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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453000智慧型微友同路同行』
按：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两位艺术家之间的宣战剑拔弩张，开展得如火如荼。艺术家朱叶青先生在个人公众平台向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发下了“英雄帖”，短短数小时内阅读量破了十万。此前已有他对另三位副院长的檄文，这次直接将矛头对准正主，表示要“为艺术战”，公开地用技巧较量一番。
其实，文人相轻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且不分古今中外。如鲁迅先生语：“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知识分子们的这些“掐架”从某方面上体现了社会文化与政治观念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的碰撞与繁荣。
艺术家朱叶青和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
曹丕在《典论》中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清代尚镕则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总结得一应俱全：“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 “相尚殊”，是指审美不同；“相习久”，是指长期交际；“相越远”，是指政见不同；“相形切”，是指心胸狭窄。由于知识分子们大多是社会名人，他们这些屡见不鲜的争议一直都受到大众关注，且由于掐架缘由不同，表现方式也大相径庭。
唐朝国子祭酒辛弘智是个诗人，闲来无事作诗一首“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的学士常定宗，拿来草稿，看出来是好诗，但很想装逼，于是他把“始”字圈出来，改成“转”字。
俩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比较好，就著作权产生了争议。于是去找罗道宗博士评理。罗博士阅罢，给了判决：“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有理有据，俩人这才作罢。
在古往今来的文人交锋中，这大概算是风雅而有趣的之一。其实，由于审美的不同和文学／艺术的主观性，不同的流派之间自然免不了互有攻讦，如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现代主与现实主义……时间久的轻视时间近的、严肃的轻视通俗的，普遍轻视拿文字赚钱的等等。有时候，因为文学上的分歧和批评，甚至会让本是好友的作家形同陌路。
鲁迅和刘半农就是这样由好朋友到形同路人，甚至反目成仇。二人《语丝》周刊的同仁，性格相近，都比较直率，耿直，也彼此欣赏敬佩对方的思想与学识。鲁迅在悼念刘半农的文章中曾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然而，作为一个中学肄业并在江湖上写*情艳**小说而闻名的作家，刘半农始终难脱俗气。1926年5月，刘半农出版白话小说《何典》，请鲁迅作序。
刘半农和鲁迅
耿直的鲁迅不但不捧场，还在文章中批评刘半农说：“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遭受如此奚落，刘半农对鲁迅芥蒂丛生，以至于后来甚至传出刘半农极力阻止鲁迅返回北平工作的传言。
1935年6月，鲁迅写《再论“文人相轻”》说：“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子骗**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这大概说明了他在文学批评上如此坚持的原因。
其实，这种文人之间的刻薄批评可不是中国特产，外国文学圈里也四处弥漫着硝烟战火，而且言辞之刻薄尖锐，比中国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克·吐温就曾经说过：“我经常想批评简·奥斯汀，但是她的书太让我抓狂，让我很难对读者隐瞒我的愤怒之情；所以每次我开始读她的书时都不得不中途停止。我读《傲慢与偏见》的时候，恨不得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抓起她的膝骨敲打她的头颅。”
马克·吐温
接着，马克·吐温自己也没逃过批评。福克纳论马克·吐温说：“一个平庸作家，在欧洲只算第四流，他用充足的地方色彩，把若干已证明能成功的古老文学头骨装饰一番，来迷惑肤浅者和懒惰者。”
这场战争中，谁都不能幸免，还可能环环相扣：“夏多布里昂先生不但才华老了，心也老了。他整天咕咕哝哝，别人稍一招惹就大发脾气。......可悲啊，一头狮子变得只知道犬吠”年轻的雨果对浪漫主义文学前辈夏多布里昂如是说。若干年后，“先生，也许有一天您会知道，即便当着您祖父的面，我也敢批评他.....”左拉在雨果死后给雨果孙子的信中如是说。“我硬着头皮读完《卢尔德》，我在这愚蠢，肮脏的文字上花了那么长时间，内心无比痛苦。关于这部龌龊，卑鄙的作品，我只想简单写两句。我会在评论文章的开头这样写：比利牛斯山的蠢货”布洛瓦对左拉小说《卢尔德》如是说。
左拉和雨果
外国作家的掐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互相对掐。因为文学上的争议，陀翁和以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为代表的《现代人》杂志闹翻，于是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没少嘲笑他，甚至还作诗一首，放在杂志扉页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亲爱的小子，
可怜相的勇士。
你好比是文学的鼻子上，
新长出的一只发红的疖子。
——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致陀思妥耶夫斯基》
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度蜜月的过程中还记挂着和屠格涅夫大吵一架。这场发生在1867年7月10号的世纪之战成为了文学界的著名题材。之后他们一直互相吐槽，直到1881年初陀翁去世为止。
屠格涅夫对《罪与罚》的评价是“霍乱引起的心绞痛”对《少年》的评价是“一团谁也不想听的喃喃自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每隔两页，他的主人公就要说胡话，发疯，发热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屠格涅夫作品《烟》的评价是“该让刽子手来把它烧掉”。此外，他还在小说《群魔》里塑造了卡尔马津诺夫来嘲讽屠格涅夫。有一本书专门记载他俩的掐架过程，就叫做《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互敌视的历史》。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文人相轻”除了文学上的意义之外，还往往具有政治意义。在中国古代，“文人”往往是国家统治力量的核心，身兼“士人”的双重身份。文人之间的相互贬斥挞伐,其实质上多出于政治利益的争斗。《典论·论文》中曹丕开宗明义批评的“文人相轻”其实质指向的是朝野中的朋*党**斗争。
而一百年前的中国，新旧思想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激烈碰撞，这种斗争就更加激烈。这是文人用争斗表达政治诉求的黄金年代。
戊戌变法之前，由康有为幕后策划、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请来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为人极狂傲，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章太炎一来，就从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都看不惯康有为，遂至开骂。章说康“教匪”，康称章“陋儒”。骂架升级，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章也不甘示弱，马上回击。金宏达《太炎先生》说，梁启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个大嘴巴。这种“流氓式”的斗殴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时务报》
与此相比，新文化运动中掐架就显得文雅多了。林纾是一个晚清的老学究，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就颇为不满，尤其是胡适鼓吹白话文为“活文学”，诋毁文言文为“死文学”的论调，让林纾极不痛快。为此，林纾致信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那意思是说，若用白话文，连小贩都成教授了。奈何蔡元培并不理他。
1917年，林还在《新申报》上发表讽刺小说《荆生》，含沙射影攻击胡适、陈独秀等人。随后再次撰写小说《妖梦》，攻击蔡元培。《妖梦》比《荆生》更恶毒，竟然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比作“无五伦之*兽禽**”，将其化之为粪。
林纾
此时主张“新文化”的阵营中，又起了内讧，陈独秀出狱后首先向胡适发起攻击，批评胡只谈文艺，不谈政治。胡适则说陈是一个独断专横的鲁莽之人。
随后，两人更是势同水火。胡适反对陈独秀对义和团先贬后褒的态度，在《晨报》上怒斥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讼棍的行为”。1925年11月，因*潮学**运动《晨报》报馆被烧毁，陈独秀拍手称快。胡适宣布与陈独秀绝交，并在绝交信中痛斥“不承认异己者的人不配争自由……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陈独秀和胡适
不过，令人感叹的是，故事的最后，这“要做仇敌”的两人还是放下了部分心结。1935年10月，国民*党**抓获陈独秀，如果不是胡适的积极营救，恐怕陈独秀难以重见天日。
长久以来，“文人相轻”现象不断出现，也一直备受争议。褒之者以为批判的声音有利于激活整个文学创作队伍和思想解放环境的活力，只有在舆论的严苛要求和监督下,才能不断地提高文化和思想建设的能力。贬者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彼此攻击的圈子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相互之间攻讦批驳,却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魏晋六朝时，文人清议之风盛行，争锋相对往往入骨三分，却成就了众多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艺术家；宋代文人尤好“争胜”，而中国古典文化却在此时登峰造极（陈寅恪语）。正是这种文人间的相互驳难营造出一种开放的文学批评氛围，虽然“相轻”之风有时候并不有利于文人间的友好关系，却往往在客观上成为文化进步的推动力。
正如毛姆所说：“千万别太在意批评。我的第一个短篇被某个书评家苛评。我怒发冲冠，问候了那人母亲。后来有一天，我把那个短篇又读了一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不仅肤浅，结构也糟糕。这件事我一直没忘，几年后，德国空袭伦敦时，我往那个书评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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