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漫谈
当然不是什么都是全球史。全球史自有其边界。我们要提防全球史的滥用，否则会引起“全球史”的贬值。
原文 ： 《全球史的用途和“滥用”》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 陈浩
图片 | 网络
“全球史热”的背后
当下中国历史学界，几乎言必称“全球”。
贝利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提出，“当代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世界史家”。多数情况下，“世界史”（World History）就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所以，贝利的这句名言也可以译成“当代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全球史家”。事实果真如此吗？
近年来，“全球史热”几乎席卷了中国人文社科的图书市场。 中国舆论场对全球史所表现出来的亢奋和激越，固然有市场在背后推动的因素，但也不能忽略读者群体对世界历史知识的需求在激增，更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学界亟于提出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的现状。中国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已不下于五家，以“全球史”为名的学术刊物也已经有两份。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刻，我们是否有必要给这波全球史热潮泼点冷水呢？
实际上，自从全球史进入中国的那刻起，学界对全球史的质疑和批判声音就未曾断过。 中国史学界早期对全球史的批判，侧重于质疑全球史家的“互动”观念是否会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洗白，以及英语的学术主宰是否会带来世界历史书写的同质化。如其他舶来理论一样，全球史在进入中国之后也经历了必要的调适和规训。有学者分别从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和书写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等角度，回应“全球史中国化”的议题。即便是在全球史高歌猛进的当下，诸如全球史恐将削弱年轻一代“中国意识”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反映了个别学者的冷眼观察。
全球史吸纳了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向，以一套包容的学术话语，避开了历次新史学理论的兴起所必然遭遇的路线斗争，很快便确立了自身的学术地位。但是，正所谓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何评价全球史，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批评者的立场和预设。
在全球史的这波新史学浪潮中，德国学者的表现非常抢眼。德国史家通过多种方式与英美学界进行互动和自我调适，使得德国的全球史在国际上保持一定的存在感，为非英语国家或者美国以外的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当然，德国全球史在本质上仍然是“全球性”的。奥斯特哈默提到，“全球史无疑会受到特定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并不强烈。因此也就很难说存在美国的全球史或者德国的全球史”。
“全球史”的转向
不得不承认，无论在哪个国家，“全球史”听上去都有点狂妄的意味，暗示着极强的学术企图心，在国内亦是如此。但实际上，国际上从事全球史的学者群体已经逐渐褪去了早期对“联系”和“宏大叙事”的热衷，出现了若干转向。
首先，在技术层面，全球史起初遭遇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二手文献的过度依赖，尤其是用欧美语言写作的文献。 这不仅会给该学科的标准带来威胁，而且会带来全球史研究的同质化，反过来又会强化欧美的学术中心地位，有悖于全球史“反西方中心论”的主张。但是，事实越来越证明，提倡全球史研究的，恰恰是那些掌握多种语言或者以西方之外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例如，德国的奥斯特哈默是汉学家，康拉德是日本学家，夏德明也是汉学家，日本的羽田正是伊斯兰学家。即便是在中国，除了传统意义上“世界史”学科内的学者之外，更多从事“中国史”的学者，都在积极引入全球史的方法和范式。
其次，全球史的研究，近年也出现了微观转向。 《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最近刊发了一篇微观全球史的文章。此文讨论的主人公，是在18世纪初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俘的一位瑞典女性——布里吉塔·施尔正菲尔德（Brigitta Scherzenfeldt）。瑞典战败后，她成为俄国的俘虏，后来辗转进入了准噶尔汗国，成为汗廷的座上宾。她向可汗的女眷们传授针织技艺，甚至还去过叶尔羌。返回欧洲之后，她通过与友人通信和出版作品，把她在最后一个欧亚草原帝国所获取的知识传播开来，让欧洲有关亚洲的知识得到了更新。她在亚洲逗留期间结识的丈夫——雷纳特（Johan Gustaf Renat），还把在当地绘制的两幅准噶尔地图带回了欧洲。布里吉塔和她丈夫的历史，就是微观全球史的一个样本。
最后，全球史的核心概念“联系”，往往被简约为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 换言之，无论是“互动”还是“网络”，都应该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但是，全球史的书写是否一定要以西方为中心？是否一定是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才是“全球性联系”呢？是否一定要是西方发生的历史时刻，才有资格称为“全球时刻”呢？譬如，明朝时期基于中国朝贡体系所构建起来的东亚世界网络，能否算是全球史呢？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西方以外地区的全球史研究者，我们倒更应该反思，究竟该如何摆正西方在近代以来历史进程中的位置，还是要弄清楚哪些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哪些是事实层面的问题。
全球史没有“正宗”和“冒牌”之分
2020年秋天，由哈佛、芝加哥和加州洛杉矶分校的三位历史学者联名发表的一篇雄文《如何书写冒牌全球史》，再一次把全球史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是一篇学术书评，批评的对象是耶鲁大学历史系阿兰·米哈伊尔的《奥斯曼之影》。书评指出，作者在书中采取一种哗众取宠的口吻，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一味夸大奥斯曼苏丹塞里姆一世的全球影响力。书评作者还对他们的投稿被《华盛顿邮报》拒绝刊登而颇有微词，而此报有阿兰·米哈伊尔的专栏。由此人们也不难嗅到，这场学术争论的背后多少也挟带了些许的意气和派系之争。但无论如何，纵观全文，三位作者更多地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对这部畅销的学术书在误导大众的方面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任何质疑，只是警示学者不能打着“全球史”的旗号，去降低甚至破坏历史学这个行当的门槛。换句话说，“全球史”躺着中枪了。
全球史不是“古驰”手袋那样的奢侈品，当然没有“正宗”和“冒牌”之分。全球史是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日用品，应该是历史学者和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能够上手实践的史学理论和方法。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在“作为方法的全球史”和“作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史”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从严格意义上讲，后者才是真正的全球史。
现阶段国内多数宣称从事全球史的学者，其实更多地是从方法层面切入。以笔者熟悉的欧亚草原历史研究为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纳入全球史的语境考察。他们所强调的，与其说是在学理上探究“全球中世纪”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引入一种全球视野，以及对多语种一手史料和二手文献的使用，甚至是在某些领域内与他国学者通过常态性的互动机制来实现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搭建。
我们经常在公开场合听到有学者感慨，国内现在几乎都是在译介别国的全球史，由中国学者书写并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全球史作品尚不多。这句话中的“全球史”，就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史。就全球商品这一全球史研究的经典主题而言，中国学者已经写出了一部将*片鸦**和茶叶纳入19世纪经济全球化语境中考察的专著，并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实际上，中国并不缺乏全球史的素材和试验场。上海自开埠以来就以国际化而著称，十里洋场里的人物、事件和进程，多少都具有点“全球性”。可喜的是，中国的两位年轻学人分别就上海的万国商团和锡克离散社群的全球史研究，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了成功。
最后，期待笔者以反讽甚至戏谑的方式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问题的读者，或许要失望了。 当然不是什么都是全球史。全球史自有其边界。我们要提防全球史的滥用，否则会引起“全球史”的贬值。 总有一些课题中，全球史的视野不如本土或区域视角那么适用。例如，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史。另外，网络也不是无所不包的，总有一些“漏网之鱼”，游离于甚至是逃离了精心编织的网络，实践着不被统治的艺术。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855期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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