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胡马阴山牧民工

2003年时,非典肆虐半个中国。处处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谈“典”色变。
当时,一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冒出一句:“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这汤飞凡是何许人也!难道是这“典”的克星?
今“新冠”已去,恰巧又看到了这篇文章。再次拉进了汤飞凡的人生,汤飞凡于我是陌生的。
这两次疫情的影响,应该是刻骨铭心,它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见证了人性的另一面。不应该被忘记,而应该被铭记。
但我对他的家乡湖南--醴陵是熟悉的,“她”是“长株潭”经济圈株洲市下辖的五县之一的县级市。
除醴陵之外对茶陵也了解一二,想起茶陵就想起了那被称为“水晶猴”的谭延闿,民国主席,颜体大家。传说他曾写过南京“国民政府”四字,也有人说是他弟弟谭泽闿写的,他们兄弟两人都是颜体大家。
习书法的人都明白,一般碑或匾额总喜欢用颜体,字型雄伟大气,似有“镇”之寓。
现在保存完好的南京“总统府”三字为云南剑川名人周钟岳所写。
最后一次科举,周钟岳为云南乡试第一名“解元”。而在开封会试时周钟岳落榜,谭延闿成了开封会试第一名“会元。”
应该说来云南人对湖南是不陌生的,教员祖上也是曾在永胜的毛家湾居住过。
本文中的汤飞凡也是在云南研究出了中国第一批临床用的青霉素。

1897年的某一天,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书香世家。清末的大地饿殍千里,白骨露野,饥饿和伤痛折磨着大众。为拯救贫病交迫的家乡父老,小小年纪的汤飞凡有一个理想:做一个悬壶济世的医者。
15岁时,汤飞凡考入长沙甲种工业学校。两年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成立,他弃工学医,想实现儿时的梦想,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
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仅有30名;1921年,毕业时仅剩10名学生,可谓教学考试之难。
1921年,天资聪慧的汤飞凡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并获医学博士。
1925年,汤飞凡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深造。他是一名优异的学生,完全可以留下来。
颜福庆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命运。颜是他的老师、曾任过湘雅医学院的院长,信中邀请他回国在一所新成立医学院任职。
他决定携家回国。
1929年,汤飞凡先后担任上海中央大学副教授、上海医学院教授;1932年,兼任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1935年,又到英国医学院研究所进修。1937年回国,被任命为民国中央防疫处处长。

那时,正是中国现代医学草创起步之际。一切从零开始,净场式的开启。回国后,汤飞凡在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资金短缺,师资匮乏。开学了,而整个医学院仅八名老师。
但“她”却是由中国人创建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
当时,中国最好的现代医学院是北京的“协和医院”和长沙的“湘雅医院”即俗称的“北协南雅”,湘雅即汤飞凡的母校。无一例外都是由在华的外国人创办。
如今,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建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院,更是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医学理念。
1937年淞沪会战,汤飞凡参加前线医疗救护队,救国之心可昭日月,救护站在日军炮火射程之下,队员们冒着枪林炮雨,穿棱于阵地,九死一生,抢救伤员。

抗战期间,汤飞凡一家四处流离辗转。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长沙,再到贵阳,最后随中央防疫处到了昆明。
1939年,汤飞凡在昆明西山脚下滇池边的高峣村主持中央防疫处工作,并创建了研究所。
为国难而奋斗,为文化而牺牲
长亭外、古道边,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中央防疫处生产出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白喉疫苗,挽救了无数国人的生命。
在高峣的新居,工作人员每周都要到汤老家里作一次科究讨论,相互交流世界微生学的发展情况。
1941年,全球第一支青霉素刚刚问世,便引起汤飞凡和他的研究团队的主意。当时,青霉素被西方军方列为机密。
中国的科学家在云岭贫瘠的土地上,也能播种出自己需要的未来。每一次的试验,都是音符般的跳动;每一次的成功,都让人屏息以待,每一刹那,都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智慧和辛劳!
“林花谢了春红”在三年的时间里,汤飞凡与他的团队历经上百次的实验;终于从废弃旧皮鞋上获取到了所需的霉菌。研制出中国第一批每瓶5万单位的青霉素,几乎与世界同步。
让世人没想到的是在这简陋的青霉素“生产车间”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陈旧漏水的锅炉、用一次要修一次...。这就是“最令人吃惊的生产车间。”
青霉素的诞生,使许多苦难的国人战胜了死神的考验,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机会,重新加入抗日的队伍。
1943年9月5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第一批临床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它与汤飞凡名字紧紧联在一起。让世人认识了高峣,更认识了昆明,又一次拉近了高峣。这次的成功,并不代表着结束。

1955年,在汤飞凡和他的助手们共同努力下,又成功分离出了世界第一株沙眼病毒。在两年时间里,中国沙眼的发病率降到6%以下。
汤老的成就无时无刻不在沐浴着人们。
1958年1月,为了进一步证明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61岁的汤飞凡让助手将沙眼病原体滴入自己的一只眼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沙眼发病率高达55%,致盲率5%。在边远的山区患病率达80-90%,即所谓的“十眼九沙。”
要找到预防治疗原因,就必须搞清沙眼病原体。
1970年,国际社会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病毒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根据,汤飞凡的科研成果。1961年,我国彻底消灭了天花,比世界上有些国家整整提前了16年。
今天的我们,仍生活在他荫庇的世界里。
1957年,汤飞凡当选为学部委员(即科学院院士)。是中华医学会理事、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全国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
血卧中原肥尽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1958年9月30日,无奈潮来,汤老在“拨白旗”中倒下。是否事出有据,人皆有证不得而知,但英雄的意外也是不出意外的,救民的英雄成了问题,角色只要染上时代的五彩色就有了不同的坐标,故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讲究的文人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只会选一条路,不会像泰迪一样苟且。天未央、太匆匆就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开启了有去无回的远行;此时,身份再一次注定了命运。
望着凶凶人言,选择自决,也是种壮烈的体面,也是一种逃离窒息和绝望的选择。那时和大道不相符,文化人被误解,只有逃避,不自绝就得做个摇尾的,但又不甘于自己认定的事,不违背,那就走。我要的不是雪,而是整个冬天。这也许是他的底色。
也许,当时他很想努力,努力改变一下,才发觉自己真的很无力。
当我们再一次呼唤他时,英雄已经远去。人生如斯,一次壮游;虽是玉环飞燕皆尘土,但却是文人的脊梁,文化人的魂魄。
非典时,上网一查汤飞凡词条时,只是简简单单的几行字:
是中国微生物科学的奠基者,是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寥寥数语,踌躇人生几回难;似乎,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束逝去的浮云,一位逝水流年的过客。
汤飞凡,无疑是个“士”,有才,为民为苍生,值得后人追忆。汤在该走该留时,选择留下。留下让自己长舒了一口气;当退潮之后,你就会裸躺在沙滩上。该来的会来躲是躲不过去的,波澜壮阔的一生被逼到墙角走了。除了掰开揉碎散落于地的零星的碎片,只言片语,写的过细就无法可写。由于受剧情的影响,过滤着能用的信息就点到为止吧。
芳华一去不再有,花瓣落地暗流香。

云南之于湖南,还是湖南之于云南,应该是熟悉的。
如果说汤飞凡是研究菜谱的,那么他的姨排李觉就是研究兵法的,研究菜谱的毕竟比研究兵法的要单纯一些。
如同清早的火车站,起了个大早,却也赶上了最后一趟列车,长长铁路再无行人,日色变得极慢,邮件信息来得更是极慢。
汤飞凡留下,如同进了奇门遁甲,分不清道道。
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雪,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所以,才有醴陵这近三千年不易之名。
云南对于汤飞凡和李觉而言也是熟悉的;因为,他们都在云南生活过,而李觉却是出生在云南的长沙人,国军将领“湘军悍将”;据说,排名第三的元帅在红军时期,曾被他打败过,后来他对此事三缄其口。汤、李之间又有一个共同的岳父就是--何键、何大人,这个知名度就高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此尊之名如雷贯耳,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1930年的长沙“识字岭”。余曾写过《十五岁当妾、十七岁死了丈夫,读书后嫁了省主席,一个华丽的转身》的头条小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小看一下。李觉娶了何键的长女何玫,汤飞凡娶了次女何琏,两人成了连襟、又称一肩挑;我们云南称之“姨排”,李觉成了大姨排。
可见,何键、何大人挑女婿的眼光也是独辣的,挑继室也是独一份,眼光就是高,不服不行。现在挑女婿的大妈们,与何大人相比差远啦。
何键与大女婿李觉又是保定军校的校友,李觉军旅生涯又多何岳丈提携。
何键上军校时常交白卷,一次考《几何学》题,何键烦了、写下:“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可见,何大人还是接地气的,立根草莽间,没有高大上的豪言壮语,上军校就是冲着富贵去的,反而不造作,显得可爱,萌萌的。

我没有去过醴陵,醴陵于我是非常陌生又熟悉的。之前的前女老板就是醴陵市官庄镇芦佛x村的,村妞当老板,打工一下就过了六、七年,似有“故剑”之感,没有更多留恋,只有更多回忆。
似乎成了心中的次珍拉姆,画不出你的倩影,只好把它刻在心里,却模糊得越来越难刻,如同雪莲吹落在孤独的山嶺。本人在雪域呆过,喜欢那里对美女的称谓如:卓玛...。
但我去过长沙和湘潭,并在湘潭小住了一时。似乎,湘妹子在湖南更温柔一些、更水灵一些。据说,大师章太炎很喜欢湘女;如此看来,章大师去过湖南,但未遇到过出了省的湘妹妹,不然不会这么的衷情。
我呢,喜欢游山而非玩水,在湘潭易俗河时曾花12元坐中巴去过茶恩镇,那里有一个寺,叫“茶恩寺”,从公路边的小巷子进去百米左右,看着破破烂烂的,无人,我算包场了,门额上有乾隆爷写的诗,说乾隆爷曾经来过这里,到茶恩寺就是冲着这诗而来。

在历史的长河中,醴陵也是颗闪耀的星星,照亮着“她”那广袤的原野,“她”也是一座坚韧的城市,哺育了许多名人名将。
两千多年来“她”醴陵的名字从未变更过。如果,是一封两千年发出的信,到今天同样能准确寄到醴陵,这便是醴陵的独特之美。
据云,当年元末战乱,气势如虹的醴陵遭受灭顶之灾,生灵涂炭,繁华的街市沦为乱石残垣,万家灯火化为焦土废墟,经此浩劫,仅余破败的城墙与满目疮痍,古城变成了空城。整个醴陵仅存18户人家,惨、惨、惨。洪武帝只好采取江西以及安徽等省填湖广,增加人口;繁延了今天醴陵的辉煌,延续了这座古城近三千年的血脉。
本文中的汤飞凡就出生于茶山镇的汤家坪村。茶山镇在醴陵19个乡镇中,不知是何等的存在,但凭汤老回春之手,应该也是杠杠的。何键也是出生于此,何家是小户型式的家庭,而汤家无疑是大户型的家庭,很有话语权。那时,老何把女儿许配给汤家,无疑是想让女儿少受一些生活的苦、生活的累,古今皆然。
打工时曾问过一位姓程的小老板,说与程潜是一家程,祖籍来自江西。我说你错了,如是一家程,祖上一定来自安徽;如果是来自江西,说明不一家程,而是另一支了。
这里的“湖广”指“两湖”湖北、湖南,而非“湖南、广西”。
辛亥时为区别湖广与旗人,凡进出武昌城的行人,都必须念“666”这三个数字,如有差池,立刻逮之,也别间友和旗人。

醴陵也是将星云聚、人才辈出的城市,在上世纪演绎出295位将军(含国共),民国时是全国第二大的将军县。
醴陵好学之风从宋代至清800年不息,诞生了莱山、近恩、昭文、西山、江东、超然、渌江共七所书院。
从隋唐开始到清末的科举,醴陵共出进士40名,举人217名,贡士393名,堪称“书香满城”。
光凭这一点,我石坪人笑了。从洪武开疆拓土到清末,短短的数几百年,地处边陲的石坪出文进士66人,武进士11人,举人达640多人,有“秀才满街走”之誉;“王炸”了。
石坪可惜在了区位,位置特殊崎岖,人烟稀少,又碍于交通,历代很难从外界获得知识人才,正中了“穷不当老大”之说;倘若与醴陵比邻,或位居“长株潭”地区,谁牛?倒是可掰掰手腕的。
所以,一切的一切,虽然经典,已成过往;潮起潮落,跌宕起伏;触底反弹,东山再起?
刘伯温曾预言过:“江南千条水,云贵万崇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云贵虽好无奈地处偏僻,恨关羽不得张飞。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节刚过,庆祝新春的“爆竹”,祖师爷就是李畋。唐时的李畋发明了“爆竹”,千年来成了中华儿女庆祝佳节的最佳礼品,两个字“热闹”,没有比这更“闹”的了。
还有瓷器,翻开碗底大都印有“醴陵瓷”字样。代表现代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的釉下五彩也是诞生在此,古时就比肩大宋官窖。
能够把高岭土这种灰巴巴的材料玩得如此拉风灵动又不失质感的,除了醴陵人就是景德人了。
由长沙东出百里的醴陵。南宋乾道三年(1167)九月,大师朱熹自福建祟安专程到潭州造访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
张栻闻之东行百里相迎,两人在西山学宫、渌江书院相互讲学,切磋理学。从落叶满庭,讲到雨雪霏霏,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
这一讲,就讲了近三月,听者如市,院前水池:饮池水干竭,门前的泉水被听众喝干了;这就是有名的“朱张之会”。开启了文化的新篇章,特别是近代以来文武双汇,令石坪瞠目结舌。
1836年,“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年仅24岁的左宗棠成了渌江书院的新山长,凡三年。之后,醴陵开挂,石坪进入闭环期。

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静静横卧在滇池畔。村子虽小,却承重着历史的厚重,与状元、地理、远征军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民国中央防疫研究所,这在这里、就在高峣村。但我找不到你,但你却在我心中。
升庵祠里应该有你的展位,你是济世救人的使者,患者的菩萨。看到“文章杨状元、地理徐霞客”;应该加上“防疫汤飞凡,卫国远征军”这就完全啦!高峣有了你们而精彩。

远征军司令部、中央疫防研究所选址在此,真匠心独运,保密又安全。看晚霞肆意挥洒的西山,滇池披上金灿灿的外衣,高峣村却留下如此精艳的历史痕迹。
为何这样说,昆明的西山、西山脚下的高峣村对于小日子是熟悉的,对于板垣征四郎更是熟悉的。
1917年,板垣征四郎以日军参谋本部研究员的身份来到云南、来到昆明,开启他的调察之旅,也就是间谍之旅。在云南时间,断断续续近三年(也有说足足三年时间的),充分了解了云南的山川地理和民风。自然明白西山脚下高峣村的重要性。
板垣是中国通,也是云南通,对小本子可谓忠心,对工作可谓兢兢业业;敌国的精英,这种人对别国就是灾难。
1944年,《东亚印画辑》由日本人设立的“满蒙印画协会”在大连出版发行。内容涵盖了当时的自然风光、各地风土人情,自然也有不少我们云南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小本子情治人员以探险和学者的名义,对中国各地地理人文、山川河流、建筑环境考察留下的一手资料。
如今消烟散尽,照片中的情景建筑也许荡无存;但却留下了珍贵的场景,也许是它的唯一价值了。我相信在有关云南的照片中,也许其中就有板垣征四郎的作品。

从1938年9月28日,日军九架“九六式”轰炸机第一次轰炸昆明开始,到1944年,共六年对昆明的无差别战略轰炸,昆明军民深受其害。
日机虽凶,但没有一次成功或者轰炸过西山脚下的高峣村;那刀削的西山是把明晃晃的刀,那刀是刺向敌人的*器武**,是天上的一堵围墙,面对西山的倒影,是一堵日机飞不过的高墙。因为,实在太难了,明明知道那里有好东*藏西**着,有自己需要的“甜蜜”。由于,这天然屏障的阻挡,只好一次次的无功而返。
从辛亥开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垦”。云南与湖南有三次大的互动(一家之言)。醴陵之名,唤醒了先辈们来过的脚步,深深地印在了这绵绵的山脉。
辛亥时的邵阳人蔡锷就同云南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还有后来的护国运动,这些在云南省博物馆都有真实再现的场景。现在,昆明还有蔡将军故居--如意居;还有出生在昆明,成长在官渡的李某一歌唱家。此不赘言。
谈点云南人最熟悉的滇军60军及58军吧!这两个军对于醴陵人而言,应该是相当熟悉的了。若许多人不知的话,那就是去“x化”很重了。
抗战军兴,出滇抗战首推滇军第60军,四万余人。其中有一支由云岭女子组成的“战地服务团”。她们最大的二十五岁,小的年仅15岁,家仇国恨,奔赴抗战的前线;出发时55人,60军行至贵阳时又有六名外省女生加入,有全团最小的孟昭文年15岁。出发之际,来自弥勒的准备升学的姜迪芳女士,怀着满腔热血,毅然脱下旗袍换上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战地服务团女兵。她们用血肉之躯在禹王山抒写了云岭儿女的不屈精神。
她们用柔弱的身躯,扛起了人民的希望,用坚韧的毅志谱写了反抗外族侵略的传奇。她们是最美的人,也是最可爱的人。
滇军60军战地妇女服务团,共61人。她们大都来自昆华女子中和南菁中学的学生,大的25岁,小的仅15岁,她们都是大家闺秀,家庭小康的女儿,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战后据说仅存三人没有牺牲。
60军入湘后,曾在长沙、醴陵等地作了短暂修整,再次踏上了征战的旅程。被称为“女南蛮”、“女苗兵”,可见其勇敢和不怕牺牲的品质。
1938年10月,又一支从云南出发的第58军来到了醴陵,参加鄂南(崇阳)战役。其中,第11师伤亡甚重,在醴陵休整,等待云岭健儿的补充,师长鲁道源设司令部于白兔潭镇,凡两月有余。
滇军58军,参加了二、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4月,鲁道源升58军军长,参加43年常德会战。1944年5月,小本子陆海空30万人又发动了“长(沙)衡(阳)”大会战。58军回湖南应战,这几次58军均设军指于白兔潭镇,并取消了炸毁“渌江大桥”的命令,保护了这千年的石桥。
鲁道源率58军参加南昌会战时,有部分滇军就是从今天的白兔潭镇的荷田村越过“吴楚墙”进入江西。
白兔潭镇属于醴陵的“东乡区”,官庄镇为北乡区。白兔潭镇因澄潭江的江中有“白石如兔”故有此名。
“吴楚墙”应该是一道长墙,是在当地荷田村的山脊上,自东向西延伸。百度了一下,说是残存的高1.5-2米之间,墙顶宽的四米,长约2千米。仅此而已,猜测一下,既然叫“吴楚墙”,也许就是当年吴楚两国的边界,应为春秋时的边界,当时应该有守卫的战士。
现在,曾有一些抖音博主想探寻一下“吴楚墙”,却不知“庐山真面目”。因为,从荷田村去“吴楚墙”还有四、五千米。路难行,似于蜀道难,重峦叠嶂虽谈不上,但对于久居城里的人而言,也是难于上“青天”,荷田村村民几乎无人去过,道路崎岖难行,杂草荆棘丛生,闲着多好,何别找此罪受。仅是几块石头,不看也罢!作鸡肋之感。
荷田村村民祖上有从福建、江西过来的;此村,似乎从福建过来的多。祖先们披荆斩棘,毕路蓝缕,开疆拓土,风雨耕读,遂有了今日辉煌。醴陵人似乎又与“狡猾”搭上了勾,称为醴陵“拐子”。似乎与石坪“滑葫芦”又有了一比。
其实,这是调侃醴陵人,只是一种不正经的印象。真正的醴陵人和石坪人一样,内心是极其敏感细腻的。醴陵人如同醴陵瓷细腻而光滑,不沾一点污,这就是广为人知的醴陵,是一颗明珠。正如,异龙湖是高原明珠一样,闪闪发光。
开放进取,也许是醴陵人的基因。通过努力和探索将土块与艺术完美无瑕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如梦似幻的瓷,遂成了经典。看到了一个无须虑镜无整容的醴陵,于我而言是一坛醇香的格桑里啰!
所以,石坪人认识醴陵人不是一场误会,更象是一场久别的重逢。迷迷糊糊之中各自撞入了彼此人的领地,似乎是一场有意安排的误会。从没话到找话,到打开心扉,层层递进却显得是那样的合情合理,润物无声。也许,是两地一场内心的独白,丝毫不却得沉闷和突兀。
但对于几十年前的58军却不是这样的,越过它就像跨田地里的坝埂一样容易,这种悍不畏死的精神正是他们战胜敌人的支柱,虽远弗届。
在当地、在醴陵、在白兔滩镇,有没有战地黄花分外香,我不知道,按我当过解x军经历,应该是会有的,而且绝对会有的。
因为,爱情鸟从来不会飞走的,都会盘旋在每个少男少女的头上。再说,军民鱼水情,历来是值得提倡互动的,军民一家亲,就是胜利的根本。
滇军60军在东北起义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建国初第50军又重新回到了醴陵休整,直到朝战爆发,又一次踏上北渡的列车,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醴陵、醴陵,是滇军第60军、第58军,最熟悉的地名。紧紧与云南远行的子弟联系在一起。
我们也谈谈建国后,湖南与云南的互动,当数“农垦”了。许多湖湘子弟来到了云南,成了一名光荣的生产兵团的战士,是新中国第一代橡胶人,第一代农垦人。

1959年10-12月,湖南醴陵、祁东、祁阳,三县的青壮男女,积极响影号召:到大西南去、到云南去。他(她)们,勇跃报告,写决心书、写血书--我一定要到云南去。
三县中,第一个带头的是醴陵县县长颜傲秋同志。
这三县几万人分三次从醴陵出发,到了云南。云南各族儿女敲起手鼓,弹起大三弦,阿细跳月般的欢迎这些来自远方的亲人。
其中,自来醴陵的张冬生一家倍受关注。年近六旬的张冬生老汉一腔热血,积极要求,很贴心的带领全家十五人来到了美丽的西双版纳、美丽的橄榄坝,来到了勐腊农场。张冬生是云南农垦农场第一个“劳模”,又是连续几届的“林管标兵”,扎根云南;谱写了湘云友谊的新篇章,湖南、云南连着那记忆的湖。
勐腊农场成立于1959年9月,最初由退伍、转业军人及家属和支边人员组成的“军民”农垦。后来又迎来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人员达一万余人,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唤醒了这沉睡的宝地。
我一位东风农场的战友,爱人就是第一代醴陵人支边的闺女,算是第二代农垦人。听他说,以前回醴陵要经过文山入广西再到湖南的,远但快乐着。因为,无边的爱,在长途的旅行中拉近了彼此的心,心更近了,弯弯曲曲的路印证了这绵绵爱。
素颜下的醴陵碧波翻雪,细沙藏金,回首几缕风情。更酸的是,越来越美了,闪电炸火石,让人口水拉丝。反观石坪,宛如静谧的山轮开出的花朵,飘来的是阵阵清香。于我是一个一生的总结,而不是习惯。
醴陵一次次的刷爆也是历史的漫步295位武将及文人荟萃。引得世人血书醴陵分享“她”成功秘籍。醴陵打的就是物产和人才,这两张牌。似乎已经上岸,石坪还在水中。
醴陵这两千年,悠然而道:也许,“是人才改变了我”。而石坪最大的遗憾就是嫁给了边陲。醴陵在石坪面前可以放下心来,安然小憇,护住了王者的人设。区位人才,醴陵为王。谈区位、谈文化、谈人才,用陶瓷用鞭炮宴请八方来客,做八方人情,格局好大哟。
醴陵两字似乎飘飘轻,实则历史厚重。
对于文化,两地所见略同。似乎不用宣传,凭历史就八方来朝,既在一炫,也像在不似间。
醴陵在近代百年的尺度上影响极大,排位就上去了。
一回头就是再见,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泛着光。在星空下仰望过去。比起生活,回忆是轻的。
在多少个华灯初上的夜晚,看着滇池的点点渔火,落花流水轻漫,晚霞渔归,只恨花谢了残霞;将那无形灯火,轻轻地拥入怀中。
坐在升庵祠的门墩上,慢吞吞回忆着失去的历史,能否毅然前行?想着上一代人、再上一代人,艰苦付出,过着憋屈的生活,是希望后来的下一代过得更幸福,一个凝视的回眸,已成过往。
胡马阴山,原创小文;文笔粗糙,卷帘散朝。