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国民*党***派右**势力的斗争
*共中**交大支部成立不久，就与校内诋毁国共合作、反对*产党共**的势力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和较量。在这场被称为“南洋大学风潮”的论争中，*党**团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发动广大进步学生，击退了国民*党***派右**势力的多次进攻，*党**组织也在论战中团结了群众，壮大了革命队伍。
对于国共合作，国民*党**内*派右**势力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反对*产党共**加入国民*党**，阻挠和破坏革命局面。只是由于联俄、联共政策的制订者孙中山还健在，*派右**势力一直处于暗中活动状态。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国民*党***派右**就开始了公开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有“国民*党**理论家”之称的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1925年11月，*派右**分子邹鲁、谢持等人组成“西山会议派”，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公开分裂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开除大批*产党共**员的国民*党***党**籍。国民*党***派右**还于1925年12月成立上海孙文主义学会，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进行蛊惑拉拢。他们发表声明：“信仰马克思主义意在篡*党**之共产派，均不得不拒绝其加入”。学生运动领袖、*产党共**员梅电龙、张永和等，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
1925年3月《南洋周刊》附刊追祭孙中山先生逝世
这股*共反**、分裂国共合作的思潮，也侵入了交大校园，侵入交大国民*党**区分部。原以交大进步学生面目出现的缪斌，毕业后在广州参加了孙文主义学会，公开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共反**文章，并写信到交大，动员校内国民*党**员和学生参加孙文主义学会。校内*派右**势力也趁机抬头，区分部内一些国民*党**员开始攻击指责*产党共**。1925年12月20日，《南洋周刊》发表了署名“智廉”的文章《是非与利害》，诬蔑*产党共**提倡劳工阶级，只为本身利益斗争，只讲利害，不谈是非，只顾目的，不问手段，谩骂*产党共**加入国民*党**是“篡人之*党**，遭主人严斥，犹复反宾为主，谤毁个人，务灭友*党**而后快”。校内的国家主义派也打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招牌，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扯起“全民革命”的旗号攻击*产党共**，*谤诽**苏联，反对*产党共**和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学生应埋头读书，不问国事。他们请了国家主义派曾琦来校演讲，重弹*共反**反苏、反对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的论调。交大的国民*党***派右**和国家主义派这两股成员，总计有30余人。他们试图赶走国民*党**区分部中的*产党共**员，夺取区分部的领导权。他们攻击张永和“把持南洋学生会及上海*联学**”，叫嚷“改组*联学**、改组学生会”，妄图夺取上海*联学**、交大学生会的领导权，争夺舆论阵地——交大学生会刊物《南洋周刊》。这场斗争被外界称为“南洋大学风潮”。
“西山会议派”成员谢持（左十）、邹鲁（左十三）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
面对*派右**势力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共中**上海区委和法界部委的领导下，学校全体*产党共**、共青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发动广大进步学生迎接挑战。斗争一开始就引起上级*党**组织的关注，上海区委和法界部委立即派人进行帮助和指导。*党**团负责人张永和、陆定一在校内秘密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邀请上海大学教授施存统来校，辅导学生学习马列著作，提升理论水平。交大*党**团支部以《南洋周刊》为理论阵地，陆续发表了数十篇旗帜鲜明的文章，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阐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论证了国共结成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陆定一在《南洋周刊》上发表的《敬告一切热烈的青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作》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等，热情地赞扬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和革命业绩：“孙先生在他的一生，以革命为天职，他的思想是常时有改良和进步的。”“在中国则证明惟有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可以救国！”实行三大政策“给中国之国民革命打下了铁的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就飞腾起来，扶摇直上”,而“孙先生死后，*动反**分子戴着你的帽子，糟蹋你的主义，反对你生前所定的主张”。
陆定一在《南洋周刊》上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部分）
1926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前后，*共中**交大支部以校学生会评议部和学术研究会的名义，先后邀请*产党共**员、国民*党**左派、学术界著名人士郭沫若、杨杏佛、杨贤江、恽代英等人到校讲演，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讲解国共合作的道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3月12日，交大举行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郭沫若应邀来校演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认为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已经分裂为左右两派，这是不利于国民革命的，而从本质上看，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是一样的，两者相容不悖并不冲突，“无产阶级*政专**，才是真正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他明确表示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内部分裂。郭沫若的演讲引起学校国民*党**区分部内左、右两派学生的激烈地辩论，政治分化越来越明朗。1926年4月2日出版的《南洋周刊》上，刊载了以“影帆”和“远载”署名的两篇文章，反映的两种不同观点。“远载”的文章《听了郭沫若先生的演讲后》否认国民*党**内部有左、右之分，反对国民*党**容纳信仰共产主义的*产党共**，提出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张。“影帆”即交大支部书记周赞明，他在《读了远载的‘听了郭沫若先生的演讲后’以后》一文中，对“远载”所谈的观点，进行逐条分析和批驳。文章引用孙中山“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一语，证实同时信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认为国共合作是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教，既然“远载”自命是孙中山的“信徒”，就毫无理由来反对国共合作。这两篇文章代表了两大派别的基本动向，在学生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反响。
1926年第8卷第3期《南洋周刊》刊载郭沫若讲，秋霞笔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现实的阶级斗争教育比舌战笔斗更有说服力。1926年3月18日，在*共中**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60余团体、80余所学校约5000余人在*安门天**，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当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打死47人，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案惨**。当*案惨**消息传到交大后，被北洋军阀*行暴**激怒了的学生找到学生会，要求举行反对军阀政府的*行游***威示**。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立即讨论，决定停课追悼。全体大会表决停课4天，出发*行游**、演讲宣传、参加上海市民追悼北京三一八*案惨**遇难烈士大会。交大学生发表《为北京*案惨**告同学书》，明确提出：“我们对于这次为国牺牲的五十余烈士，表示十二万分的痛惜。但是痛惜是没有用的。我们要认清敌人，努力工作。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我们再不要依赖或希望他们了。我们只有痛定思痛，整齐自己的队伍，向敌人猛攻……”
1929年北平燕京大学内的“三一八慘案”烈士紀念碑
*产党共**员李敬永撰文《三月十八日》，呼吁“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人民政府”。交大的大部分学生，在实际的学生运动中，仍然团结在*产党共**员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学生会周围。
这场激烈的口诛笔伐进行了半年多，到1926年3月，以*产党共**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进步学生击退了*派右**势力的进攻，国民*党**区分部和学校学生会的领导权，仍掌握在*产党共**员和国民*党**左派手中。1926年3月底，直接领导这场论争的张永和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南洋（大学）有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派右**两种*动反**力量，人数不到四十人，敌不过国民*党**左派。”他还特别提到*共中***党**支部虽然只有10人，但是可照常开会，有发展可能。“可完全领导国民*党**及学生青年团体，抗衡*动反**派”。
大辩论不仅壮大了*党**的组织和队伍，团结了广大学生群众，个别*派右**观点的学生也在论争中觉醒过来。王星垣原是国家主义派。他曾经写了一篇《哭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名为哭孙中山，实是攻击三民主义，诋毁国民革命军。他提出要辩论。*党**支部表示接受，陆定一等人写了几篇文章。开展辩论之后，王星垣在*产党共**和国民*党**左派感召下，放弃了国家主义的立场，后来在校参加了*产党共**，改名为王新元。陆定一谈起这件往事时自豪地说：“真理是不怕辩论的，它只能是愈辩愈明，愈会被人所接受”。
1926年，陆定一与国家主义派王星垣在《南洋周刊》上展开思想辩论，王星垣受到感召，加入*产党共**。
这次大辩论是在中国*产党共**的直接领导和参加下进行的，历经了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卅运动、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三一八*案惨**等现实斗争。学校*产党共**支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到1926年暑假前，有*产党共**员12人，共青团员已经20余人。广大学生也从斗争中、从烈士的血泊中，看清了*派右**的面目，认识到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
（二）*党**团组织在斗争中发展
在击退了国民*党***派右**和国家主义派的进攻后，交大*党**团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在*共中**法界部委和共青团上海地委的领导下，交大的*党**团组织以国民*党**区分部和学生会为阵地，在校内外频频开展活动，继续发展壮大革命阵营，同压制革命势力的学校当局作斗争，参加上海工人起义的战斗，积极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学校学生运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发展，从思想斗争转入政治斗争，从校内*潮学**转到投入革命行动。
1926年2月，上级*党**组织徐家汇独立支部书记梅电龙调离，由共青团徐家汇部委书记、交大*党**支部书记张永和接任，共青团徐家汇部委书记则由陆定一接替。6月，徐家汇独立支部和法租界独立支部又合并为法界部委，张永和任部委书记，陆定一任团法界部委书记。这样，交大*党**组织的上级负责人都为交大学生。他们熟知交大校情和学生思想状况，有利于交大*党**团组织的发展。在张永和调离后，交大支部由周赞明接任支部书记，一4月改派陈育生担任支部书记二，此时支部有*党**员10人。
1926年前后的交大*党**团组织比较健全，正常进行组织活动，在学生会中占到支配地位，也能影响国民*党**区分部。他们常邀请社会人士到学校作政治时事演讲，有*产党共**人恽代英、施存统、杨贤江等，也还有国民*党**元老叶楚伧、邵力子等。
叶楚伧来交大演讲词
交大*党**团组织还在学生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介绍学习马列主义，扩大群众基础，培养发展*党**团员。在校外，*党**团组织积极派员参加学校附近地区的工农运动和上海*联学**的工作。1926年3月24日，支部*党**员周志初出席上海*联学**召集的紧急代表会议，并作为*联学**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了*联学**执委会对北京三一八*案惨**的严正态度，决定发起援助京案运动，并举行上海市民追悼北京死难烈士大会。次日，由上海各界一百多个团体组成“上海各界京案后援会”在交大举行成立大会，后援会提出“废约驱段，保障*权人**”的宗旨。6月，上海*联学**推选交大、东华、神州三校代表为出席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交大选派*产党共**员夏清祺作为代表，于7月赴广州参加全国学代会。
1925年入*党**的夏清祺（夏采曦）与同学在校园内合影
根据徐家汇独立支部书记张永和的布置，交大学生*党**团员开始注意工农运动，走出校门深入工厂和农村，去接近附近地区的工农群众。周赞明等人在徐家汇电车站边的工人补习夜校里当教师，同工人群众联系，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学校附近的百代唱片厂、五洲固本皂厂等工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支部的联系范围从蒲汇塘扩大到周家桥、华漕一带的农民组织。交大*党**团组织在蓬勃的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当中得到锻炼，队伍也逐渐扩大。*党**团组织还在校内设立新汉社、学术研究会、非基督教同盟等青年团体，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学生群众。
面对学生参与政治和国民革命运动的热潮，学校当局忧心忡忡，校长凌鸿勋抱着“科学救国”思想，认为“学生责在读书，读书即所以救国”、“学生留心政治即可，干预政治则不可，在校不专务学问而专务政治尤不可”。在实际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的压制下，凌鸿勋于1926年7月3日召开审查学生品行会议，以违反校规等理由，宣布开除学生52名，其中多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7月17日*共中**法界部委报告称：“……被开除学生中有*产党共**员7人，国民*党**左派11人，青年救国团（国民*党***派右**急进分子及国家主义派联合组织）5人，国民*党***派右**2人，其余都是无*党**青年。”由上可知学校当局不问派别，只要参与政治活动即行开除，强制学生不得过问政治。
淩鸿勋校长
1926年，学校函告学生家长告诫子弟不得参与政治运动
开除事件发生在暑假开始后不久，学生已分散，大多数离校返乡；另有陆定一、周赞明等高年级学生*党**员毕业离校。如何应对这一事件成为学校*党**团组织和上级部门的难题。*共中**法界部委决定采取由缓而急的斗争战略，指示张永和、陆定一、萧之谦3人组织一个干事会，指挥学校国民*党**区分部，帮助被迫离校学生，组成“南洋大学被迫离校学生团”，向社会发表宣言，由上海*联学**及各学生团体表示声援，以取得学生家长、名流及社会各方面同情，待暑假结束后学生群众回到上海，再作实际*攻反**工作。不久，“南洋大学被迫离校学生团”成立，汇集被开除学生38人。他们提出“回到南洋去”的口号，并联名在沪上报纸刊登《南洋大学被迫离校学生团告本校同学书》，呼吁“诸同学本此良心发为正论，与以同情之援助”。7月30日，被迫离校学生团举行新闻记者会，叙述被除名经过，希望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准予继续攻读。到会声援的有全国*联学**、上海*联学**和各报记者十余人。8月20日，被迫离校学生团发出第二次告本校同学书，再次吁请有关各方主持公道，排难解纷，让开除学生返校就读。被迫离校学生团的活动引起社会各界一定同情，上海各报刊对此均有跟踪报道。学校当局也部分地收回成命，准许开除学生写份*过书悔**，继续原先学业。一些学生（如夏清祺）不愿放弃革命救国的道路，离开了交大校园，投身革命事业。
经过暑假的开除事件，交大进步学生力量受到重大打击。此时国民革命军已誓师北伐，江浙军阀和租界当局宣布严禁政治活动，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暂时处于低潮。9月开学时，交大*党**支部成员降至4人；不久又有一位*党**员休学回家，就剩下陈育生、蒋寿廷、黄苍麟3名*党**员，以黄苍麟为支部书记。
这段时间*党**支部的力量虽然不如先前，但每位*党**员组织能力较强，陈育生、蒋寿廷两人善于活动，能够领导国民*党**区分部及影响学生会。当时*党**支部工作的重点是成员休整和组织恢复。因*党**员较少，陈、蒋又在法界部委工作，关于交大*党**支部情形，*共中**法界部委1926年11月的工作报告称：“事实上受中学支部领导（大中学常开支部联会，皆由中学书记召集，大学书记参加会，不能报告*党**所要执行的工作等）”。“大学”、“中学”分别是*产党共**、共青团的暗语，从正文及注释可以得知，当时交大*党**支部因受开除事件、成员调至上级工作等影响，力量减弱，有时只有支部书记1人，甚至在组织上一度受交大团支部的领导。
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陈育生（1926年4月—8月在任）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一路捷报频传，进入长江流域，交大进步学生倍受振奋；这时学校经费困难，教职员意见横生，辞职请假者众多，凌鸿勋校长陷入困境，对学生的压制减弱，*党**组织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到11月份，*党**支部成员很快发展到8人，法界部委委员、交大学生陈育生分管交大支部工作，王师穆四担任交大*党**支部书记。
在北伐雄师的凯歌声中，交大*党**团组织积极地融合到上海地委领导的反对军阀、倡导民众自治运动当中。11月28日，*党**支部组织发动学生参加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上海市民大会，反对奉鲁军南下，一致要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市政府。12月18日，为追悼上海总工会刘华烈士被害一周年和*产党共**员陶静轩烈士被害，交大学生在*党**支部的动员下参加露天*会集**和飞行*威示**，高呼“还我刘华！”并燃放爆竹，散发印有两位烈士遗像的传单。
（三）*党**组织遭到破坏
1927年春，北伐军长驱直入，前锋逼近江浙。为迎接北伐军，*共中**中央和上海区委组织和发动上海工人，接连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亲自领导了工人起义。罗亦农号召每个学校的学生会和国民*党**区分部公开活动，发展*产党共**和共青团的组织，响应工人武装起义。交大*党**团组织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动员学生支援工人起义。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时，交大学生实行*课罢**，上街宣传演讲，散发传单。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交大学生参加上海市总同盟*课罢**，配合武装起义，他们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有的学生和铁路工人合作，拆毁铁路；有的学生上前线救护；还有的学生晚上对敌人喊话。刚刚离校任*共中**闸北部委组织部长的陈育生，带领工人武装参加起义，不畏枪林弹雨，攻克敌人营垒，打退敌人的反扑；他还组织救护队，及时救护伤员，掩埋烈士遗体、慰问烈属家属。交大*党**团支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在校*产党共**员、共青团员已有五、六十名。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北伐*队军**开进上海，交大*党**团支部和进步学生欢欣鼓舞，迎接北伐*队军**的到来，期望在*倒打**上海的封建军阀同时，赶走盘踞上海数十年的帝国主义势力，收回上海租界，然后继续乘胜而进，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岂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势力、江浙财团及流氓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反革命*变政**，实行*力暴**“清*党**”，大肆捕杀*产党共**员、共青团员、革命工人和进步人士，整个上海处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下，*产党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斗争。反革命的屠刀同时也伸向了学校，4月19日，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发布命令，成立“上海学生运动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上海一切学生运动。20日，在国民*党***派右**的操纵下，“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在国民*党**市*党**部成立。次日，该会查封了实际上受*产党共**领导的原“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先后派人到交大、大夏等校强行改组学生会，并要求国民*党***队军**肃清各校*产党共**和共青团员，逮捕学生中的*产党共**员和学生运动领袖。
“四一二”反革命*变政**中革命志士被押往刑场
在反革命的声浪中，交大国民*党***派右**势力乘机抬头。*派右**分子刘斌等人在四一二*变政**中卷土重来，夺取了校内国民*党**区分部的领导权，操纵了学生会，开出黑名单，告发校内*产党共**员和共青团员，气焰十分嚣张，成为“上海学界清*党**之第一声”。
5月13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指令学校“厉行清*党**运动”，指令称：“查沪上各学校，尚有上述捣乱分子，潜匿其间暗中活动，希图扰乱秩序，平缓革命进行，实属不法之极”。并附一份被指控为“该校*动反**学生”的名单，命令校方“将各该*动反**分子逐一审查，驱逐出校”。交大被列为“*动反**分子”的名单一共有20名，计有“C.P.（即*产党共**员）或C.Y.（即共青团员）之重要分子”12名：史鹏展、周志初、王星垣、王师穆、肖之谦、徐树勋、徐介清、谢松元、姚剑初、林永晔、吕瀚璇、蒋寿庭；次要分子8名：王世俊、成贻典、刘调中、魏兆淇、唐永济、周宝瑛、周宝琮、陆亘一。这份名单同时刊登在《申报》等报刊上。实际上，这张名单上的学生并非都是*产党共**员和共青团员，但是在国民*党***派右**眼里都是“*动反**分子”。
“四一二”反革命*变政**中被开除出校的进步学生名单
当时学校负责人李范一于5月15日发出通函，按照名单逐个通知被告学生进行个别谈话，要学生们“迅速切实自备声明书，声叙并未跨*党**或曾入*产党共**者已于某时退出，更须声明此后潜心肄业，决不有所活动。”列入名单的学生有的在备好的“声明书”上签字；一些不愿屈从的学生被迫离校。交大*产党共**、共青团组织第一次遭到破坏，剩下的*产党共**员、共青团员只能分散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产党共**的各级组织被迫转为隐蔽秘密状态，开展地下斗争。1927年6月*共中**中央决定撤消上海区委，成立*共中**江苏省委员会兼上海市委（简称江苏省委）。8月，*共中**江苏省委将上海市区各部委调整改建为区委，设立沪东、法南、浦东、闸北等6个区委。法南区委直接领导法租界、徐家汇、南市地区*党**的基层组织，一直到抗战爆发前被破坏。在此期间，交大*党**组织属法南区委领导。
法南地区*党**组织经过恢复整顿，有所发展，至1928年8月，*党**员由组建初期的121名增加到403名，下辖20个*党**支部。*共中**交通大学支部也得到恢复。第一次恢复后的*党**支部书记先是何子佳，10月改由刚刚毕业离校的孙宝丰担任。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加上*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法南区委机关和下属*党**组织屡遭破坏，刚刚恢复的交大*党**支部于1929年又一度遭到破坏。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产党共**领导工农红军，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但仍有一批*党**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从各地汇聚上海，开展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的介绍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新兴社会科*运学**动的氛围。在这股学习社会科*运学**动的推动下，1929年10月24日，交大学生何治垓、朱世通、姜豪、葛德铭、陈景涵、葛和林等学生在校内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社，汇聚社员30多人。不久被查封，活动停止。
交大学生领袖、地下*党**书记许邦和
1930年3月，学生许邦和联络孙佐钰、刘俊明、乔魁贤等10人组织“读书合作社”。5月18日，许邦和、乔魁贤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6、7月间，上海社联负责人王学文指导许邦和、乔魁贤等人成立交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社研负责人彭康、林伯初也常来交大指导社研和读书社。8月，许邦和、乔魁贤参加“社联”“左翼”主办的“文艺暑期学习班”，学习期间加入中国*产党共**。
1930年3月23日，许邦和日记中记载的参加读书合作社成员名单
9月，在*共中**法南区委的组织下，交通大学再创*党**支部，书记许邦和，组织干事乔魁贤，*党**员有孙佐钰、刘俊明等。恢复后交大*党**组织成为组织团结交大师生参加革命事业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自身也在斗争中甚至挫折中稳步向前，成为在*共中**在高校领域的一个重要战斗堡垒，以一种全新姿态投入到中国*产党共**领导的民族解放的战场。
1930年，*党**支部书记许邦和（后排右二）与江苏吴江籍交大师生员工合影
本文编纂者欧七斤为上海交大文博管理中心副主任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共中**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