焚毁。“羊王庙”在未被毁以前，演剧和元霄节挂灯，借用老爷庙的戏台；“兴隆社”的戏和灯时常和南面的茶庄票号比赛。“兴隆社”唱戏尽用头等戏班，因为北茶坊老爷庙门前容纳不了那么多观众，以后就倒在翟家花园东边的康三圪旦上搭台演出；“兴隆社”的灯也非常讲究，元霄节在老爷庙挂有全本“三国志”、“水浒传”和“西游记”的纱灯，都是从北京购来的。“乾羊店”所以都集中在城北的边缘地方，是为了便利羊群出入，并且能在后沙滩的河上饮水，以后更为了便于从坝口子一带往回接运输皮毛的骆驼。
归绥综合性的皮毛牲畜店，多半是在“乾羊店”的基础上扩展起来的。因有北京的“京羊庄”前来归绥购买大批食品用羊，所以“乾羊店”一向就比“马店”、“驼庄”和“皮庄”的数目多，经常不下四五十家。维持久远的有“谦和昌”、“隆和昌”和“永兴店”等。“谦和昌共成立了120多年，是榆次侯家和忻州钱家的买卖。“隆和昌”和“永兴店”，则由当地的“土老财”开办。由于口外的老财兼营土地和牲畜，有三五千羊的人家很多。“隆和昌”的东家是武川县小五号村的张公和老财(按：公和老财是军统特务，曾任“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路指挥，是奇文英的参谋长张世英的祖父)。“永兴店”的东家是察素齐附近
村的李老财。李家除了在北茶坊有“永兴店”，在南柴火市还有经营粮食的“天崇店”。张、李两家“土老财”，都是在民国成立以后，受到卢占魁领导的“独立队”的洗劫，变成了破产地主。
“乾羊店”是一个粗笨行业，伙计们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后沙滩以北往回接客，店家与店家之间时起冲突，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亦不控诉官厅。每年冬天临近，归绥各县村庄的大地主和养羊户亦三百五百往城里赶羊。当时只有贫寒人家的子弟和乡村中的少年才学这项生意。在庚子年以前，社会地位既低，饮食、茶饭亦和手艺人差不许多。自从“通顺店”开了“通顺北店”和张家口的“公义合”前来设庄以后，才普遍地提高和改善了生活待遇。
归绥的牲畜交易，分为大宗交易和零星交易两种。大群羊和“把子马”都不进城，而是在百灵庙附近和武川以北的什拉毛里召(即召河)一带放牧。羊马店中经常住有外省客人和“外路”、“通事行”的字号或堂名的驻城“坐房掌柜”。店家常有“上街”的伙计，经常在外边打听消息。当牲畜由外蒙到达或由乌兰察布盟各旗聚齐以后，即由店家备车撮合买卖双方到蜈蚣坝后看货。成交一完即由双方的“把头”办理交接，好的留下，往口里吆赶，不好的卖给附近农民，就地处理。款项在城里边办理支付，店家向双方各取交易钱数2%的“佣金”，车脚和旅费及来往后山的招待，一律由店家负担；成交之后，店家还得备席宴请双方，以示祝贺。
过去的“归化关”和以后的“塞北关”，在百灵庙和召河驻有收税人员，就近征了交集税。普通字号征2.5%的税，比城里少征五厘；惟独“大盛魁”、“天义德”和“元盛德”所谓“三大号”的“大盘羊”征1.8%的税。不是累进征收，而是交易额愈大，负担愈轻。这项税款习惯上卖方支付，买方不负纳税义务。
零星交易很早以前，羊在羊岗子，骆驼在驼岗子，马在新城，牛和驴、骡在庆凯桥底下的小河东、西两岸，猪在西茶坊。后来因为马禁开放，庆凯桥下的牛和驴、骡牲畜市场，也有了马匹的交易。新城的“马桥”就索性移到了旧城，和“牛、驴、骡桥”合并在一起。同时，归绥发展为商埠，牲畜交易影响街上的交通。“羊桥”原来就在庆凯桥附近，“驼桥”也移到那里。庆凯桥就成了牲畜零星交易的中心。归绥的牲畜交易处所称为“桥”，因为牛和驴、骡都在那里交易。庆凯桥又叫做牛桥。
每年端阳节以前，卖的尽是“糟牛”和用豆类养肥的“料羊”，只供本城食用，北门至庆凯桥那条羊岗子街上，以及庆凯桥底下，尚能容纳得了少数牲畜。过了端阳节，货源增加，交易市场就离开了庆凯桥及其附近了，“牛桥”跟着“羊桥”先移到太平召门前的广场上。过了中秋节，外蒙古、乌兰察布盟以及四乡的小群羊，也都赶进了归绥出售，于是太平召门前的小广场亦容纳不了，就又移到城北五里处的厂汗板村。直到阴历腊月二十三以后，“羊桥”才返回羊岗子，“牛桥”才返回庆凯桥底下。
1958年水灾以前，羊岗子的街名仍然存在，但是驼岗子在什么地方?四五十岁的人就不太清楚了。我小的时候，一进旧城北门路西“单府”(土默特旗贵族单津的府邸)门前就叫驼岗子，和大厅巷的“皮厅子”紧挨在一起。归绥在清末已有三四万头骆驼，专门从事运输。但是养骆驼的字号和堂名，多在外蒙古的富余公等地采购，只是在归绥添补，驼岗子交易的对象主要是跑短途运输的小驼户，因为其数量很少，故能够在闹市中进行交易。以后“单府”一带成了繁华的大北街，“驼桥”不得不和“驴、骡、马桥”合并在了一起。驴、骡、驼、马过了端阳节，一直在后沙滩交易。回到庆凯桥附近，也是在阴历腊月二十三日以后。
城内的牲畜零星交易由“牙纪”把持，分为回民十大股和汉民十大股。这二十家世袭相传，在官厅中领有“牙贴”，谓之“帮买”。他们是按头向买卖双方打佣。清末的时候，骡、马、骆驼每头五钱银子，牛、驴四钱银子，羊四分银子。税率一律为3%。因为“牙纪”顾了“牛、羊桥”，就顾不了“骡、马、骆驼、驴桥”，所以牛羊的交易时间在一大清早，骡、马、驴、骆驼的交易时间，在喝茶以后至吃晌午饭以前。
关于归绥皮张的交易，以前在大厅巷口，“归化关”门前，土默特旗都统衙门的照壁底下。据上了年纪的人们传说，土默特旗的都统嫌住在归化城里边太寂寞了，因此为了红火热闹起见，就让市场设立在其门前。以后税厅也就修盖在那里。这个税厅是“归化关”的前身，征收一切商税，和新城专门收纳马税的“马税厅”有所不同，故把这个税厅称为“大厅”。皮张在大方巷交易，市场也就叫成了“皮方子”。
“皮厅子”没有牙纪，由“皮贩子”和“皮庄”互相交易。所谓“皮贩子”和“皮庄”是一个类型，分别在于“皮贩子”是独资单干，“皮庄”则资力雄厚，而且有东家而已。“皮贩子”比“皮庄”在先，汉民中有赵家，回民中有马家、吴家、杨家和满家，皆为“皮贩子”。这些人都有识别皮张的能力，并且把皮张贩回以后，再进行一番加工、拾掇，然后分别售给各种皮革作坊，所以形成了他们的特殊技术。他们父子相传或者师徒相传，普通人不易掌握。
很早以前，因为“臭皮子”和“土拨毛”一样，官厅不收税款，“皮贩子”都是“东栏柜，西栏柜，做了一辈子买卖不上税”。设立了“归化关。“以后，才开始对“皮贩子”征收税，税率为交易额的5%。每天上午，“皮贩子”把皮张用车推到“皮厅子”交易，时间是“牛、羊桥”收市，喝完茶以后，买卖成交后由“归化关”打税，到了晌午卖不了的，推回去明天早上再推出来出售。庚子年后，皮毛市场一度繁荣，许多“外行”也争着来倒弄皮毛，大厅巷停不下好几百辆手推独轮木车，“皮厅子"又移到了西马巷土默特旗堆集弓箭、盔甲的仓房院内。到了“塞北关”成立之后，“皮厅子”即行取销，改由“皮庄”及皮毛牲畜店前去报税。土默特旗的仓房院，在1925年修建了“民乐社”，即现在“人民电影院”周围那一带地方。
当“乾羊店”发展成了皮毛牲畜店以后，“皮厅子”已经取销。在“皮厅子”存在期间，“乾羊店”不做皮毛生意。“牛、羊、驼、马、骡、驴桥”，直到解放，仍然存在。“乾羊店”和“马店”除了大宗交易，也很注意零星交易，每天派人上“桥”进行买卖，但必须通过“牙纪”。在店里边交易，则“牙纪”就不能控制。如店家把客人的牲畜卖给另一店家，店家与店家不收佣金，同客人收佣金3%。
以上的情况非常复杂，“马店”、“驼庄”、“皮贩子”、“皮庄”和“桥”上的“牙纪”，各有各的规矩，需要“里行”用专题叙述。我所谈的是清朝末“乾羊店”所接触的归绥皮毛牲畜市场的状态。
(二)关于李祥这个买卖人
归绥皮毛牲畜商人中的“革新者”、“集生祥”的创办人李祥，字子云，老家山西阳曲。祖辈寄居归化城多年，均经营商业。在他小的时候家资并不很富裕，所以送到北沙梁“永兴店”学徒。他在学徒期间刻苦钻研，练出一双很好的“眼力”。大群羊进出羊圈，他就在圈门口用眼盯着，就能知道多少数目，连一个都不差。抱起一只羊放下，便能知道多少斤秤，错不了半斤。所以很快地被打发“上桥”，以后担任了“站院”的掌柜。他在不到30岁的时候，完全熟悉了牲畜行的全盘业务。
庚子年以后，归绥的牲畜皮毛市场发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变化。过去不为人们所重视的皮毛，以及随便扔弃的猪鬃、肠衣和骨、血等，都有了卖给外洋的广阔销路。天津外国“洋行”的买办来到归绥，打破了当地商界的传统老规矩。不仅“乾羊店”，“马店”、“驼庄”和“皮庄”这些和皮毛有联系的行业，很自然地兼营了过去所谓“土拨毛店”业务；做蒙地生意的“通事行”，像小召头道巷跑四子王旗的“万盛泰”，也在太平召前组织了“万盛合”皮毛牲畜店。特别是大南街归化城最古老的“东胜店”(乾隆初年创立，相传刘统勋拜访归化城时，曾化装为山东布客住于该店，以后该店为“大盛魁”的王升东家接办)。
“长寿店”(山西祁县剧家的买卖)和“通顺店”(祁县“乔百万”家的买卖)这三家经营茶布烟糖的“三大店”，也兼代了皮毛和牲畜。李祥就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造就的商业战线上的一把能手。
李祥在“永兴店”看见老掌柜们墨守成规，感觉限制了自己的前途发展，首先脱离了“永兴店”，和朋友们合伙搞了一个“万义昌”。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前后，他去了一次天津，发现了一个和买办阶级与官僚资本勾结能发展自己的事业出人头地的窍门。他根据这一认识，回到归绥即展开了交际应酬和奔走联络。
天津的“洋行”买办来到了归绥，先住到西五十家街南“德隆店”。店里有一个大仙庙，这个大仙人们称为“三太爷”。以后南“德隆店”成立了“洋行”的公会，每年给“三太爷”唱戏。“三太爷”就成了“洋行”买办的祖师爷。李祥以“万义昌”上街掌柜的身份，天天跑南“德隆店”，给柜上往回兜揽各家“洋行”的生意。他的衣着特别时髦讲究，使得天津人不敢小瞧，并且陪着他们吃喝玩乐，于是结交了一个英商“天长仁洋行”的买办、天津人赵秀山。
1905年“大清银行”成立，第二年即有山西徐沟人许维先来归绥设立分行。国家银行放款，利息比私人“票号”、“钱庄”为低。李祥为了争取援助，和“大清银行”的分行经理许维先也交往甚密，成了朋友。另外，李祥对于山西“票号”和当地的“土财主”也不放松，跟他相处最为莫逆的有祁县乔家“中兴号”“票号”的王老板、丰镇隆盛庄班庭宪(田应璜之婿，曾任民国的京绥铁路局局长)的父亲——“寿山老财”。
李祥和买办与资本家拉好关系，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租赁北茶坊张守谦的大院，筹设“集生祥”皮毛牲畜店。从“万义昌”带出十几个连手伙计，将铺底推给别人。在1909年(宣统元年)正月，正式挂出了“集生祥”字号招牌。财股每股500两银子，赵秀山顶了三股，太谷范家顶了五股，李祥因为自己没钱，并且为了好领导同人，故意限制财股，只顶了一股。这一笔款项仅够开办费用。以后资金的回转完全依靠李祥借贷。
旧社会的买卖都是虚虚实实，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质，“万金账”对外秘密，连小伙计都不知道。外边的人一看李祥有“洋行”的人和太谷老财给他垫财，以为“集生祥”是个了不起的买卖，“相与”一天比一天增加。通过赵秀山的关系，把“洋行”从南“德隆店”拉来好几家。为了让“洋行”的人住下吃得讲究舒服，另外成立起一个“集生伙房”，规模如同街上的饭馆。加上李祥本人对内带领伙计，对外联络同行样样都行，没用了三年功夫，到辛亥革命前夕，“集生祥”已把别家的牲畜皮毛店压倒，成了归绥最大的一家。
李祥这个买卖人既有经济眼光，也有政治眼光。他知道“集生祥”外强中干，如受重大损失，即不堪设想，所以他除了小心谨慎从事，还特别留心时局的发展演变。赵秀山以后回了天津，兼任了“集生祥”在天津的坐码头掌柜，逐日给他写信汇报天津的行情。他本人在归绥也交官结吏，以便打听军政新闻。当时归绥有“新盛魁”等好几家驼户，约有3万头骆驼往来*疆新**，去时驮货，回来驮银子和*疆新**哈密与吐鲁番的水果。1911年(宣统三年)秋天，李祥为了开辟*疆新**这一广大地区的皮毛货源，派刘琪赴乌鲁木齐和奇台调查市场，带着好几十匹骆驼驮着皮毛，走到武川，得到赵秀山给他写来的报告，获得武昌起义，西安和太原光复的消息。他当机立断地叫刘琪把货完全推销给了回民“曹德厚堂”，“集生祥”没有受到辛亥革命期间钱紧货疲的时局的影响。
民国元年，李祥是归绥商界中第一个剃了辫子的人，并且留起了分头，蓄起了“仁丹”胡子。他还发动“集生祥”的伙计们都跟着他剪掉了辫子。他规定谁要剪辫子就赏给其礼帽一顶、毛蓝布袍子一件和青缎鞋一双。他从此便以归绥商界维新派的首领自居。商务会常派他跟民国以后的新官办理交涉。因此他时常进出新城的都统署，和绥远的第一任都统潘矩楹拉上了关系，并结为磕头弟兄。我记得他的三儿子李鼎臣结婚时，潘矩楹曾冒雨骑着马，从新城到旧城东顺城街三星成巷子来给李祥道喜。“集生祥”如遇资金困难时，常借用军饷和公款进行周转。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李祥又接到了赵秀山从天津拍来的紧急电报，一方面尽量往外推货，同时又停止往进购货。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共打了四年多，“集生祥”代客存放的皮毛，因为无人购买，大都生了虫子。但李祥却由于耳灵手快，柜上没遭受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皮毛业务完全停顿，“集生祥”专靠牲畜来维持。李祥因为柜事轻闲，抽空到南方去旅行了一次，看了看上海的市场，并游览了苏州和杭州。
他在杭州看见南方人爱铺山羊皮褥子，有钱人在冬天喜欢穿细毛皮坎肩，他就写信回来，并附了款式样图，叫柜上和“皮坊”订立合同，加工赶制。他以绥远的廉价皮张，制成皮褥子、皮坎肩，运到杭州，赚了一大笔钱。他回来的时候是溯江到武汉坐火车北返，路过芜湖和九江等码头时，均下船停留，在江西景德镇给柜上订购了十几桌清瓷家具，上边都写着“集生样”的字号。客人们来了摆列出来，很给柜上装璜门面。他这一次游山玩景，给自己增长了见识，替柜上也收获回不少的东西，计划在全国各个码头设庄，他自己变成一个民族资本家。
李祥对于内部的伙计，也有许多团结、限制和利用等方法。以后“集生祥”由1个大院扩展成4个大院。除了原先从“万义昌”带出来的老人外，概不聘用从别的皮毛店出来的所谓“二槽货”。他非常注意培训学徒，把他的发展计划完全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为了使每一个学徒“能文能武”，除了写仿练算盘亲自指导，凡是没顶生意的伙计，都将参加体力劳动，扛毛、扛皮、放羊、放马。
每年夏天必须和泥抹房，把羊、马圈中的羊、马粪脱成粪饼，所以“集生祥”从来不用泥匠。伙房和客房只是生炉子购炭，其他燃料全由柜上自给。皮毛牲畜业发达之后，好多有钱人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李祥的手下学习此项生意，由于吃不下劳苦，多数半途而废。李祥对于自己的儿女，也是怕他们馋吃懒做。他担任了那么大的皮毛牲畜店的经理，但是他却不叫孩子们穿皮衣皮裤，恐怕他们养成坏习惯而不耐风寒。他的家里一直维持着炒面稀粥和莜面的饮食习惯。他的爱人跟着他没有好活一天，直到他病故以后，孩子们也都成了人，才享了几年清福。
“集生祥”的铺规很严。本地居住的掌柜除了阴历正、二月外，平日晚上一律不准回家，恐怕耽误了柜上的事。掌柜们有了钱以后，绝不允许做另外倒弄本行的生意，以免因私废公。李祥每天查账，天黑时听“上街”掌柜回来汇报市场上的情况，一边吃晚饭，一边研究讨论，便当场决定了各人第二天的工作。吃过晚饭以后，他便给学徒们讲授如何识别皮毛牲畜的来路、季节，以及口齿等专门知识，并讲归绥商界300年来许多成功、失败的故事，鼓励警戒青年人。因为“强将手下没有弱兵”，“集生祥”派出的人处处都占上风。
电报局成立以后，李祥和赵秀山首先创立了“密码”，并且规定单双日不同，每月临时变换，使得电报局的人都无法窃秘，卖给其他皮毛牲畜店。因为“集生祥”的消息灵通，李祥还发明了一种按日印制的“行市表”，寄给天津各“洋行”和走外蒙古、乌兰察布盟以及*疆新**的客商，这在归绥皮毛牲畜行和整个商界，还是空前的创举。因为“百里访行市，千里访店家”，许多客商看见“集生祥”印制的“行市表”，知道是归绥的一家大店家，多慕名而来。李祥对于“相与”招待照顾得非常周到，叫同仁们必须达到让客人“走了还想再来”的目的。李祥对于住在柜上的客人，进行监视和观察，并打听他们在外边搞些什么，如遇打牌、嫖妓等超过应酬的范围以外，即秘密去电报通知给派遣的字号，这样又给各个字号得到一个把客人打发到“集生祥”非常稳妥可靠的印象。
李祥生前没有给同仁们批过大的红利，他尽量往出铺路，树立名誉。伙计、学徒如遇婚丧大事，则由柜上给全力包办。所以伙计们在这里都感觉到既有生活保障，又有发展前途，愿意替柜上无私忘我地忠实服务。在他死以前，彭齐和张庭玺等人已经崭露头角，他们都是本城人，被人们称为皮毛牲畜行业中的后起之秀。彭齐比张庭玺还要能干，耍“皮盘”很是出名，至今好多从前的“皮贩子”，提起彭齐还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买卖人。由于他过度操劳和呕尽心血，30多岁即行夭折。张庭玺于李祥病故之后，领了曹德厚堂的本钱，开了“德丰祥”，代替了李祥和“集生祥”在皮毛牲畜行业中的地位。
李祥活着的时候，“通顺店”的经理樊瀛洲担任了商务会会长。因为“集生祥”做了从前茶、布、烟店的“外路”客人带回来的贵重药材生意，故提出严厉的质问。李祥因为“通顺店”做了皮毛牲畜生意，团结起“兴隆社”跟他对抗，拒绝“通顺店”参加“兴隆社”。
李祥死后，樊瀛洲凭借财力，想从“集生祥”的控制下挣脱出来，以独霸归绥的牲畜皮毛市场。于是从“隆和昌”请出山西忻县人傅士德领导的一把子人，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在北茶坊开设皮毛牲畜生意的“通顺北店”，但是李祥的后继人都很精明，结果“通顺北店”赔了20多万元，在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收庄。从这一件事情上，更说明李祥生前有多么厉害泼辣，所以人们把李祥、邢克让与老屹旦相提并论，称之为“归化城的两个半买卖人”。邢克让的行径和李祥稍有不同，完全买空卖空，并且主要是替官僚资本服务，拿上山西大同镇守使张树帜的钱做投机生意，马福祥统治绥远期间红极一时，任归绥商务会会长兼绥远筹饷局局长。
李祥于1919年病故。这时“集生祥”的现款已达5万元之多，存圈羊亦10万余只，客商拖欠的账款达12万余元。李祥很早就认识到皮毛牲畜行业，从码头上来说，包头比归绥发达，从“行当”上来说，“洋行”比其他“行当”有发展前途，所以他把其大儿子李清斋介绍到包头的“双义厚”，将他的三儿子李鼎臣打发进俄商隆昌洋行。
(三)民国以来归绥皮毛牲畜市场的变动
民国以来，归绥皮毛牲畜市场的变动，首次就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洋行”无法出口而停止收购，皮毛价格一落千丈。归绥“福合成”把一批皮毛存于天津，最后拍卖时尚不够栈房的“栈租”(归绥的店家不收仓库保管的费用，天津的栈房则完全以栈租来维持)。把一个姓贾的掌柜(山西大同人)在一夜之间，愁得白了半部胡髭。1918年(民国七年)大战快要结束时，“集生祥”的经理李祥估计出皮毛一定要起行情。那时皮毛牲畜店不如大战以前吃香了，“钱庄”、“票号”均不贷给巨款，李祥虽然在金融界有些朋友，也不肯协助他冒此风险。他干着急，没有办法大量收购囤积皮毛，后来叫他的朋友、丰镇隆盛庄的“寿山老财”大胆地收买皮毛，“集生祥”从中收取佣金，“寿山老财”在这次投机倒把生意之中，整个赚了20多万块现大洋。
从1919年(民国八年)开始，归绥的皮毛牲畜市场因世界大战的结束，恢复了过去的繁荣景象，皮毛比大战前还要畅销。单单是“集生祥”一家就住着英商“隆茂”和俄商“信昌永”等十几家“洋行”，以及北京和关东之锦州的客人，加上其他“外路”和“通事行”的驻城“坐房账柜”，人数经常不下200多人。
这时归绥的皮毛牲畜商店都注意起了卖饭业务，想尽方法和饮食业争夺买卖。“集生祥”的“集生伙房”把荣生元“小班馆子”的“灶王”拉来炒菜，由柜上供给柴炭和支垫米面、酒、肉、海味等。每年阴历二月初二以后算账，按柜上三成和工人七成分红，共用着14个人。这个“灶王”叫张德厚，娶着大，小两个老婆，单是他一个人每年就能收入2000多元，由此可见皮毛牲畜商店卖饭生意的兴隆。“集生祥”还住着一家鞑靼人开的“瓦利洋行”，这些鞑靼人信仰伊斯兰教，以后都加入了土耳其国籍，柜上特为他们成立了“清真厨房”。
但是大战后的市场繁荣好景不长，在1920年冬天，就遇见了库伦(即外蒙古)的变乱。1921年红军把恩琴的白*党**赶跑之后，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限制起中国商人在那里的自由活动。在这以前，外蒙古虽然由哲布尊丹巴活佛领导，宣布独立，但是商人照常来往；在徐树铮筹边的那几年，走“外路”的反而增加了。经过1921年的蒙古人民革命，首先是过去可以兑换“羊板银子”的“俄钞”变成了废纸，其后一年比一年控制严格，走“外路”的就走上了下坡路。只能以*私走**的方式进行贸易，牲畜目标过大，羊、马来归绥的一天比一天减少了，皮毛亦不如先前那么畅旺。
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疆新**从前运往俄国的皮毛，因为害怕被苏联政府没收，由1921年开始，都由骆驼运到铁路线上，向帝国主义国家销售。于是归绥、包头两地的皮毛商就做了他们的中间人。并且由“集生祥”给归绥的“天元成”和“兴盛魁”等“西庄”“驼户”出主意，协助他们在*疆新**直接采购，因而发达了的汉族驼户胡老五和回族驼户“曹德厚堂”等，随着“西庄”兼办了皮毛，甘肃、青海、宁夏的“西客”，也带着皮毛来归绥、包头出售。不过“西客”一直是以贩运烟土为主。他们先来归绥，是来投奔“集生祥”和“通顺北店”的。他们在毛包中裹藏烟土，叫店家代为出卖。皮毛牲畜行业对此是外行，并且害怕犯法，把他们介绍给“土店”。以后“土店”就在归绥发达起来了。
绥远的土匪变乱，并没有影响了皮毛的商运，因为百灵庙至归绥有席力图召银海喇嘛的“保商团”护路。百灵庙以北以西尽是草地和戈壁，土匪无法存在。从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经过直皖战争，一二两次直奉战争，归绥的牲畜、皮毛市场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是铁路停运了一个时期，旋又恢复了交通。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因为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提倡反对帝国主义，并且把“洋行”和走“外路”客商的十几万头羊没收了，给“国民军”做了*用军**罐头；加上“国民军”在南口跟“直奉联军”作战，以及“国民军”经过绥远向西退却时“西北银行”钞票作废，使得归绥和包头的皮毛牲畜市场冷落了将近一年多时间。
从1921年到1930年这一阶段，只有英商“和记洋行”利用英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什么东西也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购买推销。其他跑“外路”的客商，只是和一些蒙古喇嘛、牧民结起伙来偷搞。“和记洋行”把走“外路”的买卖人吸收进去很多，共派出十几顶“房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活动。大群羊、马赶到归绥，装上火车运走。皮毛一律以汽车运输。在归绥新、旧城马路中间设有“堆栈”，做了一阶段的“独份儿生意”。193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实行经济*锁封**以后，“和记洋行”也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次归绥的皮毛牲畜商店因为平日给“外路”客商支垫*款贷**，都受到很大的牵连。“集生祥”也支垫出9万多块钱，一时没有办法收回。
在“外路”完全不通以前，“洋行”曾收了一个阶段“肚剥羔皮”，因为大价购买，使得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疆新**等地区的母畜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归绥一地每年出口的“肚剥羔皮”多达十五六万张之多。在开始收购的时候，曾暴发了一家“外路”客商“义和永”。他们用一匣洋火柴换一张皮的代价，随便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换了四五千张“肚剥羔皮”。回到归绥后，每张“肚剥羔皮”就最低卖到四五元，最高卖到12元，暴发横财，因此被人们给送了一个“小大盛魁”的称号。在1930年左右停止“肚剥羔皮”收购以后，也有不少客商跟着栽了跟头。在收“肚剥羔皮”以前，“洋行”就开始了收购肠衣和骨血。过去这些东西都扔在“屠行”集中地的马莲滩一带喂狗，后来也成了值钱的东西。肠衣和猪鬃都得经过加工，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故这项生意便落到了天津人手中。
1933年，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恐慌，“洋行”停止或减少了收购皮毛。归绥的牲畜皮毛店有的就无法维持。“集生祥”在1934年实行了改组，由我担任了经理。我从1926年起，就成了顶生意掌柜。“集生祥”在李祥病故之后由刘琪担任经理。刘琪死后由郭占鳌担任经理。郭占鳌不如李祥和刘琪能干。1933年，他买了一批毛赔了钱，加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路，客商的欠账收不回来。张庭玺等几个得力掌柜又出号领了“曹德厚堂”的本钱，成立了“德丰祥”，便失去了继续经营“集生祥”的信心和勇气。
当时“集生祥”共有外债14000多元，其中欠“法中庸钱庄”l万元，郭占鳌打算倾产还债，向商务会里报歇业。“法中庸钱庄”和“通顺店”都是祁县乔家的买卖，非常讲究“厚道”。虽然李祥与樊瀛洲和“集生样”与“通顺店”之间有过不愉快的商战，但是“法中庸”和“集生祥”并没有断绝了来往，特别在此紧要关头，不愿把“集生祥”扼杀。“法中庸”经理知道郭占鳌心灰意懒已经无法振作，便把我们几个头前点的掌柜叫去，说明李祥创办“集生祥”三个字号颇不容易，劝我们无论如何要苦撑下去。所欠“法中庸”的旧债，可以分期偿付，另外购货缺款随借随还。众人得到这一支持鼓励，便推我担任经理，把“集生祥”改组为“集甡祥”，一共筹了1400元做为新股，对外仍挂着“集生祥”的牌子。
“法中庸”的人与其说是厚道，还不如说是聪明。他们知道“集生祥”牌子亮，人又能干，振作起来绝对可以偿还l万元债务。如果要像郭占鳌主张的那样倾产还债，他们将所得无几。我受到了这种启发，也来了个“厚道”，决定凡是欠“集生祥”的“外路”客商，1000元折成200元偿还债务，很快收回了8000多元欠债。除了付清“法中庸钱庄”以外债，尚剩余有4000多元。我就拿这些收回的账款和同仁们筹的1400元的股金，利用“集生祥”的铺底，派伙计们到后山和归绥附近的村庄抓羊。1935年归绥的皮毛牲畜市场因为“洋行”的情况开始好转。我们经过了2年的苦干，除了把“法中庸钱庄"的债务完全还清外，还赚了3000多元的利润。同仁们一看大有可为，便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下去。本着李祥经理当年传授下的经验，又把“集生祥”维持了15年之久。
“集生祥”改组，正值傅作义将军主持绥远军政大权。由于傅作义将军的*队军**比其他军阀的*队军**剿匪认真，不仅大股的土匪追剿得无法驻占，零星的土匪亦次第敛迹。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绥远的农村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安定的局面，便利了农牧业生产的稳定发展。绥远本省的牲畜和“秋毛”、“套毛”、“抓毛”逐年增加。皮毛牲畜商店在本地也开辟了不少货源。同时，国民*党**驻南方的部队派人来绥远购买军马，亦给皮毛牲畜店增加了业务。仅是广西李宗仁的*队军**，先后在归绥购过5000多匹军马和炮兵用的驮骡。绥远不属于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直接统治，他们不能强迫收购，只是按公平价格进行交易，亦使得皮毛牲畜店有利可图。
日寇占领归绥、包头以后，先是把皮毛列入了*用军**物资，以低价向商家收购，后来由“三井”、“三菱”等五大公司垄断了，不准商人随便贸易。皮毛牲畜店因为无利可图，有的把皮毛藏起来，同时也不派人到外边开辟货源。
日本人一看市场成了停滞状态，才决定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即在其特务机关的领导之下，成立了“西北通商公会”，由“德丰祥”经理张庭玺担任会长，鼓励在国民*党**占领区从事*私走**活动。
皮毛牲畜商中的“红纸幌子”(代表汉族)，便和甘肃、*疆新**等地的“山西帮”来往，通过“西庄”和“西客”的关系，绕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辑*处私**”等机关所设立的关卡，把皮毛源源不断地由山西运到归绥来；同时拿上日本人统制的茶布等物资，在乌兰察布盟和土默特旗各地换皮毛，很受当地牧主、牧户和养羊的地主们的欢迎。所以自从成立起了“西北通商公会”，皮毛牲畜市场比日本*队军**统治时期和“三井”、“三菱”等五大公司垄断时期更趋于活跃，皮毛牲畜商中的“白纸幌子”(代表回民)，利用宗教的关系，如曹玉亭(“曹德厚堂”的三掌柜)、马永祥等，和青海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等军阀勾结起来，以皮毛资敌，曾获得了不少暴利。
自从日寇入侵，归绥、包头沦陷，归绥的商界因为以前受了“西北银行”、“奉天官银号”和“山西省银行”的连续欺骗掠夺，知道“蒙疆银行”也不会太长久了，票子不如现洋保险可靠，而且金银禁止流通，遂从1938年开始，便以布匹做为核算单位。
1945年秋天，国民*党**从西边回来后，以为皮毛牲畜店的布匹都是敌伪物资，便由“归绥市敌伪资产接收委员会”科长赵亚民(后因贪污被傅作义将军枪毙)把各家库房查封了。后来才知道这并不是日本人遗留的东西，按市价收购，给傅作义将军的*队军**制做军衣，冬天把布匹起走，到了1946年春天才付给欠款。“法币”随着国民*党**的信誉一天比一天低落，所得的价款贬低了一半。“集生祥”在那一次就丢失掉了1000多匹布，把元气完全损失了。“德丰祥”因有鄂友三住在那里给其支撑门户，仓库未被查封，故未受到损失。归绥的皮毛牲畜店，经过1945年至1947年连续被国民*党**摧残，在解放以后公私合营时，已由以前的50多家，剩下了十四、五家。
(刘映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